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碑铭是一种文化。作为一种载体，一些优秀的碑铭，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以真挚的朋友情谊，点评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既赞扬了逝者的高贵品德，又痛斥了庸人的世俗。简洁有序，文笔生动。清代沈德潜称赞：“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古文辞类纂》）
　　 韩愈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是撰写碑文的高手，所写碑文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润笔费收入不菲。
　　 同样是文学大家，同样是撰写碑文高手，蔡邕却为自己书写碑铭深感惭愧并自责。在一次参加朋友郭有道的葬礼上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后汉书·郭太传》）蔡邕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蔡文姬的父亲，流传下来的九十篇文章中，“铭墓居其半”。为什么惭愧自责？情不由己，所写的碑文溢美过誉。
　　 溢美过誉岂止蔡邕一人，文风日下的社会，多了去了。南北朝时期，有位赵逸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撰写碑文，“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逝者生前是君王，便可以和尧舜并列;是大臣，便可媲美政绩千秋的伊尹。甚至“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哪怕是江洋大盗，死了也能溢美为圣贤伯夷叔齐。
　　 如此文风，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372年-451年）愤愤地说，此风“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必须加以制止，否则贻害无穷。于是，给皇帝打了个报告，要求进行约束管理。
　　 其实，这种风气不可能被制止，只会越来越严重。到了明代，“祝颂之章充栋，举其事而质之主人，主人不受;掩其姓名以示邻里，邻里亦不知为何许人也”。（顾大韶《赠李顺所序·明文海》）溢美之词，连被“溢美”的人自己都不接受;把赞美其人的文章念给其人的邻居听，其人的邻居听不出来是在赞美自己朝夕相处的邻居。简直成了笑话。
　　 文章都是人写的，文如其人。在这方面，陈仁锡是个好榜样。
　　 明代陈仁锡（1581年—1636年）在所作的一篇百字文《止牘题言》中，直言自己坚守底线，绝不写什么溢美之词。陈仁锡说到做到。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冒请边功，并以皇上名义赐公爵，给世券，令陈仁锡草拟诰词，陈仁锡拒绝了。面对魏党之徒的威胁逼迫，陈仁锡毅然说道：“世上自有愿意草拟诰词之人，何必非我。头可断，诰不可草。”魏忠贤闻听大怒，记恨在心，罗织罪名，欲置陈仁锡于死地。幸有人暗中周旋营救，陈仁锡才免遭不测。
　　 如今，碑铭似乎离大众日渐远去，陵园里，排列有序的墓碑，除了姓名不同，形式大多相同。偶有一块墓碑，刻有百十来字的逝者生平简介，便顿显卓尔不群了。但溢美过誉的文风却每天仍在陪伴着我们。如为他人之书作序，如评论他人作品，如大大小小的作品研讨会，依然可以感受到“溢美过誉”遗风的顽强存在。
　　 古已有之的老问题，改也难。但愿不要闹出“邻里亦不知为何许人也”的笑话。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