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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时,孔子终于结束了十多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回到了鲁国。吾道不行,吾意不用,日月易逝,晚景无多,“孔子亦不求仕”。直到这时,孔子才死了孜孜以求的出仕从政这条心,把有限的精力,用到了对传统文化典籍进行整理的工作上。他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孔子人生最后的这五年,是他一生中真正收获的季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五年间奠定的。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具体详细地说明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六经出于孔子之手,但自宋朝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孔子手定六经,近代以来,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看法的观点更是盛极一时。但杜维明先生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指出:五经代表了人类的经验和人类生活的五个方面,《诗》表达的是艺术观,《礼》表达的是社会观,《春秋》表达的是历史观,《书》表达的是政治观,《易》表达的是宇宙观。这也就是说,五经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结构,这么一个严整的经典体系,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统一的擘划,不可能纯粹是自然生成的。而中国历史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没有比孔子更合适的了。是孔子以“述而不作”为原则,以一种集大成的手笔,把古代文献做了一番彻底的整理,使得中华先民共有的遗产,诸如卜筮、歌谣、政典、礼文和史籍等,都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具体内容。
把六经当做是孔子撰写的显然无据,而完全割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更是荒唐。《史记》中的记述,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孔子是整理而不是撰著了六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孔子好像是一座水坝,在他之前的水,都汇聚到这里,在他之后的水,都从这里流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书,在孔子之前,都渊源有自,但只有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删定,它们才得以大放光彩,才得以被后世称之为“经”。实际上,六经地位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孔子“圣人”地位确立的历史。这正如清末学者皮锡瑞所说的:“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经学通论》序)所以,自孔子以来的2500多年,学者说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必及孔子。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标准的孔子和著述最高标准的六经之间存在着难以离析的关系,如果割断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那就应验了一些学者的说法,孔夫子就会变成空夫子。
那么,孔子整理的六经,具体是什么?
孔子整理的六经,本称六艺,也称六籍。在当时,这些书称作《易》《书》《诗》《礼》《乐》《春秋》而已,并没有《易经》《尚书》或《书经》《诗经》《礼经》这样的名号。到了汉代,传注之学兴起后,相与推尊注释的对象,称之为经,而称所注释的文字为传,这样以有所区别。张舜徽老师指出,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也不应该视为“诗经”之称,而应该读为“《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这与其中的“《易》:经十二篇,施、孟、粱丘三家”和“《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博学之人,在说及这一类文献时,往往会去掉后世附加的“经”字,直接用它原有的旧称。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玉篇》也说:“经纬以成缯布。”清朝的段玉裁解释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可见“经”的本义,不过是布帛的经线,并不深奥。织物没有经线,就不能制成布帛,治理国家没有纲领,就会如同一盘散沙,旧时因此而有“经纶天下”“以经邦国”的说法。王逸为《离骚》作注,又把“经”解释为路径或道路:“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结合这两种说法,顾荩臣先生给“经”下了这么一个很恰切的定义:“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才得称它为‘经’。”(《经史子集概要》经部总论)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经”字最早见于《国语·吴语》中的“挟经秉桴”,说的是吴王夫差誓与晋国军队一决胜负的战前情景。韦昭的注释把“经”解释为兵书,但清末学者俞樾认为,从来没有临阵而读兵书的情形,认为这四个字是掖着剑把、拿着鼓槌的意思。如果说春秋时期,用“经”来指文献还不确定的话,那么战国时期,这一指称则已经确定无疑了。在《墨子》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庄子·天下》说墨家弟子“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分别有“经”和“说”,体例完全来自《墨子》。所以杨伯峻先生指出:“‘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经书浅谈》导言)
将儒家的著作称为“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但《庄子》一书,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寓言十九”,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庄子后学假托之作,所以,称儒家著作为“经”,应该是在战国以后。但直到汉朝初年,“经”并不是儒家典籍的专名。如在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前后到汉文帝初年的马王堆帛书中,就有《相马经》《足臂十一脉炙经》《阴阳十一脉炙经》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并以《易》《书》《诗》《礼》《春秋》五部书为法定经典,每经设置一名博士。从此,儒家学说被供奉于国家庙堂,五经凭借政治的力量,开始了它神圣化的历程。
先秦时期有“六艺”,后来只有“五经”,其中缺少了《乐》。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秦始皇焚书,造成了《乐》的亡佚。二是说《乐》本无书,只是曲谱曲调,或者依附“礼”以行,或者依附“诗”以传。后来礼崩乐坏,依附于“礼”和“诗”的“乐”废弃不用,乃至失传。
“五经”的排列或顺次,不是随意而是很有讲究的。不同的排列,甚至是分属不同学派的标志。从战国到汉朝初年,大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顺次,这是根据各书内容深浅程度的不同、依照学习的先后次第排列的。《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在前面;《易》和《春秋》可以说是专门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列在后。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另外一种排列方法开始占据主导,这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是依据这六部著作产生的时代先后排列的。相传《易》中的八卦由伏羲所画,时代最早,所以排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排在第二;《诗》中有《商颂》,被看做是殷商时期的作品,所以排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所以分列第四和第五;《春秋》为孔子所著,最为晚出,所以列在第六。
儒家经典不是凝固的,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诸经的内容由于注疏的开掘更加丰盈,而且经的数目也在增加,所以历史文献中又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和“十三经”等记载。
七经:唐章怀太子李贤所注的《后汉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再加上《论语》为“七经”。北宋刘敞著《七经小传》,则以《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和《论语》为“七经”。四库馆臣认为刘敞这一没有伦类、前无古人的做法,实开“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之风气。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一部日本人的著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明确把《孟子》摒弃在“七经”之外,而以《易》《书》《诗》《礼记》《论语》和《孝经》为“七经”。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纂七经》,则以《周易》《书经》《诗经》《春秋》、“三礼”为“七经”。
九经:唐朝以《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唐文宗时,将此九经和《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因刻成于开成二年(837年),所以称“开成石经”或“唐石经”。唐元度所撰的《九经字样》,也一并刻入。宋朝刊刻的《九经白文》和明朝郝敬的《九经解》,则均以《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九经”。
十经:南朝刘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每人分掌一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是为“十经”。
十一经:宋朝学者以《论语》《孟子》列入《四书》,于“十三经”中,将此二经除去,便为“十一经”。宋末元初的何异孙所撰《十一经问对》,则包括《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和《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四库馆臣称“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
十三经:唐朝有“九经”,“开成石经”又加入了《孝经》《论语》《尔雅》,到宋朝,又增加了《孟子》,明朝合称这十三部经典为“十三经”,现存有多种明刊本的《十三经注疏》。此外,有将《大戴礼记》附于其后,而称“十四经”的。
被奉为“经”的儒家典籍最多不过14部,篇幅最长的《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也不过196000多个字,篇幅最短的《孝经》,更是只有区区1800个字。整个“十三经”,总字数也只有636500个字,在今天看来,也就是一本书。它之所以能在四部文献中独立支撑起一部,是历代学者注疏诠释的结果。
尽管“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但皓首穷经、孜孜于斯的历代学人,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各抒己见,弘扬经旨,不断地在经典的“圣殿”上添砖加瓦。根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书、《贩书偶记》正续编的著录,经部著作就有近万种,在四部文献中约占15.5%。其中《易》类1500多种,《书》类600种,《诗》类约750种,《春秋》类1000多种。这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如古今中外有关《论语》的著述,日本学者林太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的著录,就多达3000多种,真可谓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至于传注诠释的体例,则主要有侧重征引事实的“传”“说”,着重疏通文义的“故”或“诂”“训”“记”“注”,分析其意的“解”,补充发挥的“笺”,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的“章句”,荟萃众说的“集注”“集解”,对注释再加注释的“正义”“注疏”“义疏”,等等。
林林总总的解经释经之作,大抵分属汉学和宋学两大营垒,这也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所谓汉学,以两汉学者发其端而得名。其特点是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以求得对经典的确解。因为学风质朴无华,所以也称“朴学”。所谓宋学,以宋朝学者弘其大而得名,其特点是沟通佛、老,以治儒经,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下功夫。因其讲究“性命义理”,所以也称理学。“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孝经问提要》) 。汉学是“我注六经”,宋学是“六经注我”。汉学的优长是考证扎实,征实不诬,立论严谨,问题则在“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流于繁琐细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宋学的优长是精微博大,自出机杼,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毛病则在空谈臆断,浮躁一时。“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只有消除门户之见,不主一家,参稽众说,各取所长,务取持平,才能洞见经旨,理解经典的深意。
(责任编辑:张瑞芳)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具体详细地说明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六经出于孔子之手,但自宋朝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孔子手定六经,近代以来,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看法的观点更是盛极一时。但杜维明先生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指出:五经代表了人类的经验和人类生活的五个方面,《诗》表达的是艺术观,《礼》表达的是社会观,《春秋》表达的是历史观,《书》表达的是政治观,《易》表达的是宇宙观。这也就是说,五经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结构,这么一个严整的经典体系,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统一的擘划,不可能纯粹是自然生成的。而中国历史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没有比孔子更合适的了。是孔子以“述而不作”为原则,以一种集大成的手笔,把古代文献做了一番彻底的整理,使得中华先民共有的遗产,诸如卜筮、歌谣、政典、礼文和史籍等,都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具体内容。
把六经当做是孔子撰写的显然无据,而完全割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更是荒唐。《史记》中的记述,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孔子是整理而不是撰著了六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孔子好像是一座水坝,在他之前的水,都汇聚到这里,在他之后的水,都从这里流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书,在孔子之前,都渊源有自,但只有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删定,它们才得以大放光彩,才得以被后世称之为“经”。实际上,六经地位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孔子“圣人”地位确立的历史。这正如清末学者皮锡瑞所说的:“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经学通论》序)所以,自孔子以来的2500多年,学者说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必及孔子。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标准的孔子和著述最高标准的六经之间存在着难以离析的关系,如果割断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那就应验了一些学者的说法,孔夫子就会变成空夫子。
那么,孔子整理的六经,具体是什么?
孔子整理的六经,本称六艺,也称六籍。在当时,这些书称作《易》《书》《诗》《礼》《乐》《春秋》而已,并没有《易经》《尚书》或《书经》《诗经》《礼经》这样的名号。到了汉代,传注之学兴起后,相与推尊注释的对象,称之为经,而称所注释的文字为传,这样以有所区别。张舜徽老师指出,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也不应该视为“诗经”之称,而应该读为“《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这与其中的“《易》:经十二篇,施、孟、粱丘三家”和“《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博学之人,在说及这一类文献时,往往会去掉后世附加的“经”字,直接用它原有的旧称。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玉篇》也说:“经纬以成缯布。”清朝的段玉裁解释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可见“经”的本义,不过是布帛的经线,并不深奥。织物没有经线,就不能制成布帛,治理国家没有纲领,就会如同一盘散沙,旧时因此而有“经纶天下”“以经邦国”的说法。王逸为《离骚》作注,又把“经”解释为路径或道路:“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结合这两种说法,顾荩臣先生给“经”下了这么一个很恰切的定义:“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才得称它为‘经’。”(《经史子集概要》经部总论)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经”字最早见于《国语·吴语》中的“挟经秉桴”,说的是吴王夫差誓与晋国军队一决胜负的战前情景。韦昭的注释把“经”解释为兵书,但清末学者俞樾认为,从来没有临阵而读兵书的情形,认为这四个字是掖着剑把、拿着鼓槌的意思。如果说春秋时期,用“经”来指文献还不确定的话,那么战国时期,这一指称则已经确定无疑了。在《墨子》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庄子·天下》说墨家弟子“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分别有“经”和“说”,体例完全来自《墨子》。所以杨伯峻先生指出:“‘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经书浅谈》导言)
将儒家的著作称为“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但《庄子》一书,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寓言十九”,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庄子后学假托之作,所以,称儒家著作为“经”,应该是在战国以后。但直到汉朝初年,“经”并不是儒家典籍的专名。如在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前后到汉文帝初年的马王堆帛书中,就有《相马经》《足臂十一脉炙经》《阴阳十一脉炙经》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并以《易》《书》《诗》《礼》《春秋》五部书为法定经典,每经设置一名博士。从此,儒家学说被供奉于国家庙堂,五经凭借政治的力量,开始了它神圣化的历程。
先秦时期有“六艺”,后来只有“五经”,其中缺少了《乐》。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秦始皇焚书,造成了《乐》的亡佚。二是说《乐》本无书,只是曲谱曲调,或者依附“礼”以行,或者依附“诗”以传。后来礼崩乐坏,依附于“礼”和“诗”的“乐”废弃不用,乃至失传。
“五经”的排列或顺次,不是随意而是很有讲究的。不同的排列,甚至是分属不同学派的标志。从战国到汉朝初年,大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顺次,这是根据各书内容深浅程度的不同、依照学习的先后次第排列的。《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在前面;《易》和《春秋》可以说是专门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列在后。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另外一种排列方法开始占据主导,这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是依据这六部著作产生的时代先后排列的。相传《易》中的八卦由伏羲所画,时代最早,所以排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排在第二;《诗》中有《商颂》,被看做是殷商时期的作品,所以排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所以分列第四和第五;《春秋》为孔子所著,最为晚出,所以列在第六。
儒家经典不是凝固的,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诸经的内容由于注疏的开掘更加丰盈,而且经的数目也在增加,所以历史文献中又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和“十三经”等记载。
七经:唐章怀太子李贤所注的《后汉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再加上《论语》为“七经”。北宋刘敞著《七经小传》,则以《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和《论语》为“七经”。四库馆臣认为刘敞这一没有伦类、前无古人的做法,实开“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之风气。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一部日本人的著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明确把《孟子》摒弃在“七经”之外,而以《易》《书》《诗》《礼记》《论语》和《孝经》为“七经”。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纂七经》,则以《周易》《书经》《诗经》《春秋》、“三礼”为“七经”。
九经:唐朝以《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唐文宗时,将此九经和《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因刻成于开成二年(837年),所以称“开成石经”或“唐石经”。唐元度所撰的《九经字样》,也一并刻入。宋朝刊刻的《九经白文》和明朝郝敬的《九经解》,则均以《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九经”。
十经:南朝刘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每人分掌一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是为“十经”。
十一经:宋朝学者以《论语》《孟子》列入《四书》,于“十三经”中,将此二经除去,便为“十一经”。宋末元初的何异孙所撰《十一经问对》,则包括《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和《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四库馆臣称“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
十三经:唐朝有“九经”,“开成石经”又加入了《孝经》《论语》《尔雅》,到宋朝,又增加了《孟子》,明朝合称这十三部经典为“十三经”,现存有多种明刊本的《十三经注疏》。此外,有将《大戴礼记》附于其后,而称“十四经”的。
被奉为“经”的儒家典籍最多不过14部,篇幅最长的《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也不过196000多个字,篇幅最短的《孝经》,更是只有区区1800个字。整个“十三经”,总字数也只有636500个字,在今天看来,也就是一本书。它之所以能在四部文献中独立支撑起一部,是历代学者注疏诠释的结果。
尽管“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但皓首穷经、孜孜于斯的历代学人,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各抒己见,弘扬经旨,不断地在经典的“圣殿”上添砖加瓦。根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书、《贩书偶记》正续编的著录,经部著作就有近万种,在四部文献中约占15.5%。其中《易》类1500多种,《书》类600种,《诗》类约750种,《春秋》类1000多种。这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如古今中外有关《论语》的著述,日本学者林太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的著录,就多达3000多种,真可谓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至于传注诠释的体例,则主要有侧重征引事实的“传”“说”,着重疏通文义的“故”或“诂”“训”“记”“注”,分析其意的“解”,补充发挥的“笺”,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的“章句”,荟萃众说的“集注”“集解”,对注释再加注释的“正义”“注疏”“义疏”,等等。
林林总总的解经释经之作,大抵分属汉学和宋学两大营垒,这也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所谓汉学,以两汉学者发其端而得名。其特点是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以求得对经典的确解。因为学风质朴无华,所以也称“朴学”。所谓宋学,以宋朝学者弘其大而得名,其特点是沟通佛、老,以治儒经,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下功夫。因其讲究“性命义理”,所以也称理学。“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孝经问提要》) 。汉学是“我注六经”,宋学是“六经注我”。汉学的优长是考证扎实,征实不诬,立论严谨,问题则在“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流于繁琐细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宋学的优长是精微博大,自出机杼,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毛病则在空谈臆断,浮躁一时。“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只有消除门户之见,不主一家,参稽众说,各取所长,务取持平,才能洞见经旨,理解经典的深意。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