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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呈现日益明显的要素增长驱动型、资源能源高损耗型特征。2006年到2011年，工业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下降至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8%；2000年到2011年，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损耗成本由9.4%提高至14.9%（见表1）。当前，驱动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呈下降态势，资本高增长趋势难以持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高增长成为支撑工业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工业资本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了较高增速，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强化。199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略低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但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就业增长。以不变价计算，1992年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年均增长9.3%。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效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2年以来，受益于市场改革加快推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大改善，因而促进工业资本产出效率明显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0%，低于同期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资本产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 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
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力增速放缓几成定局，资本由高增长态势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与效果，此外，考虑资源能源环境损耗成本下降带来的减速效应，如果现有增长模式延续而效率状况未有显著改善，未来我国工业年均增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尽管短期内仍然存在通过人为推高投资和忽视资源环境继续提升工业增速的可能，但在长期将会因为延迟效率提升而导致未来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进一步发掘工业增长潜力保障工业长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本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3年度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课题编号A2013041008）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一、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呈下降态势，资本高增长趋势难以持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高增长成为支撑工业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工业资本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了较高增速，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强化。199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略低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但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就业增长。以不变价计算，1992年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年均增长9.3%。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效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2年以来，受益于市场改革加快推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大改善，因而促进工业资本产出效率明显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0%，低于同期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资本产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 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
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力增速放缓几成定局，资本由高增长态势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与效果，此外，考虑资源能源环境损耗成本下降带来的减速效应，如果现有增长模式延续而效率状况未有显著改善，未来我国工业年均增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尽管短期内仍然存在通过人为推高投资和忽视资源环境继续提升工业增速的可能，但在长期将会因为延迟效率提升而导致未来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进一步发掘工业增长潜力保障工业长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本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3年度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课题编号A2013041008）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