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初十，是母亲的忌日。
　　时隔多年，回想起母亲出殡那天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春雨淅淅沥沥，天刚发白，震耳的鞭炮声和急促的锣鼓声便骤然响起，厚重的棺材被八名杠夫稳稳地抬在肩上，离开了那座母亲相守了三十多年的老宅，紧随其后的是一大路披麻戴孝的送葬队伍。约莫半个时辰，母亲便来到了归宿地——老家对面不远处的坡崖下，抔抔黄土便把棺材遮盖得严严实实，空寂的小山村又新添了一座坟茔。
　　正当人们转身回走时，突然一个人踉踉跄跄地来到母亲坟前，将手中的一挂鞭炮摆放在地上，颤抖地掏出火柴点燃，待鞭炮“噼噼啪啪”响完后，又虔诚地跪下叩头，嘴里不停地说着些什么，眼眶里溢滿了泪水。透过微弱的光亮我才发现，这不正是头天下午到我家祭拜母亲的徐狗才吗？我把他领到了灵柩前，陪同上香、烧纸、下跪、叩头，随后，他找到我父亲，哽咽着说：“老王，邱书记是个好人，是我的恩人，我也要送她一程，今晚就在屋角铺点儿稻草给我睡觉吧。”说完，他又自个儿走到停放棺材的堂屋，无声地坐着。吃晚饭时，我叫了他几声，他仍呆呆地望着棺材。
　　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初冬的一天，在大队当干部的母亲带着我到街上办事，当我们从邮政代办所取出报纸朝公社方向走时，一个身材矮小、衣着邋遢的中年男子，一踮一跛地走到我们跟前，他低着头，嘴角边发出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邱书记，我有好几天没吃饭了，给我碗面钱，好吗？”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我连忙攥紧母亲的衣角躲在她身后。母亲没有丝毫犹豫，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角钱，递给他说道：“徐狗才，快去买点儿东西吃。”他接过钱后，露出满足的笑容，离开了。
　　“晓林，今天没能打成牙祭，下次补上;徐狗才是个苦命人，看着怪可怜的，就当我们做好事吧。”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说实话，年少的我对母亲当时的举动很不理解：凭啥把钱给一个丑八怪！母亲的话这时我哪里听得进去，甚而任性与她赌气，气冲冲地跑回了家。
　　母亲回家后见我还在赌气，心平气和地开导我，给我讲起了徐狗才的不幸身世。原来，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年后，在街上靠帮工维持生计。他个子矮小，长相丑陋，癞头跛脚，鼻涕满身揩，常年戴着一顶棉帽，衣服也是披一块，搭一块，腰问总是系着一根粗大的草绳，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生怕脏了自己。徐狗才晚上睡觉常以街坊的墙角或屋檐为铺。加之身体单薄，干不了重体力活儿，请他去干活儿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即或有人请他，也不过是干些挑水、搬运之类的，有活儿干时还能勉强糊嘴，没活儿干时就只有饿肚子了。正因如此，母亲无论是到街上办事或是公社开会，只要碰见他，不用他开口，就给他一碗面钱或饭钱，而他一见到母亲，就像见到了“救星”，至少当天的伙食有了着落。感恩于母亲的帮助，事后他都在念着母亲的好。母亲总是说：做人做事不图别人感激，人在做，天在看。行好不见好，到老少不了。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我要返回百余里外的单位上班。来在街上等待客车到来的间隙，家住乡场的一位亲戚看见了我，同我攀谈起来，说着母亲的生前往事，随后问我：“徐狗才那两挂鞭炮是哪个给的，你晓得不？”我摇摇头。“听说是他为了看你母亲，向别人讨来的。”仿佛间，我又看见徐狗才佝偻着腰，一瘸一拐前行的样子，饥饿的忍耐程度已经到了极限，可这一次，他求人施舍的居然是一挂鞭炮，而不是食物。不知怎的，我倒希望那时能见他一面，给他些钱，可直到我上车，也未见他的身影。
　　随后的几年，我常回老家。与徐狗才见面，算来也有六七次。每次看见我，他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蹒跚地走到我跟前，嘴里还是多年前的那句老话：“我有好几天没吃饭了，给我碗面钱，行行好嘛！”听到他说这话，我都会从身上拿出一些钱给他。有次我告诉他：“你进五保吧，国家有政策。”他坚定地摇头：“我不进，我不给国家添麻烦。”他转身离开，步履愈发蹒跚、迟缓。后来听邻居说，徐狗才经常悄悄上我家打扫庭院，而后又悄悄离去。
　　再后来，听熟人说，一次，他实在是饿极了，去拿人家的东西吃，被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不能行走。没过多久，就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中悄然离世，才六十出头。
　　后来，我多次与好友摆谈起徐狗才的故事，希望他的悲剧不再重演，也希望摆谈能减少我的不安。可事实上，摆谈之后，我心里更难受。直到有一天，看到杨绛先生写的文章《老王》，我恍然大悟，我的不安，也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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