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空》、《瓶》、《前茅》、《恢复》这几个诗集中，此时的郭沫若处于痛苦和彷徨之中，也处于寻觅和探索之中。从这几个诗集的名称来看，便可以看出矛盾和悖论：《星空》是遥望无涯无际的星空，空旷而且辽阔，茫茫无际，浩瀚无涯；《瓶》是一瓶之间，黑暗而且狭窄；《前茅》是先锋，是前躯，是闯将，是斗士；《恢复》是大病之后的康复期，疲惫中积累精力，似有休眠之后复苏的韵味。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谈过，一部作品愈是矛盾，愈是充满悖论，也可能愈是具有艺术的力量。因之，探索这四部诗集的矛盾和悖论更显得必要。
　　一 、痛苦彷徨中的前进动力
　　《星空》是“五四”退潮时的产物。大部分作品是作者1921年至1922年往返于日本、上海两地时所作。这个时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彷徨寻觅状态之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在诗前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們在这里并不准备谈论康德，但郭氏在这里引用康德的这段话，却表现了郭氏和康德一样：现实和内心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郭氏在这里以“头上的星空”喻现实的严峻，以“心中的道德律”喻蕴藏于心的前进的动力。在残酷的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作者一方面痛苦、彷徨，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寻觅。《献诗》的第二段形象地表明作者的矛盾心境：“我看见一只带了箭儿的雁鹅，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仰望那闪闪的幽光，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这几句诗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也表现了作者在残酷环境中酝酿着新的突围。至于向何处突围，突围的方法，突围后的方向，突围后的境遇，作者是茫然的。诗的描写也是朦胧的。诗人痛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最能代表、体现出诗人这个时期矛盾心理和想超脱而又无力超脱的尴尬处境的莫过于《孤竹君之二子》了。伯夷的“放歌”，真是滔滔宏论，洋洋洒洒，如入天地。但无论这篇“放歌”如何奔放，如何大气，如何磅礴，都掩饰不了作者在“五四”退潮后寂寞无奈的心理和心境。在狂飙突进成为过眼烟云，作者无限的向往和羡慕原始洪荒的生活，希冀有尧、舜、禹的大贤出世，能够实现没有争夺的禅让的世界。这个乌托邦的世界是“五四”大潮消失后，革命者无所适从时的一种精神慰藉。不仅如此，作者已准备迎取崭新的世界：“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战取》）但是，通观《恢复》中所有的作品，虽然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但我还认为，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因为革命的途路在何方，作者毕竟还是朦胧的、迷茫的。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郭氏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 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了解郭氏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廣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郁氏的话可以透视《瓶》的底蕴。
　　三、表现隐居思想感情的战斗诗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讨论周作人时，大都认为周氏身上有两个鬼和两个魂：——流氓鬼和绅士鬼，叛徒魂和隐士魂。两者争斗的结果是绅士鬼和隐士魂占了上风。在风雨如磐、阴暗似晦、民族存亡的岁月里，周作人由绅士而隐士，由隐士而汉奸，终于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天才作家的人生悲剧。周作人的人生悲剧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但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是极具有典型意义的。如果我们也认为郭沫若身上有两个鬼和两个魂的话，可能会招致众多的非议。不过，撇开政治立场、社会历史的立场，如果单纯从人性的角度来谈问题，我认为，从郭氏身上找出绅士气和隐士味，倒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大诗人有什么的大不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表现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刚强和勇敢。他终于与鲁迅一样，在无情地解剖社会，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终于战胜了自己，走向上了康庄之路。在《南风》中，他便流露出对人类远古时期的向往：“南风自海上吹来，松林中斜标出几珠烟霭。三五白帕蒙头的青衣女人，殷勤勤地在焚扫针骸，好幅典雅的画图，引诱着我的步儿延伫，令我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最能表现郭氏这个时期的绅士气和隐士味，莫过于《孤竹君之二子》了。那伯夷的放歌，鲜活地表现了主人公和作者对远古无为的向往：“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那儿有险艰、阴贼、贪婪，涌聚如蜂。毒蚊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奴颜婢膝者在浓血之间争宠。啊啊，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是几时便那样地消磨罄尽？”“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那是何等自由、纯洁、高迈哟！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奴役因袭的束累。……”最后伯夷和叔齐一起上了首阳山：那儿“薇草甚多；我们往那儿去，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吧。”作品明白无误地说明诗人对“无为”“无垢”生活的向往。他的大胆而无遮拦的表白，我们是不能无视的。
　　几部诗集中的悖论和矛盾，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郭沫若作为一个大诗人、大学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个性、素质、气质使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在作者身上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