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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各国围绕经济轴心，加紧对自然界进行掠夺与开发，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进入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高举和理性的回归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生态文学随之进入大众视野。“生态文学”一词最早源于西方，针对不同的书写，它也有不同的称呼，如“环境书写/文学”“自然书写/写作”等，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态文学尚没有明确的分类与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其宽泛定义为：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原则而能够反映生态系统观的文学。
纵观中国大陆的生态文学或自然写作作品，大多聚焦于非虚构散文，并借此逐步建立一种生态批评模式，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张晓风《动物园》等。而近年在图书市场日渐红火的博物学图书似乎也为自然写作开辟了一条新径，增添了一抹新绿。如果把目光转向海峡对岸的台湾，人们更能发现自然写作的多种面向与可能。
一、写边缘以拓主流
中国台湾的自然写作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文学。资本主义现代化都市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引起文学界的关注，环保在台湾、香港已变成一种文化政策，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并不是经济的对立面，此时文化人就需要讲故事给政策制定者听。曹惠民教授在谈及台湾自然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时，首先提到刘克襄。这位早前以诗人和散文家身份步入文坛的作家，自1988年始，在自然书写方面有了新的迈进。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以及对鸟类的热切关注，使得刘克襄敏感地意识到动物小说这座蕴藏丰富的森林的存在。1991年，他的第一部动物小说《风鸟皮诺查》面世，获评为当年开卷十大最佳好书，一时洛阳纸贵。此后，他陆续有动物小说出版，从最初的鸟类，到海洋生物鲸鱼，再到野猫野狗，刘克襄的动物小说版图不断扩大，而观察地域也从生态保护区扩展至全台湾，甚至跨界到香港，视野逐步打开。
动物小说作为自然写作的一个面向，总给人以边缘之感，又或者被归入儿童文学之类，其文学价值远远被低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成为传世经典，其中所描绘的动物主义革命发人深省，以童话寓言的形式给成人世界带来震撼与警醒。由此可见，动物小说并非只能作为儿童读物而存在。不过，由于小说所蕴含的强烈政治隐喻，削弱了其自然的成分，使其或多或少蒙上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难免无法划入自然写作的范畴。2004年，中国大陆作家姜戎出版的长篇纪实体小说《狼图腾》，以内蒙古草原狼为描写主体，通过几十个串连的故事，重新定义“狼”这一物种，还原了狼的大自然角色，既是全新的动物书写，同时也提供了反思人类历史的观察视角，因此也更接近自然写作的本质。刘克襄的动物小说同样如此。尽管小说带有虚构成分，但是刘克襄的动物小说有着深厚的生态知识背景，在避免过度想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真实。在创作小说之前，刘克襄具有长期观察鸟类的经验，其散文也多以鸟类生态为主题，曾出版《旅鸟的驿站——淡水河下游四季鸟类观察》《台湾鸟类研究开拓史》等自然志书写作品，以致被戏称为“鸟作家”。深入的观察不仅使刘克襄对小说中塑造的动物原型有着全面的认知，在对其形貌、动作、叫声等进行刻画时，准确捕捉物种特征，语言自然朴实但又生动流畅，而且使得刘克襄在小说创作中尽量摆脱人类中心原则，以动物的视角和观点去看待周遭的环境和世界，往往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二、立小传以述大史
自然写作不同于气势恢宏的历史小说，其观察之细微、角度之新鲜都决定了其介入文坛的小格局姿态。然而，小格局是否就意味着内涵浅薄？鲁迅先生的作品饱含批判性与思考性，但其笔下鲜少有大场面、大背景的书写，多着眼于各个阶层的人物个体，不仅有上层封建权贵，也有底层落魄人物。例如，鲁迅为姓名、籍贯都不甚清楚的阿Q作传，虽看似“名不正言不顺”，实则从一个小伤口揭开封建社会这块大疮疤，更显意味深长。
刘克襄动物小说的格局之“小”，体现在其为小动物作传。其笔下的动物主角，不是众所周知的动物族群，如西藏的藏羚羊、内蒙古的草原狼，而是普通生物族群中的一只，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似乎构不成任何影响。《风鸟皮诺查》讲述了一只名叫皮诺查的小型候鸟环颈鸻从北方迁徙南下，寻找滞留南方而没有顺利北返的族群英雄黑形。《座头鲸赫连么么》描述了一头从海入江，沿河上溯寻找沼泽的老座头鲸赫连么么。《永远的信天翁》以鸟类学者的视角介绍了短尾信天翁的飞行、迁徙和繁殖情况，重点刻画了一只名叫大脚的雌性信天翁。《野狗之丘》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一群流浪狗的生活状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动物记录一生，刻画传奇。
小传虽小，却似仙人的茶壶，外表不足观，内里俨然别有洞天，自有一番广袤天地。刘克襄的动物小说，并不单纯讲故事，而是将文学、生态、历史共冶一炉，让三者产生最大的化学反应，同铸大史。
（一）写生态发展史
书中凡是有所涉及的动物，作者皆在旁补充科普性说明，尽量兼顾多样物种，呈现生态大观。《风鸟皮诺查》中，在皮诺查赶往南方的湿地寻找黑形的路途中，“它在大沙地上曾看到两三只飞行快速的红隼”，“礁湖上突然出现一只灰白的鱼鹰”，尽管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其他物种，作者依然在正文之外细心加以附注。除生物形态、生态种属、动作声音外，作者更详细说明该物种的生活区域，配以写实性素描图画，一幅生态地图就此展开。
（二）写族群迁徙史
書中主角多为迁徙动物，随着情节发展，作者清晰地展现了该族群的迁徙路线，从迁徙和繁衍情况中又梳理出族群当前的生存情况。《永远的信天翁》中，主角大脚所在的短尾信天翁族群，南下时主要落脚于太平洋的鸟岛，北返时多聚集在阿拉斯加半岛，再靠北一点的白令海则是其夏季觅食场。可以说，一部小说就是一个族群的迁徙史。
（三）写社会发展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大自然的变迁往往息息相关，从动物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其变化尤其清晰、明显。《座头鲸赫连么么》中，赫连么么沿河上溯，沿路遇到了桥、沙船等，这都是在上一次和鲸鱼白牙一起沿河上溯的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等它再浮出水面，迎面而来的赫然是一座黑色而细长的跨河，以前来时并没有。”作者以动物的眼光展示了城市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野狗之丘》所讲述的故事，则是“垃圾不落地政策尚未实施”时，“一座城市尚未开始大量捕杀流浪狗以前”，一群流浪狗的故事。对于刘克襄的自然写作特质，作家吴明益将其概括为“糅合历史、自然科学的文学性表述”，中肯且全面。 三、写当下以抒亘古情
说刘克襄的动物小说是“小”格局，不仅在于其动物主角的普通，更在于其情节设置的精小。阅读刘克襄的小说，读者会发现故事情节的高度简洁、凝练。一物一传，一传一事，目标清晰明确，显然，这不是作者花费心力之处。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中说，“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的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相较于西方的叙事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显然是偏向抒情的。高友工教授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拓展，指出“（抒情）这个观念不只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主题、题素……作为一种‘理想’，作为一种‘体类’，抒情传统应该有一个大的理论框架，而能在大部分的文化中发现有类似的传统”。随着情节的推演与发展，小说的高潮应当在抒情。诗人身份使刘克襄很好地继承传统的抒情性，而到了小说创作阶段，这种抒情传统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蕴藏在现代书写之下，成为小说叙事的深层创作动机。为什么从诗歌、散文创作转到小说创作？如何通过动物实现抒情？尝试不同的叙述风格和书写技巧，展现各种动物的生命意义，成为刘克襄创作动物小说的自我期许。
生存与死亡是人类一直思考的哲学问题。现代社会的人，纵然是自由的，但终究难以逃脱一种体制的束缚，或是某种传统力量的牵制。如何定义每个个体的人生？如何赋予生命应有的意义？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刘克襄借动物的迁徙经历，不断探讨生存哲学和死亡议题。阅读《风鸟皮诺查》《座头鲸赫连么么》和《永远的信天翁》，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几部小说中的动物主角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属于迁徙性物种，但对于它们的族群而言，它们又是脱离迁徙路线的“背叛者”。环颈鸻皮诺查奉族群长老之命，南下寻找黑形。在这场追寻与搜索中，皮诺查似乎慢慢了解到黑形留在南方的原因，在族群长老的谆谆教诲与内心的强烈向往之间，皮诺查终于选择了和黑形一样的道路——留在南方探索更广阔的天地。鲸鱼本是海洋动物，但是因为曾经有和鲸鱼白牙沿河上溯的经历，赫连么么执意再度上溯，意图在沼泽地上结束自己的一生。鲸鱼骆加的出现仿佛再一次印证了传统力量的无处不在，但赫连么么始终坚定内心想法，最后得偿所愿。勇敢地跨出去，实则是“在寻找一个更大的自己”。
关于死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信天翁大脚虽然脱离了族群，最后离奇降落并消失在彭佳屿上，却被证明其实是飞回前几辈的原初部落中，是一种对生命的追根溯源。尽管赫连么么希望死在沼泽上，但在最后关头，它发现“其实自己对海洋还有很深的眷恋”。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都具有无法取代的意义。与赫连么么相对照的主人公小和，从害怕回学校到梦见穿着制服和同学一起返校，也从侧面显示出回归当下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强烈信心。不畏惧死亡，努力活好当下，无论是动物抑或人类，都应如此。作者借动物之口，抒发了内心的经验启发与人生感悟。
四、结语
自然与文学是自然写作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观察自然与文学创作的路上，刘克襄从未停下脚步。喜欢生态旅游、古道探查的他，近年因旅居香港而得以在这座现代化都市中寻找到不为人所熟知的自然风光，写下《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见风水林》。新近出版的《虎地猫》通过记录香港虎地猫的日常与互动，凝视某一种现实处境。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总是想办法扩充视野，尝试着使用更新形式的叙述，摸索更多尚未被人类所理解的领域，以及寻找更大的价值”，刘克襄的动物小说不仅成为一种自然写作的新面向，更让读者看到了自然写作的多种可能。
（华南师范大學）
纵观中国大陆的生态文学或自然写作作品，大多聚焦于非虚构散文，并借此逐步建立一种生态批评模式，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张晓风《动物园》等。而近年在图书市场日渐红火的博物学图书似乎也为自然写作开辟了一条新径，增添了一抹新绿。如果把目光转向海峡对岸的台湾，人们更能发现自然写作的多种面向与可能。
一、写边缘以拓主流
中国台湾的自然写作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文学。资本主义现代化都市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引起文学界的关注，环保在台湾、香港已变成一种文化政策，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并不是经济的对立面，此时文化人就需要讲故事给政策制定者听。曹惠民教授在谈及台湾自然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时，首先提到刘克襄。这位早前以诗人和散文家身份步入文坛的作家，自1988年始，在自然书写方面有了新的迈进。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以及对鸟类的热切关注，使得刘克襄敏感地意识到动物小说这座蕴藏丰富的森林的存在。1991年，他的第一部动物小说《风鸟皮诺查》面世，获评为当年开卷十大最佳好书，一时洛阳纸贵。此后，他陆续有动物小说出版，从最初的鸟类，到海洋生物鲸鱼，再到野猫野狗，刘克襄的动物小说版图不断扩大，而观察地域也从生态保护区扩展至全台湾，甚至跨界到香港，视野逐步打开。
动物小说作为自然写作的一个面向，总给人以边缘之感，又或者被归入儿童文学之类，其文学价值远远被低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成为传世经典，其中所描绘的动物主义革命发人深省，以童话寓言的形式给成人世界带来震撼与警醒。由此可见，动物小说并非只能作为儿童读物而存在。不过，由于小说所蕴含的强烈政治隐喻，削弱了其自然的成分，使其或多或少蒙上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难免无法划入自然写作的范畴。2004年，中国大陆作家姜戎出版的长篇纪实体小说《狼图腾》，以内蒙古草原狼为描写主体，通过几十个串连的故事，重新定义“狼”这一物种，还原了狼的大自然角色，既是全新的动物书写，同时也提供了反思人类历史的观察视角，因此也更接近自然写作的本质。刘克襄的动物小说同样如此。尽管小说带有虚构成分，但是刘克襄的动物小说有着深厚的生态知识背景，在避免过度想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真实。在创作小说之前，刘克襄具有长期观察鸟类的经验，其散文也多以鸟类生态为主题，曾出版《旅鸟的驿站——淡水河下游四季鸟类观察》《台湾鸟类研究开拓史》等自然志书写作品，以致被戏称为“鸟作家”。深入的观察不仅使刘克襄对小说中塑造的动物原型有着全面的认知，在对其形貌、动作、叫声等进行刻画时，准确捕捉物种特征，语言自然朴实但又生动流畅，而且使得刘克襄在小说创作中尽量摆脱人类中心原则，以动物的视角和观点去看待周遭的环境和世界，往往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二、立小传以述大史
自然写作不同于气势恢宏的历史小说，其观察之细微、角度之新鲜都决定了其介入文坛的小格局姿态。然而，小格局是否就意味着内涵浅薄？鲁迅先生的作品饱含批判性与思考性，但其笔下鲜少有大场面、大背景的书写，多着眼于各个阶层的人物个体，不仅有上层封建权贵，也有底层落魄人物。例如，鲁迅为姓名、籍贯都不甚清楚的阿Q作传，虽看似“名不正言不顺”，实则从一个小伤口揭开封建社会这块大疮疤，更显意味深长。
刘克襄动物小说的格局之“小”，体现在其为小动物作传。其笔下的动物主角，不是众所周知的动物族群，如西藏的藏羚羊、内蒙古的草原狼，而是普通生物族群中的一只，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似乎构不成任何影响。《风鸟皮诺查》讲述了一只名叫皮诺查的小型候鸟环颈鸻从北方迁徙南下，寻找滞留南方而没有顺利北返的族群英雄黑形。《座头鲸赫连么么》描述了一头从海入江，沿河上溯寻找沼泽的老座头鲸赫连么么。《永远的信天翁》以鸟类学者的视角介绍了短尾信天翁的飞行、迁徙和繁殖情况，重点刻画了一只名叫大脚的雌性信天翁。《野狗之丘》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一群流浪狗的生活状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动物记录一生，刻画传奇。
小传虽小，却似仙人的茶壶，外表不足观，内里俨然别有洞天，自有一番广袤天地。刘克襄的动物小说，并不单纯讲故事，而是将文学、生态、历史共冶一炉，让三者产生最大的化学反应，同铸大史。
（一）写生态发展史
书中凡是有所涉及的动物，作者皆在旁补充科普性说明，尽量兼顾多样物种，呈现生态大观。《风鸟皮诺查》中，在皮诺查赶往南方的湿地寻找黑形的路途中，“它在大沙地上曾看到两三只飞行快速的红隼”，“礁湖上突然出现一只灰白的鱼鹰”，尽管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其他物种，作者依然在正文之外细心加以附注。除生物形态、生态种属、动作声音外，作者更详细说明该物种的生活区域，配以写实性素描图画，一幅生态地图就此展开。
（二）写族群迁徙史
書中主角多为迁徙动物，随着情节发展，作者清晰地展现了该族群的迁徙路线，从迁徙和繁衍情况中又梳理出族群当前的生存情况。《永远的信天翁》中，主角大脚所在的短尾信天翁族群，南下时主要落脚于太平洋的鸟岛，北返时多聚集在阿拉斯加半岛，再靠北一点的白令海则是其夏季觅食场。可以说，一部小说就是一个族群的迁徙史。
（三）写社会发展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大自然的变迁往往息息相关，从动物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其变化尤其清晰、明显。《座头鲸赫连么么》中，赫连么么沿河上溯，沿路遇到了桥、沙船等，这都是在上一次和鲸鱼白牙一起沿河上溯的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等它再浮出水面，迎面而来的赫然是一座黑色而细长的跨河，以前来时并没有。”作者以动物的眼光展示了城市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野狗之丘》所讲述的故事，则是“垃圾不落地政策尚未实施”时，“一座城市尚未开始大量捕杀流浪狗以前”，一群流浪狗的故事。对于刘克襄的自然写作特质，作家吴明益将其概括为“糅合历史、自然科学的文学性表述”，中肯且全面。 三、写当下以抒亘古情
说刘克襄的动物小说是“小”格局，不仅在于其动物主角的普通，更在于其情节设置的精小。阅读刘克襄的小说，读者会发现故事情节的高度简洁、凝练。一物一传，一传一事，目标清晰明确，显然，这不是作者花费心力之处。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中说，“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的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相较于西方的叙事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显然是偏向抒情的。高友工教授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拓展，指出“（抒情）这个观念不只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主题、题素……作为一种‘理想’，作为一种‘体类’，抒情传统应该有一个大的理论框架，而能在大部分的文化中发现有类似的传统”。随着情节的推演与发展，小说的高潮应当在抒情。诗人身份使刘克襄很好地继承传统的抒情性，而到了小说创作阶段，这种抒情传统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蕴藏在现代书写之下，成为小说叙事的深层创作动机。为什么从诗歌、散文创作转到小说创作？如何通过动物实现抒情？尝试不同的叙述风格和书写技巧，展现各种动物的生命意义，成为刘克襄创作动物小说的自我期许。
生存与死亡是人类一直思考的哲学问题。现代社会的人，纵然是自由的，但终究难以逃脱一种体制的束缚，或是某种传统力量的牵制。如何定义每个个体的人生？如何赋予生命应有的意义？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刘克襄借动物的迁徙经历，不断探讨生存哲学和死亡议题。阅读《风鸟皮诺查》《座头鲸赫连么么》和《永远的信天翁》，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几部小说中的动物主角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属于迁徙性物种，但对于它们的族群而言，它们又是脱离迁徙路线的“背叛者”。环颈鸻皮诺查奉族群长老之命，南下寻找黑形。在这场追寻与搜索中，皮诺查似乎慢慢了解到黑形留在南方的原因，在族群长老的谆谆教诲与内心的强烈向往之间，皮诺查终于选择了和黑形一样的道路——留在南方探索更广阔的天地。鲸鱼本是海洋动物，但是因为曾经有和鲸鱼白牙沿河上溯的经历，赫连么么执意再度上溯，意图在沼泽地上结束自己的一生。鲸鱼骆加的出现仿佛再一次印证了传统力量的无处不在，但赫连么么始终坚定内心想法，最后得偿所愿。勇敢地跨出去，实则是“在寻找一个更大的自己”。
关于死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信天翁大脚虽然脱离了族群，最后离奇降落并消失在彭佳屿上，却被证明其实是飞回前几辈的原初部落中，是一种对生命的追根溯源。尽管赫连么么希望死在沼泽上，但在最后关头，它发现“其实自己对海洋还有很深的眷恋”。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都具有无法取代的意义。与赫连么么相对照的主人公小和，从害怕回学校到梦见穿着制服和同学一起返校，也从侧面显示出回归当下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强烈信心。不畏惧死亡，努力活好当下，无论是动物抑或人类，都应如此。作者借动物之口，抒发了内心的经验启发与人生感悟。
四、结语
自然与文学是自然写作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观察自然与文学创作的路上，刘克襄从未停下脚步。喜欢生态旅游、古道探查的他，近年因旅居香港而得以在这座现代化都市中寻找到不为人所熟知的自然风光，写下《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见风水林》。新近出版的《虎地猫》通过记录香港虎地猫的日常与互动，凝视某一种现实处境。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总是想办法扩充视野，尝试着使用更新形式的叙述，摸索更多尚未被人类所理解的领域，以及寻找更大的价值”，刘克襄的动物小说不仅成为一种自然写作的新面向，更让读者看到了自然写作的多种可能。
（华南师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