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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1921年12月,奥威尔离开伊顿公学,由于成绩不佳,无望获得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在与家人商议后,奥威尔决定到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加入皇家印度警察部队。奥威尔顺利通过警察部队的招考,因为外祖母在缅甸生活,他选择了到缅甸服役。1922年至1927年,奥威尔在缅甸担任皇家印度警察部队的警官。先是在曼德勒和眉苗受训,然后先后被派驻苗安妙、端迪、沙勉、永盛、毛淡棉、卡萨等地。本书中的乔卡塔小镇据信便是奥威尔根据他于1926年至1927年驻守卡萨的经历虚构而成。与大多数“白人老爷”不同,奥威尔在缅甸期间与当地人民有密切的交往。根据他的同事罗杰·比顿的讲述,“布莱尔(奥威尔原名)能够自如地与缅甸牧师进行交流……而且他还做了刺青,在每个指关节上文了一个小小的蓝圈。许多缅甸人相信这样的文身能够保佑他们不会被子弹打中或被毒蛇咬到”。奥威尔对自己在大英帝国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感到内疚,而且在缅甸因为性格不合群而郁郁寡欢。他之所以被调至卡萨,是因为他射杀了一头大象(见《奥威尔杂文集》第二部),而大象是木材公司的宝贵运输工具。他的妻子索尼娅·布朗内尔也在奥威尔传记中证实奥威尔射杀大象是真有其事。1927年,奥威尔罹患登革热,获准回国疗养,在英国疗养期间,奥威尔决定离职,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缅甸岁月》的创作历经数年。从1928年至1929年奥威尔客居巴黎时就开始动笔,至1932年居住在南沃尔德期间仍在创作。1935年6月24日,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出版了内容经过部分删改的英国版本。
作品评价
《缅甸岁月》于1934年10月25日出版,首印2000本,但4个月后的销售盘点表明只卖出了将近1000本。2012年,缅甸信息部授予《缅甸岁月》国家文学奖(外国翻译文学类),该奖是缅甸规格最高的文学奖项。
情节梗概
《缅甸岁月》开头写到,贪赃枉法的缅甸小镇乔卡塔地区法官吴柏金筹谋摧毁印度籍典狱长兼民政医务官维拉斯瓦密医生的名誉。维拉斯瓦密医生与约翰·弗罗利是好友,因为后者是“白人老爷”,医生也因此沾光,并希望凭借这份关系入选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以此抵御吴柏金对他名誉的诋毁。吴柏金向欧洲人投匿名信,攻诘维拉斯瓦密医生怀有不忠思想及种种罪名,甚至是某个村子叛乱的主谋。
约翰·弗罗利在木材公司任职,小时候在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和多年来流浪异国他乡的经历造就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情,并对英国殖民体制心怀不满,因与维拉斯瓦密医生为友而在欧洲同伴中人缘不佳。弗罗利有一个缅甸情妇玛赫拉梅,但两人并无感情。英国女孩伊丽莎白因双亲亡故,到乔卡塔投靠叔叔拉克斯汀,第一天出行时不小心触怒了从未见过的缅甸水牛,幸得弗罗利解救。弗罗利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希望能与她共同生活。两人的关系日益接近,并在一次打猎中互生情愫。无奈伊丽莎白与弗罗利思想不合,前者仍坚持英国人理应比土著人高贵的理念,对缅甸的文化和生活持鄙夷态度,而后者却希望抱着对本土文化的欣赏与本地人和谐相处。弗罗利将情人玛赫拉梅逐出家门,却几番被其勒索,不胜其扰。弗罗利两次想向伊丽莎白求婚,但一次被她叔母打断,一次被地震打断,虽然后者愿意下嫁于他以此摆脱贫穷、老处女和寄人篱下的窘境,但求婚一事终未发生。过后,单身的武警中尉威洛来到乔卡塔,伊丽莎白对他更有好感,而叔母也认为两人更加般配,并揭露弗罗利曾包养情妇一事以离间弗罗利和伊丽莎白的关系。在此期间,吴柏金继续对维拉斯瓦密医生大肆攻诘,而他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医生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新会员。吴柏金安排了一个犯人越狱,更煽动一座小村庄进行抗税暴动,以此嫁祸医生。欧洲人与本地人的矛盾达到顶点。在维拉斯瓦密医生的帮助下,弗罗利竭力平息了冲突,吴柏金的阴谋终未得逞,维拉斯瓦密医生受损的名誉终于得以洗清。
威洛不辞而别,离开乔卡塔,伊丽莎白希望与弗罗利言归于好,但怀恨在心的吴柏金买通玛赫拉梅,在星期天布道的时候当众使弗罗利难堪,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彻底破裂。爱情的失败与对前途的绝望促使弗罗利杀死了爱犬弗洛并自杀身亡。维拉斯瓦密医生失去了靠山,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吴柏金终于当选为俱乐部会员。由于坏事做尽,吴柏金希望通过出资修建佛塔洗清自己的罪孽,但在佛塔修建之前就死于中风。伊丽莎白最后嫁给了年纪大她甚多的地方行政副长官麦克格雷格先生,过上了养尊处优、专横傲慢的生活,奴仆们尊称她为“威严的白人太太”。
译者评论
西方研究奥威尔作品的评论家认为,《缅甸岁月》受到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出版于1924年的作品《印度之行》的影响。两本书都描写了一个英国人与一位印度医生的友谊,此外都还写到了一个英国女孩来到殖民地,与男主人公订婚,但最后婚约破裂,并以英国人的俱乐部作为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写照。奥威尔在杂文《我为何写作》里对这段创作经历作了如下反思:“……假如当时我真的有志著书的话,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书。我要写的,是自然主义风格的鸿篇巨制,以悲剧为结局,而且要有语出惊人的譬喻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还要辞藻华丽,追求文字音韵的美感。事实上,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这么一本书。《缅甸岁月》完书的时候我30岁,但构思创造要比那早得多。……我先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上挣扎了5年,然后经历了贫穷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挫败感。这让我更加痛恨权威,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了解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但这些经历并不足以让我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
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对英国殖民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和揭露,他指出英国开发印度和缅甸绝非为了开化当地人民和促进当地发展,而是为了掠夺财富,一旦他们被迫离开殖民地,“将不会留下半丁点儿财富和一个处女”。那些“白人老爷”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垄断了行政、司法及经济事务,整天在俱乐部酗酒、闲扯、吵架、发牢骚,对本地人极尽挖苦侮辱之能事。此外,奥威尔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缅甸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世态刻画。维拉斯瓦密医生是知识分子,接受西式教育,鄙夷民间的传统疗法,对大英帝国和西方文化极为推崇。他与弗罗利聊天时,后者是英国人,却对英国大肆批评,而他身为被殖民者,却竭力为其辩护。吴柏金是政府买办势力的代表,从小就认为英国不可战胜,立志为这些“魁梧的巨人”服务,靠着厚黑权谋之术平步青云,但他最远大的理想是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不惜以种种狠毒下流的招数诋毁中伤维拉斯瓦密医生,连平时看不惯他的妻子玛津也被他的这个理想所感染,默许了他的作为。虽然维拉斯瓦密和吴柏金一个斯文隐忍,一个粗鄙嚣张,但两人都以亲近欧洲人为人生最高理想,这就是缅甸小镇精英阶层的立场:妄自菲薄,膜拜強权。至于民族主义运动,那是首都曼德勒的事,山高皇帝远,伺候好这里几尊洋菩萨才是最要紧的事情。至于缅甸的下层人物——忠心为主的管家哥斯拉、英语流利却总被呵责的俱乐部领班、幻想自己是“白人太太”的玛赫拉梅、开小店抽鸦片的中国遗老、里外不是人的欧亚混血儿——每个人都浑浑噩噩,不知民族大义为何物,不知独立自由之宝贵,只满足于应付白人老爷和如何占得便宜。
在某种程度上,弗罗利是奥威尔在30年代思考身份危机的思想投射:对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与维护大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之间的矛盾。殖民政府体制内的身份让他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和贪婪(见奥威尔的杂文《绞刑》《射象》《一个国家是如何遭受剥削的》等)。他痛恨不公,但看不到改变这种不公的出路,只能辞职避世,虽然未能保护弱者,但保全了自己的良知和原则。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缅甸岁月》)
1921年12月,奥威尔离开伊顿公学,由于成绩不佳,无望获得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在与家人商议后,奥威尔决定到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加入皇家印度警察部队。奥威尔顺利通过警察部队的招考,因为外祖母在缅甸生活,他选择了到缅甸服役。1922年至1927年,奥威尔在缅甸担任皇家印度警察部队的警官。先是在曼德勒和眉苗受训,然后先后被派驻苗安妙、端迪、沙勉、永盛、毛淡棉、卡萨等地。本书中的乔卡塔小镇据信便是奥威尔根据他于1926年至1927年驻守卡萨的经历虚构而成。与大多数“白人老爷”不同,奥威尔在缅甸期间与当地人民有密切的交往。根据他的同事罗杰·比顿的讲述,“布莱尔(奥威尔原名)能够自如地与缅甸牧师进行交流……而且他还做了刺青,在每个指关节上文了一个小小的蓝圈。许多缅甸人相信这样的文身能够保佑他们不会被子弹打中或被毒蛇咬到”。奥威尔对自己在大英帝国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感到内疚,而且在缅甸因为性格不合群而郁郁寡欢。他之所以被调至卡萨,是因为他射杀了一头大象(见《奥威尔杂文集》第二部),而大象是木材公司的宝贵运输工具。他的妻子索尼娅·布朗内尔也在奥威尔传记中证实奥威尔射杀大象是真有其事。1927年,奥威尔罹患登革热,获准回国疗养,在英国疗养期间,奥威尔决定离职,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缅甸岁月》的创作历经数年。从1928年至1929年奥威尔客居巴黎时就开始动笔,至1932年居住在南沃尔德期间仍在创作。1935年6月24日,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出版了内容经过部分删改的英国版本。
作品评价
《缅甸岁月》于1934年10月25日出版,首印2000本,但4个月后的销售盘点表明只卖出了将近1000本。2012年,缅甸信息部授予《缅甸岁月》国家文学奖(外国翻译文学类),该奖是缅甸规格最高的文学奖项。
情节梗概
《缅甸岁月》开头写到,贪赃枉法的缅甸小镇乔卡塔地区法官吴柏金筹谋摧毁印度籍典狱长兼民政医务官维拉斯瓦密医生的名誉。维拉斯瓦密医生与约翰·弗罗利是好友,因为后者是“白人老爷”,医生也因此沾光,并希望凭借这份关系入选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以此抵御吴柏金对他名誉的诋毁。吴柏金向欧洲人投匿名信,攻诘维拉斯瓦密医生怀有不忠思想及种种罪名,甚至是某个村子叛乱的主谋。
约翰·弗罗利在木材公司任职,小时候在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和多年来流浪异国他乡的经历造就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情,并对英国殖民体制心怀不满,因与维拉斯瓦密医生为友而在欧洲同伴中人缘不佳。弗罗利有一个缅甸情妇玛赫拉梅,但两人并无感情。英国女孩伊丽莎白因双亲亡故,到乔卡塔投靠叔叔拉克斯汀,第一天出行时不小心触怒了从未见过的缅甸水牛,幸得弗罗利解救。弗罗利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希望能与她共同生活。两人的关系日益接近,并在一次打猎中互生情愫。无奈伊丽莎白与弗罗利思想不合,前者仍坚持英国人理应比土著人高贵的理念,对缅甸的文化和生活持鄙夷态度,而后者却希望抱着对本土文化的欣赏与本地人和谐相处。弗罗利将情人玛赫拉梅逐出家门,却几番被其勒索,不胜其扰。弗罗利两次想向伊丽莎白求婚,但一次被她叔母打断,一次被地震打断,虽然后者愿意下嫁于他以此摆脱贫穷、老处女和寄人篱下的窘境,但求婚一事终未发生。过后,单身的武警中尉威洛来到乔卡塔,伊丽莎白对他更有好感,而叔母也认为两人更加般配,并揭露弗罗利曾包养情妇一事以离间弗罗利和伊丽莎白的关系。在此期间,吴柏金继续对维拉斯瓦密医生大肆攻诘,而他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医生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新会员。吴柏金安排了一个犯人越狱,更煽动一座小村庄进行抗税暴动,以此嫁祸医生。欧洲人与本地人的矛盾达到顶点。在维拉斯瓦密医生的帮助下,弗罗利竭力平息了冲突,吴柏金的阴谋终未得逞,维拉斯瓦密医生受损的名誉终于得以洗清。
威洛不辞而别,离开乔卡塔,伊丽莎白希望与弗罗利言归于好,但怀恨在心的吴柏金买通玛赫拉梅,在星期天布道的时候当众使弗罗利难堪,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彻底破裂。爱情的失败与对前途的绝望促使弗罗利杀死了爱犬弗洛并自杀身亡。维拉斯瓦密医生失去了靠山,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吴柏金终于当选为俱乐部会员。由于坏事做尽,吴柏金希望通过出资修建佛塔洗清自己的罪孽,但在佛塔修建之前就死于中风。伊丽莎白最后嫁给了年纪大她甚多的地方行政副长官麦克格雷格先生,过上了养尊处优、专横傲慢的生活,奴仆们尊称她为“威严的白人太太”。
译者评论
西方研究奥威尔作品的评论家认为,《缅甸岁月》受到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出版于1924年的作品《印度之行》的影响。两本书都描写了一个英国人与一位印度医生的友谊,此外都还写到了一个英国女孩来到殖民地,与男主人公订婚,但最后婚约破裂,并以英国人的俱乐部作为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写照。奥威尔在杂文《我为何写作》里对这段创作经历作了如下反思:“……假如当时我真的有志著书的话,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书。我要写的,是自然主义风格的鸿篇巨制,以悲剧为结局,而且要有语出惊人的譬喻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还要辞藻华丽,追求文字音韵的美感。事实上,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这么一本书。《缅甸岁月》完书的时候我30岁,但构思创造要比那早得多。……我先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上挣扎了5年,然后经历了贫穷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挫败感。这让我更加痛恨权威,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了解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但这些经历并不足以让我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
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对英国殖民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和揭露,他指出英国开发印度和缅甸绝非为了开化当地人民和促进当地发展,而是为了掠夺财富,一旦他们被迫离开殖民地,“将不会留下半丁点儿财富和一个处女”。那些“白人老爷”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垄断了行政、司法及经济事务,整天在俱乐部酗酒、闲扯、吵架、发牢骚,对本地人极尽挖苦侮辱之能事。此外,奥威尔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缅甸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世态刻画。维拉斯瓦密医生是知识分子,接受西式教育,鄙夷民间的传统疗法,对大英帝国和西方文化极为推崇。他与弗罗利聊天时,后者是英国人,却对英国大肆批评,而他身为被殖民者,却竭力为其辩护。吴柏金是政府买办势力的代表,从小就认为英国不可战胜,立志为这些“魁梧的巨人”服务,靠着厚黑权谋之术平步青云,但他最远大的理想是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不惜以种种狠毒下流的招数诋毁中伤维拉斯瓦密医生,连平时看不惯他的妻子玛津也被他的这个理想所感染,默许了他的作为。虽然维拉斯瓦密和吴柏金一个斯文隐忍,一个粗鄙嚣张,但两人都以亲近欧洲人为人生最高理想,这就是缅甸小镇精英阶层的立场:妄自菲薄,膜拜強权。至于民族主义运动,那是首都曼德勒的事,山高皇帝远,伺候好这里几尊洋菩萨才是最要紧的事情。至于缅甸的下层人物——忠心为主的管家哥斯拉、英语流利却总被呵责的俱乐部领班、幻想自己是“白人太太”的玛赫拉梅、开小店抽鸦片的中国遗老、里外不是人的欧亚混血儿——每个人都浑浑噩噩,不知民族大义为何物,不知独立自由之宝贵,只满足于应付白人老爷和如何占得便宜。
在某种程度上,弗罗利是奥威尔在30年代思考身份危机的思想投射:对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与维护大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之间的矛盾。殖民政府体制内的身份让他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和贪婪(见奥威尔的杂文《绞刑》《射象》《一个国家是如何遭受剥削的》等)。他痛恨不公,但看不到改变这种不公的出路,只能辞职避世,虽然未能保护弱者,但保全了自己的良知和原则。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缅甸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