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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5岁的邱四嫂,在长汀县新桥镇江坊村已经生活了80多个年头。晚年,她收获了一份份惊喜: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上级专程派代表前来慰问并为她体检;2015年,龙岩市人民政府为她颁发“百岁寿星”牌匾;2016年,获颁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一枚。老人不无自豪地说:“当年我是红军的卫生兵。”
剪掉辫子当红军
1915年,我出生在河田镇芦竹坝黄坑口村,原名邱三金。后来嫁到新桥,老公排行第四,大家就叫我邱四嫂。我的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我从小就放牛砍柴,饥一顿饱一顿。1929年春天,朱毛红军打下了汀州城,长汀各地都开始“闹红”。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穷人,劳苦群众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红军。7月间,红军在长汀的南阳、宣成、涂坊、河田先后发起武装暴动。河田暴动成功后,成立了省、市、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都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
1930年初春,长汀各地的工农暴动队伍陆续成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作战。有一天,红军部队的宣传员来到我们村里唱歌、讲演、写宣传标语,动员大家参加红军。当时想,参加红军有饭吃,不受人欺侮,几个自然村的半大孩子们,就一起到河田区苏参加红军。起初没有发枪,也没有发军装,只发一个红布的臂章,臂章上写着各人的姓名。我们扛着一杆梭镖,跟着红军和游击队到处出击。
这一年我虚岁15岁。为了当红军,狠心把辫子也剪掉了。芦竹坝的范云龙比我大两岁,高大壮实,他读过几年私塾,又会武功。参加红军后,他在红四军第五纵队王仰颜司令的身边当通信员。当时红白斗争很激烈,我们的势力还不够强大,部队随走随驻。形势好的时候驻村庄,形势不好就在高山密林间驻扎,时刻防备敌人来进攻。后来,部队又多次整编。感谢王仰颜司令的关心,我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兵。
看护学校当学员
王仰颜是长汀早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新桥人,家里是大户人家。参加革命后,把家产都拿出来分给穷人,家里人说他是“败家子”,但是穷人欢迎他、佩服他,都愿意跟他闹革命。王仰颜指挥汀东的工农大暴动,组建了汀东游击队。他带着汀东游击队开到汀南配合红军作战,在南阳、宣成、涂坊一带打民团、斗地主。
红军和游击队行军打仗今日东、明日西,上级有命令随时准备出发。我们不但在长汀打仗,还去过连城、宁化、清流一带。1930年4月,王仰颜带领长汀游击队从新桥馆前出发,经过宁化攻打清流县城,活捉县长,解救了被关押的群众,筹集到了好几千块大洋,打出了威风。6月,汀南、汀东的游击队整编成红四军第五纵队。王仰颜当总指挥,但我们都叫他王司令。他比我们年龄大,30多岁了。文化水平很高,爱交朋友,说话办事有个性,在部队、地方威望很高。王司令性格豪爽,打仗勇敢,生活上很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战士,大家又怕他又敬重他。
红军游击队到处打仗,伤员越来越多,对医护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司令和傅连暲医生很早就商量开办看护学校。傅医生是河田伯公岭人,医术高明,对革命贡献很大。
1931年年底,上级通知各个大队挑选手脚利索、做事勤快的小兵去学医。我被选上了,可高兴了。当看护学校的学员是有条件的,必须愿意为红军服务,工作积极,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还要思想活泼,性情不急躁,略识文字,年龄也不能太大。因为会识字的兵太少,我这个没文化的乡下妹子就蒙混过关了。
这一年我虚岁17岁。看护学校设在汀州城的万寿宫,由福音医院的傅连暲院长当校长。我们在这里学习辨认各种西药和中草药,练习包扎、止血、清理伤口、打针,隔一段时间就要组织考核,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另外安排学习普通内科、普通外科的诊断,后来分配到部队当医生。我们只能当护士,边学边做,学了两个月。毕业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来参加毕业典礼,鼓励我们把学到的本事用在战场上。毕业后,我分配到福建军区模范团,在赤少队当卫生兵,范云龙是我們的指导员。
反“围剿”战场当英豪
我们跟着部队去过江西和广东,还有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永安等地,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常事。卫生兵的工作就是救护伤员,伤员被包扎止血后,由担架队抬到后方医院救治。刚开始看到战友浑身血淋淋,会哭、会害怕,慢慢地心就硬了,没工夫哭了,救人最要紧。
1934年春,我19岁了,苏区开始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红军部队越打越少,中央苏区地盘越来越小。我和范云龙等人跟着部队到江西会昌和福建武平交界的筠门岭。国民党广东军三个师的兵力,有飞机大炮支援,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损失惨重。在突围战斗中,范云龙带队冲锋,腹部中弹,满身是血。我给他包扎后,和担架队一起把他抬回四都的红军医院救治。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形势更加紧张了。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后,四都的红军医院搬到内山的谢坊村,和福建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在一起,在四都、红山的高山密林里打游击。
1934年年底,福建军区游击队在红山的赤土被国民党包围了,打得很惨,牺牲了很多红军战士。范云龙左手虎口被打烂了,我们退到武平与长汀交界的濯田一带。没有消毒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我采了草药,捣烂了给范云龙敷伤口。1935年春,上级命令分路突围,范云龙担任长汀游击队的参谋长,带了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濯田水口的东坑。东坑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易守难攻。范云龙把警戒分队安排在山东头,把伤病员集中在东坑西边一个山窝里。那里有个很深的山洞,可以容纳几十个人。重伤员住山洞,山洞不够住,大家动手搭山寮,开办了一个临时救护所。没有药品,医护人员就挖草药,想方设法为伤病员治疗。
不久,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东坑,红军游击队人少,又缺枪少弹,打不过他们。为了掩护伤病员转移,游击队的一个营长带队冲锋牺牲了,部队被打散了。我们转移到了河田、涂坊交界的驴子岭。在这里驻扎了几天,又遭到民团的袭击,范云龙枪法准,杀出一条血路。不过他自己也受伤了,我给他包扎好伤口,跟着他冲出了包围。在一次转移中我们失去了联系。
中央苏区被国民党侵占后,我们这些当过红军和苏区干部的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押。家属只能通过各种关系,花钱为我们赎身保命。后来,家中也不能住了,随时会遭到反动民团的敲诈和迫害,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到处投靠亲友,哪里有活干就投奔哪里。有时半路遇上好心人给点地瓜或是稀粥,再饿都不敢吃,生怕被下毒。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汀州城做工,经人介绍嫁到新桥江坊安家……
老人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激越,时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沉默和伤感。走过硝烟战火,穿越荆棘泥泞,所有的过往都已成为人生最温婉的风景、最深情的呢喃。只有眉目间不变的壮阔与豪情,清晰地展现出老人内心的风轻云淡。
责任编辑 / 程芳池
剪掉辫子当红军
1915年,我出生在河田镇芦竹坝黄坑口村,原名邱三金。后来嫁到新桥,老公排行第四,大家就叫我邱四嫂。我的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我从小就放牛砍柴,饥一顿饱一顿。1929年春天,朱毛红军打下了汀州城,长汀各地都开始“闹红”。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穷人,劳苦群众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红军。7月间,红军在长汀的南阳、宣成、涂坊、河田先后发起武装暴动。河田暴动成功后,成立了省、市、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都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
1930年初春,长汀各地的工农暴动队伍陆续成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作战。有一天,红军部队的宣传员来到我们村里唱歌、讲演、写宣传标语,动员大家参加红军。当时想,参加红军有饭吃,不受人欺侮,几个自然村的半大孩子们,就一起到河田区苏参加红军。起初没有发枪,也没有发军装,只发一个红布的臂章,臂章上写着各人的姓名。我们扛着一杆梭镖,跟着红军和游击队到处出击。
这一年我虚岁15岁。为了当红军,狠心把辫子也剪掉了。芦竹坝的范云龙比我大两岁,高大壮实,他读过几年私塾,又会武功。参加红军后,他在红四军第五纵队王仰颜司令的身边当通信员。当时红白斗争很激烈,我们的势力还不够强大,部队随走随驻。形势好的时候驻村庄,形势不好就在高山密林间驻扎,时刻防备敌人来进攻。后来,部队又多次整编。感谢王仰颜司令的关心,我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兵。
看护学校当学员
王仰颜是长汀早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新桥人,家里是大户人家。参加革命后,把家产都拿出来分给穷人,家里人说他是“败家子”,但是穷人欢迎他、佩服他,都愿意跟他闹革命。王仰颜指挥汀东的工农大暴动,组建了汀东游击队。他带着汀东游击队开到汀南配合红军作战,在南阳、宣成、涂坊一带打民团、斗地主。
红军和游击队行军打仗今日东、明日西,上级有命令随时准备出发。我们不但在长汀打仗,还去过连城、宁化、清流一带。1930年4月,王仰颜带领长汀游击队从新桥馆前出发,经过宁化攻打清流县城,活捉县长,解救了被关押的群众,筹集到了好几千块大洋,打出了威风。6月,汀南、汀东的游击队整编成红四军第五纵队。王仰颜当总指挥,但我们都叫他王司令。他比我们年龄大,30多岁了。文化水平很高,爱交朋友,说话办事有个性,在部队、地方威望很高。王司令性格豪爽,打仗勇敢,生活上很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战士,大家又怕他又敬重他。
红军游击队到处打仗,伤员越来越多,对医护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司令和傅连暲医生很早就商量开办看护学校。傅医生是河田伯公岭人,医术高明,对革命贡献很大。
1931年年底,上级通知各个大队挑选手脚利索、做事勤快的小兵去学医。我被选上了,可高兴了。当看护学校的学员是有条件的,必须愿意为红军服务,工作积极,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还要思想活泼,性情不急躁,略识文字,年龄也不能太大。因为会识字的兵太少,我这个没文化的乡下妹子就蒙混过关了。
这一年我虚岁17岁。看护学校设在汀州城的万寿宫,由福音医院的傅连暲院长当校长。我们在这里学习辨认各种西药和中草药,练习包扎、止血、清理伤口、打针,隔一段时间就要组织考核,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另外安排学习普通内科、普通外科的诊断,后来分配到部队当医生。我们只能当护士,边学边做,学了两个月。毕业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来参加毕业典礼,鼓励我们把学到的本事用在战场上。毕业后,我分配到福建军区模范团,在赤少队当卫生兵,范云龙是我們的指导员。
反“围剿”战场当英豪
我们跟着部队去过江西和广东,还有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永安等地,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常事。卫生兵的工作就是救护伤员,伤员被包扎止血后,由担架队抬到后方医院救治。刚开始看到战友浑身血淋淋,会哭、会害怕,慢慢地心就硬了,没工夫哭了,救人最要紧。
1934年春,我19岁了,苏区开始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红军部队越打越少,中央苏区地盘越来越小。我和范云龙等人跟着部队到江西会昌和福建武平交界的筠门岭。国民党广东军三个师的兵力,有飞机大炮支援,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损失惨重。在突围战斗中,范云龙带队冲锋,腹部中弹,满身是血。我给他包扎后,和担架队一起把他抬回四都的红军医院救治。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形势更加紧张了。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后,四都的红军医院搬到内山的谢坊村,和福建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在一起,在四都、红山的高山密林里打游击。
1934年年底,福建军区游击队在红山的赤土被国民党包围了,打得很惨,牺牲了很多红军战士。范云龙左手虎口被打烂了,我们退到武平与长汀交界的濯田一带。没有消毒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我采了草药,捣烂了给范云龙敷伤口。1935年春,上级命令分路突围,范云龙担任长汀游击队的参谋长,带了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濯田水口的东坑。东坑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易守难攻。范云龙把警戒分队安排在山东头,把伤病员集中在东坑西边一个山窝里。那里有个很深的山洞,可以容纳几十个人。重伤员住山洞,山洞不够住,大家动手搭山寮,开办了一个临时救护所。没有药品,医护人员就挖草药,想方设法为伤病员治疗。
不久,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东坑,红军游击队人少,又缺枪少弹,打不过他们。为了掩护伤病员转移,游击队的一个营长带队冲锋牺牲了,部队被打散了。我们转移到了河田、涂坊交界的驴子岭。在这里驻扎了几天,又遭到民团的袭击,范云龙枪法准,杀出一条血路。不过他自己也受伤了,我给他包扎好伤口,跟着他冲出了包围。在一次转移中我们失去了联系。
中央苏区被国民党侵占后,我们这些当过红军和苏区干部的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押。家属只能通过各种关系,花钱为我们赎身保命。后来,家中也不能住了,随时会遭到反动民团的敲诈和迫害,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到处投靠亲友,哪里有活干就投奔哪里。有时半路遇上好心人给点地瓜或是稀粥,再饿都不敢吃,生怕被下毒。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汀州城做工,经人介绍嫁到新桥江坊安家……
老人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激越,时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沉默和伤感。走过硝烟战火,穿越荆棘泥泞,所有的过往都已成为人生最温婉的风景、最深情的呢喃。只有眉目间不变的壮阔与豪情,清晰地展现出老人内心的风轻云淡。
责任编辑 / 程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