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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首道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到1952年3月离任，在整整两年的任期中，王首道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湖南做了大量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走马上任，主政湖南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王首道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
中央委员。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确定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并拟定王首道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因为湖南还没有解放，内定的班子并没有集中办公，黄克诚当时担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一时不能离开，直到1949年10月31日，湖南和平解放2个多月后才到湖南就职，高文华亦未到职。因此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是以王首道为首主持的。
接管省政权首先需要干部。王首道和金明合作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河北、山西及东北老解放区、部队挑选一批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入湘干部，整装待发，准备跟随大军南下。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林彪、罗荣桓的率领下，兵分三路，进军中南。王首道率领中共湖南省委及入湘干部随大军南下。5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河南开封宣布正式成立。6月，武汉解放，省委机关和入湘干部到达汉口。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进行集中整训学习，另一方面按照湖南原有行政区划对干部作了大体分工。
随着湖南和平解放谈判工作的步步深入，以王首道为首的湖南省委机关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7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汉口举行干部大会，宣布了主要干部的配备名单。王首道在会上发表讲话，系统介绍了目前湖南的情况，提出了接管湖南、开辟湖南工作的重大任务，号召全体入湘干部作好思想准备，遵守纪律，克服困难，为接管建设好人民的新湖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8月4日，程潜、陈明仁正式对外发表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旧政权。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进入长沙市区。湖南和平解放。
11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进入长沙市。25日，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合并，正式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由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首、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黄克诚、王首道、金明、高文华、周里为常务委员。从此，湖南新政权有了强有力的核心。
在省级人民政权的建设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有所考虑。因为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考虑到程潜、陈明仁解放前夕掌握省级政权这一实际状况，因而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作法，原定建立以王首道为主席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方案，也就作了些变通，对原省政府采取逐步接管和改造的方法，暂不作大的变动，原政府机关留下的人员按起义人员待遇，量才录用，由陈明仁担任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迁入临时省政府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委员会与临时省政府联合办公。军事管制委员会以萧劲光为主任，陈明仁、王首道为副主任。
1950年4月，在省内形势逐步稳定，各项社会改革依次展开的情况下，经政务院批准，结束湖南临时省政府，正式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湖南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诞生。经政务院第25次会议通过，王首道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袁任远、唐生智、程星龄、谭余保任副主席。这样，王首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全局在胸 迎难而上
解放初期的湖南，可谓困难重重，问题成堆。上任伊始，王首道感到责任重大，如履薄冰。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工作应从何入手？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层内当时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湖南既然已经解放，就应立即掀起革命高潮，实行民主改革，进行减租减息，这样可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鼓舞人心；另一种意见认为：湖南是和平解放地区，存在统一战线局面，不应过分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应把现有干部派到下面去，抓紧接管城乡、剿匪和筹粮支前三件大事，并团结程潜、陈明仁及其部属，以稳定局势。
对于这两种意见，王首道没有否定任何一方，而是领着大家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最后才决定采取后一种意见。很快，几千名干部被派到农村和城市各接管单位。在军政委员会和临时省政府统一战线形式内，中共和湖南社会各方面密切协商，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
王首道深深懂得，要造福桑梓，建设新湖南，首先必须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国民党溃退时留下了20多万特务土匪，他们与乡村恶霸地主、反动会党头子结合在一起，进行破坏活动，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所以，王首道接管工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主力歼灭股匪，发动群众肃清散匪。经过一年的努力，全省共歼灭土匪12万多人，整编游杂武装近8万人。对匪特的破坏事件则组织各种力量迅速侦破。据不完全统计，一年间共破案695起（其中暴乱、暗杀等案件465起），破案率在80%以上。与此同时，还进行了管制改造扒手、整顿交通、建立消防、管理户口等工作，保护了国家资财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建立了人民城市新的革命秩序。
解放之初，由于生产停顿，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加之少数奸商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推波助澜，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长沙先后两次刮起物价暴涨之风：第一次是1949年10月下旬，不法商人大幅度抬高纱、布等工业品价格，20天内主要零售食品价格上涨239%；第二次是1950年春，当时全省因灾减产，粮食供应紧张，不法商人趁机抬高粮价，长沙出现了米珠薪桂的现象。粮价暴涨带动其他百货、副食品价格的暴涨。物价暴涨造成人心惶惶，给接管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加强对湖南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5月初，湖南省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王首道兼任主任，进行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供应工作。
5月末，王首道主持召开了全省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保证统一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王首道在会上提出对执意违背统一财经工作决定“打埋伏者”、虚报编制人数者、公粮税款不入国库者，均应依法惩办。为此，还成立了省编制委员会（王首道兼任主任）和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负责整顿机关编制，统一清理调配仓库物资。由于执行了全国财经统一的决定，实现了财政开支紧缩、货币回笼，湖南的物价开始稳定下降，使湖南人民摆脱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痛苦。
由于常年兵匪骚扰，再加上两年来的大水灾，1949年湖南滨湖各县的受灾面积达到了400多万亩，120多万名灾民无法恢复生产，其他的非重灾区也面临着严重的春夏荒困难。面对这一困境，王首道认为，要渡过春荒，进行春耕，应积极兴修水利，恢复垸田，以工代赈，救济灾民，救灾与春耕结合，渡荒与防荒兼顾，保证农田作物，当年有个好收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因此在春耕前，他大力领导群众修复堤垸。群众以工抵费5060万斤大米，政府贷粮3700万斤大米，修复垸田390多万亩，以工代赈、渡过春荒的农民在50万人以上。在山区地带，则抓紧修复和新建塘坝，平江、浏阳等26个县共计修建6.4万多处，整修水车1.2万多架，从而使不少旱田变成了水田，保证了春耕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为了加强生产救灾工作，6月8日，省政府还派出了8个工作组，186名干部下乡，督促各专、县利用现存公粮3.02亿斤，收购特产，平衡信贷，发放防洪、防旱、防溃、排渍等各种工具设备的贷款，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渡过夏荒。
在工业生产方面，王首道认为，不能忽视或放弃工业发展的任何一个可能性。1950年八九月间，王首道深入到安江纺纱厂、资兴煤矿等地督察检查工作。考察中，他深感湖南工业设备陈旧，管理落后，远不及东北，要发展湖南工业，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于是他与省政府、省财经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具体措施：国营厂矿企业以发展煤炭生产和恢复发展锑、钨、锡、金、铜等金属生产为重点；国营工业以恢复发展发电、纺织、造纸等工业为重点。国营厂矿企业都要逐步实现经营合理化与管理民主化，结束军代表制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经济核算制。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王首道向湖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至1950年年底，在农业方面，湖南全省稻谷产量达1.27万多担，较1949年增产稻谷20多亿斤，增产19％；棉花收获27万担，较1949年增产4％。工矿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到1950年10月，已有21个省营工矿恢复生产，平均月产煤2万多吨、金500多两，各种纱1000多件。全省物价平稳，城乡物资交流也日趋畅旺，有4500多名失业工人通过以工代赈、还乡生产等方式得到了救济，整个社会安定有序。
依法办事大义灭亲
从1951年春至1952年，王首道与省委、省政府的其他领导一道，全力以赴地领导全省人民深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美国出兵朝鲜之机，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2月20日，湖南发生了震
惊全国的“零陵事件”。当天是元宵节，零陵城区召开了7000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城区内一时空虚，反革命匪特便趁机放火，烧毁房屋1023间，烧死3人，伤16人，损失约8.8亿元(旧币)。
在王首道的督促下，零陵案件很快得以侦破，随后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王首道要求全省人民深入开展《条例》的宣传和学习，提高革命警惕性，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友，及时举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绝不要姑息养奸。
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使王首道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最根本的一条是实行土地改革。所以，早在1950年6月1日，湖南省政府就召开了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全省各地农民代表990人参加了会议。王首道代表省委、省政府在大会上号召全省广大农民发扬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为准备和实行湖南的土地改革而奋斗。
1950年冬，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土改试点。王首道深入到长沙、益阳、常德、湘西等地区，实地考察土地改革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在土地改革的起始阶段，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倾向，发动群众不够。他提出，土改不是简单地分田，而是要发动贫下中农，从政治上、经济上反对封建制度，向地主作斗争，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在土改运动中，王首道的老家浏阳县遇到了一个难题。王首道的一个同族叔辈是一个恶霸地主，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民愤极大，当地有些农民要求将他就地镇压。浏阳县司法部门却顾虑他是省长的族叔，觉得不好处理，为慎重起见，便征求王首道的意见。
王首道接到报告后，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是谁的亲属，他犯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封建社会还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无论王子王父，一律按法律严惩！”
在他的坚决支持下，当地政府镇压了他的族叔，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王首道大义灭亲的做法很快流传开了，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到1951年9月，全省1700多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村出现了一片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至1951年秋后，全省收获粮食即达1.4亿多担，比1950年增产14％左右。其他各业如棉、油、麻、猪、鸡、鸭等均大幅度增产。农业的丰收带来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反五反殚精竭虑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52年1月6日，王首道在湖南省、长沙市联合召开的省市直属机关党员代表会议上作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接着又在省政府召开的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广大党员和机关干部，积极行动起来，满腔热情地投入三反斗争，为建立为政清廉的好作风，清洗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努力奋斗。随即三反运动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和25个国营厂矿迅速展开。
为促进三反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在王首道的倡议下，湖南省设置了省人民政府主席31号信箱，接收人民的检举信。不到一个月时间，王首道就收到检举信269件。
他在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同时，还以《谢谢各位检举人》为题，撰文刊登在《新湖南报》上。文中写道：“写信给我的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你们投寄31号信箱的信件，我都已收到，并正在派人分头处理。你们所检举的材料很重要，从这些材料中已经发现很多极重要的问题，更加促进了今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你们勇于检举的行为，是热爱祖国的正义表现，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革命队伍、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的帮助是很大的。因此，我特向你们致谢！希望你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行贿等爱国斗争，并希望全市各界人民、各机关工作人员也和你们一样大胆地、积极地检举一切不法分子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行为，使我们伟大的爱国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正当三反运动在全省蓬勃展开的时候，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湖南省委随即作出部署。1月28日，由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沙市政府、市政协召开联席会议。王首道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随即在湖南掀起了五反运动。
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一是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增强了抵抗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三是打击了少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提高了资本家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四是转变了社会风气，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大大发扬；五是巩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成果，对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走马上任，主政湖南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王首道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
中央委员。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确定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并拟定王首道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因为湖南还没有解放，内定的班子并没有集中办公，黄克诚当时担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一时不能离开，直到1949年10月31日，湖南和平解放2个多月后才到湖南就职，高文华亦未到职。因此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是以王首道为首主持的。
接管省政权首先需要干部。王首道和金明合作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河北、山西及东北老解放区、部队挑选一批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入湘干部，整装待发，准备跟随大军南下。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林彪、罗荣桓的率领下，兵分三路，进军中南。王首道率领中共湖南省委及入湘干部随大军南下。5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河南开封宣布正式成立。6月，武汉解放，省委机关和入湘干部到达汉口。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进行集中整训学习，另一方面按照湖南原有行政区划对干部作了大体分工。
随着湖南和平解放谈判工作的步步深入，以王首道为首的湖南省委机关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7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汉口举行干部大会，宣布了主要干部的配备名单。王首道在会上发表讲话，系统介绍了目前湖南的情况，提出了接管湖南、开辟湖南工作的重大任务，号召全体入湘干部作好思想准备，遵守纪律，克服困难，为接管建设好人民的新湖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8月4日，程潜、陈明仁正式对外发表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旧政权。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进入长沙市区。湖南和平解放。
11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进入长沙市。25日，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合并，正式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由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首、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黄克诚、王首道、金明、高文华、周里为常务委员。从此，湖南新政权有了强有力的核心。
在省级人民政权的建设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有所考虑。因为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考虑到程潜、陈明仁解放前夕掌握省级政权这一实际状况，因而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作法，原定建立以王首道为主席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方案，也就作了些变通，对原省政府采取逐步接管和改造的方法，暂不作大的变动，原政府机关留下的人员按起义人员待遇，量才录用，由陈明仁担任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迁入临时省政府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委员会与临时省政府联合办公。军事管制委员会以萧劲光为主任，陈明仁、王首道为副主任。
1950年4月，在省内形势逐步稳定，各项社会改革依次展开的情况下，经政务院批准，结束湖南临时省政府，正式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湖南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诞生。经政务院第25次会议通过，王首道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袁任远、唐生智、程星龄、谭余保任副主席。这样，王首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全局在胸 迎难而上
解放初期的湖南，可谓困难重重，问题成堆。上任伊始，王首道感到责任重大，如履薄冰。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工作应从何入手？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层内当时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湖南既然已经解放，就应立即掀起革命高潮，实行民主改革，进行减租减息，这样可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鼓舞人心；另一种意见认为：湖南是和平解放地区，存在统一战线局面，不应过分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应把现有干部派到下面去，抓紧接管城乡、剿匪和筹粮支前三件大事，并团结程潜、陈明仁及其部属，以稳定局势。
对于这两种意见，王首道没有否定任何一方，而是领着大家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最后才决定采取后一种意见。很快，几千名干部被派到农村和城市各接管单位。在军政委员会和临时省政府统一战线形式内，中共和湖南社会各方面密切协商，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
王首道深深懂得，要造福桑梓，建设新湖南，首先必须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国民党溃退时留下了20多万特务土匪，他们与乡村恶霸地主、反动会党头子结合在一起，进行破坏活动，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所以，王首道接管工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主力歼灭股匪，发动群众肃清散匪。经过一年的努力，全省共歼灭土匪12万多人，整编游杂武装近8万人。对匪特的破坏事件则组织各种力量迅速侦破。据不完全统计，一年间共破案695起（其中暴乱、暗杀等案件465起），破案率在80%以上。与此同时，还进行了管制改造扒手、整顿交通、建立消防、管理户口等工作，保护了国家资财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建立了人民城市新的革命秩序。
解放之初，由于生产停顿，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加之少数奸商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推波助澜，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长沙先后两次刮起物价暴涨之风：第一次是1949年10月下旬，不法商人大幅度抬高纱、布等工业品价格，20天内主要零售食品价格上涨239%；第二次是1950年春，当时全省因灾减产，粮食供应紧张，不法商人趁机抬高粮价，长沙出现了米珠薪桂的现象。粮价暴涨带动其他百货、副食品价格的暴涨。物价暴涨造成人心惶惶，给接管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加强对湖南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5月初，湖南省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王首道兼任主任，进行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供应工作。
5月末，王首道主持召开了全省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保证统一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王首道在会上提出对执意违背统一财经工作决定“打埋伏者”、虚报编制人数者、公粮税款不入国库者，均应依法惩办。为此，还成立了省编制委员会（王首道兼任主任）和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负责整顿机关编制，统一清理调配仓库物资。由于执行了全国财经统一的决定，实现了财政开支紧缩、货币回笼，湖南的物价开始稳定下降，使湖南人民摆脱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痛苦。
由于常年兵匪骚扰，再加上两年来的大水灾，1949年湖南滨湖各县的受灾面积达到了400多万亩，120多万名灾民无法恢复生产，其他的非重灾区也面临着严重的春夏荒困难。面对这一困境，王首道认为，要渡过春荒，进行春耕，应积极兴修水利，恢复垸田，以工代赈，救济灾民，救灾与春耕结合，渡荒与防荒兼顾，保证农田作物，当年有个好收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因此在春耕前，他大力领导群众修复堤垸。群众以工抵费5060万斤大米，政府贷粮3700万斤大米，修复垸田390多万亩，以工代赈、渡过春荒的农民在50万人以上。在山区地带，则抓紧修复和新建塘坝，平江、浏阳等26个县共计修建6.4万多处，整修水车1.2万多架，从而使不少旱田变成了水田，保证了春耕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为了加强生产救灾工作，6月8日，省政府还派出了8个工作组，186名干部下乡，督促各专、县利用现存公粮3.02亿斤，收购特产，平衡信贷，发放防洪、防旱、防溃、排渍等各种工具设备的贷款，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渡过夏荒。
在工业生产方面，王首道认为，不能忽视或放弃工业发展的任何一个可能性。1950年八九月间，王首道深入到安江纺纱厂、资兴煤矿等地督察检查工作。考察中，他深感湖南工业设备陈旧，管理落后，远不及东北，要发展湖南工业，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于是他与省政府、省财经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具体措施：国营厂矿企业以发展煤炭生产和恢复发展锑、钨、锡、金、铜等金属生产为重点；国营工业以恢复发展发电、纺织、造纸等工业为重点。国营厂矿企业都要逐步实现经营合理化与管理民主化，结束军代表制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经济核算制。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王首道向湖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至1950年年底，在农业方面，湖南全省稻谷产量达1.27万多担，较1949年增产稻谷20多亿斤，增产19％；棉花收获27万担，较1949年增产4％。工矿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到1950年10月，已有21个省营工矿恢复生产，平均月产煤2万多吨、金500多两，各种纱1000多件。全省物价平稳，城乡物资交流也日趋畅旺，有4500多名失业工人通过以工代赈、还乡生产等方式得到了救济，整个社会安定有序。
依法办事大义灭亲
从1951年春至1952年，王首道与省委、省政府的其他领导一道，全力以赴地领导全省人民深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美国出兵朝鲜之机，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2月20日，湖南发生了震
惊全国的“零陵事件”。当天是元宵节，零陵城区召开了7000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城区内一时空虚，反革命匪特便趁机放火，烧毁房屋1023间，烧死3人，伤16人，损失约8.8亿元(旧币)。
在王首道的督促下，零陵案件很快得以侦破，随后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王首道要求全省人民深入开展《条例》的宣传和学习，提高革命警惕性，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友，及时举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绝不要姑息养奸。
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使王首道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最根本的一条是实行土地改革。所以，早在1950年6月1日，湖南省政府就召开了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全省各地农民代表990人参加了会议。王首道代表省委、省政府在大会上号召全省广大农民发扬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为准备和实行湖南的土地改革而奋斗。
1950年冬，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土改试点。王首道深入到长沙、益阳、常德、湘西等地区，实地考察土地改革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在土地改革的起始阶段，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倾向，发动群众不够。他提出，土改不是简单地分田，而是要发动贫下中农，从政治上、经济上反对封建制度，向地主作斗争，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在土改运动中，王首道的老家浏阳县遇到了一个难题。王首道的一个同族叔辈是一个恶霸地主，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民愤极大，当地有些农民要求将他就地镇压。浏阳县司法部门却顾虑他是省长的族叔，觉得不好处理，为慎重起见，便征求王首道的意见。
王首道接到报告后，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是谁的亲属，他犯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封建社会还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无论王子王父，一律按法律严惩！”
在他的坚决支持下，当地政府镇压了他的族叔，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王首道大义灭亲的做法很快流传开了，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到1951年9月，全省1700多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村出现了一片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至1951年秋后，全省收获粮食即达1.4亿多担，比1950年增产14％左右。其他各业如棉、油、麻、猪、鸡、鸭等均大幅度增产。农业的丰收带来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反五反殚精竭虑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52年1月6日，王首道在湖南省、长沙市联合召开的省市直属机关党员代表会议上作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接着又在省政府召开的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广大党员和机关干部，积极行动起来，满腔热情地投入三反斗争，为建立为政清廉的好作风，清洗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努力奋斗。随即三反运动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和25个国营厂矿迅速展开。
为促进三反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在王首道的倡议下，湖南省设置了省人民政府主席31号信箱，接收人民的检举信。不到一个月时间，王首道就收到检举信269件。
他在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同时，还以《谢谢各位检举人》为题，撰文刊登在《新湖南报》上。文中写道：“写信给我的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你们投寄31号信箱的信件，我都已收到，并正在派人分头处理。你们所检举的材料很重要，从这些材料中已经发现很多极重要的问题，更加促进了今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你们勇于检举的行为，是热爱祖国的正义表现，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革命队伍、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的帮助是很大的。因此，我特向你们致谢！希望你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行贿等爱国斗争，并希望全市各界人民、各机关工作人员也和你们一样大胆地、积极地检举一切不法分子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行为，使我们伟大的爱国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正当三反运动在全省蓬勃展开的时候，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湖南省委随即作出部署。1月28日，由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沙市政府、市政协召开联席会议。王首道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随即在湖南掀起了五反运动。
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一是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增强了抵抗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三是打击了少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提高了资本家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四是转变了社会风气，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大大发扬；五是巩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成果，对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