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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思考一些历史上的问题时，出现了两种“封建”的概念。一时间，我有些犯迷糊。
本来是清楚的。当初念古文，柳宗元两篇讲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文章《封建论》和《桐叶封弟辩》，已经把中国什么时候叫“封建”时期交代清楚了。
唐太宗时有过一场关于“封建”的辩论，探讨了分封宗室对不对。萧瑀、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柳宗元等在不同时期发表了意见。柳宗元那篇《封建论》具有总结意义。除了很多议论以外，柳宗元把自有古史以来至“秦有天下”以前叫做“封建”时期是很清楚明白的。其特征是：“夫尧舜禹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他说，这种形势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圣人策划的。这种形势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发生了变化。所谓“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后来简化为“废封建，立郡县”六个字。
这一废一立的制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二千年弗能改矣”。中国历史，从商周起，无论先秦的封建，还是秦始皇以后的皇权专制，都是以“礼”治民，等级制度和观念一路贯串下来，这是中国文明史最难改易的。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的“封建”时期在先秦。当然，秦汉以后在皇权统一为主的制度里，还有封臣（分封宗室）之类，时时闹得纷争连连，甚至刀兵相见。但作为时期，“封建”是先秦的事。我先前是这样理解的。
自从进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之后，特别是读了郭沫若、范文澜等不少权威的论著之后，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革命”，但也因而虽糊涂却顺从之。原来我所理解的“封建时期”在先秦的早期有很大一段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制”。只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交接处划在何时，专家们莫衷一是。所谓“封建”则一直贯串下来；我钻牛角尖的是，秦始皇不是已废了“封建”么！？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说：那不算，秦汉以后才是“封建”时期；要不是帝国主义打进来，否则，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这样说的么？那么再经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历史就完全可以合了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辙了。不过这个“辙”合得十分勉强。
老天不睁眼，偏偏杀出个帝国主义来，把上面的纸上谈兵画出的路线图打乱了，于是插上了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的“封建”二字早已不是柳宗元的意思了。
我在念中国史时，在学校里也读世界史西洋史。其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有一千来年的“Feudality”时期，不知最初出自谁手，把这段时期译为“封建时期”。“封建”一词中国古已有之，顺手拿来，这译名倒是既现成，又很确切、实在，在西欧既有“封”也有“建”。就这样，中国的“封建”和西欧的“封建”画上了等号。不过照我理解，笼统译为“封建”并没有表达出在西欧其实是“建”多于“封”。Feudality源于“Fief”，译为“采邑”，发展为独立性很强的庄园领地，（如果我把Feudality译成“采邑”时期或“庄园”时期，定会引起我难以回答的学理问题），渐有了各自的法和权，特别是有了各自的工商业、税收、司法、宗教、教育、医疗等等，市民社会的理念和萌芽以及民族国家都已在这个时期孕育当中。在精神领域里，则从十三世纪起逐渐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发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之滥觞。“文艺复兴”出现在“中世纪”的尾声，这些事情谁都知道，西欧的“封建时期”接着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在亲临着，无须我多嘴了。
至于中国的“封建”，它的直接后续不是像西欧那样接上新世纪，而是孟子说的“定于一”，是“两千年弗能改矣”的皇权专制制度，自秦汉启始，经隋唐两宋，到明清两代而集大成。所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处时期不同，内容更不同，一为上古，一为近古。如果不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的际会与西方文明相遇，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皇权专制还会岿然不动。西方文明进来了才催化了固结不解的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发生变异的契机。郭嵩焘曾经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康有为《上皇帝书》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我曾经把皇权专制比作“易拉罐”，必经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它自己是不会自动打开的。康有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总不能比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和郭嵩焘后退吧。
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我们反封建主义不彻底；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这个“封建主义”必须指更加祸害严重的专制主义。因为中国历史在先秦封建之后是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制度，它的流毒影响才是我国政治文明身上的病灶，只一般说反封建主义容易打马虎眼；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了解，最容易的是把那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称作“封建”，是很“泛化”的，如父母包办婚姻、上坟烧纸等等，不知不觉地“淡化”了专制的根本主题。
最近发现，有把秦汉至明清称作“中世纪”的，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中世纪”是西欧所特有的时段，相当于它们的“封建时期”，所以在书里从来是大写的，如Middle Ages，套在中国历史上不合适；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为近代作准备的“中世纪”。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认为是没有的。若详加论证是很复杂的，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就此打住，待以异日。
本来是清楚的。当初念古文，柳宗元两篇讲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文章《封建论》和《桐叶封弟辩》，已经把中国什么时候叫“封建”时期交代清楚了。
唐太宗时有过一场关于“封建”的辩论，探讨了分封宗室对不对。萧瑀、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柳宗元等在不同时期发表了意见。柳宗元那篇《封建论》具有总结意义。除了很多议论以外，柳宗元把自有古史以来至“秦有天下”以前叫做“封建”时期是很清楚明白的。其特征是：“夫尧舜禹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他说，这种形势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圣人策划的。这种形势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发生了变化。所谓“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后来简化为“废封建，立郡县”六个字。
这一废一立的制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二千年弗能改矣”。中国历史，从商周起，无论先秦的封建，还是秦始皇以后的皇权专制，都是以“礼”治民，等级制度和观念一路贯串下来，这是中国文明史最难改易的。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的“封建”时期在先秦。当然，秦汉以后在皇权统一为主的制度里，还有封臣（分封宗室）之类，时时闹得纷争连连，甚至刀兵相见。但作为时期，“封建”是先秦的事。我先前是这样理解的。
自从进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之后，特别是读了郭沫若、范文澜等不少权威的论著之后，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革命”，但也因而虽糊涂却顺从之。原来我所理解的“封建时期”在先秦的早期有很大一段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制”。只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交接处划在何时，专家们莫衷一是。所谓“封建”则一直贯串下来；我钻牛角尖的是，秦始皇不是已废了“封建”么！？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说：那不算，秦汉以后才是“封建”时期；要不是帝国主义打进来，否则，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这样说的么？那么再经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历史就完全可以合了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辙了。不过这个“辙”合得十分勉强。
老天不睁眼，偏偏杀出个帝国主义来，把上面的纸上谈兵画出的路线图打乱了，于是插上了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的“封建”二字早已不是柳宗元的意思了。
我在念中国史时，在学校里也读世界史西洋史。其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有一千来年的“Feudality”时期，不知最初出自谁手，把这段时期译为“封建时期”。“封建”一词中国古已有之，顺手拿来，这译名倒是既现成，又很确切、实在，在西欧既有“封”也有“建”。就这样，中国的“封建”和西欧的“封建”画上了等号。不过照我理解，笼统译为“封建”并没有表达出在西欧其实是“建”多于“封”。Feudality源于“Fief”，译为“采邑”，发展为独立性很强的庄园领地，（如果我把Feudality译成“采邑”时期或“庄园”时期，定会引起我难以回答的学理问题），渐有了各自的法和权，特别是有了各自的工商业、税收、司法、宗教、教育、医疗等等，市民社会的理念和萌芽以及民族国家都已在这个时期孕育当中。在精神领域里，则从十三世纪起逐渐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发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之滥觞。“文艺复兴”出现在“中世纪”的尾声，这些事情谁都知道，西欧的“封建时期”接着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在亲临着，无须我多嘴了。
至于中国的“封建”，它的直接后续不是像西欧那样接上新世纪，而是孟子说的“定于一”，是“两千年弗能改矣”的皇权专制制度，自秦汉启始，经隋唐两宋，到明清两代而集大成。所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处时期不同，内容更不同，一为上古，一为近古。如果不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的际会与西方文明相遇，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皇权专制还会岿然不动。西方文明进来了才催化了固结不解的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发生变异的契机。郭嵩焘曾经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康有为《上皇帝书》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我曾经把皇权专制比作“易拉罐”，必经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它自己是不会自动打开的。康有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总不能比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和郭嵩焘后退吧。
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我们反封建主义不彻底；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这个“封建主义”必须指更加祸害严重的专制主义。因为中国历史在先秦封建之后是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制度，它的流毒影响才是我国政治文明身上的病灶，只一般说反封建主义容易打马虎眼；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了解，最容易的是把那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称作“封建”，是很“泛化”的，如父母包办婚姻、上坟烧纸等等，不知不觉地“淡化”了专制的根本主题。
最近发现，有把秦汉至明清称作“中世纪”的，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中世纪”是西欧所特有的时段，相当于它们的“封建时期”，所以在书里从来是大写的，如Middle Ages，套在中国历史上不合适；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为近代作准备的“中世纪”。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认为是没有的。若详加论证是很复杂的，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就此打住，待以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