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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业余摄影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爱好摄影的并不多，他是一个，张爱萍也是一个。相对于吴印咸、徐萧冰等专业摄影师，童小鹏要方便得多。他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和中央机关工作，不仅是我党重要历史的见证人，而且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一些重要场合拍摄照片。童小鹏拍摄的许多照片，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早在建国初，他就给新华社送去一批极为珍贵的底片。1990年，他又将珍藏多年的1500余张历史照片献交中央档案馆。
“李克农是我的老师”
老红军童小鹏出生于1914年，16岁参加革命。他原名“童大鹏”，只因小时候个子小，大家都喊他“小鹏”，久而久之，“童大鹏”变成了“童小鹏”，他也就以“童小鹏”为名。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童小鹏作为中共代表团搞译电工作的随员，与周恩来一同到了西安。他亲历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目睹了周恩来纵横捭阖、砥柱中流的作用。他心里想，如果有一部照相机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该有多好啊！
1937年3月的一天，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克农从上海买回一部德国制的120照相机，李克农喜欢摆弄照相机，教会童小鹏怎样拍照，并把这部照相机交给童小鹏保管使用。童小鹏从此迷上了摄影，到了“机不离身”的地步。在长达60多年业余摄影实践中，他努力进取，不断提高。童小鹏以娴熟的技巧，敏捷准确地拍摄了诸如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前的活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在国统区、党中央领导人在陕北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等有文献价值的镜头。
第一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照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使命摆到周恩来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5次谈判，历时7个月。这年3月，周恩来从西安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童小鹏初试身手，拍下了周恩来下飞机后的留影。这是他为周恩来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同年5月底，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没有实现，国民党从西安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陇东的红军驻地考察。童小鹏陪同叶剑英、陈赓跟考察团一起到延安。在这次陪同考察时，他在延安凤凰山第一次为毛泽东拍了全身照和半身照。那张全身照上，毛泽东穿布鞋，裤子较短，上衣口袋鼓鼓装着东西。毛泽东的半身照，与美国记者斯诺拍的那张十分相似，毛泽东的着装、神情基本一样，只是脸部朝向不同。童小鹏还第一次为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海东、萧克、刘亚楼等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头。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南京、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抵制反共逆流。童小鹏在这段时间拍下了很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如周恩来在防空洞口接待外国记者、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室外用餐、坚持工作的照片。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无不令人感慨万千！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童小鹏为了节约经费，就自己刻苦钻研，摸索出一套冲洗、印片、放大技术。他的抓拍技术越加炉火纯青。
“运筹土房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7年7月，党中央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反攻。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常常彻夜不眠。周恩来指示，在毛泽东休息时，来电除非特别紧急，一般都要等毛泽东睡醒后才送，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小河会议期间，童小鹏住在机要科。一天大清早，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童小鹏抓拍一张照片。有一天上午，毛泽东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十分高兴，就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让童小鹏拍摄了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的合影。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迁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的一天，童小鹏到西柏坡给周恩来送电报。在周恩来那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刚好碰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畅谈战局，背面是一幅用红、蓝小旗标有我军和敌军位置的军用地图。童小鹏立即抓住机会拍下这宝贵的镜头。现在这张照片已成为珍贵文物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
“这是反映开国大典唯一的彩色照片”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童小鹏时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有机会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背着照相机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前，他通过我党在香港创办的华润公司买了几卷彩色胶卷，专门用来拍摄开国大典盛况。
这天下午3时，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时，童小鹏快步走到主席台前，从石护栏杆右侧拍下了这一难忘的历史瞬间。当时，中国内地没有彩色照片冲洗设备，童小鹏又托人带到香港冲洗。事后他自豪地说:“这是反映开国大典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业余拍摄的新起点。”
“我是摄影界的‘游击队员’”
童小鹏在提到摄影情结时说:“我酷爱摄影，一开始就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相对于吴印咸、徐肖冰等专业摄影师，我只是摄影界的‘游击队员’，是‘业余摄影者’。拍摄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可以说是我对中国革命历史作出的一份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童小鹏职务多次变化，工作比较繁忙，但他对摄影依然情有独钟，继续用照相机忠实地记录历史。1959年3月，童小鹏随同毛泽东回韶山，他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毛泽东在韶山学校和少先队员们的合影。他还拍摄了毛泽东倾听乡亲们心里话的照片，这张照片有一股催人泪下的震撼力，把领袖和群众的血水之情表现得十分传神。
特别要提及的是，童小鹏的数千张底片和照片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完全归功于敬爱的周总理，是他在“文革”动乱中宣布的“中南海‘造反派’，不准引外面的红卫兵进中南海”，才使这些照片免遭劫难，对此，童小鹏感到万分庆幸。
“我要为宣传党的历史尽绵薄之力”
1982年童小鹏退居二线后，才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整理老照片。他在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党史资料的同时，抽出时间将自己几十年拍摄和收集的几千张照片整理、登记、造册，并开始编辑影集。他说:“把照片加以整理和说明，并印成影集，作为研究革命历史的参考资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童小鹏前后出版了大型图片集《历史的脚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影集。
1987年3月，为纪念童小鹏从事摄影50周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图片社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童小鹏影展”。这个影展共展出童小鹏精心挑选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300幅。这个展览还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以及福建省部分城市展出，取得很大的社会反响。
“李克农是我的老师”
老红军童小鹏出生于1914年，16岁参加革命。他原名“童大鹏”，只因小时候个子小，大家都喊他“小鹏”，久而久之，“童大鹏”变成了“童小鹏”，他也就以“童小鹏”为名。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童小鹏作为中共代表团搞译电工作的随员，与周恩来一同到了西安。他亲历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目睹了周恩来纵横捭阖、砥柱中流的作用。他心里想，如果有一部照相机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该有多好啊！
1937年3月的一天，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克农从上海买回一部德国制的120照相机，李克农喜欢摆弄照相机，教会童小鹏怎样拍照，并把这部照相机交给童小鹏保管使用。童小鹏从此迷上了摄影，到了“机不离身”的地步。在长达60多年业余摄影实践中，他努力进取，不断提高。童小鹏以娴熟的技巧，敏捷准确地拍摄了诸如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前的活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在国统区、党中央领导人在陕北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等有文献价值的镜头。
第一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照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使命摆到周恩来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5次谈判，历时7个月。这年3月，周恩来从西安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童小鹏初试身手，拍下了周恩来下飞机后的留影。这是他为周恩来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同年5月底，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没有实现，国民党从西安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陇东的红军驻地考察。童小鹏陪同叶剑英、陈赓跟考察团一起到延安。在这次陪同考察时，他在延安凤凰山第一次为毛泽东拍了全身照和半身照。那张全身照上，毛泽东穿布鞋，裤子较短，上衣口袋鼓鼓装着东西。毛泽东的半身照，与美国记者斯诺拍的那张十分相似，毛泽东的着装、神情基本一样，只是脸部朝向不同。童小鹏还第一次为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海东、萧克、刘亚楼等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头。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南京、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抵制反共逆流。童小鹏在这段时间拍下了很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如周恩来在防空洞口接待外国记者、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室外用餐、坚持工作的照片。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无不令人感慨万千！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童小鹏为了节约经费，就自己刻苦钻研，摸索出一套冲洗、印片、放大技术。他的抓拍技术越加炉火纯青。
“运筹土房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7年7月，党中央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反攻。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常常彻夜不眠。周恩来指示，在毛泽东休息时，来电除非特别紧急，一般都要等毛泽东睡醒后才送，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小河会议期间，童小鹏住在机要科。一天大清早，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童小鹏抓拍一张照片。有一天上午，毛泽东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十分高兴，就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让童小鹏拍摄了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的合影。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迁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的一天，童小鹏到西柏坡给周恩来送电报。在周恩来那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刚好碰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畅谈战局，背面是一幅用红、蓝小旗标有我军和敌军位置的军用地图。童小鹏立即抓住机会拍下这宝贵的镜头。现在这张照片已成为珍贵文物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
“这是反映开国大典唯一的彩色照片”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童小鹏时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有机会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背着照相机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前，他通过我党在香港创办的华润公司买了几卷彩色胶卷，专门用来拍摄开国大典盛况。
这天下午3时，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时，童小鹏快步走到主席台前，从石护栏杆右侧拍下了这一难忘的历史瞬间。当时，中国内地没有彩色照片冲洗设备，童小鹏又托人带到香港冲洗。事后他自豪地说:“这是反映开国大典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业余拍摄的新起点。”
“我是摄影界的‘游击队员’”
童小鹏在提到摄影情结时说:“我酷爱摄影，一开始就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相对于吴印咸、徐肖冰等专业摄影师，我只是摄影界的‘游击队员’，是‘业余摄影者’。拍摄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可以说是我对中国革命历史作出的一份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童小鹏职务多次变化，工作比较繁忙，但他对摄影依然情有独钟，继续用照相机忠实地记录历史。1959年3月，童小鹏随同毛泽东回韶山，他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毛泽东在韶山学校和少先队员们的合影。他还拍摄了毛泽东倾听乡亲们心里话的照片，这张照片有一股催人泪下的震撼力，把领袖和群众的血水之情表现得十分传神。
特别要提及的是，童小鹏的数千张底片和照片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完全归功于敬爱的周总理，是他在“文革”动乱中宣布的“中南海‘造反派’，不准引外面的红卫兵进中南海”，才使这些照片免遭劫难，对此，童小鹏感到万分庆幸。
“我要为宣传党的历史尽绵薄之力”
1982年童小鹏退居二线后，才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整理老照片。他在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党史资料的同时，抽出时间将自己几十年拍摄和收集的几千张照片整理、登记、造册，并开始编辑影集。他说:“把照片加以整理和说明，并印成影集，作为研究革命历史的参考资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童小鹏前后出版了大型图片集《历史的脚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影集。
1987年3月，为纪念童小鹏从事摄影50周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图片社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童小鹏影展”。这个影展共展出童小鹏精心挑选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300幅。这个展览还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以及福建省部分城市展出，取得很大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