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前燃三支香，贾平凹指间燃一支烟，香和烟总在续，屋里烟气腾腾。秦汉以降年代各异的陶罐、石佛、石狮子、石蛙、木雕的人面麒麟们占了厅堂，继而踞在高处或蹲伏角落。一黑一银两只狐剩了张皮呆卧在木楼梯的扶手上，敛着神气。贾平凹笑：原有好多，都叫些女狐狸给拿走了。这屋子跃层，门开门闭马铃先响，高处有匾“上书房”，颇有些鬼气。
　　贾平凹用家乡陕西丹凤县棣花村的方言说话，说了60年；用普通话写作，写了四十多年。最早补过一次金牙时、恋爱时、成名后被邀来邀去发言时，他曾经努力学说普通话，终没有成。日常，他仍称“口笨”，唯说开说兴时，那言语中有金子在闪。
　　闭了门窗，拉上窗帘，竖上“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的门神，燃起香和烟。他的笔，像是注入了他精气的女子，会孕育人和故事。这一次，造的是带灯。

萤火虫夜行自带灯

　　这几年下去，我不爱和人打招呼。地方领导一接待，特别累。说话啊，照相啊，应酬啊，耽误时间。我不会开车，叫朋友开。这一次（2010年春）也是，早上从西安走的，到那儿都天黑了。深山，木（没）去过，不停给她打电话，问咋个走。最后翻过一道山梁，看她在路边一个饭店门口站着。
　　她，是带灯的原型，在小说中本叫“萤”。20年前躲避在四川耀县的一座水库旁写《废都》时，贾平凹就留意过那些星星般闪烁的萤火虫，如留意着随他一同来到人世的小亲戚。萤光微而发自本身，自我照亮，这是他喜欢的意象。
　　萤大学毕业下乡当了干事。有一夜，她看到萤火虫青白色的光在草丛树枝间明灭，心想“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从此改名叫带灯。所以，就像贾平凹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一样，这带灯的魂里，有他一份。
　　现实中的带灯是综治办（即维稳办）主任，终日里面对上访户和大小纠纷，却别有怀抱，3年前不知从哪儿弄来贾平凹的手机号码，给他发出第一条短信。
　　我以为她是个业余作者，就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发信来。要是平常，我也要烦了。但她的短信写得好得很，我竟有点盼它来。
　　贾平凹手机里存着带灯发来的许多条短信，最长的近千字。他用家乡话缓缓诵读，品咂其中滋味：“一早，带灯做完一两件事，带些吃的到河滩看书。像小鸡啄米一样吃完两块钱的瓜子，遇上洗白菜冻了手正放胳肢窝里捂的村妇。村妇招呼她：你美透了，来晒暖暖儿。带灯应：太阳好心暖你，你偏把手放水里，怨谁。她这才发现河下边像是有人在洗衣服，打得卿卿哐哐的，跑去一看是人们在浆粉条，男的怎么做女的怎么做。大家说着羡慕她，她想自己就像那野外开的芦花，旁人看着挺好，也不怕冷，可风一来，絮子呼呼地就被吹跑了……”这清澈细腻的场景和语言，不事雕琢不含机巧的天成之态，令贾平凹觉得美，更令他相信了这广袤大地上，有他亲近的那一路天才，是冬雪夏雷，是四季转换。
　　她不收拾屋子，也不收拾自己，每天乐哉得很，拿个包，装上一瓶矿泉水、几本杂志、一些吃的，骑个摩托就下乡了。累了，找个坡爬上去睡一觉。有闲，太阳晒着翻翻杂志，要么胡想，想的全是19世纪欧洲大诗人那种，星空啊，白云啊，太阳月亮啥的。她心性高，谁都看不上，但环境就是那环境。在那环境里，竟然有这户（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是很奇异的事。
　　我后来知道，她爱看《读者》，爱短散文，爱写个诗。我跟她说，你那诗不好，你平白如话想啥写啥我觉得有意思得很。开始最吸引我的，是这个人，神秘，做那么泼烦的事，文笔心境却那么好——谁写得好，咱就喜欢去看一下，到底是个啥人啥环境么。

从没见那么多美丽的樱花

　　到那儿一看，一个中年妇女，看外表也不像是很灵秀的那户人。
　　连着几天，我们跟着她到处跑，到她认识的农户家里，看，听，吃饭。晚上回县里吃最好的饭，就是牛肉面，或者是烙饼子加牛羊肉汤。她并不总在农民家吃饭，包里常带两个粽子，吃了不饥。
　　贾平凹不用录音笔，也不拿纸笔记。带灯无需介绍他是谁。农民认得主任，拿眼看一下她身后的男人，也不多问——跟自己长得差不多，气也不盛。
　　她这个综治办，伸缩性大得很，干部每人包几个乡，你就跑去吧，所以不去办公室也不碍事。她带着我跑，也算工作么。
　　那是初春，樱花正开得浓。这一路过去，都是樱桃树，花比叶子多，一堆一堆的白花。风一吹，到处都是花瓣。从没见过这么多，美得很。
　　这就是小说中故事展开之地，樱镇。
　　带灯给贾平凹讲那些上访事件和上访者的故事，好像永远都说不到头。那些翻滚的舌头、言语、动作，在小说中活了——尖锥锥叫起来；苍苍嗓子说；边说边拍着屁股上的土，土扬起迷了人眼……
　　看这位出场：六斤从塄畔上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在手心唾了唾沫在头上抹，脚下的一块土坷垃就先滚了下来。——贾平凹跟人讲过杜甫的“牵衣顿足拦道哭”：短短7个字，拍成电影可拍十来分钟。
　　听这段子：换布给自己买了个手机，也给媳妇买了个，可很少有人打给他俩。晚上两口子睡下了，换布打给媳妇，媳妇接了：谁呀？我！啥事？把腿取下去！
　　俯瞰徐徐展开的图景：这边一人坐在石头上解开绑腿捏虱子，骂着孩子，抬头瞧见一人，高声喊话：生了没？生了！生了个啥？你猜！男娃？再猜！女娃？啊你狗日的灵，猜两下就猜着了！那边灵堂上传来唱腔：我坚强勇敢勤劳忠诚的舅啊……敬酒者捏着酒盅：我把我喝醉，让我难受着，来表达个心意！夜了，麻子去妇女家睡，妇女要25元，麻子掏出50元找不开，妇女说笨死了，明天再来就不用找了。
　　再品一品乡野智慧：天气就是天意；人嘴里有毒，不敢说满话；跌倒了不要马上爬起来，看看地上有没有什么可拾的；别人唾你是恨你，擦了更恨你，唾沫不擦也会自干的；蜘蛛网如何地摇曳，但从来没破过；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庙可能是另一个综治办…… 　　小说里多次出现农民招呼带灯来家吃饭的场景：话语热且快，手上却不见动作，言外之意很是丰富——
　　农民有他质朴的一面，更有他狡猾的一面。他见面招呼乡干部，背过身可能骂他们，不把他们在眼里看。实际上乡政府干部老到这家去吃饭，这家在村里很荣光，见人说谁谁又到我家吃饭哩。起码说明他乡政府还有熟人嘛，这种心理。那些小虚荣、小势利，都有。但当出现一些矛盾、危机，乡干部去解决的时候，那就蛮横无理。
　　小说里，带灯说：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

眼珠子在脸上吊着

　　2011年正月十六，贾平凹的家乡发生了一起恶性械斗事件。械斗的一方是村长率众打手，所持器械是钢筋、铁棒和砍刀，另一方是霸占河道建沙场的当地一大家族，抄的是杀猪刀。械斗导致两人终生残废，其中一人右眼被摘除，5人重伤，数人轻伤。这些人，贾平凹都认识，事后少不了走动双方处理遗留问题。在村口路旁，他与乡亲们议论起来，感慨唏嘘；提起笔来，仿佛借了天眼正看着行凶——
　　拉布又是一阵钢管乱抡。元老三再没有动。……元老三已是断了线的提偶，胳膊是胳膊，腿是腿，两眼眶蹦出了眼珠子……拉布只说玻璃球要掉下来他就踩响个泡儿，眼珠子却还连着肉系儿，在脸上吊着。……这一次打，也就一二分钟，拉布没有说一句话，元老三也没说一句话。
　　连任5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平凹很想写一写这个事。
　　春天的樱花，冬天的血，洇成一片。外表干练内心文艺的带灯，一心讲政治求进步的中层干部，可敬可怜可气可悲的乡亲们，伴着裂变中的农村无所不在的争讼矛盾，慢慢拢成了一个故事。
　　2012年夏，初稿写成，贾平凹又去了一趟“樱镇”，几乎把全乡跑了个遍，然后回西安修改。陕西籍评论家、前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甫一读完，说出三字：疼痛感。
　　小说里有一章列了各村还有哪些问题木解决，有些真是很小的事，但总是拖，越拖越多，越拖越复杂。一部分人确实是有冤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也有部分人，长年上访后，上面有了批示，一些干部想快点了事就木原则地给补贴，这样一来人就看样：闹有好处。好些人就不劳动了，倾家荡产全押在上访告状。你跟他说，我赔你5万块钱，他说，不，我要50万。这边不停地闹，那边不停地堵，越堵越要上访，你这不管我跑到省上，省上不管我跑北京。上边呢，层层下压，你要把人给我控制住；下边吧，磨，应付，但实际上应付不过去，所以基层维稳队伍整天忙乱的就是堵窟隆。
　　带灯十几年不动窝，经验丰富，所以叫她当个主任。她会讲理，脑子快，好多话能把你镇住，也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再难的事她会处理。我看她对农民，该压的时候压，该哄的时候哄，见机行动，很有办法。
　　跟农民打交道得有几套本领，早些年会照相，最好是一次成像那种，马上有人给你管饭吃；有人拿个空胶卷照，就那把农民高兴的。会扎针开方看个病，一下关系也近了，农村缺医少药么。再就是把烟拿上，给大家散烟——我老家从前发生过，几个土匪在那儿坐着，一人散烟，少发一个，那土匪站起来拿枪把人打死了，伤了面子哩。在农村，人和人交往不认大原则，得小恩小惠，啥都跟你说。
　　你说得对，带灯是个异数。大部分村官乡干部是想着干几年要走的，也很少有人看书。小说里写到县里给新装了视频会议设备，发现有乡干部在沙发上亲嘴，这都是真事。但国家政策往下落实，最后就落到乡干部这一层，得干实事，到头来还落不下好。许多东西木办法贯彻下去，常常上面一尺，到省里一尺五，到县上两尺，到乡村就三尺了。
　　平常木事乡干部可以到村子里喝酒吃鸡，但真有个水灾旱灾啊，那是真辛苦，受气挨骂经常的。当地干得好的很快就被提拔走了，剩下大量的是人浮于事，跟城里单位一样，应酬就对了嘛。大量的上访，农民和基层行政组织就这在撕扯着，好多乡镇干部也是慢慢扭曲了，巴结上司、弄虚作假，对下张口骂人，脾气暴戾。带灯实际上是靠她那些跟环境反差极大的精神上的东西在支撑着，把自己从俗世烦乱中拽一点出来，我觉得她可贵也就在这儿。

人有病多数是可以自愈的

　　该怎么办呢？带灯和助手竹子对起一番话——
　　这个世上啥能起作用？权呀！
　　咱是不是有权？有呀，到村寨办事不都说我们是镇政府的！
　　咱把镇政府挂在嘴上，累死又能解决多少事？上访还不是越来越多？带灯说：起作用的东西应该是看着并没用场才对吧。
　　原先，每个村子除了行政这条线来管，还有家族、祠堂、庙，村里还有些有权威的老人。咱俩闹矛盾了，要么到庙里去发誓，要么请上了年纪的人来断，现在都没有了，只有法制，但社会在转型，法制又不健全，有好多漏洞。如果都依法治理，不需要什么综治办。现在农民觉得政府就是法制，屁大点事都来找政府，在那儿闹腾。但有些问题归法管，不归行政机关管，政府只好用权力来压制一些事情。越维稳事情越多，关键就在这儿。
　　维稳办本来应该是在老百姓和政府之间起润滑作用的，但它现在不仅润滑不了，反倒干硬起来。干硬之下起了摩擦，肯定疼痛。每次北京开会，层层驻防，一旦发现上访户，由属地领回。书里写市委书记到樱镇视察，带灯她们24小时值班不歇气，老上访户人盯人控制住，跟那是一样的。
　　考察各级领导干部，维稳这一项是明的，实行一票否决制，直接影响升迁。有群众上访跟交通肇事一样，干部有扣分记录。这就有了专门销号的生意，出多少钱，给你把记录销了。
　　还有民间的生意。到北京领回一个人，路费吃喝是5000块。北京城周围就专门有人用依维柯小车给你县上拉回十几二十人来，一车塞得满满的。县上一看，都是咱的人，掏钱，一人五千。那人拿了十来万劳务费，走了，下回又给你弄一车来。 　　买火车票实名制，窗口都存着老上访户的照片。上访户坐火车的多，一到窗口，票还没买，人就被领走了。
　　村乡县省，一层层的人，成天忙的呀，就是弄这些事。维稳人员到北京领人，一天补助是300块钱，到省上150块钱，县上50块钱。据说每年的维稳费用比那啥费还高。关键是这些钱花了，问题还在么。
　　带灯说：实际上村民自治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上级往往把问题搞大搞虚搞复杂，像人有病多数是可以自愈的。
　　贪官多还是刁民多？那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小商小贩，就有了城管，水平差不多，啥人治啥人么。贪官和刁民是共生的。

一嘴把油花花子吸完，汤里没油了

　　西安大街上，可见各路顶级豪车，多从陕北来。神木、府谷、吴旗，有煤有石油，俨然中国科威特。当地人告诉我，陕北人如今不拼车了，拼的是飞机。有位油老板，晌午在海南，傍晚有个局，驾着私家飞机就回了。还有段子，说陕北人在西安接听老家来电——在哪呢？俺在西安。干嘛呢？买房呢。那给俺捎几套。据说，常有陕北人一出手就买一栋楼，所以“捎几套”。如今陕北好些地方，常有地震性塌方事件——地下被掏狠了。而掏空了地下撑满了荷包的人，大多迁移到别处去了。
　　对么，就是争个资源。那些能人知道要占个先机，就富了。现在是抢，有靠财势抢，有官商结合了抢。在农村没矿没油的地方，沙就成了争夺的对象。沙从河里淘上来，成本只是一些机器、人工和运输，所以挣钱厉害得很。但河道只有那点，于是就打。我跑过几个地方，都有为争沙子械斗的。
　　你占一段，我占一段，河道被剜成一个一个大坑，河滩上一片狼藉，洗沙机成天在响，鸟也不来了，带灯也木法在堤上看书了。走哪儿都是这样。如今咱国家的中小河道，都叫人给分了。遇上雨季，水流不畅，加上两边堤岸根基松了，就会决堤。
　　小说中，带灯转发过一个段子：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有百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百只，只因名分未定。
　　住在城里的人，就看见起楼，那楼是怎么来的？钢筋是铁矿炼，水泥是开山把石头磨成粉，沙是河里淘上来，运到城里垒起来，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山搬到另一个地方，那边弄得一塌糊涂，这边道路、高楼、公园拔地而起。
　　城里栽下许多大树，都是乡下来的，如今乡村里的老树名树都叫人给挖走了。城里栽一棵树，乡下要破坏一堆，不是挖一棵就能活一棵的。还有河道里的大石头，运到城里成了公园石、小区石。走在西安城里，我能认出这棵大柳树是从陕北榆林来的，那块大石头是从陕南哪个沟洼里来的。
　　我说这就像一碗汤，汤上飘些油花花，你一嘴把油花花子吸完了，汤里没油了。都在兴建新城镇，地方领导要业绩么。建一个新城，要消耗周围多少资源，没人想过。到最后，农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剩下一堆废墟。
　　年轻人、长年待在城里的人，不注意这些问题，他光看到城里房价高、交通拥挤、就业竞争大。在我看，这些都不是严重问题。在更广大的农村，中国社会基础性的一些东西在变在塌，会危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时候想想，心里会害怕。
　　写《带灯》，是想把问题挪出来，有些话只能隐约说，咱也开不了药方。农村现在是什么样，人和人之间，包括农民和村镇干部、干部和干部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能感受得到。基层干部都像带灯这样，也好着来。可都是带灯，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写，也解决不了，但起码表达我不乐意么。

我跟90后一块儿写作

　　书里有一个没挑明的，就是上一辈村长带了几百人，阻止建高速路，保住了樱镇的环境，另一个地方开了矿，富了，可后来矿掏得差不多了，地也塌了，虱子乱飞，好多人得了矽肺病或者死在那儿。到了这一辈，樱镇也要发展，引进了大工厂，但面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你闹不清他给樱镇做了好事还是做了瞎事。
　　带灯说：饮鸠止渴，才懂得什么叫循环经济。后辈为了富裕终使山变残山水变剩水。不开发是不是最大的开发呢？
　　贾平凹说，整个转型期的中国问题似乎都无解，一切秩序和价值都在混乱、摇摆和矛盾之中。作为一个作家，只能提前思考一些东西。《古炉》写成时，他说：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他忽地说起：政治家应该多看文学作品。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常这么说。他在后记里说：不能女娲补天，也该杞人忧天。在历时3年的走访和写作过程中，他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见闻和想法，怕惹麻烦。
　　我也想过，如果发不了就不发了，但我要记下来。作家都知道，当下难写。眼面前的事，你写得走样没走样，大家都看着；好多局限，你也不敢突破；还有，写当下，往往就没有文学性了。我的作品，大量都是写当下生活的，当然要求你在写法上有些啥变化。
　　《浮躁》是传统写法，到80年代我就不想那样写了；《废都》是一种写法；《秦腔》、《古炉》又是另一种叙事办法。它不倚重故事和情节，全靠细节推进。每次我看巴塞罗那队踢球，就觉得他们的踢法跟我的写法是一个路子：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看得你眼花缭乱；它消解了传统的阵型、防守和进攻，不经意地，球进了。但老那样写，带出一种轻佻油滑的耍玩之气，我是警觉的。
　　这次写《带灯》，大概年纪到了，心性变了。好多年，我喜欢着明清到30年代的语言，清新灵动的，疏淡幽默的；这些年我兴趣了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风，沉而不靡，厚而简约。书里串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7封信，你说是散文也可以，它是当下故事的超越，坚硬现实的柔软，带灯就是这么活的。
　　我写作时间长，当年跟我同时出来的作家好多都不挪了，我还在挪。这中间出来几拨几拨人了，现在我跟90后一块儿写作。你要不变，也木办法生存，要被淘汰么。当然每次变化实际上都是些小变，总要突破那难得很。
　　写起来也并不总自信着，也是惊惊慌慌，诚惶诚恐。大的起码改三遍，小的不停在补充。像《带灯》这后一半，前几天还在改，最后改的一句是带灯说她自己的命运：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再不改了，我怕人家（编辑）嫌烦。
　　读完后半部小说（即将发表在1月号《收获》），我问：这一回合，文学上最难把握的是啥？“中国文学的突破和提升”做到了哪一步？
　　最难的是寻到中国特点，就是面对生活需要真诚地呈现出中国特别文化下的世情民情，写出中国的困境，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既不是要极端维护也不是要极端批判。材料要围绕这点而选择，又要使故事真正来自生活，从地层深处蒸腾出来，而不是道听途说或在书斋编造。把握这一点很费劲。在表达上要有中国味，用淡淡的文字而浸渗浓浓的药力。
　　贾平凹的右手中指上有一粒玉米粒大的茧子，连着一处深深的凹陷，那是四百多支他用尽的墨水笔着落和发力的地方。四十多年来，他一直用手写，如同农民的锄头犁在地里。
　　他认定自己是土命，总听见地里有声音来：那么大的地，长满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他写了三米多高的条幅“中国文学”，配了镜框矗立在书桌前方，日日相对。他说，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他还得写农村，他是定了型的品种，如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开成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