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战略家习惯用传统的观点来研究国家安全。考察一下过去几百年里战略领域的经典著作就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总是要把军事安全也就是传统安全放在优先地位，以消除对其生存的种种威胁。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主要涉及军事问题，尽管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界限毕竟还是清晰的，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然而，随着国际安全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国家安全日益超出纯军事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扩展，冷战结束后尤其如此，亦即安全增加了新的内容。对比以往，国家很少会生存不下去，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除生存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希望获得安全。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已经在军事领域的基础上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诸多领域。除了保证国家疆界范围内的有形存在外，现代国家安全战略还要确保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安全观念及安全战略日益显示出狭隘的局限，需要进行更新才能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
　　对于今天的国家安全问题，人们引入了“非传统安全”这一词汇，以此来分析经济失衡、金融动荡、生态恶化、资源短缺、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及非法移民等诸多“新出现”的安全问题。但实际上，“非传统安全”作为概念并不那么严谨，因为其描述成分较强，且过于宽泛，经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只是时至今日“非传统安全”已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显性用语，回避使用已经很困难了。然而，我想至少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所谓安全是针对消除威胁、保障生存而言的，即使是讨论非传统安全也应与国家生存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而不应无限制地向国家发展领域扩展。第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忽视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根深蒂固的传统根源，或看不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仍需要用传统安全手段来解决，难免就会造成战略判断的模糊，甚至可能引起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
　　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深远传统的遗留和演变，并体现出比传统安全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在研究非传统安全时，既要关注问题产生的新背景（如全球化的发展）、新内涵与新形式，也要注重寻找与传统安全的紧密联系，否则就会顾此失彼，乃至犯割裂历史的错误，使安全战略淹没在应对一次次危机、一个个事件之中，从而失去灵魂。
　　比如恐怖主义的泛滥，常常被归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实际上，其根源却是“非常传统的”。恐怖分子大多存在于地缘政治传统的“灰色地带”，在中亚、中东、东欧、非洲、东南亚等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正是主要由于传统权力政治的争夺，才造成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现代化的无望和“地缘破碎”，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活跃起来，进而成为国家力量甚至强权失效的地方，就如同在伊拉克看到的一样。
　　国际形势的变化，深刻冲击着人们原来习惯的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范式和方法，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非国家角色作用的上升、全球性问题的突出以及安全观念的更新等，都对战略谋划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完全抛弃原有的东西是不可取的，旧的事物并不见得过时，国际关系的许多固有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当然，诸多新现实的出现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其发挥作用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
　　战略思想及战略传统的延续与改变，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是一种发展中的逻辑。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延续，取决于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与民族经历、思想文化、军事遗产、地缘条件等都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安全战略是现实的，历史上的战略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在新的条件下谋划国家安全，不可能没有对战略传统的继承，但也需要摆脱某些历史惰性的羁绊。有效的安全战略必须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取得有益的平衡，并找到联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纽带和逻辑。在此基础上，才能创新安全战略研究，维护国家安全，否则，收获的只能是过于泛化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安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