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是制瓷业的鼻祖，曾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赢得了世人的高度赞誉。对越窑之名的内涵、越窑的地域界限、越窑的性质、越窑的历史等问题，值得今人不断地深入探究。惟有弄明白这些问题，才能清晰地建立越窑的概念，充分地凸显越窑的地位，科学地揭示越窑的影响。
　　越窑的分布范围
　　从现有的资料看，越窑之名最早出现于晚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该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当时，秘色瓷的主要产地在上林湖，此地唐代属明州慈溪县，五代才划人越州余姚县，无疑，陆龟蒙笔下的“越”，绝非越州的简称，而是与古越族居住地和越国相联系的概念。这就是说，越窑是个涵盖面较广的窑名。
　　陈万里先生是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述越窑的第一人。他在《瓷器与浙江》一书中写道：“晋以前无瓷字，所以有人说汉代无瓷器。晋的时候杜毓《藓赋》云：‘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又有所谓‘缥瓷’之说，文献材料，亦只此一点滴而已。究竟那时候的瓷，是怎样的一种制作与色釉，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在此短短的七八年间，起初吾人认识了浙江的晋代陶瓷，继而知道了晋代早期的越窑，最后明白晓得了早期的越窑，在孙吴时代，已经有此成熟的产物。”在这里，他把越窑的历史上推到了唐代以前。关于越窑的分布范围，他指出：“此外除了我们把萧山、绍兴、余姚等地所烧造的称为越器以外，与越器先后同一时代而在浙西的地区里，还有其他烧造青釉的古代窑地，如我所发现的湖州钱山漾的摇铃山窑，以及德清窑，富阳窑等处属于越器的青釉系统。”由此可知，陈万里先生所认为的越窑，分布地域是相当广阔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们在对古窑址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越窑是浙江东北部宁绍地区东汉至北宋青瓷窑场的统称。东汉至南朝，越窑的中心产地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唐至北宋，越窑的主要窑场集中在慈溪上林湖一带。这两个邻近地区的越窑窑场，其生产工艺在同期的所有青瓷窑场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成为优秀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由于制瓷技术的传播主要表现为近距离的逐渐扩散和远距离的直接输入，所以在越窑主要产地的外围以至更遥远的区域，都出现了青瓷窑场，这些窑场的产品风格，与典型的越窑青瓷具有程度不同的相似性，从而使越窑分布范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位于古越国疆域内的今温州、台州、金华、衢州、湖州等地，均遗存有与越窑同时代的青瓷窑址，倘按陈万里先生的观点来说，这些窑都属于越窑范畴。
　　应该看到，骚人墨客在诗文中使用越窑之名，反映的是宁绍地区各窑场青瓷的总体风貌具有令世人难辨彼此的一致性。作为烧造者和营销者，自然不会采用这样的笼统窑名，他们所用的是有利于销售的、带广告性的具体窑名。三国西晋越窑青瓷上的“上虞”、“始宁”铭文，东晋越窑青瓷上的褐彩“余姚”款，北宋越窑青瓷铭文中的“上虞窑”之名等，证明宁绍地区古代生产瓷器的窑场，其窑名通常都是以县名或窑场所在的地名来命名的。就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宗教等而言，窑名的具体化必然是很有裨益的，亦是客观现实的要求。颇具说服力的事例是，婺州窑分布范围内类似越窑的窑场之命名问题——武义水碓周、东阳葛府二地遗存的北宋青瓷窑址，产品风格以及窑炉、窑具等，几乎完全与宁绍地区的越窑相同，它标志着以窑匠为载体的越窑制瓷技术的整体移植，仿佛是在婺州窑分布区内突兀地嵌入了越窑窑场，这类窑场既不能谓之越窑，又不能简单地归入婺州窑的范畴，也不能定名为武义窑、东阳窑，而只能以小地名称其为水碓周窑、葛府窑。实际上，人们普遍使用越窑之名，主要原因是无法准确判定海内外遗址、墓葬、沉船等出土、出水的宁绍一带及邻近地区烧制的青瓷的具体产地。所以，建立古窑址标本微量元素数据库，用比较的方法对完整瓷器进行微量元素的无损测定，是将来确定古代瓷器的具体产地并将其窑口名称具体化的科学基础和有效途径。而在宏观研究、叙述以及构建古瓷系统树方面，越窑之名仍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越窑瓷器的断代
　　东汉成熟青瓷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的许多地方大量出产后，烧制此类青瓷的窑场，便成为早期越窑的主体，窑业的发展因社会对青瓷需求量的不断上升而异常迅猛，东汉以后很快就进入了鼎盛期。三国时期的越窑，制作工艺更为精湛，产品种类丰富，装饰题材多样，技法新颖独到，前所未有的大型器物层见叠出。青瓷羊形器就是很有时代特征的一个品种。南京清凉山“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一对越窑青瓷羊形器，体态肥硕雄浑。南京西岗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羊形器，形态与南京清凉山出土的毫无二致。此墓的年代为孙吴甘露到天纪年间，相当于西晋泰始到咸宁年间，即公元265—280年之间。此外，安徽马鞍山三国朱然墓附近的一座贵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羊形器，造型丰满、大气。人们认为此墓的主人为朱然之子朱绩，他卒于孙吴建衡二年（270）。这就引出了一个断代的问题——这二件青瓷羊形器的年代是定为三国合理，还是定为西晋合适？我认为，其年代应定为三国，理由是：（1）西晋虽于265年立国，但吴国一直到280年才灭亡，这二件青瓷羊形器既产于吴国的窑场，又随葬于吴国的墓中，固然属于三国之物。（2）公元265—280年这15年间，吴帝孙皓在位，国内奢靡成风。《三国志·吴书·孙皓传》云：“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晋书·五行志》记载：“皓初迁都武昌，寻还建邺，又起新馆，缀饰珠玉，壮丽过甚，破坏诸营，增广苑囿，犯暑妨农，官私疲怠。”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工作无用之器”。盛行的奢靡和厚葬之风，将越窑的生产工艺推上了孙吴时期的巅峰，这二件青瓷羊形器就属于此期越窑的杰作。吴国覆亡后，这类青瓷羊形器便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至东晋时，青瓷羊形器已很瘦小，长度仅为三国时的一半。不难看出，孙皓统治时期越窑所取得的成就，是六朝时期越窑发展史上的最辉煌的丰碑，它属于孙吴时代，更属于吴国的窑业体系，所以，把公元265—280年的越窑产品的年代定为三国是合理的。 　　有一点需要看到，墓葬出土的越窑青瓷，所定年代通常都与该墓的年代对应，但它们的烧制时间却早于随葬时间，有的要早许多年。墓葬的年代只是随葬品年代的下限，其年代上限具有不确定性。山东临淄的北朝墓，出土过西晋越窑青瓷狮形器。因此，孙吴以降的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实用器，制作年代未必都是西晋，有的应为三国或更早的制品。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越窑在经历了三国西晋的鼎盛期后，发展渐趋缓慢，隋至唐初还曾一度步入低谷。中唐开始，越窑仿佛从休眠中苏醒，迅速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机，大规模地向中原皇室进贡和外销，终于使越窑在五代吴越晚期迎来了制瓷业的全盛期。这一时期，也就是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太平兴国三年（978）。此期的越窑青瓷，胎薄釉润，多饰有刻划花，体现了吴越国制瓷业的顶尖水平，非吴越之后的同类产品可比，所以，这18年间的越窑青瓷的年代，理应属于五代十国时期，而将此时期简称为五代亦可。不过，鉴定吴越消逝后随葬于墓中的越瓷之年代，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北京辽韩佚墓出土了一批越窑青瓷，其中注子、温碗、茶托等饰有精美的细线划花纹。韩佚卒于辽统和十三年（995），这时距吴越亡国已有17年，而造型、纹饰及制作工艺表明，这批青瓷是吴越晚期越窑生产的精品。宋太宗元德李皇后死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成平三年（1000）在永熙陵与宋太宗合葬，随葬的越窑青瓷做工精致，釉色青莹，盘刻划龙纹，套盘饰细线云鹤纹、云纹、绳索纹，碗饰细线云纹，这三件越瓷分明是吴越国王钱弘俶贡人北宋朝廷之物。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出土的4件越窑青瓷盘，饰细线划花双蝶纹和缠枝菊花纹，其中一件盘的外底铭有“官”款，它们均为吴越晚期越窑的产品。因吴越晚期越窑的产量极大，故这一时期的越瓷在各地流传的时间很长，江苏无锡的元代墓葬出土吴越晚期的越窑青瓷八棱形注子就说明了这一点。除了墓葬外，遗址出土的吴越晚期的越瓷，亦须仔细辨认。例如，吴越国曾向北宋朝廷进贡了14万多件越窑青瓷，北宋灭亡时，统治者携带到南方的瓷器中，这类越瓷占有一定的比例，虽然它们以各种原因遗存在南宋地层中，但其年代只能定为五代，绝不能视为南宋制品，更不能将它们与南宋余姚官窑的刻划花青瓷混为一谈。
　　可以相信，随着社会对探索古代文明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继续深入，古窑址标本热释光编年体系终将建立起来，那时，出土、出水和传世的越瓷的断代，会变得更便捷和准确。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