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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对非洲难民、贫民窟的穷人、城市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报道,在报道中,我们或同情、或怜悯、或鄙视,却很少有人尊敬这类人。因为这些人属于弱势群体,自身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是需要帮助或救助的对象,因此,他们很少受到公正的对待。作为媒体也是如此。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社会的窗口,引领着人们的目光去看人生百态,很多时候,人们对于某个事物的认知,都是通过媒体获得的。
我们经常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比自己弱的人,对“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没有充分认识,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①弱势群体的具体构成大体上说,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如年龄、疾病等;社会性弱势群体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下岗、失业、受排斥等。从我国弱势群体的整体情况看,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其陷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问题。
媒体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偏见性报道举隅
打开电视、报纸,很难找到对农民工的大篇幅报道。在有限的报道中,都是一些豆腐块似的短消息和通讯,很少有深度报道。并且,农民工在记者的镜头前、笔墨下,大都是一些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没有文化、素质低的形象,从而给人形成一种定向思维模式,对农民工产生偏见。众所周知,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可是,即使是对事实作客观报道,记者也会无形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色彩。在遣词造句中使用一些贬义、冷漠的词汇,其中包含的不屑、轻视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用语等无形中的歧视。大众媒体制造主流话语,在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意义会被固定,然后转而成为民间话语。而大众传媒在报道与农民工有关的话题时,使用的词语无形中有居高临下和歧视感。比如盲流、打工妹、打工仔等,这种用语本身就是无形中的一种话语不平等。特别是许多农民工因为某种原因采取跳楼手段,却被一些媒体命名为“跳楼秀”一词。“秀”是作秀,是一种商业目的的炒作,是含贬义和挖苦的,但是农民工拿来“秀”的是他们的生命!生命和秀结合在一起,媒体没有了同情,只有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嘲弄。
对农民工的忽视。部分媒体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少,报道数量少,报道力度明显偏小,在有限的、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报道领域总是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春运返乡返工等“既定”的狭小范围内迂回,而对农民工为社会和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报道却屈指可数,农民工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媒体也很少关注。
正面报道少,负面报道多。在对农民工的有限报道中,以负面和冲突的内容为主,比如不时见诸报端的农民工为了索要工资,以跳楼或者自残为威胁的新闻;农民工集体去看艳舞表演或者黄色录像的新闻;农民工打架的新闻等。而这个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吃苦耐劳、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为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等正面的东西在报道中出现的并不多。
媒体对农民工报道所反映出的问题
从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很多方面,主要表现为:
新闻工作者缺乏一定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歪曲事实,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如前述的“跳楼秀”,这三个字包含的不屑、嘲弄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农民工生活艰难,生存状况恶劣。在某篇题为《深圳个别农民工以死要挟屡次上演跳楼秀》的报道中提到:警方将对采取跳楼、自杀等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进行严惩。一般而言,农民工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采取某些过激的方式追讨工资。不管是谁,只要生活不是特别艰难,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作赌注。农民工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活,住的是条件最差的房子,而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却经常被老板克扣。
人性的凶残,素质的低下,人格的不完善。2005年3月24日,重庆某工地的农民工严某因血汗钱被骗,爬上广告牌,准备跳下,因在上面滞留很久而没有跳下,围观的群众起哄嘲笑其“无胆”,严某在刺激下用泥瓦刀猛击自己的头部,顿时血流满面,围观的人群中竟有人喊“再来一刀”。很快,在网络媒体上出现了流行歌曲——“民工要跳楼——新闻现场版”,讽刺跳楼的民工作秀和愚昧行为,很快在网友间传开。严某为了追讨血汗钱,迫不得已用生命来作赌注,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问题得以解决,可是人们不仅不同情严某的遭遇,反而把他往死路上逼,用激将法逼严某跳下。
可以说,媒体的这种偏见性报道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背道而驰的,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媒体对农民工的不公正报道所造成的影响
媒体在对所有的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农民工的报道最多,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负面报道,这种不公正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制造了不公正的信息环境,易造成社会对农民工的刻板成见。“刻板成见是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一书中首先采用的术语,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一种与其代表的真实情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②如果媒体只是表现农民工群体中落后的一面,报道的内容只限于他们的负面形象,而忽略农民工的勤劳吃苦的品质以及他们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么社会上其他群体对农民工的认知就会局限于他们的落后、愚昧,这种错误的认知对于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沟通和和谐发展是很不利的。
无法提供农民工表达意见、获得信息和寻找娱乐的空间,会导致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知沟”的扩大,并会转而寻找其他非正常的娱乐渠道。媒体上报道的与农民工生活相关的内容的匮乏,导致农民工很难通过媒体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知沟”差距会越来越大,长此以往,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信息贫困使得他们物质贫困,物质贫困使得他们只能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的位置,无法获得话语权。另外,一些都市媒体对中产阶级的迎合,使得农民工很难通过媒体来获得他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而在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满足自己娱乐放松的目的的时候,他们会转而寻求其他的替代方式,这样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他们的正常娱乐需求无法满足,而去寻找非正常渠道解决——这种行为被媒体报道、聚焦放大——社会其他群体强化对农民工的刻板成见。
媒体如何改进对农民工的报道
要消除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漠视、歧视甚至敌对的情绪,传媒只有首先摒弃自身的偏见和错误观点,这也是大众传媒实践客观性原则和担当其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如何克服记者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以提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主要是直接接触和自我检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是记者要增加与新闻事实的个人接触,获得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支持,尤其是对于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事情。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作为传媒从业者的记者,要不断深入农民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和真实境遇。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提是了解农民工、认识农民工,记者要尊重农民工,以平等、理解的态度采写新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新闻报道向外界客观地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舆论支持。
其次,传媒要提高社会责任感,时刻关照农民工。当前对农民工再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工人物报道较少,由于目前商业性、娱乐性的取向,一些传媒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高薪高消费、对流行、时尚敏感的、有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白领及中产阶级,相反,对农民工的报道非常少,因此,对农民工的集中再现和塑造就只能由中央级报纸、专业性报纸来实现和完成。
同时,要有意识地监控刻板印象的运用。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空间和话语空间,否则不仅是大众传媒本身职责和责任的缺失,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总之,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新生社会群体。该群体虽然在城市社会获得了生存和工作的机会,但在社会经济水平、就业岗位、生活机会和所获得的制度保障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是城市社会典型的弱势群落。弱势群体能否获得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是促进弱势群体与城市社会整合以及城市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条件。
注 释:
①什么是弱势群体?http://www.muduo.net/forums/thread-1055071-1-1.html.
②李永健、谭恩花:《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大众传媒中的农民工刻板印象浅析》,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xwjz/nodel27992/node127994/userobjectlail964137.html.
(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陕西师范大学硕士)
编校:张红玲
我们经常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比自己弱的人,对“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没有充分认识,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①弱势群体的具体构成大体上说,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如年龄、疾病等;社会性弱势群体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下岗、失业、受排斥等。从我国弱势群体的整体情况看,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其陷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问题。
媒体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偏见性报道举隅
打开电视、报纸,很难找到对农民工的大篇幅报道。在有限的报道中,都是一些豆腐块似的短消息和通讯,很少有深度报道。并且,农民工在记者的镜头前、笔墨下,大都是一些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没有文化、素质低的形象,从而给人形成一种定向思维模式,对农民工产生偏见。众所周知,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可是,即使是对事实作客观报道,记者也会无形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色彩。在遣词造句中使用一些贬义、冷漠的词汇,其中包含的不屑、轻视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用语等无形中的歧视。大众媒体制造主流话语,在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意义会被固定,然后转而成为民间话语。而大众传媒在报道与农民工有关的话题时,使用的词语无形中有居高临下和歧视感。比如盲流、打工妹、打工仔等,这种用语本身就是无形中的一种话语不平等。特别是许多农民工因为某种原因采取跳楼手段,却被一些媒体命名为“跳楼秀”一词。“秀”是作秀,是一种商业目的的炒作,是含贬义和挖苦的,但是农民工拿来“秀”的是他们的生命!生命和秀结合在一起,媒体没有了同情,只有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嘲弄。
对农民工的忽视。部分媒体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少,报道数量少,报道力度明显偏小,在有限的、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报道领域总是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春运返乡返工等“既定”的狭小范围内迂回,而对农民工为社会和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报道却屈指可数,农民工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媒体也很少关注。
正面报道少,负面报道多。在对农民工的有限报道中,以负面和冲突的内容为主,比如不时见诸报端的农民工为了索要工资,以跳楼或者自残为威胁的新闻;农民工集体去看艳舞表演或者黄色录像的新闻;农民工打架的新闻等。而这个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吃苦耐劳、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为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等正面的东西在报道中出现的并不多。
媒体对农民工报道所反映出的问题
从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很多方面,主要表现为:
新闻工作者缺乏一定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歪曲事实,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如前述的“跳楼秀”,这三个字包含的不屑、嘲弄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农民工生活艰难,生存状况恶劣。在某篇题为《深圳个别农民工以死要挟屡次上演跳楼秀》的报道中提到:警方将对采取跳楼、自杀等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进行严惩。一般而言,农民工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采取某些过激的方式追讨工资。不管是谁,只要生活不是特别艰难,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作赌注。农民工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活,住的是条件最差的房子,而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却经常被老板克扣。
人性的凶残,素质的低下,人格的不完善。2005年3月24日,重庆某工地的农民工严某因血汗钱被骗,爬上广告牌,准备跳下,因在上面滞留很久而没有跳下,围观的群众起哄嘲笑其“无胆”,严某在刺激下用泥瓦刀猛击自己的头部,顿时血流满面,围观的人群中竟有人喊“再来一刀”。很快,在网络媒体上出现了流行歌曲——“民工要跳楼——新闻现场版”,讽刺跳楼的民工作秀和愚昧行为,很快在网友间传开。严某为了追讨血汗钱,迫不得已用生命来作赌注,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问题得以解决,可是人们不仅不同情严某的遭遇,反而把他往死路上逼,用激将法逼严某跳下。
可以说,媒体的这种偏见性报道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背道而驰的,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媒体对农民工的不公正报道所造成的影响
媒体在对所有的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农民工的报道最多,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负面报道,这种不公正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制造了不公正的信息环境,易造成社会对农民工的刻板成见。“刻板成见是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一书中首先采用的术语,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一种与其代表的真实情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②如果媒体只是表现农民工群体中落后的一面,报道的内容只限于他们的负面形象,而忽略农民工的勤劳吃苦的品质以及他们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么社会上其他群体对农民工的认知就会局限于他们的落后、愚昧,这种错误的认知对于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沟通和和谐发展是很不利的。
无法提供农民工表达意见、获得信息和寻找娱乐的空间,会导致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知沟”的扩大,并会转而寻找其他非正常的娱乐渠道。媒体上报道的与农民工生活相关的内容的匮乏,导致农民工很难通过媒体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知沟”差距会越来越大,长此以往,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信息贫困使得他们物质贫困,物质贫困使得他们只能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的位置,无法获得话语权。另外,一些都市媒体对中产阶级的迎合,使得农民工很难通过媒体来获得他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而在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满足自己娱乐放松的目的的时候,他们会转而寻求其他的替代方式,这样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他们的正常娱乐需求无法满足,而去寻找非正常渠道解决——这种行为被媒体报道、聚焦放大——社会其他群体强化对农民工的刻板成见。
媒体如何改进对农民工的报道
要消除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漠视、歧视甚至敌对的情绪,传媒只有首先摒弃自身的偏见和错误观点,这也是大众传媒实践客观性原则和担当其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如何克服记者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以提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主要是直接接触和自我检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是记者要增加与新闻事实的个人接触,获得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支持,尤其是对于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事情。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作为传媒从业者的记者,要不断深入农民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和真实境遇。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提是了解农民工、认识农民工,记者要尊重农民工,以平等、理解的态度采写新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新闻报道向外界客观地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舆论支持。
其次,传媒要提高社会责任感,时刻关照农民工。当前对农民工再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工人物报道较少,由于目前商业性、娱乐性的取向,一些传媒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高薪高消费、对流行、时尚敏感的、有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白领及中产阶级,相反,对农民工的报道非常少,因此,对农民工的集中再现和塑造就只能由中央级报纸、专业性报纸来实现和完成。
同时,要有意识地监控刻板印象的运用。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空间和话语空间,否则不仅是大众传媒本身职责和责任的缺失,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总之,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新生社会群体。该群体虽然在城市社会获得了生存和工作的机会,但在社会经济水平、就业岗位、生活机会和所获得的制度保障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是城市社会典型的弱势群落。弱势群体能否获得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是促进弱势群体与城市社会整合以及城市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条件。
注 释:
①什么是弱势群体?http://www.muduo.net/forums/thread-1055071-1-1.html.
②李永健、谭恩花:《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大众传媒中的农民工刻板印象浅析》,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xwjz/nodel27992/node127994/userobjectlail964137.html.
(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陕西师范大学硕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