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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是美国著名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梭罗200周年诞辰。梭罗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环境以及个人性格是分不开的。瓦尔登湖成为梭罗进行自我定位与理想探索的现实根据地。亲身在自然中独居的经历，不仅给梭罗更多自由的时间，也使其自然思想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都为他后来写作《瓦尔登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梭罗带着他对自然和精神生活的热爱，对新教节忍品质的笃信，对于当时商业主义与物质主义下人们的生活状态进行深度反思，对于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乐而终日劳作的现象给予深刻批判。梭罗认为，人并非自然的主宰，文明与自然更非相互对立。梭罗的生态主义思想，对后世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起到了开拓性的先导作用。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生态中心论；生态哲学思想；文明与自然
2017年是美国著名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200周年诞辰。梭罗于1845—1847年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写成《瓦尔登湖》（Walden，1854）一书，细腻地表达出以超验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主义自然观。他以独居瓦尔登湖作为简单的生活实验，从改变生活方式出发，旨在通过树立亲近自然生活的理念，从思想层面来根除社会问题与生态危机。这种协调文明与自然的方式，对当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生活环境与个人志趣
梭罗自然观和生态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后来移居瓦尔登湖畔的举动，与其成长环境以及个人性格是分不开的。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Concord），1837年从哈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康科德并长期在此生活。自然环境方面，梭罗四岁时在随父迁职途中曾路过瓦尔登湖及周边地区，此次与瓦尔登湖初遇，便显露出梭罗对自然的赤诚之爱，因为多年后此次经历仍能被梭罗忆起并载入《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这片位于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地区度过。美国地理学家拉夫尔·布朗（Ralph H. Brown）曾用“众口称道”一词来概括这一地区气候，认为：“这一带‘雨量丰富’，这就是说雨量一般是充足的和靠得住的，各季都有，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①这样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加上丰沛的水资源，不仅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优厚的先天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当地富有生机的自然环境以及特征多样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新英格兰地区经年受自冰川时期以来地质活动的影响，自陆地到海岸错落分布着山丘、河流、湖沼及海湾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态丰富的地表环境，为梭罗的观察研究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
社会环境方面，梭罗信仰的宗教、受到的教育以及结交的友人都对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梭罗生活的新英格兰地区多聚居从欧洲移民而来的新教徒，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以基督教神创论为依据，认为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自然也是如此①。不同于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理性宗教，新教强调因信称义，不同意把《圣经》和理性作为信仰的唯一根据，其中加尔文宗更是强调灵性的宗教教义，认为自然是神的化身，人通过亲近自然可接近神性，通过研究自然可以认识上帝。这些都引出宗教意义上自然于人精神升华的重要性以及人去保护自然的必然性，倡导一种不同于传统欧洲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梭罗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勤俭节忍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中原始环境尤其是荒野具有双重寓意。《圣经·创世纪》叙述亚当和夏娃受蛇引诱犯罪后被放逐到大地上，上帝还诅咒土地使之长出荆棘。从人地关系看，此时自然环境不再依神所愿天然有益于人，而是与人对立为敌②。所以，荒野成了人类犯下原罪后第一个面临在自然界中受罚。同时，荒野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还有另一重象征意义。《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在被摩西带领出埃及后在西奈半岛旷野上辗转数十载仍未得定居，其间受不了考验而对上帝心生反叛者都未得善终。由此可见，荒野还代表着人在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对被拣选者进行考验的洁净之所。所以，在宗教的影响下，新教徒把荒原遍布的美洲视为一个物产丰富和等待教化的新世界，同时因荒野带有道德惩罚之象征意味而对它有所顾忌，更因新大陆上的未知野兽和土著印地安人而产生对荒野的恐惧。因此，“荒野”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具有既邪恶又神圣的双重寓意。当像梭罗这样信奉新教的移民后裔在面对广袤原始的土地时，也难免会产生如上所述的复杂的感情。因而在梭罗笔下，大自然不仅有美丽与神性的一面，也存在像原始森林等荒蛮环境带给人的生存挑战的一面：“尽管这里的大自然的确很美，却是未开化而令人生畏的……在那里会感到一种注定对人类不友好的力量出现。”③
其二，梭罗生活时间最长的康科德镇，是新英格兰地区作为美国东海岸而被开发得最早的一批殖民地之一，早在1630年就因英国移民不断涌入而出现人口总量过多增速过快的问题；分配土地时又因殖民地缺乏统一管理而缺少安置移民的计划，在生存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最终造成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④。“虽然边区不断地向前推进，可是1800年以来波士顿及其附近人口增长的程度却大于本州其他任何地区。事实上，这时的波士顿及其附近城镇已经形成一个首要地区，这里的人口增长率却为内地市镇的4倍。没有受到产业革命影响的城镇极少……这些城镇在监控水力资源的工厂附近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⑤。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以来新英格兰地区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开采增多，给原有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同时，人们在不断地向自然求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些都使梭罗在进行社会观察时能明显感受到文明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成为梭罗思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现实起点。
其三，就梭罗所受教育而言，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家中兄妹四人有着相当程度的教育背景，父亲、长兄及他本人都曾任教师，这些为其去大学深造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与文化背景支持。而对梭罗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1833—1837年梭罗就读于当时的哈佛学院，学习希腊语、法语，还涉猎英国文学史、数理和哲学，这些课程不仅发展了梭罗的文学兴趣才能，启发他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还使他更易与文坛大家爱默生之间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有传记作家认为，梭罗在参加讨论会时提交的一篇对自然美大加赞赏的论文，正是受到爱默生在哈佛毕业典礼联谊会上演讲的影响，这使得他在畢业后选择回到故乡康科德①。 其四，就梭罗在故乡康科德结交友人而言，康科德作为独立战争的爆发地，聚集了许多思想活跃的人士，人文气氛浓郁，除霍桑、阿尔科特等著名文化人士居住于此地外，还有住在梭罗家附近的大家爱默生。梭罗从哈佛毕业回乡后不久，就与爱默生有密切交往。1841—1843年，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靠帮爱默生打杂来维持生计，其间梭罗与爱默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此外，爱默生家中许多藏书尤其是印度教和其他东方宗教典籍，使梭罗读后深刻感受到其中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精神，这些都为后来梭罗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梭罗于1847年结识瑞士自然主义者阿加西斯，阿加西斯给梭罗一些珍贵的动物标本，为梭罗的自然研究提供便利。1857年，梭罗还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反对蓄奴制度运动领导人约翰·布朗。梭罗对奴隶制度早已不满，他也长期活跃于一些废奴运动中，由此不难理解，梭罗随后对布朗领导废奴运动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梭罗在布朗因运动失败被处以绞刑时，发表了为布朗辩护的演讲，并在布朗离世后为之举行悼念活动②。
梭罗还结识了玛格丽特·富勒等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他们经常进行聚会交流，并组织成立了著名的“超验主义俱乐部”。美国超验主义作为一种启蒙性思想运动，是对欧洲近代科学自然观和启蒙运动的反叛，这在有美国文化独立标志之称的康科德地区尤为明显。受近代科学尤其是牛顿以来建立的机械宇宙观影响，欧洲近代对自然的态度也由原来的有机自然观转向机械自然观。超验主义以浪漫主义和灵性教义与之对抗，在自然审美观上继承浪漫主义，欣赏自然野性本质而非在科学规律下审视人化自然；在宗教上强调自然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上帝的精神充溢其中，人可借自然来实现与上帝直接交流并由此复归于神性：“我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③梭罗认同宗教与超验主义中让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内容，并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自然，在自然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意象化描述，把自然作为上帝之灵的象征④，由此构成生态思想的叙述基调。梭罗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始终怀着一种追求更好生活的使命感，这又与其对自然的热爱相结合，使其对整个自然和社会都有独到的想法，并致力于通过行动影响他人，这使得梭罗像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者”⑤。因此，在涉及社会事务时，梭罗表现出一种固执己见不肯屈服的态度，回家乡小学任教后不久，就因不愿应学校要求去体罚学生而主动放弃在旁人看来稳定体面的工作，开始四处谋生；他还不赞成某些公款开支，认为理所应当拒绝为此付税，宁愿成天躲避搜查甚至被捕入狱也不肯低头，并把这种思想凝练成《消极反抗》一文①。尽管如此，在亲友的帮扶下，梭罗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得以在故乡的自然环境中平静度过。受新教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梭罗可称为禁欲主义者。他没有本性之外的欲望，尽量减少日常需要，认为“比起贫困匮乏，穷奢极侈显得更加卑鄙丑恶”②。对宗教信仰的恪守，使梭罗养成惜时的习惯，这不仅使他能在生产劳作之外有富余的时间去观察自然，也为他之后在瓦尔登湖畔实践谨慎而有规律的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梭罗长年与自然为伴，需要良好的身体条件与经验知识来保障其野外生活的进行。结合爱默生的描述和梭罗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兼具强健身体、敏锐观察力、坚韧意志和富有智慧的梭罗形象。他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疾病，所以患病绝非让人绝望的原因；更认为大自然即是健康的代名词，只要顺从自然生活，人就不会得病③。梭罗熟悉打鱼捕猎等多种野外生存技能，会用脚步测量距离、用眼睛在黑夜里辨路，这些不仅为其独居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技能保障，更为其从这些依赖与亲近自然的活动中思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启发。观察力与意志在他的身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梭罗异于常人的智慧所在，即爱默生所说“把物质世界看作一种工具与象征”④。在这种智慧的指引下，梭罗善于洞察人与事的本质，并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与专注力，加之对自然的赤忱热爱，使之能排除外界不相关事物的干扰：为采集植物样本而长途跋涉，为观察一只土拨鼠的活动而坐着与之互相打量半个小时⑤。
在1847年9月搬离瓦尔登湖后，梭羅较多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用个人主义思想批评当时集体主义政治制度，提倡以非暴力消极抵抗方式来实现政治目的，仍表达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追求⑥。1859年，他公开演讲声援因反奴隶制而罹难的好友。梭罗政治观中高扬的主题思想是个人自由与独立，这与其宗教及自然观一脉相承，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晚年活动以考察自然、探索自然规律为主。1860年，他几乎每天都到当地森林里，把对自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森林树木的更替》一文，这是他在生态学史上的贡献。由于长时间驻守在森林里，梭罗患上了感冒并恶化为支气管炎。1861年5月，梭罗前往明尼苏达州养病期间拜访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为他们的政治境遇抱不平。两个月疗养并未使其病情乐观起来，梭罗返回家中后抓紧时间整理自己的著作并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事项。在这一时期的自然历史作品《野果》《种子的散播》《种子的信仰》等书中，梭罗以超验主义背景为基础进行自然史叙述，他更多是以诗意化而非纯粹科学形式记录自然地理信息，始终关注升华自然的科学性并由此深化对人性的认识⑦。1862年5月6日，梭罗在康科德因肺结核晚期不治而逝，其书稿后由胞妹索菲娅整理并陆续出版。
二、独居经历、自然思想与生态主义
1842年，从小一块亲密成长的哥哥约翰意外早逝，使得梭罗在深受打击后病倒了。此后，梭罗不得不开始探索一个失去哥哥陪伴的新生活，这也标志着梭罗与年少自己的一场告别①。1843年，梭罗在病愈后前往纽约的爱默生弟弟家中任家教。其间，梭罗期望能凭借他之前在超验主义者主办的《日晷》杂志上发表作品，继续开拓他在纽约文坛的事业，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加之与爱默生弟弟一家相处并不愉快，梭罗随后回到故乡康科德。但在爱默生家亦工亦学的两年时间里，梭罗得以有较安稳的环境来从事自然观察与思考创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观。哥哥的离世和事业的中断使梭罗感到失意，但他凭着超验主义思想，在自然中获得了超脱。他在1843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绿草是永恒生长的一个象征——它的叶片就像长长的绿带子……人的生命的消亡只是大自然的表面现象，它的绿叶却伸向了永生。”②以上各种因素叠加，又怀着对自然那份始终不变的向往和热爱，梭罗在决心移居瓦尔登湖时显得毫无踌躇，反而像是选择了一种最为理想的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大自然与我同步发展，和我一起生长”③。 经过前期建造房屋等准备工作后，在1845年7月4日这一天，恰逢美国的独立日，梭罗正式入住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无论是否只是凑巧，不妨将这一天视为梭罗开始摆脱世俗束缚、跃身投入自然生活的起点，即梭罗个人独立日的开始：“我第一天住在森林里……凑巧得很，是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独立日。”④梭罗在宁静的山林间构思着启笔《瓦尔登湖》一书，这时他的新生活虽进一步指向了亲近自然乃至离群索居，然而他的初衷并不完全在此。梭罗仍关注着同他一样生活在康科德地区的邻人们。他在面对家乡人民时的感情，因与其文学英雄理想相冲突而变得复杂。他虽不屑与代表世俗商业社会的市民们为伍，但同时又受爱默生的影响，希望借自己的思想言行来获得人们的肯定与追随，承担起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改革者之责⑤。这也让他与自然相处有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蕴。一方面，他基于宗教与超验主义思想，厌弃商业化世俗社会，试图在自然中接近神性，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他在《瓦尔登湖》一书中称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为一种“实验”，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人们提供一个可行的先例，旨在唤醒并引领人们同他一样，更多地在自然中追求精神生活⑥。于是，瓦尔登湖成为梭罗进行自我定位与理想探索的现实根据地。
起初在建造房屋时梭罗就有着自己的独特考虑，早在1941年就在日记中写道：“而文明人则有造屋而居的习惯”，“印第安人的魅力在于他自由、从容地处于大自然之间……让房顶、地板和四壁像天空、树木和大地那样地呵护他”⑦。梭罗并不否认住所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但同时基于自己的自然思想认为，人应是大自然的居民，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大自然提供的，所以与自然亲密共居才是自由而得体的。因此，他选择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然环境中建造房屋，并不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去过更艰苦的生活，反而是以一种亲近自然的方式获得生命本源的回归。在生活用品问题上梭罗就自己与乡邻们的生活进行对比，愈加体会到以原始方式生活在自然中的特点与益处。在一次决定是否改变路线冒雨去钓鱼的经历中，梭罗感慨道：其实和村民们比起来，自己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自己可以大胆而无拘地选择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村民们终日重复着劳作与休息日程，走动范围绝不超出自己的田地和住所，这样的生活使得“他们的生命在那里日趋衰弱和显出病态，因为那里缺乏新鲜空气”①。就村民们的劳作对象而言，梭罗认为那些只不过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东西，却被农民视为必需品，于是农民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去商店交换，但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解决，或根本无需得到那些所谓的必需品，“甚至连盐都不能严格地被称为人类生活必需品之一，因为许多部落并不使用盐”②。由此可见，人们终日劳作却不得温饱，就在于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③这种尽量降低物质需求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中充分展现出来，也进一步升华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梭罗在思考自然时始终关注的是自然与人同为上帝造物的同质关系，感受到人的身体与自然是相通的，是自然的一部分④；他认为平均律等规律既适用于科学上的数据计算，也适用于伦理学上人心的测量，他把人的思想与河岸四周的构造关联起来进行分析⑤。这种把人与自然物作类比修辞的叙述方式，在《瓦尔登湖》中俯拾皆是，体现其生态思想中的伦理内涵。他多次将自己在林间的自足生活，与康德科市民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作对比，指出问题在于人们把自然仅视为物质利益的来源，看不到自然还具有审美意义和升华人之精神的内在价值⑥。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表达了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自然思想。他把自然万物都视为符号，认为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象征意蕴。“我房子周围的漆树、松树和山核桃让我联想到最优美的雕塑。它们的顶部、单根的树枝或单片叶子，有时候似乎已长成了某种独特的符号，仿佛那是需要我去阐释的一个象征”。但同时梭罗认为，自然的艺术作品所“传下来的至理名言，比我们所能领悟的更具美妙和完整的智慧。我们想从其茎秆上采摘的智慧只不过是唯一的供我们产生联想的點”⑦。可见，亲身在自然中独居的经历，不仅给梭罗更多的自由时间，也使其自然思想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都为他后来写作《瓦尔登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846年，梭罗与友人攀登克塔山（Mt. Ktaadn），这次经历成就其生态文学代表作之一《克塔登山》，后随《奇森库克》《阿尔莱加什河和东支流》及专业术语附录，一同收编到《缅因森林》一书中。此番与自然又一次专程接触，让梭罗更多体会到自然野性的一面，生态思想也因此进一步发生转变。在缅因州最高山上，梭罗在赞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也看到其背后的野蛮与崇高，这让梭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更多从自然角度来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感受到自然并不会主动亲近人，也并不能期望自然对他这样的精神信徒友好⑧。他请当地印第安人为游览向导，因为他欣赏印第安人远离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汲取其中建立在万物有灵信念之上的敬畏自然的思想，也把印第安狂野的神的形象化用在对克塔登山的描写中⑨。对印第安人自然思想的关注，也是其生态中心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要素之一。1847年9月6日，梭罗决定离开瓦尔登湖。他再次回到爱默生家中当助手，通过整理日记和梳理回忆，把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两年浓缩为一年，写作《瓦尔登湖》一书。在书中梭罗展现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不但描写出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象，更在与文明社会的对比中兼顾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于文明与自然之间冲突中力图探寻一条瓦尔登湖式的生活方式来加以化解，其中所蕴含的人应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协调的自然观反映出了生态主义之特征。
生态主义之前的自然观，是以欧洲基督教为代表的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为人而造，人作为万物之长，理应受上帝之意掌管自然，从而在开发、利用和掠夺自然时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这种观点的基督教变种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根据，即上帝给予了人类统治和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的权利”①。这种“基督教的遗产”到了梭罗所处的时代仍占据主流，但基督教中后起的新教却呈现出与传统自然观不同的面貌。如前所述，移民至美洲新大陆的新教徒把荒原遍布的自然视为一个物产丰富、等待教化的新世界。基于这种使命感，虔信新教的梭罗更易产生保护自然的思想。“在荒野中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任务使得清教徒的心灵更容易接受一种宽广的伦理原则”②。 梭罗提出生态主义自然观，但其思想并非完全由他自己首创，而是来源于超验主义提供的一些基本自然观。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与人具有精神上的同构性，自然是上帝精神的投影，是人的精神外化，人在感受自然的美中能体验与上帝合一，疏离自然就是疏离上帝，所以人需要亲近自然③。也正因把自然价值视为与人进行的精神交感，即使在超验主义者看来，保护自然的前提仍是出于人的需要。“世界因此是为了人的灵魂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他对于美的欲望”④。由此可见，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自然思想仍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论色彩。此外，受浪漫主义和自然神学的影响，超验主义认为自然是善的，通过研究自然可认识上帝，以此来取代上帝一位论的理性宗教的观点。“大自然的统一用途总是默默地忠于它在其中得以发源的事业，它永远诉说着上帝的功业。它不停地暗示神的绝对旨意”⑤。如此一来，向上帝朝圣也无需传统的繁文缛节，人只要以自然为精神交流的中介就能体验上帝。“世界的本质是无法用概念定理加以记述的。可是一旦人类从思想上对它加以崇拜，大自然的崇高机制就会像上帝的幻影一样赫然显现”⑥。所以，受新教与超验主义的双重影响，梭罗从来不去教堂，他认为上帝就在自然之中，每个人只要用心亲近自然，即可与上帝沟通。
梭罗有选择性地接受超验主义自然观，肯定自然中普遍蕴含一种宇宙精神，自然有着高出感官的含义，且是人在精神世界中与上帝沟通的中介。但同时，他摒弃把自然过分精神化的做法，转而把自然视为有独立生命并自足存在的，即自然并不依赖人类也原本不被人类所掌控，体现了生态中心论思想。他还指出，考虑到自然仍具有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作用，所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应去亲近自然，这首先要求人类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自然视为人的从属物，更不能把自然视为肆意掠夺的对象。梭罗在改造超验主义人类中心论自然观的基础上发展出生态中心论自然观，并集中表达了自然独立于人、有其自身价值的生态中心观：“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⑦“这野性的自由的肌肉却又说明了大自然的精力和尊严”①。他运用大量的拟人写法，表达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且由于自然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源泉，人与其他生命具有一致性：“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②“人是什么，还不是一团溶解的泥土？”③他强调人作为自然一分子，应把自己放在与其他生物平等的地位上。
三、文明与自然相协调的解决之道
在梭罗时代，人们更确信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这似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但在对待文明与自然关系时，梭罗却认为人并非自然的主宰。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先明确他对真正文明的认识，从过多物质享受的不必要性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进行阐释，进而为文明与自然间冲突指明提升精神追求的出路。
首先，梭罗要说明的是：贪求物欲绝无必要。他在瓦尔登湖畔生活期间，观察到人利用更便捷的技术工具满足所谓文明社会的需要。如为了运输物资，在平静森林中开出铁轨，让火车日夜呼啸而过；为了储冰，便用卡车悉数运走冬天用于保护湖中生物的湖冰；更有甚者，为了洗碗而提议用抽水机引湖水到城市中去。他认为，这种物质与工具的丰富并不都是文明的标志，因为它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实质上反映的仍是人以自身为中心，只考虑满足一己私欲，忽视自然是应被保护的生命之源。针对人们破坏自然的现象，他批评当时盛行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认为在二者趋使下人们唯金钱至上，这种价值观扭曲进一步造成自然观扭曲。在《瓦尔登湖》的“经济篇”中，梭罗对同胞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看到同胞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终日劳作，而在自然中的活动目的只是为了从自然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只把自然看成是物质财富的来源。一切看似源于文明社会的需求，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不遗余力地盘剥，同时人们自己也在商业主义物质交换关系中深陷于物欲追求，把毕生耗散于此。“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人似的富足”④。而那些人类引以为豪的发明，在他看来不过是华而不实之物，使人把本应用来追求更好生活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⑤那些为开发自然工具、物质财富增长付出的是人价值观扭曲和自然受损的代价，因此它们不是真正的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⑥
其次，梭罗提出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文明的标志与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人类文明演变来看，“处于胚胎状态的人，要经过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当人类进化到更高级阶段时会“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最终“对兽肉有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⑦。这时的进食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激励精神生活，于是人们有了更多从贪求物欲中解放出来的空闲，转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①所以，“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更为聪明一些的野蛮人”②。结合梭罗的思想背景和志趣可知，他推崇的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反对物质享乐，要求把生活的重心放在精神上，这才是真正文明的体现。
梭罗立足超验主义与生态中心论的自然思想，在《瓦尔登湖》中就文明与自然冲突提出了解决之道。
其一，在對待自然的态度上，人们要怀有敬畏之心。如前所述，受印第安人万物有灵观点的影响，加之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观，梭罗认为人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并把自然中一切生物视为与人同样有感情的、与人平等的，要有“森林并不属于我所有”的态度③。梭罗“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恐惧，好像古罗马人士在使一个神圣森林（lucum conlucare）里的树木更稀些，以便放阳光进来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天神的”④。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随处可见其敬畏自然的思想，这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尊重善待其他生命。在拣栗子时遇到以栗子为食的鸟，于是“这些树我让给了它们，自去找全部都是栗树的较远处的森林”⑤。二是与其他生命平等共生。“黄蜂肯惠临寒舍避冬，我还引以为荣哩”⑥。三是对自然心怀感激与愧疚。“到森林中去猎取，或者说，去偷窃燃料，煮熟一顿饭菜”⑦。从自然的本质来看，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所以不能把自然看作是为人而存在的。相反，自然本身并不需要人类，所以自然的价值不是通过人来体现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着，它们一点都不知道逐出乐园这一回事，能有这样纯粹的湖水真够满足啦”⑧。因此，梭罗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对人而言的工具价值，更有着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这便要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能以文明为由对自然肆意妄为。 其二，在生活方式上，梭罗看到了人们受物质主义驱使，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只把自然当成经济利益来源，于是丧失审美眼光和精神需求，从而看不到自然对于审美的精神价值。这种态度导致：一方面对物质贪求使人劳作终日不得歇息，更无法实现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人把一切物质利益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对立，对自然资源的攫取造成自然被破坏。因此，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就是这样一项尽可能追求简朴生活的实验：他身体力行，自己动手建起湖边的小屋，用自己种的作物换取生活必需品，把余下的空闲时间用来满足精神需求。最后，他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成功：“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已不止五年了，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儿书。”⑨因此，梭罗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当人们把物质需求限制在维持自己基本生存的范围内时，便会从被物所役使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空闲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并在与自然进行精神交流时感受到自然除经济价值外的审美价值与生态意义。这样一来，不仅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更从思想层面上理解到保护自然的必要性。
在对待文明与自然的态度上，梭罗并非单纯地如爱默生所说那样“嫉视城市……斧头永远在那里破坏他的森林”①，因为就文明本质而言，它代表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与文明相对的是头脑的蛮荒，而非滋养起了文明的自然。也正因为意识到当时所谓文明背后是人的精神没落以及自然生命力的消退，梭罗认为这种所谓的文明实际上是不堪的。此外，梭罗对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显示出超验主义色彩。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②所以，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生活只是为了暂时远离当下所谓文明社会渴求名利的喧闹，希望在亲近自然中静下心来，凭借自然来寻求精神上的升华，绝非因为厌弃社会。人是属于社会的，独居林中作为一种接近自然的手段方式，其最终目的是获得人生智慧与超脱。最终梭罗用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验，不仅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简朴生活的可行性，更为协调文明与自然，抑或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指明了精神追求的出路。
总之，在梭罗看来，首先要在承认人与自然平等的前提下肯定自然本身具有价值，才可能发现自然的审美意义，进而在自然中追求精神满足，而不是一味攫取自然物质资源，从而反过来降低对物质的狂热、减轻对自然的压力，由此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满足人类需求与保护自然之间的冲突，协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四、梭罗生态遗产及其相关质疑和辩护
除了在瓦尔登湖附近考察外，梭罗还分别于1846年、1853年和1857年先后三次游览缅因州森林，在1849—1857年间四次游览科德角，留下以《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1849）、《緬因森林》（The Maine Woods，1864）和《科德角》（Cape Cod，1865）为代表的自然著作。它们同《瓦尔登湖》一样，都是在梭罗实地考察自然后，结合自身对人生以及对文明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以带有超验主义和生态中心论特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在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中把自然的超验之美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更在抒情与议论相间的写法中阐发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的探寻。通观梭罗的一生，他怀着对自然的赤诚之爱，常年深入大自然中，细心观察各种自然景象与生物，并作了具有博物学意义上的记录，为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自然状物资料，更传递了自然与人类平等同构、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生态思想。
就自然观而言，梭罗生态哲学思想中最为后世所用的无疑是其朴素生态主义。梭罗基于超验主义立场，在观察自然中切身意识到人并非自然主人，人与自然是同构和平等的；在颠覆传统人类中心论自然观的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源，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的观点，体现出蕴含着生态主义思想的自然观，并将保护自然置于与人类生存具有同等价值的地位，成为后来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的先声。就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而言，梭罗是以生态为中心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来解决文明与自然的矛盾。
第一，改变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生活方式的反思，是把社会与个人两方面相结合来进行的。他首先在观察到社会上人们因追求物质享受而终日劳作的现象后，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加以反思。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梭罗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因此在把自然作为人的生存前提时，他强调的是个人的生存而非群体，在评价当时人们称之为文明的社会时认为：“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套制度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能使种族的生活更臻完美，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可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何等样的牺牲，我还要建议，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很多好处的。”①梭罗正是出于对个人生活的强调，毅然对当时所谓的文明制度提出质疑。他以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的亲身经历证明：“时代虽在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发生多少影响。”②由此说明，社会制度于个人生活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和负担，因为个人生活简朴到维持日常物质所需即可，由此文明的进步才能在余出的空闲里通过追求精神的提升来实现。不仅在梭罗时代，即便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大多数人都向往物质享乐，不仅造成个人身体劳作之苦、精神生活空虚，而且付出了环境恶化的代价。因此，人作为破坏环境的一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反思传统的社会制度或习俗，先从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做起。梭罗式的简朴生活理念，“不仅被当今美国自然文学所推崇，也被生活在美国都市中的人们所接受”③，甚至使之重归现实。
第二，人的精神变革。梭罗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观的改变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变革。所以，在《瓦尔登湖》结尾，梭罗指出一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构想最终还是需要人的觉醒。他说：“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约纳森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可是时间尽管流逝，而黎明始终不来的那个明天，它具备着这样的特性。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④所以，在改善生态问题时，我们无法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并支持，但提高人的环保意识、唤醒人们的生态观念无疑是治根之法，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最为乐观的预期。 围绕梭罗及其《瓦尔登湖》一书，质疑者针对的是迁居湖畔的行为和梭罗的自然思想。梭罗独居湖畔生活的真实性是质疑的焦点之一，即其湖畔生活是否真正做到远离社会而独立自主。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列生活账单时明确提到：“除开洗衣和补衣，那倒多半是拿到外面去的。”⑤此外，还有为何舍远求近选址在离城镇并不远的瓦尔登湖畔，独居期间经常回家依靠亲友资助生活等，都成为批评者的论据。但也许正如梭罗在全书开头的“经济篇”中所言：“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⑥由此梭罗独居的动机成为另一争议点，因为梭罗在两年后又重返社会并通过出书来传播自己的经历与思想，这在质疑者看来，无疑是一种自炫⑦。同时，梭罗对实体自然的推崇与向往，跟宗教所提倡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不符，因而也受到来自宗教的责难。与梭罗同持自然神论的爱默生明白这一点：“宗教最重要而根本的信条是：‘肉眼可见之物是短暂有限的，唯有不可见之物方是永恒持久的。’这是对自然的公然冒犯。”⑧其次，梭罗对精神生活强调也不被人理解，甚至包括一向支持他的爱默生，认为“他的美德有时候太趋极端”①。梭罗毕生对自然的投入也被认为是没有壮志的，“他因为缺少壮志，他不为整个的美国设计一切，而做了一个采漿果远足队的首领”②。马克·范多伦与诺曼·福斯特等学者也认为，梭罗一生追求的是真善美，可是他的设想和经验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道德和美学来看都没有产生最大效果，因为他只沉湎于自我之中，而没有放眼宇宙③。但在支持者看来，这正是梭罗对爱默生退隐—发现模式的忠实践行：“所有这一切又都同化到爱默生宣扬的神话当中去：知识分子先是从社会隐退，最后又成功地重返社会，并以文学姿态来表现这种对公众恩赐般的教导。”④正因如此，批评者如美国作家洛厄尔和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等认为，梭罗只不过是对爱默生的模仿⑤。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梭罗以超验主义与自然思想为基础，表达了人与自然平等、自然万物可以协调共生的生态学思想。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中心自然观，是对传统人类中心自然观的突破，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与地位的反思，为后世的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思想来源。但与此同时，梭罗始终作为一个“天生的倡异者”，并不赞成他人对自己的效仿。从他自身来看，他的生态中心自然观等生态思想，正是对传统的如超验主义等思想进行创新后而形成的。“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⑥。所以，当人们今天探寻生态保护的方法时，既要注意对以往的经验加以扬弃，更要与时俱进，立足时代背景及其发展的需要，同时从个人做起，不断探索新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生态中心论；生态哲学思想；文明与自然
2017年是美国著名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200周年诞辰。梭罗于1845—1847年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写成《瓦尔登湖》（Walden，1854）一书，细腻地表达出以超验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主义自然观。他以独居瓦尔登湖作为简单的生活实验，从改变生活方式出发，旨在通过树立亲近自然生活的理念，从思想层面来根除社会问题与生态危机。这种协调文明与自然的方式，对当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生活环境与个人志趣
梭罗自然观和生态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后来移居瓦尔登湖畔的举动，与其成长环境以及个人性格是分不开的。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Concord），1837年从哈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康科德并长期在此生活。自然环境方面，梭罗四岁时在随父迁职途中曾路过瓦尔登湖及周边地区，此次与瓦尔登湖初遇，便显露出梭罗对自然的赤诚之爱，因为多年后此次经历仍能被梭罗忆起并载入《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这片位于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地区度过。美国地理学家拉夫尔·布朗（Ralph H. Brown）曾用“众口称道”一词来概括这一地区气候，认为：“这一带‘雨量丰富’，这就是说雨量一般是充足的和靠得住的，各季都有，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①这样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加上丰沛的水资源，不仅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优厚的先天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当地富有生机的自然环境以及特征多样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新英格兰地区经年受自冰川时期以来地质活动的影响，自陆地到海岸错落分布着山丘、河流、湖沼及海湾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态丰富的地表环境，为梭罗的观察研究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
社会环境方面，梭罗信仰的宗教、受到的教育以及结交的友人都对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梭罗生活的新英格兰地区多聚居从欧洲移民而来的新教徒，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以基督教神创论为依据，认为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自然也是如此①。不同于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理性宗教，新教强调因信称义，不同意把《圣经》和理性作为信仰的唯一根据，其中加尔文宗更是强调灵性的宗教教义，认为自然是神的化身，人通过亲近自然可接近神性，通过研究自然可以认识上帝。这些都引出宗教意义上自然于人精神升华的重要性以及人去保护自然的必然性，倡导一种不同于传统欧洲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梭罗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勤俭节忍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中原始环境尤其是荒野具有双重寓意。《圣经·创世纪》叙述亚当和夏娃受蛇引诱犯罪后被放逐到大地上，上帝还诅咒土地使之长出荆棘。从人地关系看，此时自然环境不再依神所愿天然有益于人，而是与人对立为敌②。所以，荒野成了人类犯下原罪后第一个面临在自然界中受罚。同时，荒野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还有另一重象征意义。《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在被摩西带领出埃及后在西奈半岛旷野上辗转数十载仍未得定居，其间受不了考验而对上帝心生反叛者都未得善终。由此可见，荒野还代表着人在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对被拣选者进行考验的洁净之所。所以，在宗教的影响下，新教徒把荒原遍布的美洲视为一个物产丰富和等待教化的新世界，同时因荒野带有道德惩罚之象征意味而对它有所顾忌，更因新大陆上的未知野兽和土著印地安人而产生对荒野的恐惧。因此，“荒野”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具有既邪恶又神圣的双重寓意。当像梭罗这样信奉新教的移民后裔在面对广袤原始的土地时，也难免会产生如上所述的复杂的感情。因而在梭罗笔下，大自然不仅有美丽与神性的一面，也存在像原始森林等荒蛮环境带给人的生存挑战的一面：“尽管这里的大自然的确很美，却是未开化而令人生畏的……在那里会感到一种注定对人类不友好的力量出现。”③
其二，梭罗生活时间最长的康科德镇，是新英格兰地区作为美国东海岸而被开发得最早的一批殖民地之一，早在1630年就因英国移民不断涌入而出现人口总量过多增速过快的问题；分配土地时又因殖民地缺乏统一管理而缺少安置移民的计划，在生存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最终造成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④。“虽然边区不断地向前推进，可是1800年以来波士顿及其附近人口增长的程度却大于本州其他任何地区。事实上，这时的波士顿及其附近城镇已经形成一个首要地区，这里的人口增长率却为内地市镇的4倍。没有受到产业革命影响的城镇极少……这些城镇在监控水力资源的工厂附近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⑤。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以来新英格兰地区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开采增多，给原有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同时，人们在不断地向自然求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些都使梭罗在进行社会观察时能明显感受到文明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成为梭罗思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现实起点。
其三，就梭罗所受教育而言，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家中兄妹四人有着相当程度的教育背景，父亲、长兄及他本人都曾任教师，这些为其去大学深造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与文化背景支持。而对梭罗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1833—1837年梭罗就读于当时的哈佛学院，学习希腊语、法语，还涉猎英国文学史、数理和哲学，这些课程不仅发展了梭罗的文学兴趣才能，启发他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还使他更易与文坛大家爱默生之间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有传记作家认为，梭罗在参加讨论会时提交的一篇对自然美大加赞赏的论文，正是受到爱默生在哈佛毕业典礼联谊会上演讲的影响，这使得他在畢业后选择回到故乡康科德①。 其四，就梭罗在故乡康科德结交友人而言，康科德作为独立战争的爆发地，聚集了许多思想活跃的人士，人文气氛浓郁，除霍桑、阿尔科特等著名文化人士居住于此地外，还有住在梭罗家附近的大家爱默生。梭罗从哈佛毕业回乡后不久，就与爱默生有密切交往。1841—1843年，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靠帮爱默生打杂来维持生计，其间梭罗与爱默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此外，爱默生家中许多藏书尤其是印度教和其他东方宗教典籍，使梭罗读后深刻感受到其中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精神，这些都为后来梭罗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梭罗于1847年结识瑞士自然主义者阿加西斯，阿加西斯给梭罗一些珍贵的动物标本，为梭罗的自然研究提供便利。1857年，梭罗还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反对蓄奴制度运动领导人约翰·布朗。梭罗对奴隶制度早已不满，他也长期活跃于一些废奴运动中，由此不难理解，梭罗随后对布朗领导废奴运动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梭罗在布朗因运动失败被处以绞刑时，发表了为布朗辩护的演讲，并在布朗离世后为之举行悼念活动②。
梭罗还结识了玛格丽特·富勒等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他们经常进行聚会交流，并组织成立了著名的“超验主义俱乐部”。美国超验主义作为一种启蒙性思想运动，是对欧洲近代科学自然观和启蒙运动的反叛，这在有美国文化独立标志之称的康科德地区尤为明显。受近代科学尤其是牛顿以来建立的机械宇宙观影响，欧洲近代对自然的态度也由原来的有机自然观转向机械自然观。超验主义以浪漫主义和灵性教义与之对抗，在自然审美观上继承浪漫主义，欣赏自然野性本质而非在科学规律下审视人化自然；在宗教上强调自然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上帝的精神充溢其中，人可借自然来实现与上帝直接交流并由此复归于神性：“我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③梭罗认同宗教与超验主义中让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内容，并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自然，在自然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意象化描述，把自然作为上帝之灵的象征④，由此构成生态思想的叙述基调。梭罗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始终怀着一种追求更好生活的使命感，这又与其对自然的热爱相结合，使其对整个自然和社会都有独到的想法，并致力于通过行动影响他人，这使得梭罗像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者”⑤。因此，在涉及社会事务时，梭罗表现出一种固执己见不肯屈服的态度，回家乡小学任教后不久，就因不愿应学校要求去体罚学生而主动放弃在旁人看来稳定体面的工作，开始四处谋生；他还不赞成某些公款开支，认为理所应当拒绝为此付税，宁愿成天躲避搜查甚至被捕入狱也不肯低头，并把这种思想凝练成《消极反抗》一文①。尽管如此，在亲友的帮扶下，梭罗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得以在故乡的自然环境中平静度过。受新教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梭罗可称为禁欲主义者。他没有本性之外的欲望，尽量减少日常需要，认为“比起贫困匮乏，穷奢极侈显得更加卑鄙丑恶”②。对宗教信仰的恪守，使梭罗养成惜时的习惯，这不仅使他能在生产劳作之外有富余的时间去观察自然，也为他之后在瓦尔登湖畔实践谨慎而有规律的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梭罗长年与自然为伴，需要良好的身体条件与经验知识来保障其野外生活的进行。结合爱默生的描述和梭罗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兼具强健身体、敏锐观察力、坚韧意志和富有智慧的梭罗形象。他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疾病，所以患病绝非让人绝望的原因；更认为大自然即是健康的代名词，只要顺从自然生活，人就不会得病③。梭罗熟悉打鱼捕猎等多种野外生存技能，会用脚步测量距离、用眼睛在黑夜里辨路，这些不仅为其独居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技能保障，更为其从这些依赖与亲近自然的活动中思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启发。观察力与意志在他的身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梭罗异于常人的智慧所在，即爱默生所说“把物质世界看作一种工具与象征”④。在这种智慧的指引下，梭罗善于洞察人与事的本质，并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与专注力，加之对自然的赤忱热爱，使之能排除外界不相关事物的干扰：为采集植物样本而长途跋涉，为观察一只土拨鼠的活动而坐着与之互相打量半个小时⑤。
在1847年9月搬离瓦尔登湖后，梭羅较多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用个人主义思想批评当时集体主义政治制度，提倡以非暴力消极抵抗方式来实现政治目的，仍表达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追求⑥。1859年，他公开演讲声援因反奴隶制而罹难的好友。梭罗政治观中高扬的主题思想是个人自由与独立，这与其宗教及自然观一脉相承，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晚年活动以考察自然、探索自然规律为主。1860年，他几乎每天都到当地森林里，把对自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森林树木的更替》一文，这是他在生态学史上的贡献。由于长时间驻守在森林里，梭罗患上了感冒并恶化为支气管炎。1861年5月，梭罗前往明尼苏达州养病期间拜访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为他们的政治境遇抱不平。两个月疗养并未使其病情乐观起来，梭罗返回家中后抓紧时间整理自己的著作并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事项。在这一时期的自然历史作品《野果》《种子的散播》《种子的信仰》等书中，梭罗以超验主义背景为基础进行自然史叙述，他更多是以诗意化而非纯粹科学形式记录自然地理信息，始终关注升华自然的科学性并由此深化对人性的认识⑦。1862年5月6日，梭罗在康科德因肺结核晚期不治而逝，其书稿后由胞妹索菲娅整理并陆续出版。
二、独居经历、自然思想与生态主义
1842年，从小一块亲密成长的哥哥约翰意外早逝，使得梭罗在深受打击后病倒了。此后，梭罗不得不开始探索一个失去哥哥陪伴的新生活，这也标志着梭罗与年少自己的一场告别①。1843年，梭罗在病愈后前往纽约的爱默生弟弟家中任家教。其间，梭罗期望能凭借他之前在超验主义者主办的《日晷》杂志上发表作品，继续开拓他在纽约文坛的事业，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加之与爱默生弟弟一家相处并不愉快，梭罗随后回到故乡康科德。但在爱默生家亦工亦学的两年时间里，梭罗得以有较安稳的环境来从事自然观察与思考创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观。哥哥的离世和事业的中断使梭罗感到失意，但他凭着超验主义思想，在自然中获得了超脱。他在1843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绿草是永恒生长的一个象征——它的叶片就像长长的绿带子……人的生命的消亡只是大自然的表面现象，它的绿叶却伸向了永生。”②以上各种因素叠加，又怀着对自然那份始终不变的向往和热爱，梭罗在决心移居瓦尔登湖时显得毫无踌躇，反而像是选择了一种最为理想的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大自然与我同步发展，和我一起生长”③。 经过前期建造房屋等准备工作后，在1845年7月4日这一天，恰逢美国的独立日，梭罗正式入住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无论是否只是凑巧，不妨将这一天视为梭罗开始摆脱世俗束缚、跃身投入自然生活的起点，即梭罗个人独立日的开始：“我第一天住在森林里……凑巧得很，是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独立日。”④梭罗在宁静的山林间构思着启笔《瓦尔登湖》一书，这时他的新生活虽进一步指向了亲近自然乃至离群索居，然而他的初衷并不完全在此。梭罗仍关注着同他一样生活在康科德地区的邻人们。他在面对家乡人民时的感情，因与其文学英雄理想相冲突而变得复杂。他虽不屑与代表世俗商业社会的市民们为伍，但同时又受爱默生的影响，希望借自己的思想言行来获得人们的肯定与追随，承担起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改革者之责⑤。这也让他与自然相处有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蕴。一方面，他基于宗教与超验主义思想，厌弃商业化世俗社会，试图在自然中接近神性，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他在《瓦尔登湖》一书中称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为一种“实验”，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人们提供一个可行的先例，旨在唤醒并引领人们同他一样，更多地在自然中追求精神生活⑥。于是，瓦尔登湖成为梭罗进行自我定位与理想探索的现实根据地。
起初在建造房屋时梭罗就有着自己的独特考虑，早在1941年就在日记中写道：“而文明人则有造屋而居的习惯”，“印第安人的魅力在于他自由、从容地处于大自然之间……让房顶、地板和四壁像天空、树木和大地那样地呵护他”⑦。梭罗并不否认住所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但同时基于自己的自然思想认为，人应是大自然的居民，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大自然提供的，所以与自然亲密共居才是自由而得体的。因此，他选择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然环境中建造房屋，并不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去过更艰苦的生活，反而是以一种亲近自然的方式获得生命本源的回归。在生活用品问题上梭罗就自己与乡邻们的生活进行对比，愈加体会到以原始方式生活在自然中的特点与益处。在一次决定是否改变路线冒雨去钓鱼的经历中，梭罗感慨道：其实和村民们比起来，自己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自己可以大胆而无拘地选择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村民们终日重复着劳作与休息日程，走动范围绝不超出自己的田地和住所，这样的生活使得“他们的生命在那里日趋衰弱和显出病态，因为那里缺乏新鲜空气”①。就村民们的劳作对象而言，梭罗认为那些只不过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东西，却被农民视为必需品，于是农民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去商店交换，但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解决，或根本无需得到那些所谓的必需品，“甚至连盐都不能严格地被称为人类生活必需品之一，因为许多部落并不使用盐”②。由此可见，人们终日劳作却不得温饱，就在于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③这种尽量降低物质需求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中充分展现出来，也进一步升华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梭罗在思考自然时始终关注的是自然与人同为上帝造物的同质关系，感受到人的身体与自然是相通的，是自然的一部分④；他认为平均律等规律既适用于科学上的数据计算，也适用于伦理学上人心的测量，他把人的思想与河岸四周的构造关联起来进行分析⑤。这种把人与自然物作类比修辞的叙述方式，在《瓦尔登湖》中俯拾皆是，体现其生态思想中的伦理内涵。他多次将自己在林间的自足生活，与康德科市民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作对比，指出问题在于人们把自然仅视为物质利益的来源，看不到自然还具有审美意义和升华人之精神的内在价值⑥。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表达了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自然思想。他把自然万物都视为符号，认为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象征意蕴。“我房子周围的漆树、松树和山核桃让我联想到最优美的雕塑。它们的顶部、单根的树枝或单片叶子，有时候似乎已长成了某种独特的符号，仿佛那是需要我去阐释的一个象征”。但同时梭罗认为，自然的艺术作品所“传下来的至理名言，比我们所能领悟的更具美妙和完整的智慧。我们想从其茎秆上采摘的智慧只不过是唯一的供我们产生联想的點”⑦。可见，亲身在自然中独居的经历，不仅给梭罗更多的自由时间，也使其自然思想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都为他后来写作《瓦尔登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846年，梭罗与友人攀登克塔山（Mt. Ktaadn），这次经历成就其生态文学代表作之一《克塔登山》，后随《奇森库克》《阿尔莱加什河和东支流》及专业术语附录，一同收编到《缅因森林》一书中。此番与自然又一次专程接触，让梭罗更多体会到自然野性的一面，生态思想也因此进一步发生转变。在缅因州最高山上，梭罗在赞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也看到其背后的野蛮与崇高，这让梭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更多从自然角度来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感受到自然并不会主动亲近人，也并不能期望自然对他这样的精神信徒友好⑧。他请当地印第安人为游览向导，因为他欣赏印第安人远离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汲取其中建立在万物有灵信念之上的敬畏自然的思想，也把印第安狂野的神的形象化用在对克塔登山的描写中⑨。对印第安人自然思想的关注，也是其生态中心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要素之一。1847年9月6日，梭罗决定离开瓦尔登湖。他再次回到爱默生家中当助手，通过整理日记和梳理回忆，把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两年浓缩为一年，写作《瓦尔登湖》一书。在书中梭罗展现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不但描写出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象，更在与文明社会的对比中兼顾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于文明与自然之间冲突中力图探寻一条瓦尔登湖式的生活方式来加以化解，其中所蕴含的人应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协调的自然观反映出了生态主义之特征。
生态主义之前的自然观，是以欧洲基督教为代表的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为人而造，人作为万物之长，理应受上帝之意掌管自然，从而在开发、利用和掠夺自然时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这种观点的基督教变种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根据，即上帝给予了人类统治和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的权利”①。这种“基督教的遗产”到了梭罗所处的时代仍占据主流，但基督教中后起的新教却呈现出与传统自然观不同的面貌。如前所述，移民至美洲新大陆的新教徒把荒原遍布的自然视为一个物产丰富、等待教化的新世界。基于这种使命感，虔信新教的梭罗更易产生保护自然的思想。“在荒野中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任务使得清教徒的心灵更容易接受一种宽广的伦理原则”②。 梭罗提出生态主义自然观，但其思想并非完全由他自己首创，而是来源于超验主义提供的一些基本自然观。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与人具有精神上的同构性，自然是上帝精神的投影，是人的精神外化，人在感受自然的美中能体验与上帝合一，疏离自然就是疏离上帝，所以人需要亲近自然③。也正因把自然价值视为与人进行的精神交感，即使在超验主义者看来，保护自然的前提仍是出于人的需要。“世界因此是为了人的灵魂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他对于美的欲望”④。由此可见，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自然思想仍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论色彩。此外，受浪漫主义和自然神学的影响，超验主义认为自然是善的，通过研究自然可认识上帝，以此来取代上帝一位论的理性宗教的观点。“大自然的统一用途总是默默地忠于它在其中得以发源的事业，它永远诉说着上帝的功业。它不停地暗示神的绝对旨意”⑤。如此一来，向上帝朝圣也无需传统的繁文缛节，人只要以自然为精神交流的中介就能体验上帝。“世界的本质是无法用概念定理加以记述的。可是一旦人类从思想上对它加以崇拜，大自然的崇高机制就会像上帝的幻影一样赫然显现”⑥。所以，受新教与超验主义的双重影响，梭罗从来不去教堂，他认为上帝就在自然之中，每个人只要用心亲近自然，即可与上帝沟通。
梭罗有选择性地接受超验主义自然观，肯定自然中普遍蕴含一种宇宙精神，自然有着高出感官的含义，且是人在精神世界中与上帝沟通的中介。但同时，他摒弃把自然过分精神化的做法，转而把自然视为有独立生命并自足存在的，即自然并不依赖人类也原本不被人类所掌控，体现了生态中心论思想。他还指出，考虑到自然仍具有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作用，所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应去亲近自然，这首先要求人类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自然视为人的从属物，更不能把自然视为肆意掠夺的对象。梭罗在改造超验主义人类中心论自然观的基础上发展出生态中心论自然观，并集中表达了自然独立于人、有其自身价值的生态中心观：“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⑦“这野性的自由的肌肉却又说明了大自然的精力和尊严”①。他运用大量的拟人写法，表达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且由于自然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源泉，人与其他生命具有一致性：“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②“人是什么，还不是一团溶解的泥土？”③他强调人作为自然一分子，应把自己放在与其他生物平等的地位上。
三、文明与自然相协调的解决之道
在梭罗时代，人们更确信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这似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但在对待文明与自然关系时，梭罗却认为人并非自然的主宰。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先明确他对真正文明的认识，从过多物质享受的不必要性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进行阐释，进而为文明与自然间冲突指明提升精神追求的出路。
首先，梭罗要说明的是：贪求物欲绝无必要。他在瓦尔登湖畔生活期间，观察到人利用更便捷的技术工具满足所谓文明社会的需要。如为了运输物资，在平静森林中开出铁轨，让火车日夜呼啸而过；为了储冰，便用卡车悉数运走冬天用于保护湖中生物的湖冰；更有甚者，为了洗碗而提议用抽水机引湖水到城市中去。他认为，这种物质与工具的丰富并不都是文明的标志，因为它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实质上反映的仍是人以自身为中心，只考虑满足一己私欲，忽视自然是应被保护的生命之源。针对人们破坏自然的现象，他批评当时盛行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认为在二者趋使下人们唯金钱至上，这种价值观扭曲进一步造成自然观扭曲。在《瓦尔登湖》的“经济篇”中，梭罗对同胞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看到同胞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终日劳作，而在自然中的活动目的只是为了从自然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只把自然看成是物质财富的来源。一切看似源于文明社会的需求，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不遗余力地盘剥，同时人们自己也在商业主义物质交换关系中深陷于物欲追求，把毕生耗散于此。“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人似的富足”④。而那些人类引以为豪的发明，在他看来不过是华而不实之物，使人把本应用来追求更好生活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⑤那些为开发自然工具、物质财富增长付出的是人价值观扭曲和自然受损的代价，因此它们不是真正的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⑥
其次，梭罗提出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文明的标志与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人类文明演变来看，“处于胚胎状态的人，要经过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当人类进化到更高级阶段时会“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最终“对兽肉有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⑦。这时的进食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激励精神生活，于是人们有了更多从贪求物欲中解放出来的空闲，转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①所以，“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更为聪明一些的野蛮人”②。结合梭罗的思想背景和志趣可知，他推崇的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反对物质享乐，要求把生活的重心放在精神上，这才是真正文明的体现。
梭罗立足超验主义与生态中心论的自然思想，在《瓦尔登湖》中就文明与自然冲突提出了解决之道。
其一，在對待自然的态度上，人们要怀有敬畏之心。如前所述，受印第安人万物有灵观点的影响，加之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观，梭罗认为人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并把自然中一切生物视为与人同样有感情的、与人平等的，要有“森林并不属于我所有”的态度③。梭罗“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恐惧，好像古罗马人士在使一个神圣森林（lucum conlucare）里的树木更稀些，以便放阳光进来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天神的”④。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随处可见其敬畏自然的思想，这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尊重善待其他生命。在拣栗子时遇到以栗子为食的鸟，于是“这些树我让给了它们，自去找全部都是栗树的较远处的森林”⑤。二是与其他生命平等共生。“黄蜂肯惠临寒舍避冬，我还引以为荣哩”⑥。三是对自然心怀感激与愧疚。“到森林中去猎取，或者说，去偷窃燃料，煮熟一顿饭菜”⑦。从自然的本质来看，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所以不能把自然看作是为人而存在的。相反，自然本身并不需要人类，所以自然的价值不是通过人来体现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着，它们一点都不知道逐出乐园这一回事，能有这样纯粹的湖水真够满足啦”⑧。因此，梭罗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对人而言的工具价值，更有着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这便要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能以文明为由对自然肆意妄为。 其二，在生活方式上，梭罗看到了人们受物质主义驱使，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只把自然当成经济利益来源，于是丧失审美眼光和精神需求，从而看不到自然对于审美的精神价值。这种态度导致：一方面对物质贪求使人劳作终日不得歇息，更无法实现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人把一切物质利益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对立，对自然资源的攫取造成自然被破坏。因此，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就是这样一项尽可能追求简朴生活的实验：他身体力行，自己动手建起湖边的小屋，用自己种的作物换取生活必需品，把余下的空闲时间用来满足精神需求。最后，他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成功：“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已不止五年了，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儿书。”⑨因此，梭罗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当人们把物质需求限制在维持自己基本生存的范围内时，便会从被物所役使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空闲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并在与自然进行精神交流时感受到自然除经济价值外的审美价值与生态意义。这样一来，不仅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更从思想层面上理解到保护自然的必要性。
在对待文明与自然的态度上，梭罗并非单纯地如爱默生所说那样“嫉视城市……斧头永远在那里破坏他的森林”①，因为就文明本质而言，它代表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与文明相对的是头脑的蛮荒，而非滋养起了文明的自然。也正因为意识到当时所谓文明背后是人的精神没落以及自然生命力的消退，梭罗认为这种所谓的文明实际上是不堪的。此外，梭罗对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显示出超验主义色彩。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②所以，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生活只是为了暂时远离当下所谓文明社会渴求名利的喧闹，希望在亲近自然中静下心来，凭借自然来寻求精神上的升华，绝非因为厌弃社会。人是属于社会的，独居林中作为一种接近自然的手段方式，其最终目的是获得人生智慧与超脱。最终梭罗用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验，不仅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简朴生活的可行性，更为协调文明与自然，抑或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指明了精神追求的出路。
总之，在梭罗看来，首先要在承认人与自然平等的前提下肯定自然本身具有价值，才可能发现自然的审美意义，进而在自然中追求精神满足，而不是一味攫取自然物质资源，从而反过来降低对物质的狂热、减轻对自然的压力，由此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满足人类需求与保护自然之间的冲突，协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四、梭罗生态遗产及其相关质疑和辩护
除了在瓦尔登湖附近考察外，梭罗还分别于1846年、1853年和1857年先后三次游览缅因州森林，在1849—1857年间四次游览科德角，留下以《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1849）、《緬因森林》（The Maine Woods，1864）和《科德角》（Cape Cod，1865）为代表的自然著作。它们同《瓦尔登湖》一样，都是在梭罗实地考察自然后，结合自身对人生以及对文明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以带有超验主义和生态中心论特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在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中把自然的超验之美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更在抒情与议论相间的写法中阐发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的探寻。通观梭罗的一生，他怀着对自然的赤诚之爱，常年深入大自然中，细心观察各种自然景象与生物，并作了具有博物学意义上的记录，为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自然状物资料，更传递了自然与人类平等同构、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生态思想。
就自然观而言，梭罗生态哲学思想中最为后世所用的无疑是其朴素生态主义。梭罗基于超验主义立场，在观察自然中切身意识到人并非自然主人，人与自然是同构和平等的；在颠覆传统人类中心论自然观的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源，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的观点，体现出蕴含着生态主义思想的自然观，并将保护自然置于与人类生存具有同等价值的地位，成为后来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的先声。就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而言，梭罗是以生态为中心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来解决文明与自然的矛盾。
第一，改变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生活方式的反思，是把社会与个人两方面相结合来进行的。他首先在观察到社会上人们因追求物质享受而终日劳作的现象后，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加以反思。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梭罗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因此在把自然作为人的生存前提时，他强调的是个人的生存而非群体，在评价当时人们称之为文明的社会时认为：“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套制度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能使种族的生活更臻完美，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可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何等样的牺牲，我还要建议，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很多好处的。”①梭罗正是出于对个人生活的强调，毅然对当时所谓的文明制度提出质疑。他以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的亲身经历证明：“时代虽在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发生多少影响。”②由此说明，社会制度于个人生活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和负担，因为个人生活简朴到维持日常物质所需即可，由此文明的进步才能在余出的空闲里通过追求精神的提升来实现。不仅在梭罗时代，即便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大多数人都向往物质享乐，不仅造成个人身体劳作之苦、精神生活空虚，而且付出了环境恶化的代价。因此，人作为破坏环境的一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反思传统的社会制度或习俗，先从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做起。梭罗式的简朴生活理念，“不仅被当今美国自然文学所推崇，也被生活在美国都市中的人们所接受”③，甚至使之重归现实。
第二，人的精神变革。梭罗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观的改变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变革。所以，在《瓦尔登湖》结尾，梭罗指出一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构想最终还是需要人的觉醒。他说：“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约纳森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可是时间尽管流逝，而黎明始终不来的那个明天，它具备着这样的特性。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④所以，在改善生态问题时，我们无法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并支持，但提高人的环保意识、唤醒人们的生态观念无疑是治根之法，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最为乐观的预期。 围绕梭罗及其《瓦尔登湖》一书，质疑者针对的是迁居湖畔的行为和梭罗的自然思想。梭罗独居湖畔生活的真实性是质疑的焦点之一，即其湖畔生活是否真正做到远离社会而独立自主。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列生活账单时明确提到：“除开洗衣和补衣，那倒多半是拿到外面去的。”⑤此外，还有为何舍远求近选址在离城镇并不远的瓦尔登湖畔，独居期间经常回家依靠亲友资助生活等，都成为批评者的论据。但也许正如梭罗在全书开头的“经济篇”中所言：“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⑥由此梭罗独居的动机成为另一争议点，因为梭罗在两年后又重返社会并通过出书来传播自己的经历与思想，这在质疑者看来，无疑是一种自炫⑦。同时，梭罗对实体自然的推崇与向往，跟宗教所提倡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不符，因而也受到来自宗教的责难。与梭罗同持自然神论的爱默生明白这一点：“宗教最重要而根本的信条是：‘肉眼可见之物是短暂有限的，唯有不可见之物方是永恒持久的。’这是对自然的公然冒犯。”⑧其次，梭罗对精神生活强调也不被人理解，甚至包括一向支持他的爱默生，认为“他的美德有时候太趋极端”①。梭罗毕生对自然的投入也被认为是没有壮志的，“他因为缺少壮志，他不为整个的美国设计一切，而做了一个采漿果远足队的首领”②。马克·范多伦与诺曼·福斯特等学者也认为，梭罗一生追求的是真善美，可是他的设想和经验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道德和美学来看都没有产生最大效果，因为他只沉湎于自我之中，而没有放眼宇宙③。但在支持者看来，这正是梭罗对爱默生退隐—发现模式的忠实践行：“所有这一切又都同化到爱默生宣扬的神话当中去：知识分子先是从社会隐退，最后又成功地重返社会，并以文学姿态来表现这种对公众恩赐般的教导。”④正因如此，批评者如美国作家洛厄尔和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等认为，梭罗只不过是对爱默生的模仿⑤。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梭罗以超验主义与自然思想为基础，表达了人与自然平等、自然万物可以协调共生的生态学思想。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中心自然观，是对传统人类中心自然观的突破，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与地位的反思，为后世的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思想来源。但与此同时，梭罗始终作为一个“天生的倡异者”，并不赞成他人对自己的效仿。从他自身来看，他的生态中心自然观等生态思想，正是对传统的如超验主义等思想进行创新后而形成的。“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⑥。所以，当人们今天探寻生态保护的方法时，既要注意对以往的经验加以扬弃，更要与时俱进，立足时代背景及其发展的需要，同时从个人做起，不断探索新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