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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仑殇》来源于自己想要介绍世人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昆仑山风景和故事以及想让自己父母惊喜的愿望。小说主要述写了一次高原拉练，这次拉练本身就是文革中的荒诞思想在军队的一个复制品，象征着脱离实际、盲目服从、狂热追求的文革思想在部队的蔓延；昆仑山是父爱与母爱的双重象征；文章结尾处的新兵则是不屈精神延续的象征。
【关键词】昆仑山父母愿望象征
于而立之年自军医步入文坛的毕淑敏，以其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一举拿下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在被爱情充斥着的当今文坛中，这部军旅题材的小说可谓是独树一帜。
《昆仑殇》述写了中国军人们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的一次拉练。海拔五千公尺，在如此高的地域内本呼吸就显出乏力态势，何况在拉练过程中还穿插着急行军、夜间紧急集合、翻雪山、穿越无人区等极端残酷的命令，在这场与恶劣环境、与自己的搏斗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服输地永远倒下去了。但同时，一批新鲜的血液又义无反顾地灌输了进来。
军旅题材，对于读者而言确也是不陌生的。自当代以来，军旅题材早已独当一面，但如毕淑敏这样，写昆仑山，写藏北高原的作品也委实不多见。毕淑敏的这篇处女作是她在35岁时写作的，此前她的职业一直是军医，让一个医术很好又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选择弃医从文似乎很不可思议，但于毕淑敏，原因简单而庄重——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作为一个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毕淑敏算是将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她体会到了我们所永远也体会不到甚至是想象不到的艰苦：背负着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或许这些我们还可以偶尔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但是，这种行军过程中的辛酸与血泪却远比我们的想象要深刻入骨：夜中的辗转反侧不能安眠；黎明醒来后双膝凝固般的疼痛以及攀越雪山时生不如死的绝望……这些或许是我们永远都不会体会到的苦楚。小说中多处写到的雪山上的细节都是毕淑敏的亲身经历：甘蜜蜜攀越雪山时心理的求死欲望与生理上求生本能的强烈斗争，使她想“装作失手跌下山崖”但“手和脚都不服从指挥，反而更牢靠地攀紧了岩石”；肖玉莲在无人区拉住马尾巴向前进；甘蜜蜜包中的那几颗小小的水果糖……这座雪山上的每一寸雪、每一阵风都自豪地述说着自己的与众不同，这里的一切都不可以用常理来思索。而就是它，承载了太多作者的血与泪，经过时间的洗礼，它们在作者心中固执地呼唤着作者将其呈现出来。而另一方面，据毕淑敏自己讲：她从小就很乖。在阿里当兵时，一次偶然机会使她的作品见报，这个小小的成功使父母很高兴，做为一个很乖的孩子是愿意看到父母快乐的。因此，归京后在父亲的点拨与期盼的眼神下，毕淑敏毅然决定一试写作。于是，在雪山的召唤、父母的期盼中，《昆仑殇》应运而生，用毕淑敏自己的话讲：“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这部小说所述写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里发生的事，当时中国大地上各个角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空前的革命，狂热的激情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可抑止地燃烧着。这场拉练原是可以避免的、报告上的那些死伤人数原不必如此震撼人心、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应该也不需要有如此惨烈的下场。可是，当时的环境酿成了这一切。如果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那么当时环境下的军人则是无条件服从，哪怕那些命令并不实事求是。军区“四会”中的“会做群众工作”这条，对于人迹罕至的昆仑山而言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这次高原拉练却因为缺少这一项而始终未见登报；在拉练过程中冲锋时，一号要求一律轻装：摘下皮手套，用解放军鞋换下毛皮鞋。许多士兵因此手脚被严重冻伤。这条在极端残酷环境里下的命令可以说是比环境更残忍，正如后来郑伟良所指出的“是否就应得出结论：打仗时鞋穿得越少越好，穿毛皮鞋就得打败仗？！为了追求形似过去，在拉练中，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战士残废了。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认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一号下达穿越无人区的命令时军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并且，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这是“无人区”，它是“全部的希望所在，孤注一掷才可能得到巨大成功”。显然，一号是根据当时的狂热的时代环境而做出了种种决定，而并非根据军队自身情况，这种严重与事实相背离的决策注定将人推向了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中。诸如此类与实际相背离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置身其中的军人们也仍旧跃跃欲试，不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这过程中他们确也是狂热地紧随部队的步伐蹒跚地前进着。这次拉练实际是文革中荒诞思想在军队的一个复制品，它本身就象征着文革的燎原之势。背离实际、盲目服从、狂热追求，这些在军队中也悄然弥漫开。昆仑山在文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它在文中是慈爱的母亲与严厉的父亲的一个组合象征体，渗透着家一般的归属感。它将荣誉、光辉给予了这支军队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不断地打磨着他们的意志。对于这朝夕相处的父母，一号不愿走，金喜蹦不愿走，甘蜜蜜也不愿走……这支军队在这扎下了根，甘愿在这里奉献自己，这里有种家的指归，使人毅然留步。小说末尾出现的那一列年轻的士兵都与拉练中的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亲人长眠的地方继续亲人留下的事业，这本身就是不屈精神的象征。在精神上他们是死者的一次涅槃重生。作为延续，顽强不屈的一个个故事必将在这高寒冻土之上继续下去。
毕淑敏用一个军旅题材的中篇小说反映了一个特定年代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拉练。其中有呻吟、有伤残、也有死亡，但在昆仑山上绵延不绝的是顽强不屈的精神、是前仆后继的勇气与对昆仑山矢志不渝的热爱。毕淑敏用《昆仑殇》，用故事中充满象征意味的拉练、昆仑山、新兵完成了她的告诉他人昆仑山风景、故事和让父母惊喜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毕淑敏《大雁落脚的地方》，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
[2]王蒙《<毕淑敏作品精选>序》，《毕淑敏作品精选》，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
[3]柴福善《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散文精选》（上），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昆仑山父母愿望象征
于而立之年自军医步入文坛的毕淑敏，以其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一举拿下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在被爱情充斥着的当今文坛中，这部军旅题材的小说可谓是独树一帜。
《昆仑殇》述写了中国军人们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的一次拉练。海拔五千公尺，在如此高的地域内本呼吸就显出乏力态势，何况在拉练过程中还穿插着急行军、夜间紧急集合、翻雪山、穿越无人区等极端残酷的命令，在这场与恶劣环境、与自己的搏斗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服输地永远倒下去了。但同时，一批新鲜的血液又义无反顾地灌输了进来。
军旅题材，对于读者而言确也是不陌生的。自当代以来，军旅题材早已独当一面，但如毕淑敏这样，写昆仑山，写藏北高原的作品也委实不多见。毕淑敏的这篇处女作是她在35岁时写作的，此前她的职业一直是军医，让一个医术很好又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选择弃医从文似乎很不可思议，但于毕淑敏，原因简单而庄重——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作为一个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毕淑敏算是将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她体会到了我们所永远也体会不到甚至是想象不到的艰苦：背负着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或许这些我们还可以偶尔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但是，这种行军过程中的辛酸与血泪却远比我们的想象要深刻入骨：夜中的辗转反侧不能安眠；黎明醒来后双膝凝固般的疼痛以及攀越雪山时生不如死的绝望……这些或许是我们永远都不会体会到的苦楚。小说中多处写到的雪山上的细节都是毕淑敏的亲身经历：甘蜜蜜攀越雪山时心理的求死欲望与生理上求生本能的强烈斗争，使她想“装作失手跌下山崖”但“手和脚都不服从指挥，反而更牢靠地攀紧了岩石”；肖玉莲在无人区拉住马尾巴向前进；甘蜜蜜包中的那几颗小小的水果糖……这座雪山上的每一寸雪、每一阵风都自豪地述说着自己的与众不同，这里的一切都不可以用常理来思索。而就是它，承载了太多作者的血与泪，经过时间的洗礼，它们在作者心中固执地呼唤着作者将其呈现出来。而另一方面，据毕淑敏自己讲：她从小就很乖。在阿里当兵时，一次偶然机会使她的作品见报，这个小小的成功使父母很高兴，做为一个很乖的孩子是愿意看到父母快乐的。因此，归京后在父亲的点拨与期盼的眼神下，毕淑敏毅然决定一试写作。于是，在雪山的召唤、父母的期盼中，《昆仑殇》应运而生，用毕淑敏自己的话讲：“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这部小说所述写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里发生的事，当时中国大地上各个角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空前的革命，狂热的激情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可抑止地燃烧着。这场拉练原是可以避免的、报告上的那些死伤人数原不必如此震撼人心、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应该也不需要有如此惨烈的下场。可是，当时的环境酿成了这一切。如果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那么当时环境下的军人则是无条件服从，哪怕那些命令并不实事求是。军区“四会”中的“会做群众工作”这条，对于人迹罕至的昆仑山而言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这次高原拉练却因为缺少这一项而始终未见登报；在拉练过程中冲锋时，一号要求一律轻装：摘下皮手套，用解放军鞋换下毛皮鞋。许多士兵因此手脚被严重冻伤。这条在极端残酷环境里下的命令可以说是比环境更残忍，正如后来郑伟良所指出的“是否就应得出结论：打仗时鞋穿得越少越好，穿毛皮鞋就得打败仗？！为了追求形似过去，在拉练中，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战士残废了。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认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一号下达穿越无人区的命令时军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并且，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这是“无人区”，它是“全部的希望所在，孤注一掷才可能得到巨大成功”。显然，一号是根据当时的狂热的时代环境而做出了种种决定，而并非根据军队自身情况，这种严重与事实相背离的决策注定将人推向了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中。诸如此类与实际相背离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置身其中的军人们也仍旧跃跃欲试，不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这过程中他们确也是狂热地紧随部队的步伐蹒跚地前进着。这次拉练实际是文革中荒诞思想在军队的一个复制品，它本身就象征着文革的燎原之势。背离实际、盲目服从、狂热追求，这些在军队中也悄然弥漫开。昆仑山在文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它在文中是慈爱的母亲与严厉的父亲的一个组合象征体，渗透着家一般的归属感。它将荣誉、光辉给予了这支军队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不断地打磨着他们的意志。对于这朝夕相处的父母，一号不愿走，金喜蹦不愿走，甘蜜蜜也不愿走……这支军队在这扎下了根，甘愿在这里奉献自己，这里有种家的指归，使人毅然留步。小说末尾出现的那一列年轻的士兵都与拉练中的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亲人长眠的地方继续亲人留下的事业，这本身就是不屈精神的象征。在精神上他们是死者的一次涅槃重生。作为延续，顽强不屈的一个个故事必将在这高寒冻土之上继续下去。
毕淑敏用一个军旅题材的中篇小说反映了一个特定年代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拉练。其中有呻吟、有伤残、也有死亡，但在昆仑山上绵延不绝的是顽强不屈的精神、是前仆后继的勇气与对昆仑山矢志不渝的热爱。毕淑敏用《昆仑殇》，用故事中充满象征意味的拉练、昆仑山、新兵完成了她的告诉他人昆仑山风景、故事和让父母惊喜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毕淑敏《大雁落脚的地方》，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
[2]王蒙《<毕淑敏作品精选>序》，《毕淑敏作品精选》，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
[3]柴福善《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散文精选》（上），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