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涑水河上游南畔、中条山东段北面，离绛县县城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春秋时的名城——车厢城，即今绛县南城村。在这里曾发生过至今犹令人怵目的晋时“尽杀群公子”事件，晋国曾在此建都80余年，晋文公就是在这里建立了辉煌霸业，一度成为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晋献公围杀群公子于“聚”
　　
　　据晋国史记载，在晋献公初期曾发生过一次：“尽杀群公子”的事件。事件发生的背景是，晋国长期：内乱，公元前678年武后灭翼以“小泉”代“大宗”使分裂的晋国复归统一，武公死后，献公继位，首先使他触痛的是过去公族争立，殊死残杀的场景。特别是他的先祖桓叔(成师)、庄伯(鲜)、武公(称)三代在战争中，连杀四君，(昭、孝、哀、小于)而逐一君(鄂)的惨景犹历历在目。沉痛的教训使他感到，必须清除对自己君位有威胁的潜在势力。异姓之族虽有制造内乱，甚至弑君的可能，却不能自立为君。而最能威胁君权，重演弑君夺位悲剧的便是自己的内族，特别是在伐翼之后已成为显族的叔侄兄弟们。当时足智多谋的大夫士蒍也为其出谋献策，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史记·晋世家》)。“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于是开始实施围杀群公子的密谋。先是采取挑唆、离间的手段，在驱逐“富于”(似指桓、庄族中有智谋者)杀“游氏二子”(似指桓、庄族中血缘远者)之后，又将群公子“城聚而处之”，即把他们安置在聚邑之城，突然发兵，一举围歼。从而使晋献公消除了隐患，巩固了统治地位。
　　围杀群公子的“聚”城，据史载和实地考证，就是过去的车厢城，现在的绛县南城村。“聚”，史家多诠释为“晋邑之专名”，因其形似车厢，又名车厢城。《方舆纪要》明确记载：“聚，即今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车厢城，在山西绛县东南十里”。很多史家对此都有同样论述。从实地来看，该城沿中条山北坡而建，南北长约2华里，东西长约1华里，东西两沟夹裹；沟深约30余米。东西又有两峰对峙，呈易守难攻之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旧址尚留有古墙残壁；东部有几处“岗哨台”的遗迹。当年的屋殿虽不复存在，但古代的瓦砾、陶器随处可见，有些还系新石器、唐尧、春秋早期的遗物，这说明“聚”城在围杀群公子之前就早有邑或部落。遗址有一处深约10多米，面积为120多平方米的“天井院”，即是当年的牢狱。当地百姓自古以来就叫这块地方为“牢窟垛”。据说“聚”城原系士蒍故里，后人为其建筑的纪念物虽毁，但村民尚保留着“士故里”的石匾。当年在此尽杀群公子，正是献公听取和采纳了其宠臣士蒍的建议。对在车厢城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从文献到史家都一致认同。
　　
　　晋献公“城聚都之”
　　
　　晋献公曾在车厢城建都的说法由来已久，并有充分根据。据县志记载：“绛县古晋都也”，晋献公八年“献公派士蒍建都城聚——将聚命为绛，从而晋国定都于绛。”《平阳府志》也明确记载：“献公弑群公子后而徙都于绛(车厢城)”。不少学者、史学家如林汉达等都曾明确指出，晋曾在绛县建都。《史记·晋世家》载：“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诗谱》等多种文献都有同样论述。“城聚都之”一词即表明在“聚”建都。《左传》载：次年(公元前668年)晋献公命士葛“城绛，以深其宫说明是在围杀群公子的第二年，由士葛负责扩建“聚”城。这次聚城的扩建规模，《诗谱》有明确记述：“北广其方城二里”，也就是现在坡下的东南城、西南城、裴家堡三村。为何由“聚?而更为“绛”?有两种说法，一是其境内：因有绛山而命名。绛山又名紫金山，山石皆为赤色，“赤即绛也”，在绛县西北境内。二是据地形取名。邹衡先生在《论早期的晋都》中说：“晋之绛地，字本作降”，“降地名的含义，是从山坡降到平地的意思”，而车厢城的形势正是从山坡降至平地。无论哪种说法都符合晋都在绛的实际。
　　为什么晋献公由翼(或曲沃)而迁于绛?原因有多方面，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因其居于平地，无险可守，易受攻击。当时晋国势力尚不强大，仍属“偏侯”，其土又小，大国在侧(晋大夫郭偃语)，齐桓公霸业正兴，秦、郑等几个诸侯大国已经或正在崛起，晋之安全无从保证，才生迁都之念。之所以迁到车厢城，是经过认真考虑和选择的。从地理条件看，车厢城一面依山，三面皆低，山河奇险，易守难攻。登高可俯察全城，远瞰百里外动静。其北有汹涌澎湃的涑水，形成天然的护城河防，确实是极好的军事要地。迄今山坡还留有“了望台”的遗迹。再者，山上树木茂密，沟内有涌泉瀑布，地形又呈巨龙横卧之姿，在古人看来，地望颇佳。迄今其地的“龙涧早春”仍为绛县的八景之一。从生活、生产条件看，涑水沿岸，土壤肥沃。涑水远接汾、黄，既可灌溉土地，又可方便交通。中条山各类树木参天，动植物繁盛，为建筑用材、造车、造舟、制革以及人们的生活可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该山富含铁、铜矿产，尤其是铜矿储量很大，这对当时晋国制造身价很高的铜器十分有利。由上可见，献公选在车厢城建都是英明的决策。自献公建都，历经惠、怀、文、襄、灵、成，传至景公十五年(又说三年)因梁山地震而崩，引起景公极大恐惧，生怕中条山发生类似的危险才迁都于新田。
　　
　　春秋时一大都邑
　　
　　自晋献公建都绛之后，晋国开始由弱变强，特别是到晋文公(重耳)时创建了辉煌霸业。公元前636年，重耳在外奔亡19年，辗转八国之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绛为君，他执政后，针对惠公给国家造成的种种弊端，选贤任能，虚怀纳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晋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639年，周王朝发生了第二次王子带之乱。王子带系当时周襄王的异母弟，他拉拢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成周，自立为王。周王求救秦、晋，文公听取狐郾意见，婉阻秦师，发兵救上，俘杀了太叔带，平定了周乱，从而大大提高了文公的在诸侯国间的声望。公元前632年，又和楚展开了城濮之战。这是决定中原诸国，鹿死谁手的一次大角逐。战斗中晋先“退避三舍”，而后采取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击退楚兵，大获全胜，以盟主地位会诸侯于践土，一战而称霸，他称霸后，其都城随之成为诸侯国研究大事，统一行动以及朝会的中心。在城邑建设上，他崇尚节俭，戒大兴土木，但其宾馆却修得格外华丽，“馆如公寝”，这自然受到各国的欢迎。县志记载：“文公之霸业，天下畏服，诸侯接踵稽颡，屡世朝会于此，”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为发展经济，搞活流通，文公还实行了垄断性的“工商食官”的政策，轻关易道，降低关税，极大吸引了各地商人人晋经商。同时鼓励本国商人把剩余产品抛向其他诸侯国，以增加国民收入。有资料表明，当时的绛城商贾往来频繁，市场货品丰盈，是十分繁荣昌盛的。在交通道路方面，北无障碍，西有涑水，南出山西的屏障横岭关，可通豫、秦，东 有济源、晋城两古道，可达河南、山东，可以说是很便利的。县志记载：“绛县春秋晋时，固一大都会也，其地固不狭”，真实描述了当时晋都景象。
　　
　　绛县境内文物古迹及传说
　　
　　晋国曾在绛建都，不仅文献；遗迹可证，而且在绛县境内至今还留有很多文物古迹。在县博物馆里仍保存着“晋旧都”、“绛县师”’(晋时绛县老人)等各种碑、匾。县境内晋献公、晋文公、晋灵公“三公”墓俱在。特别是献公、文公墓早在1962年就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献公墓位于今槐泉村，墓高约40米，宛如山丘，墓形似无柄木铎，因其偏听误国，故而“孤寝无祠”。其墓由五花土堆积，据传是怕毁坏墓地风水，即命国人排队传筐，从几十里外的曲沃太子滩传土堆墓。据专家考证，墓土和当地土质明显不同，系从远地运来无疑。文公墓位于今下村，墓高也40余米，圆形，因其功德昭著，墓前建祠，为历代祭祀。祠内立有碑记，祠虽毁，但遗迹和其碑记尚在。《元和郡县志》、《平阳府志》都载，晋文公“葬绛山东首”，“墓在绛县东二十里”，因此，其墓真实无疑。晋灵公墓在今绛县南刘家村的荒坡之上。因其暴虐靡侈，昏庸无道，被将军赵穿攻杀于桃园，死后葬于荒丘，无人祭祀。现墓堆尚在，一片荒凉景象。
　　在绛县民间，迄今仍在大量有关晋人晋事的传说。距车厢城很近的卓子沟，据说献公姬妾、骊姬之妹所生卓子，在此被害，故以卓子为名。小祁村，传说晋国将军祁午曾在此驻守和练兵。西灌底村，因其地势平坦，传说晋也在此驻军演练。南官庄村，传说晋文公路经此地，感其官清民朴，顺手写下一个“官”字而得名。范村，据说晋文公舅父子犯曾在此避兵，原名“犯村”，后为避讳“犯”字，更为今名，现尚存后人所建“将军庙”、石碑等遗迹。晋峪村，相传晋文公带兵到此；因士兵饥渴难忍，文公一急之下，插剑于地，拔剑时泉水涌流，由此而得名的“拔剑泉”尚在，村名也因文公曾驻兵而得名。郇王村曾建有“介子推庙”，传说介子推与母曾在此避居。孙王村，据说晋文公曾在此召开“尊王攘夷”会议而取名尊王村。后因本村孙家有人在朝为官清正，遂更为今名。董封村，据说是晋史官董狐的封地。诸多传说，不胜枚举，史野内外，足以证实，晋在绛建都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责编 王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