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内容丰富、性质复杂的一个阶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中西冲突、新旧交融。具体到中国近代出版史，也是如此。进入近代后，中国传统的官刻、私刻、坊刻继续发展，而外国人经营的出版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清地方政府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同治，光绪年间纷纷成立官书局，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格局。从那时到光绪末年，官书局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嘉惠学林，居功甚伟，为学人称为“局本”，成为读书、藏书人心目中善本的代称之一。从那时到现在，局本给予学者许多方便，但一直没有一本系统研究官书局的专著。2011年夏，青年学者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杜2011年7月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正如书名所示，在这本27万余字的著作中，作者有述有论，系统叙述了官书局自产生到衰落的全过程，总结了官书局的成败得失。
　　从宏观的角度上，作者把官书局放在中国近代史具体到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官书局的产生最早是因为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农民起义军等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禁毁、焚烧，“正是在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士子无书可买、无书可读的社会背景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开始设局刊书，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另一原因是清前期地方官员刻书传统的延续。清朝前期，地方督抚中有一批学者型官员，如毕沅、胡克家、阮元等，在整理，刊刻古代典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被称为定本，史称毕“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对其后的地方官员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起而仿效。第三个原因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也随之涌人中国，所谓“圣经伴着军舰走”。“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作出回应，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该书第69页)在此时代背景下，刊刻中国古代典籍，加以重新阐释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教在是矣。”于是，与前期刊刻经史典籍不同，后期官书局开始以编译西方书籍为主，“将东西文政新理有用之书广为购备，斟酌极要次要，分饰各省克期翻译刊印”(该书第71页)，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清廷上下都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从自行设局发展为奉旨设局。
　　从微观的角度，该书研究了书局章程及人员构成、书局的编校人员、经费来源，并重点解剖了曾国藩创办的金陵书局、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局。作者还对书局的业务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给予分析总结。诸如慎选底本、精审校勘，印刷技术由雕版技术变为机器印刷，乃至局书的销售与发行。作者总结道：“作为一个专门的图书出版机构，晚清官书局不仅刊书数量远胜先前，而且集编、印、发于一体，有着严格的章程、固定的经费来源、专门的销售渠道和一支高水平的编校队伍，已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出版社的主要特征。”(该书第68页)这就把官书局亦新亦旧的嬗变性质说清楚了。最后论述了官书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该书不仅对研究中国出版史，中国图书史的读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是对喜欢藏书的读者也有不可多得的指导、备查价值。譬如该书第三章附录的《金陵书局刻书目录》《广雅丛书目录》，第四章附录的金陵书局《史记》各参校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选用的底本，各项相加多达近三百种，以笔者有限之见闻，在别的书中似尚未见过，对于读者如何鉴别局本图书，一可以摸清底数，二可以按图索骥，其宝贵的参考价值应该是不言自明了。
　　该书有上述之参考价值，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对出版史和藏书有兴趣的朋友们。
　　(作者单位系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