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韩练成，1909年生。1925年参加北伐战争，是刘志丹准备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1930年中原大战，因救援蒋介石被特许列入黄埔学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42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情报工作系统。1948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离休，1984年病逝于北京。毛泽东1949年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蒋介石之子蒋纬国1996年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我的父亲韩练成。用隐蔽战线老前辈罗青长的话来说：“韩练成出身贫寒，但他不是由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的，更不是因为兵临城下、走投无路而临阵倒戈的，按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他是‘受信仰所使然’，从国民党高层内部主动投向革命的。在1942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成为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的一颗秘密棋子。他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我父亲怀着“救国、革命”的愿望投身北伐的初期，虽然已经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抗战爆发，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在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不足道、已经无所谓了。
　　1942年，我父亲是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刚刚由蒋介石指名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做研究员。他在仕途的上升阶段主动投身于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并非由于“纯朴的无产阶级感情”或一时冲动，而是出自理性的思考、正确的判断。
　　他综合各种情报、数据分析：抗战4年来，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陆军35个师团，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只有50万人，坚持在敌后对日军21个师团35万人和62万伪军作战，并建立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他认为：当前世界，是一场各国各方都在两面作战的大混战；国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投降派建立了伪政府，蒋介石在“安内攘外”、“消极抗战”。他认为：只有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在他的信念中：军人的天职就是为国作战！因此，他下定决心追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说：“我是军人，军人只是追随者，是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的追随者，不是搞政治的主体。”顺着这个思路，大家都会想到：任何一个“追随者”，都会判断被他追随的对象：是否值得他追随？
　　我们没有时间去挨个评价我父亲曾经追随的其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也不去重复很多人对周恩来的回忆，只说我父亲对周恩来的直接感受。
　　在周恩来单线联系、直接指挥下从事情报工作之后，他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周恩来及其指定的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周恩来说：对他这样特殊身份的同志来讲，“生存就是胜利”。周恩来强调：他的任务是“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在需要他帮助海南琼崖纵队时，只是单方面提醒他：“在无损大计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一切由你酌定。”在莱芜战役之前，请董必武转达的指示是：一切由他自己酌定，最后一句话，还是“生存就是胜利”。军人本不惜死，但正是这种对他政治上的信任和对他生命的尊重，反而使他心甘情愿付出生命。试想：如果周恩来冷冰冰，董必武没有为师、为长的风范，李克农、潘汉年没有亦兄亦友的态度，我父亲只有心中的那个抽象的“理想社会”，却看不到活生生的、有人格魅力的、共同为那个“理想社会”献身的高尚人群，他这个“追随者”去追随谁？
　　周恩来多年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搞情报，不靠金钱美色手枪，靠的就是信念和理想。
　　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张治中对主任彭德怀、副主任习仲勋说到他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韩练成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并非‘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跟了共产党走？”周恩来答：“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和理想”是“道”，“金钱美色手枪”只是“术”这个层面中处于更下层的“术”。周恩来用自己的思想、语言、行动唤起人性中“利他”的高尚情操，蒋介石用人性中“利己”的弱点、缺陷引诱、掌控别人。“道”、“术”分明，高下立显。是周恩来大智大勇、大仁大爱的高尚人格的感染，使我父亲把自己的理性思考、正确判断转化成了坚定的信念。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之后，我父亲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信仰，对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是必须坚守、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