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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鲁晓夫“抖露”斯大林老底的时候，毛泽东却公开为斯大林辩护。对赫鲁晓夫的举动，毛泽东说是“捅了娄子”。他认为，斯大林只不过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好心办了错事。他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反复讲，莫斯科不挂斯大林的像，但是，中国要挂。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午夜，苏共中央将出席大会的代表重新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的大清洗的关系。斯大林亲自制造了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将许多人从肉体上消灭……
一夜之间，斯大林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杀人犯，这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情的打击。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会上，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
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总的评价，也是他死守的一条底线。
赫鲁晓夫不只是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尽管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这使毛泽东“很为难”。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重要人物的画像摘掉。即使领导者们同意了，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毛泽东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1956年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问题。会议指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毛泽东多次责怪莫斯科，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不仅在苏共党内引起了思想混乱，而且西方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秘密报告大作文章，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加之中共中央坚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了明显的变化。1956年底，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午夜，苏共中央将出席大会的代表重新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的大清洗的关系。斯大林亲自制造了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将许多人从肉体上消灭……
一夜之间，斯大林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杀人犯，这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情的打击。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会上，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
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总的评价，也是他死守的一条底线。
赫鲁晓夫不只是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尽管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这使毛泽东“很为难”。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重要人物的画像摘掉。即使领导者们同意了，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毛泽东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1956年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问题。会议指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毛泽东多次责怪莫斯科，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不仅在苏共党内引起了思想混乱，而且西方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秘密报告大作文章，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加之中共中央坚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了明显的变化。1956年底，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