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绿色和平以一种特有的“理想”模式生产新闻以形成舆论，其优势在于通过分布全球的组织网络整合各类资源以阻止气候“公地悲剧”的进一步恶化，让科学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以便在新闻传播中发出独立声音。绿色和平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在科学和道德领域：虽然标榜科学中立，却难以代表中立的科学；虽为全球环保组织，却不能占有道德高地从事全球环境正义的新闻生产。
关键词：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环境新闻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41－007
支撑现代社会秩序运转的有三大体系：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后者1960年代发端，亦被称为第三部门。绿色和平（Green Peace）是一个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分部遍及4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性环保组织，在全球拥有300多万的支持者。在其发展的40年时间里，一直以生产新闻为中心传播其环保主张。本文研究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机制，涉及其全球范围的业务，同时侧重中国问题，试图较为客观地研究出该组织新闻生产的形式、优点及其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厘清绿色和平在理念上对当今时代的影响。
一、绿色和平维持新闻生产
的核心是减少外界权力介入
新闻生产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新闻客观性/倾向性的关系。绿色和平有五种常见的新闻生产方式，构成简约的“IDEAL”模式[1]（见下图所示）。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彼此影响，根据新闻事实生产与权力的合作/排斥关系。
（一）新闻生产的排除与支配形式：调查（Investigation）以生产其组织理想
一方面，绿色让组织权力主宰其新闻生产，把其他外在权力影响全部排除。肖梅克（P.J.ShoeMaker）和里斯（S.D.Reese）认为，新闻生产理论是指以媒体为中心的各种同心圆之权力排列及其相互关系，由外而内的排列依次为：意识形态层、媒介外部层、组织层、媒介产制惯例层和个体层，各种亲疏关系影响着新闻内容的生产。媒体要达到相对客观，需要部分摆脱这些权力的影响[2]。绿色和平属于非政府、非盈利的全球性环保组织，把国家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经济层面的媒介产制惯例等一系列权力影响都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从不接受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仅有媒介/组织自身的权力在控制其内容生产。绿色和平是按照其组织层面（Organization Level）的信条并内化成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专业环保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来展开新闻生产的。另一方面，调查（Investigation）是限制在绿色和平组织信条内的一种新闻生产方式。绿色和平跨越国际的价值与使命是：“绿色和平的存在，因为脆弱的地球需要改变、需要行动。”环保主义者秉持的既有观点认为，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本身错误价值观所带来的错误实践[3]，环保主义者就是要改变人类中心规则、按照生态规律去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绿色和平所要调查的环境问题，以人为因素为突破点。即使是最常见的“天灾”，绿色和平的调查也是从“人祸”入手，否则就不会有调查性的新闻[4]。
因此，绿色和平的调查性新闻有框架（Framing）效果，它不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科学新闻生产，而是一种环保主张的传播。不过，绿色和平的框架效果多为顺势而为，并不牵强。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农产品，反对农药残留，提倡生态农业，这一调查报道会在销售旺季出现。比如农历新年之前的农产品销售旺季，绿色和平对北京、广州与成都的5家超市35份水果进行调查，发现有30份含有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甚至还包括2002年就被国家禁止的剧毒农药甲拌磷与克百威。绿色和平以组织权力为中心排除其他影响新闻生产的权力，在新闻制作中组织权力通过新闻记者内化的信仰来达成无意识的控制，因为绿色和平的会员与志愿者均有相同或相近的环保观，从而完成对新闻生产的控制[5]。这是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第一种权力关系。
（二）新闻生产中非暴力的对抗形式：行动（Act）、见证（Document）与揭露（Expose）
从过程来看，新闻生产是一场未决的权力斗争，媒体成为真实（real）或象征（symbolic）性权力斗争的竞技场[6]，绿色和平的理念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反差较大，新闻生产与权力斗争如影随形。在其发展的40年时间里，不仅在有着“奢侈排放”的西方被排斥，也在争取“生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不被多数人理解。因此，绿色和平从一开始就采取非暴力的对抗形式。
首先，通过非暴力对抗的行动（Act），直接变成新闻生产的手段之一。因此，“行动带来改变”是其一个核心价值。实践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本身的惯习（Habitus）与场域（Field），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媒体人作为实践者并不会依据明确的理性和经济标准进行计算，而是遵循社会行为者的斗争逻辑[7]。因为实践自身的惯习，在场域里的某一层面上有反理性的一面。这些看似缺少理性或极端的行为，一直遭受着外界的指责，但却是绿色和平从事新闻生产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71年绿色和平第一次抗议行动的安琪卡岛（Amchitka）核试，再到1985年“彩虹勇士号”被进行核试的法国政府炸沉，还有目前仍在日本捕鲸船前用橡皮艇和人肉之身保护鲸鱼的绿色和平志愿者。这些事件中，原本不太关心或者持中立态度的媒体与公众，基本都转向同情绿色和平，从而形成新的舆论方向。在此过程中，绿色和平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地球的守护者，另一个是对事实进行陈述的媒体人，这就是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的“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s）[8]。这实际上反映出组织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媒体的新闻生产及其客观性。
其次，接近新闻源是一种权力，突破新闻源以见证（Document）现场环境灾难是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对抗形式。甘斯（Gans，H.J.）认为新闻源与媒体的新闻标准是新闻生产的两种权力，直接决定着新闻生产。甘斯进一步以跳舞来比喻媒体与消息源的关系，领着舞步的人是消息源，往哪个方向去要靠领舞的人怎么想[9]。绿色和平没有按照领舞者的脚步起舞，而是另辟蹊径，以一种非暴力的对抗形式来突破既有权力对新闻源的封锁，通过绿色和平的眼睛去“见证”灾难。 从某种角度来看，新闻源之争实际上是弱势力对议程设置的抗争，是想传播被权力庇护的另一面。绿色和平通过分布全球40多个国家分部、1400名员工、280万会员与更多的支持者，还有“彩虹勇士号”、“希望号”、“极地曙光号”等行动舰船，在发生环境灾难的时候，尽快到达现场。
再次，以生态原则来揭露（Expose）工业社会“象征权力”掩盖的真相，从而构成两种不同权力对抗的新闻生产关系。“象征权力”（Violence Symbolique，也被翻译成象征暴力）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另一范畴，是支配场域的软性暴力，在新闻场域，有一大批的媒体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自律一端，而是被非自律的记者、机构占据。在新闻内容的生产中，自然地掩盖一些在场域中被象征权力所排斥的内容，同时也会在新闻生产中传播着说服被支配者接受既定的场域法则[10]。工业社会宰制下媒体的新闻生产受制于市场，主张商品和消费。绿色和平则揭露被商品主宰背后的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之逻辑。以近期调查报道来看，绿色和平就先后揭露了中国名茶残留的大量农药，以及电子垃圾、儿童玩具中的原料污染、服装生产中的水污染等，均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问题。在工业利润主宰下，媒体不仅大量鼓吹消费，而且不负责任地为之唱赞歌，如消费广告、消费文化等。绿色和平揭露的是被工业利润所掩盖的一面，就是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工业社会的风险生产。绿色和平按照组织目标与原则来解释，它对风险的确立与对工业价值的解构是同时进行的，这是新闻生产的权力范畴，带有亚政治特征，因此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及亚政治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11]。
（三）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协商形式：游说（Lobby）
无论是麦考姆斯的议程设置、高夫曼的框架理论，还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缺点是把新闻生产作为一边倒的宰制传播，即“谁主宰谁”。绿色和平最近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它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权力协商的新闻生产机制。皮特森（M.A.Peterson）认为，新闻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被生产，新闻源、记者、编辑、媒体甚至卷入新闻内容生产的各类权力关系都在动态地相互影响、互动与协商当中[12]。绿色和平在华诉求是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研究问题包括城市空气质量、食品健康，以及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等问题，这些指标与我国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有内容上的交叉。在具体新闻生产中，绿色和平也会注意与我国政府之间进行长程互动，并逐步趋于同一舆论导向。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绿色和平最早进入被污染海域，向外界报道了被污染的真实面貌。媒体后来广泛报道9月国务院常务会上温总理彻查与严惩的指示。这些共识使得绿色和平其后一系列调查报道进一步揭露真相，并把污染矛头直指康菲石油公司与中海油。2012年4月底，媒体公布渤海湾赔偿16.83亿人民币，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这是中国公害赔偿的里程碑，把生态修复也算入赔偿对象，与绿色和平主张极为相似。
绿色和平在世界其他地方不仅会与政府，而且还与企业合作，依据双方的目标趋同的潜质，为新闻生产进行权力的协商与互动。对于企业来说，为了保住其现有的市场份额，从其长远的市场影响力出发，选择与绿色和平合作。如防治有毒化学物污染、确保食品安全、停止砍伐森林等，以企业的社会责任约束其商业行为，使企业行为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在生产芭比公仔的马特尔（Mattel）玩具公司一案中，绿色和平游说其停止向砍伐森林的金光集团进口纸张来包装芭比玩具，阻止森林受到破坏。由于马特尔公司不合作，绿色和平在权力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单边采访调查、行动对抗等方式生产新闻，各媒体转载、报道，使得马特尔公司形象因毁林而在公众面前蒙羞。最后该公司公开宣布彻查所有玩具包装纸的供应来源。在此情景下，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互动与协商是一种策略，让企业界在市场压力下向公众保证其绿色商业行为，这是绿色和平所追求的目标。
二、绿色和平新闻生产机制的优势分析
绿色和平的独特运作方式使得其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媒体，也产生了一些独特的优势，从而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对其他的环保组织产生影响，美国的山峦俱乐（Sierra Club）、中国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印度的科学环境中心（CSE）等组织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风格。
（一）新思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公地悲剧”的新径路
全球变暖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体现，因为大气、河流、海洋、冰川等一系列的环境资源都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排他的，每一地球公民、国家、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这就是公共资源。然而，目前发达国家在推卸责任、南北国家缺乏约束力的共识，使得气候变暖的公地悲剧趋势日益突出[13]。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至少在解决此问题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有助于缓解这一悲剧的进程。
首先，绿色和平在全球范围的新闻生产采取相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其环保理念是全球统一的，在价值理念上突破了国家主义利益主体限制的藩篱，是对公地悲剧的一种突破。目前全球气候谈判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主体的存在，造成理念上的不统一，从而很难采取全球范围内的统一行动。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承担起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是尊重历史与现实[14]。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公地悲剧的表现。绿色和平在全球有280万会员，信念和行动是一致的。绿色和平采取的统一思想标准包括：工业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森林体系、气候变化与能源、全球反核、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等一系列的项目。在联合国气候会谈之共识支离破碎之际，事实上绿色和平的全球环境保护战略却突破了国家这一利益主体的限制，在环保思想上达到全球统一。
其次，绿色和平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对当地突出的污染进行监督，形成各自不同的新闻生产内容，舆论上限制着当地最突出污染的进一步扩大，这与地方市场化媒体的舆论脱离形成对比。[15]在中国，绿色和平主要监督水资源危机与食品健康，在日本主要反对捕鲸与核能利用，在印度主要反对建坝，在德国是反核，在美国反对过度消费与奢侈排放，在印尼与巴西是保护热带雨林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最近绿色和平调查显示，美国IT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惊人，微软、苹果与亚马逊公司保存有大量的云数据库，这些以燃煤与核能发电来支撑的数据库，有的用电量甚至超过25万欧洲家庭，而且到2020年将增加3倍[16]。一星期内，全球共有7万人写信给微软、苹果和Google，要求其根据自身强大财力采用可再生能源，苹果和Google都做了积极回应，《纽约时报》等大媒体均参加了这场讨论。绿色和平根据各国情况的不同指定不一样的新闻内容生产，一定程度地守护了公地资源被过分开发。 再次，绿色和平根据其组织网络体系，对同一类环境问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形成国际舆论，促进问题解决。阻止全球气候变暖最难的地方在于各国在思想上缺乏共识，在行动上缺少实际步骤，其核心是气候公地被国家利益所凌驾。绿色和平依托全球的网络分支，把握跨国企业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最终把看起来平常的现象联系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完成新闻生产。这些跨国界的环境问题，很容易形成跨国舆论。印尼濒临灭绝的白木是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保护的对象，也是苏门答腊虎赖以生存的植物。但近年来官方地图显示2003至2009年期间共有80公顷（近乎总面积1/3）的苏门答腊泥碳地雨林遭到砍伐。主要是印尼金光集团通过其麾下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这一纸业帝国向全球扩张其利润的结果。
绿色和平能够形成跨国间的媒体议程设置，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依托绿色和平在东亚与南亚的组织，并按照全球组织网络的严谨调查发现，APP采用了包括走私等非法途径在内的销售形式，以复印纸张或办公品等形式，向希腊（施乐公司）、美国（沃尔玛、国家地理杂志等）、南非（盟迪/Mondi集团）、以色列（哈代拉纸业）、英国（宏基电脑）、法国（达能集团）等数十个国家近百家商家提供非法砍伐木材做成的纸业。绿色和平利用其全球的网络体系，于2011年6月通过多种语言向全球媒体公布其调查结果[17]。此后，国际媒体舆论形成以后，对这一利益集团形成极大的压力。之后数周，法国达能、希腊施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沃尔玛中国等公开宣布停止从APP进口产品。与此类似的新闻生产方式很多，比如绿色和平阻止砍伐巴西亚马逊雨林、揭发日本商业捕鲸等事件。这是绿色和平对全球媒体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中公地悲剧的进一步恶化。这是目前为止联合国气候谈判所解决不了的，而绿色和平的努力却初见成效。
（二）新闻客观性的新尝试：让科学保持中立
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科学的中立性在新闻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环境问题因果关系的标尺。然而，科学与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这一观点最初在人文科学引起重视是在越战期间，而1971年的《布鲁克报告》（Brooke Report）首次官方承认对科学中立的社会支持在消弱。而第二次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人们看到用来牟利且粗制滥造的技术以及与此适应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人们越来越怀疑科学的社会立场以及其中立性[18]。贝克认为，进入风险社会以后技术成为牟利的工具，生产出无尽的风险。
首先，拥有独立科学家。寻求科学精神的独立科学家代表着科学理想，但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源匮乏，处境艰难，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需要这类科学家。绿色和平资助一批独立的科学家为自己服务，如埃克赛特（Exeter）大学实验室里的凯文·布雷登（Kevin Brigden）博士就是该组织的名誉研究员。他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化学学士、悉尼大学有机合成化学博士。他曾在精油公司做过化学分析师与科学顾问，对非木材纸生产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四年后的2000年加入绿色和平，成为该组织独立实验室的科学家，专门为绿色和平各类重金属污染案例作分析化验，并为消除汞排放做可行性的对策研究。绿色和平还会通过项目与科学家合作，比如在埃克赛特大学，绿色和平实验室（GRL）就与该大学的生物、化学实验室里的很多科学家进行着各种独立的项目合作。比如米歇尔·奥尔索普（Michelle Allsopp），1992年从埃克赛特大学生物医学系毕业后做癌症研究，1994年开始与绿色和平在项目上合作，成为该组织实验室顾问，并在毒物与海鲜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保持合作。在新闻生产中，这些科学家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发布检测结果，形式分上担了科学家的压力，同时分享了科学家们一直追求的独立科学精神。
其次，有独立实验室。绿色和平在新闻生产中，遇到重大的调查性环境问题，他们首先求助的是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绿色和平在英国与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实验室。早在1986年，绿色和平实验室在伦敦大学内建立，对一些环境问题进行独立的实验与化验。目前以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为基础，设立一个独立实验室。此一实验室独立实验，得出很多与企业、国家体制内的科学家不同的结论，从而生产出不同的新闻内容。最近在欧洲10个国家的河流与湖泊中取样发现，水中含有持久有机污染物（POPs），如多氯联苯和溴化阻燃剂化学品等有毒物质的存在，而这些污染之前并未被官方或企业实验室检验出来；在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发现了粉煤灰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的存在；对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发生于1984年）20年后的水质化验证明，时至今日其中仍然含有大量有毒含氯溶剂污染等等[19]。
最后，拥有独立的收支体系。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独立于任何政府与企业之外，并不接受它们的捐助。学者们分析当前媒体新闻生产遇到最大的干扰来自经济的不独立， 主导型的新闻生产形式是市场导向模式[20]，在各国媒体中最为常见。绿色和平通过分布全球的280万会员、分支机构筹集资金，且有一套制度体系。比如在美国有25万会员，以中产阶级、记者与名流为主，资金筹集非常顺畅。2010年绿色和平总收入为2.3亿欧元，比2009年的2.0亿欧元增长15%；2009财年赤字174.8万欧元，2010年结余2222.7万欧元。以业务量急剧提升的东亚为例，2010年分部总收入为0.53亿港币，比2009年的0.43亿增加23%；2010财年支出达到0.53亿港币，比2009年增加23%的支出，赤字80万港币，基本持平，可由总部财政填补这不大的缺口。这些独立的收支体系保证了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不受制于外部权力，保证相对独立性。
三、绿色和平新闻生产中的问题
许多人指责绿色和平者为制造新闻而行动鲁莽，不计后果：为了制造舆论，经常采用堵塞交通的方法绑架民意；为了保护海豹，夸大加拿大原住民“虐杀”；为干扰捕鲸船，形同亡命之徒造成海上事故等等。作为一个国际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新闻生产与传播活动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与道德两个方面。 （一）科学困境
虽然绿色和平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与科学家，但这些科学家与实验室只是为了证明已有观点，并不能反映科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在科学领域有争议，而绿色和平则执其一端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的科学实验室及其科学家，乃至贯穿其组织行为的调查研究与新闻生产，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再论证。因此，当绿色和平越想标榜其调查的科学性时，越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绿色和平反转基因技术之主张的道德困境。经历过1998年英国的泰博士（Pusztai）事件、1999年美国的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事件以及其后的巴西坚果事件，转基因科学与研究被蒙上一层阴影。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作物之所以获得国际推广，在于技术领先国家想获得市场，贫穷国家想摆脱贫困。因此，即使在饥饿的非洲，绿色和平也激烈地反对转基因作物之推广，认为人造生物将会对自然选择的生态圈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然而，目前包括英国皇家协会、美国科学院、中国与印度等全球七大科学院联合声明，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全球3000多名科学家联合签署声明（2000年）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绿色和平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作物调查，是建立在环境保守治疗法（Environmental Therapeutic Nihilism）[21] 的环境伦理学之上，并不是转基因科学研究的真正成果，而是一种宣传，这是由绿色和平的组织定位所决定的。
绿色和平不是科学机构，而是理念传播的社会活动组织，其环保信息属于环境新闻，而不是科学简报。从环境新闻生产角度来看，对此进行辩护的新闻界人士很多，美国特纳广播公司环境新闻编辑芭芭拉·帕里认为，做环保新闻很难，新闻生产者需要具备科学家、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知识。因此，如果是要用合理与公正的角度报道环境新闻，其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她的主张是：应该放弃客观/科学报道的传统理念，因为全球环境危机是迫切与紧急的，故观点与倾向不可避免[22]。
（二）道德困境
首先，全球范围内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道德困境。世界人口越来越多，环境急剧恶化，饥荒越来越盛行。2002年9月，当非洲之角开始出现干旱的时候，美国提供给赞比亚转基因粮食援助。绿色和平指责布什政府是绿色魔鬼，只想到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利益，没有考虑会给非洲带来的环境灾难；当地环保组织也游说当局拒绝美国援助。赞比亚在当时儿童营养不良率达到59%的情况下，该国总统莱伊·姆瓦纳瓦萨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23]。非洲之角发生饥荒以后，除了媒体，连赞比亚政府都指责绿色和平应该对此负责。2100年世界人口将会达到101亿，非洲人口也会达到30亿，粮食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绿色和平反转基因粮食的努力会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这些都会使其理念的传播受到影响。
其次，国际间环境正义的道德困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打破了国家疆界，需要有一个具有超越国际的环境正义，以获得更多民间力量的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道德高地[24]。然而，从绿色和平的实践来看，虽然对跨国污染有较为详实的资料，却没有在重大环境污染中主张这些跨越国界的环境正义。比如，目前甚为普遍的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把产业链中对环境有害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监管的滞后，跨国公司无需追加环境损害成本就可以实现其资本利润的最大化[25]。以乔布斯之死为契机，中国本土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多次以“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查报告”为题，揭示了苹果在华的环境殖民主义。从绿色和平对在华企业的重金属污染报告来看，他们是了解这些情况的，然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却没有占领这一道德高地来从事新闻生产，错失了在中国民间提高影响力的大好机会。
四、结 论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面前，绿色和平的现有新闻生产机制是想调动人类的积极因素以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第三部门，它较为成功地排除了权力的干预与市场的诱惑，较为独立地发出声音，这对缓解全球生态危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绿色和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在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上，更像是一种伦理或信仰而非科学精神，其现有的调查与实验是生产舆论的一种手段，并不真正客观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其新闻生产机制的实质是一种信念基础上的宣传。
参考文献：
[1] IDEAL，a small and simple word，is a campaign framework made in Greenpeace 2010 Annual Report.The five letters capture the essence of Greenpeace，which guide its actions and help the members to deliver real environmental change out world.Refer to the web of greenpeace.org.
[2] Shoemaker，P.J.，& Reese，S.D.（1996）.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N.Y.： Longman.
[3] White，Lynn （1967），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155： 1203-1207.
[4] Weyler，Rex（2004） ，Greenpeace： How a Group of Journalists，Ecologists and Visionaries Changed the World，Pennsylvania： Rodale，PP.438-442. [5] Whitney，D.C.，J.s.Ettema（2003），Media Production：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In A.N.Valdivia（ed.），A Companion to Media Studies，Oxford： Blackwell，PP.93-114.
[6]Van Hout，Tom and Jacobs，Geert （2008）.News Prod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ieldwork Notes on Power，Interaction and Agency.Pragmatics，18：59-84.
[7] Bourdieu，Pierre（2005），The Political Field，the Social Science Field，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In R.Benson，and E.Neveu（eds），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Cambridge： Polity，PP.29-47.
[8] Tuchman，Gaye（1972），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7：660-79.
[9] Gans，H.J.（1979），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ime，N.Y.： Pantheon，PP115-118.
[10] Benson，R，& E.Neveu（2005），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Cambridge： Polity，PP.206-210.
[11] Adam，Barbara，and Beck，Ulrich（2000），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2] Peterson，Mark Allen（2003），Anthropology &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and Myth in the New Millenium，New York： Berghahn Books，PP.162-168.
[13] Kestenbaum，David（2009），“Climate Change Is Victim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National Public Radio，November 27.
[14] The State of India’s Environment 1982.A First Citizen’s Report，New Delhi：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1982.
[15]王积龙.环境新闻中媒介舆论规则的形成、消退与再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196.
[16] How Clean is Your Cloud?，Greenpeace International，April 15，2012.
[17] “How APP is Toying with Extinction”，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Media Briefing，June 2011.Web-Available at greenpeace.org.
[18] Barbara，Adam（2000），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London： SAGE publication，PP.66-67.
[19] “Science： Shaping Campaigns”，available on April 2012 at the website of greenpeace.org.uk.
[20] McManus，John （1995），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Communication Theory，5（4）：301-338.
[21] Edwards，Paul （1967），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Vol.5，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PP514-517.
[22] Meersman，Tom（1991） “The Advocacy Debate”，SEJournal，Winter 1990-91.
[23]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r Famine，Which to Choose?（in Chinese），2002-09-30，Greenpeace.org.
[24] Atkinson，Jeff & Scurrah，Martin（2009） Globalizing Social Justice，The Role of NGOs in Bringing about Social Chang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PP.24-29.
[25] Nelson，Rorbert（2003）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Saving’Africa from Africans”，The Independent Review，Vol.08，Summer，PP.65-86.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环境新闻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41－007
支撑现代社会秩序运转的有三大体系：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后者1960年代发端，亦被称为第三部门。绿色和平（Green Peace）是一个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分部遍及4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性环保组织，在全球拥有300多万的支持者。在其发展的40年时间里，一直以生产新闻为中心传播其环保主张。本文研究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机制，涉及其全球范围的业务，同时侧重中国问题，试图较为客观地研究出该组织新闻生产的形式、优点及其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厘清绿色和平在理念上对当今时代的影响。
一、绿色和平维持新闻生产
的核心是减少外界权力介入
新闻生产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新闻客观性/倾向性的关系。绿色和平有五种常见的新闻生产方式，构成简约的“IDEAL”模式[1]（见下图所示）。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彼此影响，根据新闻事实生产与权力的合作/排斥关系。
（一）新闻生产的排除与支配形式：调查（Investigation）以生产其组织理想
一方面，绿色让组织权力主宰其新闻生产，把其他外在权力影响全部排除。肖梅克（P.J.ShoeMaker）和里斯（S.D.Reese）认为，新闻生产理论是指以媒体为中心的各种同心圆之权力排列及其相互关系，由外而内的排列依次为：意识形态层、媒介外部层、组织层、媒介产制惯例层和个体层，各种亲疏关系影响着新闻内容的生产。媒体要达到相对客观，需要部分摆脱这些权力的影响[2]。绿色和平属于非政府、非盈利的全球性环保组织，把国家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经济层面的媒介产制惯例等一系列权力影响都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从不接受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仅有媒介/组织自身的权力在控制其内容生产。绿色和平是按照其组织层面（Organization Level）的信条并内化成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专业环保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来展开新闻生产的。另一方面，调查（Investigation）是限制在绿色和平组织信条内的一种新闻生产方式。绿色和平跨越国际的价值与使命是：“绿色和平的存在，因为脆弱的地球需要改变、需要行动。”环保主义者秉持的既有观点认为，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本身错误价值观所带来的错误实践[3]，环保主义者就是要改变人类中心规则、按照生态规律去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绿色和平所要调查的环境问题，以人为因素为突破点。即使是最常见的“天灾”，绿色和平的调查也是从“人祸”入手，否则就不会有调查性的新闻[4]。
因此，绿色和平的调查性新闻有框架（Framing）效果，它不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科学新闻生产，而是一种环保主张的传播。不过，绿色和平的框架效果多为顺势而为，并不牵强。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农产品，反对农药残留，提倡生态农业，这一调查报道会在销售旺季出现。比如农历新年之前的农产品销售旺季，绿色和平对北京、广州与成都的5家超市35份水果进行调查，发现有30份含有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甚至还包括2002年就被国家禁止的剧毒农药甲拌磷与克百威。绿色和平以组织权力为中心排除其他影响新闻生产的权力，在新闻制作中组织权力通过新闻记者内化的信仰来达成无意识的控制，因为绿色和平的会员与志愿者均有相同或相近的环保观，从而完成对新闻生产的控制[5]。这是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第一种权力关系。
（二）新闻生产中非暴力的对抗形式：行动（Act）、见证（Document）与揭露（Expose）
从过程来看，新闻生产是一场未决的权力斗争，媒体成为真实（real）或象征（symbolic）性权力斗争的竞技场[6]，绿色和平的理念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反差较大，新闻生产与权力斗争如影随形。在其发展的40年时间里，不仅在有着“奢侈排放”的西方被排斥，也在争取“生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不被多数人理解。因此，绿色和平从一开始就采取非暴力的对抗形式。
首先，通过非暴力对抗的行动（Act），直接变成新闻生产的手段之一。因此，“行动带来改变”是其一个核心价值。实践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本身的惯习（Habitus）与场域（Field），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媒体人作为实践者并不会依据明确的理性和经济标准进行计算，而是遵循社会行为者的斗争逻辑[7]。因为实践自身的惯习，在场域里的某一层面上有反理性的一面。这些看似缺少理性或极端的行为，一直遭受着外界的指责，但却是绿色和平从事新闻生产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71年绿色和平第一次抗议行动的安琪卡岛（Amchitka）核试，再到1985年“彩虹勇士号”被进行核试的法国政府炸沉，还有目前仍在日本捕鲸船前用橡皮艇和人肉之身保护鲸鱼的绿色和平志愿者。这些事件中，原本不太关心或者持中立态度的媒体与公众，基本都转向同情绿色和平，从而形成新的舆论方向。在此过程中，绿色和平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地球的守护者，另一个是对事实进行陈述的媒体人，这就是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的“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s）[8]。这实际上反映出组织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媒体的新闻生产及其客观性。
其次，接近新闻源是一种权力，突破新闻源以见证（Document）现场环境灾难是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对抗形式。甘斯（Gans，H.J.）认为新闻源与媒体的新闻标准是新闻生产的两种权力，直接决定着新闻生产。甘斯进一步以跳舞来比喻媒体与消息源的关系，领着舞步的人是消息源，往哪个方向去要靠领舞的人怎么想[9]。绿色和平没有按照领舞者的脚步起舞，而是另辟蹊径，以一种非暴力的对抗形式来突破既有权力对新闻源的封锁，通过绿色和平的眼睛去“见证”灾难。 从某种角度来看，新闻源之争实际上是弱势力对议程设置的抗争，是想传播被权力庇护的另一面。绿色和平通过分布全球40多个国家分部、1400名员工、280万会员与更多的支持者，还有“彩虹勇士号”、“希望号”、“极地曙光号”等行动舰船，在发生环境灾难的时候，尽快到达现场。
再次，以生态原则来揭露（Expose）工业社会“象征权力”掩盖的真相，从而构成两种不同权力对抗的新闻生产关系。“象征权力”（Violence Symbolique，也被翻译成象征暴力）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另一范畴，是支配场域的软性暴力，在新闻场域，有一大批的媒体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自律一端，而是被非自律的记者、机构占据。在新闻内容的生产中，自然地掩盖一些在场域中被象征权力所排斥的内容，同时也会在新闻生产中传播着说服被支配者接受既定的场域法则[10]。工业社会宰制下媒体的新闻生产受制于市场，主张商品和消费。绿色和平则揭露被商品主宰背后的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之逻辑。以近期调查报道来看，绿色和平就先后揭露了中国名茶残留的大量农药，以及电子垃圾、儿童玩具中的原料污染、服装生产中的水污染等，均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问题。在工业利润主宰下，媒体不仅大量鼓吹消费，而且不负责任地为之唱赞歌，如消费广告、消费文化等。绿色和平揭露的是被工业利润所掩盖的一面，就是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工业社会的风险生产。绿色和平按照组织目标与原则来解释，它对风险的确立与对工业价值的解构是同时进行的，这是新闻生产的权力范畴，带有亚政治特征，因此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及亚政治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11]。
（三）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协商形式：游说（Lobby）
无论是麦考姆斯的议程设置、高夫曼的框架理论，还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缺点是把新闻生产作为一边倒的宰制传播，即“谁主宰谁”。绿色和平最近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它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权力协商的新闻生产机制。皮特森（M.A.Peterson）认为，新闻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被生产，新闻源、记者、编辑、媒体甚至卷入新闻内容生产的各类权力关系都在动态地相互影响、互动与协商当中[12]。绿色和平在华诉求是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研究问题包括城市空气质量、食品健康，以及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等问题，这些指标与我国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有内容上的交叉。在具体新闻生产中，绿色和平也会注意与我国政府之间进行长程互动，并逐步趋于同一舆论导向。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绿色和平最早进入被污染海域，向外界报道了被污染的真实面貌。媒体后来广泛报道9月国务院常务会上温总理彻查与严惩的指示。这些共识使得绿色和平其后一系列调查报道进一步揭露真相，并把污染矛头直指康菲石油公司与中海油。2012年4月底，媒体公布渤海湾赔偿16.83亿人民币，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这是中国公害赔偿的里程碑，把生态修复也算入赔偿对象，与绿色和平主张极为相似。
绿色和平在世界其他地方不仅会与政府，而且还与企业合作，依据双方的目标趋同的潜质，为新闻生产进行权力的协商与互动。对于企业来说，为了保住其现有的市场份额，从其长远的市场影响力出发，选择与绿色和平合作。如防治有毒化学物污染、确保食品安全、停止砍伐森林等，以企业的社会责任约束其商业行为，使企业行为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在生产芭比公仔的马特尔（Mattel）玩具公司一案中，绿色和平游说其停止向砍伐森林的金光集团进口纸张来包装芭比玩具，阻止森林受到破坏。由于马特尔公司不合作，绿色和平在权力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单边采访调查、行动对抗等方式生产新闻，各媒体转载、报道，使得马特尔公司形象因毁林而在公众面前蒙羞。最后该公司公开宣布彻查所有玩具包装纸的供应来源。在此情景下，绿色和平新闻生产的权力互动与协商是一种策略，让企业界在市场压力下向公众保证其绿色商业行为，这是绿色和平所追求的目标。
二、绿色和平新闻生产机制的优势分析
绿色和平的独特运作方式使得其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媒体，也产生了一些独特的优势，从而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对其他的环保组织产生影响，美国的山峦俱乐（Sierra Club）、中国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印度的科学环境中心（CSE）等组织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风格。
（一）新思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公地悲剧”的新径路
全球变暖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体现，因为大气、河流、海洋、冰川等一系列的环境资源都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排他的，每一地球公民、国家、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这就是公共资源。然而，目前发达国家在推卸责任、南北国家缺乏约束力的共识，使得气候变暖的公地悲剧趋势日益突出[13]。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至少在解决此问题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有助于缓解这一悲剧的进程。
首先，绿色和平在全球范围的新闻生产采取相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其环保理念是全球统一的，在价值理念上突破了国家主义利益主体限制的藩篱，是对公地悲剧的一种突破。目前全球气候谈判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主体的存在，造成理念上的不统一，从而很难采取全球范围内的统一行动。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承担起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是尊重历史与现实[14]。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公地悲剧的表现。绿色和平在全球有280万会员，信念和行动是一致的。绿色和平采取的统一思想标准包括：工业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森林体系、气候变化与能源、全球反核、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等一系列的项目。在联合国气候会谈之共识支离破碎之际，事实上绿色和平的全球环境保护战略却突破了国家这一利益主体的限制，在环保思想上达到全球统一。
其次，绿色和平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对当地突出的污染进行监督，形成各自不同的新闻生产内容，舆论上限制着当地最突出污染的进一步扩大，这与地方市场化媒体的舆论脱离形成对比。[15]在中国，绿色和平主要监督水资源危机与食品健康，在日本主要反对捕鲸与核能利用，在印度主要反对建坝，在德国是反核，在美国反对过度消费与奢侈排放，在印尼与巴西是保护热带雨林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最近绿色和平调查显示，美国IT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惊人，微软、苹果与亚马逊公司保存有大量的云数据库，这些以燃煤与核能发电来支撑的数据库，有的用电量甚至超过25万欧洲家庭，而且到2020年将增加3倍[16]。一星期内，全球共有7万人写信给微软、苹果和Google，要求其根据自身强大财力采用可再生能源，苹果和Google都做了积极回应，《纽约时报》等大媒体均参加了这场讨论。绿色和平根据各国情况的不同指定不一样的新闻内容生产，一定程度地守护了公地资源被过分开发。 再次，绿色和平根据其组织网络体系，对同一类环境问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形成国际舆论，促进问题解决。阻止全球气候变暖最难的地方在于各国在思想上缺乏共识，在行动上缺少实际步骤，其核心是气候公地被国家利益所凌驾。绿色和平依托全球的网络分支，把握跨国企业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最终把看起来平常的现象联系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完成新闻生产。这些跨国界的环境问题，很容易形成跨国舆论。印尼濒临灭绝的白木是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保护的对象，也是苏门答腊虎赖以生存的植物。但近年来官方地图显示2003至2009年期间共有80公顷（近乎总面积1/3）的苏门答腊泥碳地雨林遭到砍伐。主要是印尼金光集团通过其麾下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这一纸业帝国向全球扩张其利润的结果。
绿色和平能够形成跨国间的媒体议程设置，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依托绿色和平在东亚与南亚的组织，并按照全球组织网络的严谨调查发现，APP采用了包括走私等非法途径在内的销售形式，以复印纸张或办公品等形式，向希腊（施乐公司）、美国（沃尔玛、国家地理杂志等）、南非（盟迪/Mondi集团）、以色列（哈代拉纸业）、英国（宏基电脑）、法国（达能集团）等数十个国家近百家商家提供非法砍伐木材做成的纸业。绿色和平利用其全球的网络体系，于2011年6月通过多种语言向全球媒体公布其调查结果[17]。此后，国际媒体舆论形成以后，对这一利益集团形成极大的压力。之后数周，法国达能、希腊施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沃尔玛中国等公开宣布停止从APP进口产品。与此类似的新闻生产方式很多，比如绿色和平阻止砍伐巴西亚马逊雨林、揭发日本商业捕鲸等事件。这是绿色和平对全球媒体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中公地悲剧的进一步恶化。这是目前为止联合国气候谈判所解决不了的，而绿色和平的努力却初见成效。
（二）新闻客观性的新尝试：让科学保持中立
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科学的中立性在新闻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环境问题因果关系的标尺。然而，科学与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这一观点最初在人文科学引起重视是在越战期间，而1971年的《布鲁克报告》（Brooke Report）首次官方承认对科学中立的社会支持在消弱。而第二次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人们看到用来牟利且粗制滥造的技术以及与此适应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人们越来越怀疑科学的社会立场以及其中立性[18]。贝克认为，进入风险社会以后技术成为牟利的工具，生产出无尽的风险。
首先，拥有独立科学家。寻求科学精神的独立科学家代表着科学理想，但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源匮乏，处境艰难，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需要这类科学家。绿色和平资助一批独立的科学家为自己服务，如埃克赛特（Exeter）大学实验室里的凯文·布雷登（Kevin Brigden）博士就是该组织的名誉研究员。他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化学学士、悉尼大学有机合成化学博士。他曾在精油公司做过化学分析师与科学顾问，对非木材纸生产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四年后的2000年加入绿色和平，成为该组织独立实验室的科学家，专门为绿色和平各类重金属污染案例作分析化验，并为消除汞排放做可行性的对策研究。绿色和平还会通过项目与科学家合作，比如在埃克赛特大学，绿色和平实验室（GRL）就与该大学的生物、化学实验室里的很多科学家进行着各种独立的项目合作。比如米歇尔·奥尔索普（Michelle Allsopp），1992年从埃克赛特大学生物医学系毕业后做癌症研究，1994年开始与绿色和平在项目上合作，成为该组织实验室顾问，并在毒物与海鲜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保持合作。在新闻生产中，这些科学家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发布检测结果，形式分上担了科学家的压力，同时分享了科学家们一直追求的独立科学精神。
其次，有独立实验室。绿色和平在新闻生产中，遇到重大的调查性环境问题，他们首先求助的是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绿色和平在英国与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实验室。早在1986年，绿色和平实验室在伦敦大学内建立，对一些环境问题进行独立的实验与化验。目前以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为基础，设立一个独立实验室。此一实验室独立实验，得出很多与企业、国家体制内的科学家不同的结论，从而生产出不同的新闻内容。最近在欧洲10个国家的河流与湖泊中取样发现，水中含有持久有机污染物（POPs），如多氯联苯和溴化阻燃剂化学品等有毒物质的存在，而这些污染之前并未被官方或企业实验室检验出来；在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发现了粉煤灰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的存在；对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发生于1984年）20年后的水质化验证明，时至今日其中仍然含有大量有毒含氯溶剂污染等等[19]。
最后，拥有独立的收支体系。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独立于任何政府与企业之外，并不接受它们的捐助。学者们分析当前媒体新闻生产遇到最大的干扰来自经济的不独立， 主导型的新闻生产形式是市场导向模式[20]，在各国媒体中最为常见。绿色和平通过分布全球的280万会员、分支机构筹集资金，且有一套制度体系。比如在美国有25万会员，以中产阶级、记者与名流为主，资金筹集非常顺畅。2010年绿色和平总收入为2.3亿欧元，比2009年的2.0亿欧元增长15%；2009财年赤字174.8万欧元，2010年结余2222.7万欧元。以业务量急剧提升的东亚为例，2010年分部总收入为0.53亿港币，比2009年的0.43亿增加23%；2010财年支出达到0.53亿港币，比2009年增加23%的支出，赤字80万港币，基本持平，可由总部财政填补这不大的缺口。这些独立的收支体系保证了绿色和平的新闻生产不受制于外部权力，保证相对独立性。
三、绿色和平新闻生产中的问题
许多人指责绿色和平者为制造新闻而行动鲁莽，不计后果：为了制造舆论，经常采用堵塞交通的方法绑架民意；为了保护海豹，夸大加拿大原住民“虐杀”；为干扰捕鲸船，形同亡命之徒造成海上事故等等。作为一个国际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新闻生产与传播活动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与道德两个方面。 （一）科学困境
虽然绿色和平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与科学家，但这些科学家与实验室只是为了证明已有观点，并不能反映科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在科学领域有争议，而绿色和平则执其一端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的科学实验室及其科学家，乃至贯穿其组织行为的调查研究与新闻生产，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再论证。因此，当绿色和平越想标榜其调查的科学性时，越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绿色和平反转基因技术之主张的道德困境。经历过1998年英国的泰博士（Pusztai）事件、1999年美国的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事件以及其后的巴西坚果事件，转基因科学与研究被蒙上一层阴影。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作物之所以获得国际推广，在于技术领先国家想获得市场，贫穷国家想摆脱贫困。因此，即使在饥饿的非洲，绿色和平也激烈地反对转基因作物之推广，认为人造生物将会对自然选择的生态圈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然而，目前包括英国皇家协会、美国科学院、中国与印度等全球七大科学院联合声明，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全球3000多名科学家联合签署声明（2000年）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绿色和平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作物调查，是建立在环境保守治疗法（Environmental Therapeutic Nihilism）[21] 的环境伦理学之上，并不是转基因科学研究的真正成果，而是一种宣传，这是由绿色和平的组织定位所决定的。
绿色和平不是科学机构，而是理念传播的社会活动组织，其环保信息属于环境新闻，而不是科学简报。从环境新闻生产角度来看，对此进行辩护的新闻界人士很多，美国特纳广播公司环境新闻编辑芭芭拉·帕里认为，做环保新闻很难，新闻生产者需要具备科学家、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知识。因此，如果是要用合理与公正的角度报道环境新闻，其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她的主张是：应该放弃客观/科学报道的传统理念，因为全球环境危机是迫切与紧急的，故观点与倾向不可避免[22]。
（二）道德困境
首先，全球范围内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道德困境。世界人口越来越多，环境急剧恶化，饥荒越来越盛行。2002年9月，当非洲之角开始出现干旱的时候，美国提供给赞比亚转基因粮食援助。绿色和平指责布什政府是绿色魔鬼，只想到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利益，没有考虑会给非洲带来的环境灾难；当地环保组织也游说当局拒绝美国援助。赞比亚在当时儿童营养不良率达到59%的情况下，该国总统莱伊·姆瓦纳瓦萨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23]。非洲之角发生饥荒以后，除了媒体，连赞比亚政府都指责绿色和平应该对此负责。2100年世界人口将会达到101亿，非洲人口也会达到30亿，粮食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绿色和平反转基因粮食的努力会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这些都会使其理念的传播受到影响。
其次，国际间环境正义的道德困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打破了国家疆界，需要有一个具有超越国际的环境正义，以获得更多民间力量的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道德高地[24]。然而，从绿色和平的实践来看，虽然对跨国污染有较为详实的资料，却没有在重大环境污染中主张这些跨越国界的环境正义。比如，目前甚为普遍的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把产业链中对环境有害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监管的滞后，跨国公司无需追加环境损害成本就可以实现其资本利润的最大化[25]。以乔布斯之死为契机，中国本土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多次以“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查报告”为题，揭示了苹果在华的环境殖民主义。从绿色和平对在华企业的重金属污染报告来看，他们是了解这些情况的，然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却没有占领这一道德高地来从事新闻生产，错失了在中国民间提高影响力的大好机会。
四、结 论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面前，绿色和平的现有新闻生产机制是想调动人类的积极因素以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第三部门，它较为成功地排除了权力的干预与市场的诱惑，较为独立地发出声音，这对缓解全球生态危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绿色和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在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上，更像是一种伦理或信仰而非科学精神，其现有的调查与实验是生产舆论的一种手段，并不真正客观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其新闻生产机制的实质是一种信念基础上的宣传。
参考文献：
[1] IDEAL，a small and simple word，is a campaign framework made in Greenpeace 2010 Annual Report.The five letters capture the essence of Greenpeace，which guide its actions and help the members to deliver real environmental change out world.Refer to the web of greenpeace.org.
[2] Shoemaker，P.J.，& Reese，S.D.（1996）.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N.Y.： Longman.
[3] White，Lynn （1967），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155： 1203-1207.
[4] Weyler，Rex（2004） ，Greenpeace： How a Group of Journalists，Ecologists and Visionaries Changed the World，Pennsylvania： Rodale，PP.438-442. [5] Whitney，D.C.，J.s.Ettema（2003），Media Production：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In A.N.Valdivia（ed.），A Companion to Media Studies，Oxford： Blackwell，PP.93-114.
[6]Van Hout，Tom and Jacobs，Geert （2008）.News Prod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ieldwork Notes on Power，Interaction and Agency.Pragmatics，18：59-84.
[7] Bourdieu，Pierre（2005），The Political Field，the Social Science Field，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In R.Benson，and E.Neveu（eds），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Cambridge： Polity，PP.29-47.
[8] Tuchman，Gaye（1972），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7：660-79.
[9] Gans，H.J.（1979），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ime，N.Y.： Pantheon，PP115-118.
[10] Benson，R，& E.Neveu（2005），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Cambridge： Polity，PP.206-210.
[11] Adam，Barbara，and Beck，Ulrich（2000），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2] Peterson，Mark Allen（2003），Anthropology &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and Myth in the New Millenium，New York： Berghahn Books，PP.162-168.
[13] Kestenbaum，David（2009），“Climate Change Is Victim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National Public Radio，November 27.
[14] The State of India’s Environment 1982.A First Citizen’s Report，New Delhi：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1982.
[15]王积龙.环境新闻中媒介舆论规则的形成、消退与再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196.
[16] How Clean is Your Cloud?，Greenpeace International，April 15，2012.
[17] “How APP is Toying with Extinction”，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Media Briefing，June 2011.Web-Available at greenpeace.org.
[18] Barbara，Adam（2000），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London： SAGE publication，PP.66-67.
[19] “Science： Shaping Campaigns”，available on April 2012 at the website of greenpeace.org.uk.
[20] McManus，John （1995），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Communication Theory，5（4）：301-338.
[21] Edwards，Paul （1967），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Vol.5，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PP514-517.
[22] Meersman，Tom（1991） “The Advocacy Debate”，SEJournal，Winter 1990-91.
[23]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r Famine，Which to Choose?（in Chinese），2002-09-30，Greenpeace.org.
[24] Atkinson，Jeff & Scurrah，Martin（2009） Globalizing Social Justice，The Role of NGOs in Bringing about Social Chang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PP.24-29.
[25] Nelson，Rorbert（2003）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Saving’Africa from Africans”，The Independent Review，Vol.08，Summer，PP.65-86.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