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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从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可再生能源会议上传来消息：中国将停止在建的煤化工项目，包括煤制油(俗称煤变油)项目。之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一位官员透过媒体澄清说，国家已批准的项目不会叫停。
其实，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就为煤变油行业立了一道300亿元的进入门槛，试图令狂赶煤变油热潮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能知难而退。当时有人预言，这一政策的推行会使年轻的煤变油行业转入一个“冰封期”。
你争我夺的奶酪
这些年，煤变油一直是拥有煤炭资源省份致力于改变卖资源处境的一块新奶酪。
内蒙古已规划在“十一五”期间开工投产的煤炭液化项目就多达4个，将形成2000万吨的成品油生产能力。另据自治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宋亮介绍：全区已开工(即主体车间土建工程开工、主要设备已招标订货)甲醇项目7项，项目总规模585万吨(按甲醇当量计算)，其中，煤制甲醇(含甲醇转烯烃)6项，项目总规模485万吨；全区今年还有6项甲醇项目有望开工建设，建设规模562万吨；另有三项正在做前期工作，
从贵州省发改委传来的消息是，贵州省将根据资源状况和能源工业发展布局，以煤炭气化，液化、焦化等深加工转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煤炭资源综合开发和深加工。到2010年，贵州省煤化工产业工业增加值预计将达20亿元以上。
今年年初，西北最大，甘肃省惟一的煤化工项目一一华亭60万吨煤制甲醇项目的环境影响补充报告获国家环保总局批复，这一项目总投资28.99亿元，占地69.6公顷，计划2008年6月前建成投用。
宁夏自治区大力发展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计划在2005至2010年间吸引130亿美元投资用于煤制油(CTL)和煤炭化工。已开始建设的有神华宁夏煤液化公司，将建设丙烯产能52万吨/年的甲醇制丙烯(MTP)项目，21万吨/年煤基二甲醚项目和25万吨/年甲醇项目，甲醇项目将在2007年投产。这些化工项目将每年消耗500万吨煤炭。此外，宁夏自治区政府规划建设4个煤制油(CTL)项目，将分别与壳牌公司和南非SASOL公司就投资和技术授权问题进行谈判，预计SASOL将获得其中的三个项目，壳牌公司将获得其中的一个项目。一旦这些项目于2020年投产，将每年消耗煤炭5000万吨。
广汇股份与广汇集团于2007年3月25日签署了《关于共同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的协议书》，双方拟在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镇建设煤化工项目。
与此同时，外资对中国煤制油行业也兴趣浓厚。荷兰壳牌一改昔日单纯转让技术的做法，于今年7月11日与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共同合资开发宁东煤炭液化项目；同时，美国博地能源、陶氏化学等企业正在中国煤制油领域跃跃欲试。
据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化工分院的估计，按这样的投资速度，到2020年，中国在煤制油项目上将完成4000亿至5000亿元的投资，形成年产50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半个多世纪的技术探索
煤变油技术自1913年诞生以来，除南非外，大规模的商业化运用并未展开。而南非的情况又很特殊，从上世纪50年代始，面临经济封锁、自身石油资源又极为稀缺的南非不得不耗巨资于煤变油上，先后投入70亿美元，建成了3座煤变油企业，年产石油产品700多万吨。
中国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每年石油进口量都在急剧增长。有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且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按国际惯例，进口超过国内需求一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面临着能源危机或存在能源战略风险。从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角度考虑，要解决能源长期可靠供应问题，煤变油成了可行途径之一。
中国对煤变油技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山西煤化所，其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煤炭液化项目。到80年代，山西煤化所开始进行煤间接液化关键技术攻关。1997年，他们找到了更便宜的催化剂，可使吨油成本控制在2000元左右，与炼油产品成本相近，甚至略低。
2002年9月，山西煤化所对煤炭间接液化技术的攻关取得成果，千吨级中试平台实现了第一次试运转，并合成出第一批粗油品；2003年底，他们又从粗油品中生产出了无色透明的高品质柴油，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开发和提供先进成套产业化自主技术的能力，并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可以将煤变为高品质柴油全套技术的国家之一。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就先后从德、美，日引进了3套煤炭直接液化技术装置，在云南、陕西、黑龙江进行试验。据国家计委鉴定，3个实验项目全部打通了从煤到油的流程，证实了技术的成熟性和可靠性。
目前，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煤变油项目只有三家：神华、兖矿，潞安。这三家样板工程，技术上各有特点。神华倾向于在引进国外直接液化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目前在催化剂方面有所突破，比国外使用的催化剂一吨煤可以多产油40千克到50千克。山东兖矿采用间接液化技术，其自主研发的“万吨级低温费托合成中试装置”已通过专家组评审，专家认为这一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兖矿已向国家申报了16项专利，其中8项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生效。潞安项目则以煤基合成油技术为侧重点，其技术完全是自主研制的，已获国家发明专利40余项。
尽管煤变油技术尚处于中试阶段，潜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但国内有规模的煤炭企业都按捺不住地筹划着上煤变油的项目，几乎每一个产煤省市也都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面对此种情况，国家发改委不得不表态：煤制油品和烯烃尚处在工业化试验和示范阶段，应在取得成功后再推广。
充满变数的行业
煤变油作为一个新产业，其发展面临多重风险。
首先是捉摸不定的油价市场，产业基础并不牢固。国际上，石油期货商们竭力宣传石油枯竭论，想让人们相信，因为石油越用越少，油价必然高居不下。实际上，世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成本至今仍然很低。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仅6美元/桶，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如果不是其他人为因素，油价大幅下降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煤变油，等于是在和石油期货价格进行赌博，如果输了，就意味着煤变油工程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
在国内，支持煤变油发展的人士则认为，掌握了成熟煤炭合成油生产工艺的美国，德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商业化生产，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煤炭价格过高，比如德国1吨煤炭的价格合人民币1400元，加之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也很高，才使 煤炭合成油因成本过高，丧失了市场竞争力。反观南非，因为那里煤炭资源丰富，煤价大大低于美、德等国，且人力成本也相对便宜，其合成油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作为世界第一煤炭大国和人口大国的中国，这两项成本比南非还低，所以煤变油在中国绝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据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所长孙予罕介绍，从煤炭价格、人工成本等因素考虑，中国煤变油技术每桶汽柴油产品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0美元左右，低于欧佩克规定的每桶22至28美元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那么，中国的煤炭资源真的很丰富吗?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虽然煤炭储备相对于其它能源多，可是人均拥有煤资源少。依照目前的煤炭产能和利用方式，中国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30年。过去5年，中国煤炭的消费已经翻了一番，如果大规模地进行煤变油，煤炭的消费还将大幅度地提高。不能为了解决石油的稀缺，又导致煤炭的稀缺。
煤变油的另一个资源约束来自于水资源。有人指出，转化1吨油需耗水10吨，我国水资源本来就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煤炭产地更是缺水，大规模超前规划煤化工项目，会打破当地脆弱的水资源平衡。
除了资源的硬约束，资金的约束同样是一个无法越过的坎儿。
曾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黑龙江依兰煤炭直接液化项目，就因资金原因而被迫搁浅。依兰的长焰煤被认为是非常适合直接液化的，据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局测算，依兰煤田的煤炭储量达7.9亿吨，其中可开采的高级储量为4.2亿吨，能够满足煤炭直接液化工厂100年使用。
云南先锋的煤变油项目受制于资金约束，至今还难以立项。先锋褐煤(适于液化的煤种)储量居全国首位，保有储量2.91亿吨，其中适合露天开采的有1.92亿吨，按照年用煤510万吨计算，服务年限可达35年左右。而且，先锋矿区附近有水质非常好的淡水湖泊清水海。1996年，国家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在全国200多个备选点中选中了云南先锋作为国家煤变油三个示范性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为86.528亿元，年销售额约30亿元，投资收益率大约能达到14.41％，年利润近10亿元，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4年)大约只需要9.32年。从2001年起，云南省有关部门远赴香港、厦门、深圳等地进行招商引资，先后谈了五、六十家，最后资金还是没能到位。此后，云南省政府曾召集了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云天化集团、云南锡业集团等8家省内有实力的工业企业开会。会后，8家企业负责人均签订协议，承诺各自投资两到三亿元，共同开发先锋项目。但这仅仅只是个意向，并无任何实际动作。先锋项目前期花费的6000多万元全部由原国家计委和原云南省计委承担。投资者都希望项目能立项，但立项又需要钱，因没钱，立项的前期工作已暂停。先锋项目由此陷入了一个怪圈。
当一个产业同时要面临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时，谨慎就是必须的。
政策变动需谨慎应对
今年6月初，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在建的神华集团煤制油项目施工现场时表示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重大的科技探索，目的之一是在掌握煤直接液化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在“中国将停止在建的煤化工项目”的消息传出之后，一政府官员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煤作为化工能源，本身是不可再生的，其制油的工艺是一种全生命的能量消耗，以更多的能源换取更少的能源，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很不划算，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也是不可持续发展。”
一个行业被做了这样的定性，其命运必然是不可能遍地开花。事实上，自去年始，国家对发展煤制油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作为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储备发展，而不是大力发展。
这种变化在一系列相关文件中得到证实。
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同时还规定：一般不应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这就等于明确了进入煤变油行业的最低资金门槛——300亿元人民币。
这一通知传递的信号是：在政策层面上，有关部门是谨慎的，希望能遏制被盲目激发出的投资热情。
2007年1月公布的《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提出“有序推进煤炭转化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建设”，要求“十一五”期间，完成煤炭液化、煤制烯烃的工业化示范，为后10年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在2007年4月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十一五”的建设重点包括“石油替代工程”，将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更长时期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如此一来，上述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实现起来，难度就大了许多，一些煤炭资源大省想从煤制油产业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也许会面临流产的命运。
其实，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就为煤变油行业立了一道300亿元的进入门槛，试图令狂赶煤变油热潮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能知难而退。当时有人预言，这一政策的推行会使年轻的煤变油行业转入一个“冰封期”。
你争我夺的奶酪
这些年，煤变油一直是拥有煤炭资源省份致力于改变卖资源处境的一块新奶酪。
内蒙古已规划在“十一五”期间开工投产的煤炭液化项目就多达4个，将形成2000万吨的成品油生产能力。另据自治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宋亮介绍：全区已开工(即主体车间土建工程开工、主要设备已招标订货)甲醇项目7项，项目总规模585万吨(按甲醇当量计算)，其中，煤制甲醇(含甲醇转烯烃)6项，项目总规模485万吨；全区今年还有6项甲醇项目有望开工建设，建设规模562万吨；另有三项正在做前期工作，
从贵州省发改委传来的消息是，贵州省将根据资源状况和能源工业发展布局，以煤炭气化，液化、焦化等深加工转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煤炭资源综合开发和深加工。到2010年，贵州省煤化工产业工业增加值预计将达20亿元以上。
今年年初，西北最大，甘肃省惟一的煤化工项目一一华亭60万吨煤制甲醇项目的环境影响补充报告获国家环保总局批复，这一项目总投资28.99亿元，占地69.6公顷，计划2008年6月前建成投用。
宁夏自治区大力发展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计划在2005至2010年间吸引130亿美元投资用于煤制油(CTL)和煤炭化工。已开始建设的有神华宁夏煤液化公司，将建设丙烯产能52万吨/年的甲醇制丙烯(MTP)项目，21万吨/年煤基二甲醚项目和25万吨/年甲醇项目，甲醇项目将在2007年投产。这些化工项目将每年消耗500万吨煤炭。此外，宁夏自治区政府规划建设4个煤制油(CTL)项目，将分别与壳牌公司和南非SASOL公司就投资和技术授权问题进行谈判，预计SASOL将获得其中的三个项目，壳牌公司将获得其中的一个项目。一旦这些项目于2020年投产，将每年消耗煤炭5000万吨。
广汇股份与广汇集团于2007年3月25日签署了《关于共同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的协议书》，双方拟在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镇建设煤化工项目。
与此同时，外资对中国煤制油行业也兴趣浓厚。荷兰壳牌一改昔日单纯转让技术的做法，于今年7月11日与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共同合资开发宁东煤炭液化项目；同时，美国博地能源、陶氏化学等企业正在中国煤制油领域跃跃欲试。
据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化工分院的估计，按这样的投资速度，到2020年，中国在煤制油项目上将完成4000亿至5000亿元的投资，形成年产50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半个多世纪的技术探索
煤变油技术自1913年诞生以来，除南非外，大规模的商业化运用并未展开。而南非的情况又很特殊，从上世纪50年代始，面临经济封锁、自身石油资源又极为稀缺的南非不得不耗巨资于煤变油上，先后投入70亿美元，建成了3座煤变油企业，年产石油产品700多万吨。
中国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每年石油进口量都在急剧增长。有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且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按国际惯例，进口超过国内需求一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面临着能源危机或存在能源战略风险。从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角度考虑，要解决能源长期可靠供应问题，煤变油成了可行途径之一。
中国对煤变油技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山西煤化所，其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煤炭液化项目。到80年代，山西煤化所开始进行煤间接液化关键技术攻关。1997年，他们找到了更便宜的催化剂，可使吨油成本控制在2000元左右，与炼油产品成本相近，甚至略低。
2002年9月，山西煤化所对煤炭间接液化技术的攻关取得成果，千吨级中试平台实现了第一次试运转，并合成出第一批粗油品；2003年底，他们又从粗油品中生产出了无色透明的高品质柴油，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开发和提供先进成套产业化自主技术的能力，并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可以将煤变为高品质柴油全套技术的国家之一。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就先后从德、美，日引进了3套煤炭直接液化技术装置，在云南、陕西、黑龙江进行试验。据国家计委鉴定，3个实验项目全部打通了从煤到油的流程，证实了技术的成熟性和可靠性。
目前，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煤变油项目只有三家：神华、兖矿，潞安。这三家样板工程，技术上各有特点。神华倾向于在引进国外直接液化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目前在催化剂方面有所突破，比国外使用的催化剂一吨煤可以多产油40千克到50千克。山东兖矿采用间接液化技术，其自主研发的“万吨级低温费托合成中试装置”已通过专家组评审，专家认为这一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兖矿已向国家申报了16项专利，其中8项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生效。潞安项目则以煤基合成油技术为侧重点，其技术完全是自主研制的，已获国家发明专利40余项。
尽管煤变油技术尚处于中试阶段，潜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但国内有规模的煤炭企业都按捺不住地筹划着上煤变油的项目，几乎每一个产煤省市也都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面对此种情况，国家发改委不得不表态：煤制油品和烯烃尚处在工业化试验和示范阶段，应在取得成功后再推广。
充满变数的行业
煤变油作为一个新产业，其发展面临多重风险。
首先是捉摸不定的油价市场，产业基础并不牢固。国际上，石油期货商们竭力宣传石油枯竭论，想让人们相信，因为石油越用越少，油价必然高居不下。实际上，世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成本至今仍然很低。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仅6美元/桶，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如果不是其他人为因素，油价大幅下降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煤变油，等于是在和石油期货价格进行赌博，如果输了，就意味着煤变油工程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
在国内，支持煤变油发展的人士则认为，掌握了成熟煤炭合成油生产工艺的美国，德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商业化生产，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煤炭价格过高，比如德国1吨煤炭的价格合人民币1400元，加之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也很高，才使 煤炭合成油因成本过高，丧失了市场竞争力。反观南非，因为那里煤炭资源丰富，煤价大大低于美、德等国，且人力成本也相对便宜，其合成油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作为世界第一煤炭大国和人口大国的中国，这两项成本比南非还低，所以煤变油在中国绝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据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所长孙予罕介绍，从煤炭价格、人工成本等因素考虑，中国煤变油技术每桶汽柴油产品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0美元左右，低于欧佩克规定的每桶22至28美元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那么，中国的煤炭资源真的很丰富吗?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虽然煤炭储备相对于其它能源多，可是人均拥有煤资源少。依照目前的煤炭产能和利用方式，中国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30年。过去5年，中国煤炭的消费已经翻了一番，如果大规模地进行煤变油，煤炭的消费还将大幅度地提高。不能为了解决石油的稀缺，又导致煤炭的稀缺。
煤变油的另一个资源约束来自于水资源。有人指出，转化1吨油需耗水10吨，我国水资源本来就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煤炭产地更是缺水，大规模超前规划煤化工项目，会打破当地脆弱的水资源平衡。
除了资源的硬约束，资金的约束同样是一个无法越过的坎儿。
曾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黑龙江依兰煤炭直接液化项目，就因资金原因而被迫搁浅。依兰的长焰煤被认为是非常适合直接液化的，据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局测算，依兰煤田的煤炭储量达7.9亿吨，其中可开采的高级储量为4.2亿吨，能够满足煤炭直接液化工厂100年使用。
云南先锋的煤变油项目受制于资金约束，至今还难以立项。先锋褐煤(适于液化的煤种)储量居全国首位，保有储量2.91亿吨，其中适合露天开采的有1.92亿吨，按照年用煤510万吨计算，服务年限可达35年左右。而且，先锋矿区附近有水质非常好的淡水湖泊清水海。1996年，国家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在全国200多个备选点中选中了云南先锋作为国家煤变油三个示范性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为86.528亿元，年销售额约30亿元，投资收益率大约能达到14.41％，年利润近10亿元，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4年)大约只需要9.32年。从2001年起，云南省有关部门远赴香港、厦门、深圳等地进行招商引资，先后谈了五、六十家，最后资金还是没能到位。此后，云南省政府曾召集了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云天化集团、云南锡业集团等8家省内有实力的工业企业开会。会后，8家企业负责人均签订协议，承诺各自投资两到三亿元，共同开发先锋项目。但这仅仅只是个意向，并无任何实际动作。先锋项目前期花费的6000多万元全部由原国家计委和原云南省计委承担。投资者都希望项目能立项，但立项又需要钱，因没钱，立项的前期工作已暂停。先锋项目由此陷入了一个怪圈。
当一个产业同时要面临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时，谨慎就是必须的。
政策变动需谨慎应对
今年6月初，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在建的神华集团煤制油项目施工现场时表示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重大的科技探索，目的之一是在掌握煤直接液化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在“中国将停止在建的煤化工项目”的消息传出之后，一政府官员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煤作为化工能源，本身是不可再生的，其制油的工艺是一种全生命的能量消耗，以更多的能源换取更少的能源，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很不划算，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也是不可持续发展。”
一个行业被做了这样的定性，其命运必然是不可能遍地开花。事实上，自去年始，国家对发展煤制油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作为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储备发展，而不是大力发展。
这种变化在一系列相关文件中得到证实。
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同时还规定：一般不应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这就等于明确了进入煤变油行业的最低资金门槛——300亿元人民币。
这一通知传递的信号是：在政策层面上，有关部门是谨慎的，希望能遏制被盲目激发出的投资热情。
2007年1月公布的《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提出“有序推进煤炭转化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建设”，要求“十一五”期间，完成煤炭液化、煤制烯烃的工业化示范，为后10年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在2007年4月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十一五”的建设重点包括“石油替代工程”，将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更长时期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如此一来，上述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实现起来，难度就大了许多，一些煤炭资源大省想从煤制油产业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也许会面临流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