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象牙塔里的“知识守望者”，笔者在地方本科院校新闻传播学领域从教恰满三年。这三年中，从一名出版学的博士毕业生到“什么课都可以拿来讲”的教书机器，我教过多门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基础课，但唯独与自己的“老本行”出版学“完美”地擦肩而过。偶然的一次课堂互动，让我有了在讲台上重新讲述出版学的冲动。这次教学体验让我仿若在漫夜里找到一个有光的罅隙。正如《旧约·创世记》所言：“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转变了教学思维之后，从教心态随之而转，我决定去寻找这罅隙之后的光源所在。
　　“出版学是一个怎样的专业？”这个问题对于非出版学的本科毕业生来说，恐怕未必是了了分明的。在有些同学看来，“新闻出版”是个被合并使用的偏义复词，“出版”只是“新闻”付诸传播的最后一环，为了押韵而存在的陪衬。学生对于“出版”一词的熟稔和他们对这个行业以及相应的知识理论的无知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令我反思。
　　从教第一年，我曾在《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的期末安排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三个专业的本科生分别组建卜7人次的团队，开展“媒体公司模拟运营”的课内实验。在所有团队中有个“单兵作战”—人组的同学提出的策划案是“开办一家出版社”，甚至连社址和注册资金都列出来了。我开始以为该同学对于出版系统的“无知”当属个案，只是反问他是否做过市场调查，知不知道现有多少家出版社？谁料想，这位同学以及其他近百位学生，表示并不知晓，甚至不少同学认为：“最起码上千家”。再问：出版社和图书出版公司有什么区别？答案五花八门，最响亮的声潮涌向耳畔：“出版社是出杂志的，图书出版公司是出书的”。
　　我在讲台上听得胆战心惊，一方面嗅悔自己过于信奉教材所提挈的大纲体系，在理论教学环节一板一眼地按照虚化而空泛的大媒介观讲述媒介市场、媒介受众、媒介组织、媒介财务、媒介规制等“万金油”式的知识点；一方面在案例教学专题方面只是单纯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诸如“刘波与诚成文化”这类典型的媒介经营管理案例，却并没有特别针对案例背后的媒介机构特点进行点评或是原理的清理。以致让他们有了这种“学理论就是为了考场用，上课听故事才更来劲”的分裂式思维，理论与实务“两张皮”，油与水互不相侵。在这样一个“段子手”型教师备受追捧的教学时尚下，教师的个人魅力、教学风格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怎样扭转学生们“讲故事的时候才会抬起头”的现状，我想以后不妨试试将计就计，“以故事为饵”。
　　庆幸的是，距离学期末还有两次课的机会可以弥补。我在接下来的课程里给大家集中讲解了出版社、图书出版公司以及新书书店、独立书店等一些出版界构成的基本原理。课下不少同学向我追问并反馈，表示他们非常希望听到更多这样的“新鲜事儿”，这是他们在其他课程中闻所未闻的。
　　吸取了教训，在第二次讲授《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时（该年份所涉专业在此前基础上又增添了网络与新媒体方向），我有意识地按照媒介机构的类别展开专题，一改之前的“泛媒介”讲述思路，希望从较为具体的层次为学生搭建媒介机构的系统知识并梳理不同媒介机构的运作模式，尽量做到“由故事引发兴趣，但务必将视线拉回理论的谱系”。其中“出版经营与管理”的专题作为传统媒体经营的代表被放在了课程的开篇部分。后来，这竟成了学生们最爱听的部分。从学生们的课堂表现以及课后反馈，我感受到这一调整或许有某种内在的合理性。对于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广告公司，学生们已从其他专业课程中学有所获，而出版行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大陆”。
　　我在出版经营与管理专题里带领大家从读每一本书的“准生证”——版权页开始，讲述一本书是如何历经“十月怀胎”得以问世的；并以当年的热词“IP剧”为线索为大家梳理整个版权链条的源流和价值实现，让他们知晓“出版”并非是他们刻板印象中那样一个“老掉牙”的传统专业；我还告诉大家如何以出版社的线索去寻找专业性图书，如何在茫茫书海里有技巧、有效率而非撞大运般邂逅到你最钟意的那份共鸣；在独立书店的专题里，我为大家展示了所在城市的文艺范儿书店，同学们课下很快就按图索骥，并在近距离感受这份“独立”之精神品質的同时，对我所讲的“无论是买一杯咖啡，还是一本书，都是一种支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有位同学在我没讲这个专题之前就曾偶然闯进过城市里这样的别致空间，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种书店是以“独立”坚守并著称的。课程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当他明白这种独立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商业性之后，他每一次再去到这样的小店，每拿起那里的经过店主人二次汰选的书籍，都有种别样的珍重情愫。两年之后，这位同学考取了省内一所高校的研究生，读上了他所向往的编辑出版专业。
　　虽然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像是生硬而蹩脚的“插入广告”，但对于真实的个体案例而言，这既不是励志的鸡汤，也不是逃避就业的避风港，而是在经过四年系统的专业教育之后，对自己兴趣方向的一次细化和微调。据我观察，这样的兴趣导向型案例，在我们这类压根没有开设过出版学课程的高校并不常见，尽管编辑出版学位列本科专业的二级学科，但在大多数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中或因师资结构或因办学特色所限而并没有设置相关的教学内容，也并不是每位老师都在课程设置里或自觉或如我般偶然地加入关于出版学专业的知识体系，这也有可能意味着，除非学生在实习实践的训练环节里有所接触，否则很难有机会对出版专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更奢谈兴趣。
　　反观我所教的这三个专业本科生在整个大学期问的课程设置，除去大一期间诸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告学概论之类的共修课，在完成专业分流之后就开始了各自的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整个课程设置里不仅全然不见“出版”的字眼，而且在各个专业基础课程中也少有足以容纳或辐射出版学意涵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认知的短板，我通过课下与学生的随机谈话得知，他们拿到毕业证之前必须获得社会实践的分数，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过前往报社、电视台、电台、网站、广告类新媒体公司的实习经历，但唯独没有一个人去过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版单位门槛高，无论是招聘员工还是实习生，均要求研究生学历以上，（个人认为所谓的“门槛高”的背后，倘或是因为这类工作的价值创造更多依附于个体的知识水平、资源人脉，而并不需要很多诸如“实习生”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去跑腿或帮工）；另一方面也是囿于区域性出版资源的分布不均，地方高校的学生只得面对僧多粥少的现实。 　　这就是我在一线教学岗位工作中所感受到的，学生们对于出版行业的“惊人无知以及浓厚兴趣”。如果说这种“兴趣”里有私心，我想在此与诸位分享一位曾旁听我这门课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生对我的倾诉，她认为自己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向就是出版社，原因是“如果去那些本科生都能进去的单位，那岂不是白读了这个研究生？”虽然直白，但似乎恰恰隐晦地暗示了当前不同媒体机构对于学历的“隐形门槛”。
　　我并没有做过精确的调查，有多大比例的出版专业研究生是凭借着校内社团、校外实践或是参加工作的缘由接触并认识到这个专业，然后在这种“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的驱动力下和出版专业结下不解之缘。但通过三年来的一线教学观察，我几乎每年都能听到一两个这样的故事——或是因为自发的兴趣指引，或是偶然的机缘，走向出版学专业的研究生道路。用一位考研被调剂到出版专业的我们的毕业生的话，“没想到出版专业这么有趣”，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她偶遇时，她对自己当年被调剂专业的庆幸溢于言表。并不否认，也许这种所谓的“有趣”可能只是源白初涉另一个“围城”的短暂新鲜感，然而，这种“陌生化”的印象也从另一层面暗示了出版学专业与同属二级学科的其他专业在知识体系构成上的显著差异，以及“新闻
　　信息”生产规律与“知识
　　内容”生产规律的本质差别。
　　反观我们当下的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本科目录，编辑出版学专业前有新闻学、传播学这样早已纳入西方主流知识体系、有着成熟建制的传统学科；后有如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这样听起来更加“时髦”的新设专业。编辑出版学虽然历史不短，可谓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但其学理根基却非常薄弱，缺乏学科共识与规范。单从教材来看，虽然也陆续出版了几本名之为《出版学概论》的书籍，但在教学使用上仍旧缺乏共同认识，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尷尬。学界内部尚未制定出标准或范本，又凭何奢谈在新闻传播学本科生中间普遍推广并设立诸如《出版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呢？
　　在当前课程范式改革、翻转课堂等概念不断涌向大学校园的同时，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放大，倘若由不同老师来上同一门课，学生们的反响很有可能就是“这是同一门课吗？”“我的课堂我做主”这一趋势似乎令课程之问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模糊了，虽然有课程体系的固摄，但难免有交叉和重复之处，作为教龄尚浅的“青椒”，上述不成熟的“教学实验”，只能不断地拿学生当“小白鼠”，期问种种不如法处，有愧疚也有遗感。然而，我所清醒的是，总算是在课程与课程之间“活动的板块”处真的发现了罅隙，并尽可能地修修补补以令其啮合地更加圆融一些。然而，如我般“仰望星空”的井底之蛙，更深切的祈盼或许在于，那些光源能够“自上而下”地令学生们“醍醐灌顶”，而并非是从这些“罅隙”而来。
　　（李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