名列六畜之一的羊，是古代中国农耕社会豢养的重要家畜。羊肉是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羊皮又可作为衣裘御寒保暖。羚羊更是稀有的保护动物之一，其角是贵重的中药，在远古原始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羊就成为驯养的重要畜兽，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些墓葬中曾有不同数量的羊骨出现，寓示对羊的饲养已逐渐普遍，并和人类结下不可分割的关系。羊的形象也出现于远古时期的岩画和彩陶的纹样之中。
　　进入王朝的先秦时期，羊不仅是贵族钟鸣鼎食的美餐，而且更作为隆重的祭神祭祖之牺牲供品，一些精致的青铜礼器也以羊的形象为装饰。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就有如四羊方尊、三羊晷、双羊尊、四羊瓿等，都巧妙地将羊的形象与器形融为一体，达到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青铜方尊，高达58.3厘米，重有34.5公斤，器口四面张开，口沿下饰以开放的蕉叶纹，器身遍布云纹、夔龙纹和兽面纹，腹部四角以立雕形式各铸造出一羊，羊头犄角卷出，神态安详，四脚挺立，四羊躯体连接，形成铜尊腹部，将动物形象与器形巧妙结合起来，设计颇具巧思。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双羊尊则将两只背向而立的羊组合成青铜祭器，华美而庄重。三羊罍在江苏江宁及北京平谷等地都有出土，皆为敛口，口沿外折，方唇，颈粗短，折肩，深腹，高圈足，在肩部以等分的距离装饰以高浮雕的三个卷角羊头，铸造异常精美，带有商代中期的显著特征，从中显示出商代疆域的扩大和高度的工艺水平，这些礼器和那些带有威慑狞厉而神秘气息的以饕餮（或称兽头）纹为主体的器物迥然不同，是商代青铜器中的典范之作。
　　汉王朝的建立将中国早期文化推向新的高峰，现考古出土的墓室壁画、画像石及工艺品中羊的形象渐多。古代民俗中认为羊有辟迓福消灾避祸的作用，裴玄《新言》中谓：“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汉代墓室中有的在墓门的门额上方画或塑出羊头作为吉祥的表征。洛阳烧沟61号汉墓中绘有日月天象和驱邪打鬼的形象，在墓内门的横梁上画有神虎吃旱魃的图象，而在其上方突出地彩塑出羊头，将驱邪与降福合在一起表现。有些画像石墓的横额上也浮雕出羊头的形象，在其周围还点缀着龙凤等吉祥物。直到近代某些地区仍残存有悬挂羊头的俗尚。汉字中“羊”“祥”通用，羊更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汉代铜器上常有“大吉祥宜子孙”的祝颂之词。一些灯具等日用工艺品亦用羊形，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羊形灯堪称是古代工艺品中的杰作。此灯整体构成卧羊的形象，而其背部可活动地向上翻起，在使用时成为灯碗，结构新颖而巧妙。汉代的明器中陶羊形象多为驯顺的卧姿，魏晋时期的青瓷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羊形尊，或山羊，或绵羊，造型生动品种多样，塑造上显示出相当高的写实水平。
　　古代儒家思想中讲求天人合一的观念，对羊的性格和行为赋于很高的道德评价。汉代董仲舒谓羊有好仁义、知礼的美德，特别是羊羔吃奶时必跪于母羊之下，成为至孝的品格。所以唐宋坟墓前的石刻中已有羊形排列其中。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神道上的石羊作卧态，表现出驯良的性格，与石狮等石兽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羊为孝义之兽，旧时长辈常以羊羔跪乳的事例对晚辈灌输应恪尽孝道的观念。冀南豫北有些地区流行着农历六七月间舅舅给外甥送面羊的风俗，用面塑成羊形及各种花样作为礼物，以艺术形象为媒介，从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对青少年思想发展有着无形的感染和启迪作用。关于此种风俗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传说有关。二郎神杨戬因其妹华山三圣母与士人刘彦昌相爱，而将她拘于华山之下，后来三圣母之子沉香劈开华山救出三圣母，并与其舅杨戬反目血拼，后来杨戬送羊给沉香以示和解，从而衍化为送面羊的风俗，但冀南民间所蒸制的“面羊”并非全依羊形塑造，常是人形中伴有花朵装饰，极力渲染吉祥和谐的气息。
　　在古代绘画中有不少涉及羊的形象的作品，宋代陈居中《四羊图》生动表现了山羊相互抵斗游戏的情景：在长有树木的坡陀下，三只小山羊互相打闹玩耍，一只小羊用头抵顶另一只小羊后尾，使被抵的小羊前身竖起，山坡上一只黑色山羊正驻足观察，动静对比，更显得活泼有趣。陈居中为南宋画家，曾在宫廷供职，擅长画人物故事，此图显示了他在花鸟畜兽方面的才能。
　　元代赵孟頫《二羊图卷》画一只山羊低头似为吃草状，另一只绵羊昂首瞻望，山羊张口睁目犄角竖立尾巴上翘的动态十分传神，画家用流畅自然的细笔画出直长而篷松的羊毛，显示出高超的笔墨功力。昂首而立的绵羊前肢挺直，羊角卷曲，躯体肥硕，侧首观望，卷而短的羊毛带有光泽，因此完全用水墨画出，混身显出花斑之状，颇有神采。不画背景，画面形象鲜明突出耐人寻味。此图系应人求画乘兴而作，画家题语谓：“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赵孟頫此前虽未画过羊，此图偶尔为之却能神形兼备，显示出画家精深的艺术修养。
　　羊的形象更作为节令画展现于中古时期的绘画创作之中。我国古代在冬至节时有悬挂消寒图及“绵羊太子”图的风俗活动，冬至是古代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北方地区是日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白昼最短，常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但冬至以后白日渐长，逐日阴衰阳盛，故古代称冬至的十一月为一阳生，十二月为二阳生，正月则有三阳开泰之意，因此，冬至节在寒冷中孕育着春天的将临。从冬至开始以九天为一单位进入“数九”，待到九九八十一天后则是春暖花开的艳阳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幅明代宫廷画家所作《绵羊太子图》，在一幅画上画有八十一只羊，正中有一盛装骑羊的少年，寓意九九阴消阳长，笔墨精工，造型生动，尚继承有宋画精密不苟之遗绪。古代画家又以三只羊组合为吉祥图画，著名者有明代宣德皇帝所绘《三阳开泰图》，画一只山羊和两只小羊，像一个长辈带领两个孩子，动态伏仰之间含有拟人化的手法。明宣宗朱瞻基精于书画，尤擅花鸟，是仅次于宋徽宗的擅画之帝王，常以书画赐予臣下，图中多带有吉祥寓意。三阳开泰在民间绘画剪纸中多有表现，山东潍县杨家埠清代木版年画三阳开泰图亦表现不同动态的三只羊，并配置以山茶，色彩鲜艳强烈，造型和构图都带有鲜明的装饰色彩。另有一幅表现意态闲适的牧羊老人坐于柳阴下，三羊自由活动动态各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的乡土色彩。三阳开泰的艺术表现可远溯至汉代，汉墓中的画像石有集合三个羊疛头的浮雕为一体者，可能带有吉祥祝福的因素。
　　与羊有关之历故事和神话传说则有苏武牧羊和龙女牧羊，清术海派名家任伯年曾画有多幅苏武牧羊图。图中的苏武手拄旄节形象清癯而神色坚定，厚重的袍服以带有方折的线描勾出，成功地塑造出苏武忠贞不移的民族气节。此图画于光绪八年（1888年），当时清廷腐败，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画家画此图应是有感而发。任伯年还以脚人传奇《柳毅传》为题材画过多幅《龙女牧羊》，表现洞庭龙王之女出嫁后受丈夫欺凌而在海滨牧羊，恰遇柳毅为其传信到洞庭，终于被解救得到自由，任伯年笔下的牧羊龙女形象美丽衣着朴素，她手执羊鞭凝神贮立若有所待，从中鲜明地塑造出不甘任人欺凌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
　　清末广东画家苏仁山创作之《五羊仙迹图》虽未出现羊的形象，但却蕴含着一个仙羊降瑞的美好传说：周夷王时，五个仙人骑着口衔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将谷穗赠给人们，祝这里永远丰收富足。故广州称为羊城。此画纯用焦墨勾画仙人形象，虽逸笔草草却神气十足，
　　在民间木雕和砖雕中也常见苏武牧羊的作品。清代东阳木雕苏武牧羊表现持节的苏武头戴风帽，脸上布满皱纹，颔下长髯，显得苍老但神色凝重，三羊或卧或立，齐聚于苏武身前，挺然站立的苏武与羊组三角形的画面，苏武的厚重长袍衣纹下垂，更增添了稳定感，加强了对苏武品格的刻画。
　　以羊的形象为媒介寓意吉祥美好的祝愿的艺术创作更大量存在于近代民间美术之中，诸如泥塑玩具、草编、刺绣，特别是剪纸中展现出多种多样的精心之作，这些出自群众之手的艺术常常是别出心裁构想巧妙，皆表现出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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