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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航空事业在创建之初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空军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航空工业在初创的日子里，为什么能几经波折而愈益壮大？除了外部的原因，人的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正是由于有像薛少卿这样的航空工业、空军的拓荒者与铺路石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把我国航空事业的基础夯得如此坚实，才为今日航空工业的发展壮大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薛少卿为航空事业的奋斗，向我们展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他本身就是一部航空创业史的教科书。
与党的事业共成长
1910年11月16日，薛少卿出生在湖北省监利县尺八镇薛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的农民，虽有三四亩地、四间草房，但遇上灾荒年全家还是食不果腹，靠借贷度日。薛少卿从懂事起，就随父母、哥哥、姐姐下地干活。他秉性聪明，刻苦好学，勤劳懂事，深得家人疼爱。父母都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使家里过上好日子，于是家里人节衣缩食供他去念私塾，两年下来他已经能读书写字了。
可是好景不长，12岁那年，父母双双因病撒手人寰，大哥为了还债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土地，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薛少卿沦为地主的小长工，年幼就承担起了成年人同样强度的劳动。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薛少卿过早地尝到了世间的冷暖炎凉，在逆境中形成了好学、多思、坚韧、自强的性格。
薛少卿十七八岁的时候，受到湖北农民黄麻起义和鄂南暴动的影响，阶级反抗的意识日益加深。1929年，贺龙在监利县洪湖地区组成了湘鄂西红军队伍，在大哥的鼓励下，薛少卿投身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解放劳苦大众的武装革命之路，当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31年3月，在地方进行革命工作的薛少卿，为了支援红军，在区委授意下，带领一部分农民参加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二方面军红三军九师，步入军旅生涯。
1932年中央苏区“富田事变”开始后，在左倾路线领导的组织下，湘鄂西苏区也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由于薛少卿在地方政权当过乡团支书，又带领群众参军，被诬为投机钻进红军队伍，受到严刑逼供信，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打入自己人的监狱，几近处死，最终在贺龙、关向应的过问下，他才获得平反。
1935年11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会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踏上长征之路，薛少卿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他率部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措物资经费，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做出贡献。在路过横断山脉和川藏高原时，他们翻越四五座雪山，数百名战友牺牲在山上。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汇合后，又爬过荒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的水草地，没有吃的喝的，就吃皮带、喝马尿。因为饥寒交迫，薛少卿已瘦得皮包骨头。终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于1936年以比红一方面军晚一年的时间到达陕北完成长征。
在抗日烽火中，薛少卿先是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武装动员科科长、民运部部长，开辟了以兴县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他又调任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代理政治部主任。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与红军时期“肃反运动”的“被整”不同，他是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整风和审干具体工作的，面对“抢救运动”愈演愈烈的被冤屈同志，引发了他当年肃反时自己遭遇的很多思索。所以在甄别错案过程中，薛少卿在贺龙领导下，120师纠正“抢救运动”错误行动迅速，甄别工作做得比较彻底，保护了大批干部。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才干，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表扬。创办东北航校的“粘合剂”
1944年，薛少卿与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宁波籍知识女青年、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的陈岩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抗战胜利后，一家人随晋绥干部奔赴东北工作。1 947年夏，身为嫩江省委组织部长的薛少卿调任刚刚组建的、我军培养空军人才的东北航校担任航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党委书记。交代任务时，他的老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秘书长高岗介绍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非常重视航校工作，现在对办航校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将来办空军就指望这些人了。但是目前常乾坤副校长和王弼副政委一开会就吵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他们是苏联留学生，参加革命早，资格老。对他们你可要尊重，那是党的宝贝，选你去就是解决团结问题，用红军的传统把学校带出来，为将来建立空军创造条件。
薛少卿到达东北边陲小城东安（今密山市）航校驻地后，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航校中有一批当年在新疆我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军指战员中培养出来航空干部，还有延安原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国民党航校和起义过来的人，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韩籍的业务技术留用人员。经过调研和比较，他对解决航校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
关于常乾坤和王弼的矛盾，薛少卿认为他俩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受党培养在俄罗斯学习工作长达十二年，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已融入到俄罗斯文化之中，说话一着急就不自觉地讲上俄语。虽然工作中常常挣得面红耳赤，但其实是一种俄罗斯民族文化习惯，他俩互相批评，从来都光明磊落，没有个人恩怨。他们回国时间不长，对党内斗争和中国革命艰辛历程了解较少，且一直在首脑机关工作，处理问题比较简单和局限，是很正常的，在工作上应给他们以充分的理解。对于40多名当年成建制的选拔和培养的身经百战的红军出身的航空人才，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航校依靠的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应把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放在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起义人员和日韩籍留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上。
航校初创，学校航空器材十分匮乏，大部分飞机是被击落的日本飞机，学校基本上是靠“修理破烂航材保证飞行”。飞机补丁打补丁，有的甚至没有风挡玻璃，发动机滑油管到处漏油：一些机轮被老百姓装在马车上搞运输，航校不得不循着车辙追回那些机轮。由于机轮数量少，常常几架飞机共用一对机轮和一副螺旋桨：飞机起飞前人们排队给轮胎打气，排队摇螺旋桨起动发动机：没有汽油就用甲醇代替，没有初教机就直接飞高教机：修理厂车间用铁炉取暖，到处冒烟，呛得人喘不上气来保障维修工作的必要器材非常缺乏，连蒙布、铝皮、锉刀、锯条、油漆、辛那水都没有。由于环境封锁，连采购都找不到地亢飞机修好后要用马车拉到东安机场试飞。尽管条件艰苦，航校党委采取了一系列团结和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的方针，加之班子带头人薛少卿以身作则、作风深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讲求实际、踏实苦干，深得同志们认可，他像“粘合剂”一样，弥合了班子和学校的团结裂痕，使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大大提高，为常乾坤、王弼两位专家全身心投入教学训练创造了良好条件。 无情风雨备受摧残
薛少卿是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对基层官兵的疾苦十分理解。在空军工程部部长任职期间，他看到机务人员日日夜夜在飞机旁工作，有时为了排除故障，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冬季呵气成冰，夏季热浪蒸人，机务人员常常要脱掉工作服钻入飞机狭窄的进气道和发动机尾喷管内检修排故。在空军机务工作会议上，针对基层反映的一些认为领导对机务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关心不够的问题，薛少卿在会议简报的形式上向空军领导作了汇报，希望这种情况能得到从上而下的改善。如果这些问题当时得到正确处理，必然推动空军建设，然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意见被空军主要领导看成是工程机务干部普遍的“闹独立、闹特殊、闹待遇，想坐第二把交椅”，受到严厉批评。并把此与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结合起来，对薛少卿进行了5次大范围的批判，最后给他定性为“政治上、组织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在两年半的漫长批判过程中，尽管承受很大压力，但薛少卿不唯上、不气馁，严格要求自己，一如既往做好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和坚持原则的品格。
“文革”开始后，正值薛少卿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当院长，军队院校被中央列为开展“四大”单位，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接见空军工程学院造反派时煽动说“薛少卿是贺龙120师的组织部长，是贺龙的爪牙”，揭批薛少卿的大字报马上铺天盖地，造反派对他轮番批斗，还抄了他的家，全家被扫地出门。被抄家的那个晚上，薛少卿和小女儿就在锅炉房冰冷的石灰地上挤在一起和衣而睡。在“专政”、“管教”期间，他还常常受到训斥、批斗、侮辱，被戴着高帽子在院内游街示众。有一次，在批斗会上因薛少卿不肯承认“错误”，还被一群造反派殴打，致使11根肋骨断裂，被送医院急救。半个月后，他刚刚出院返回家中，又被一帮造反派揪走。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扭住薛少卿坐“喷气式”，让他低头认罪，儿子想去制止遭到谩骂和殴打：爱人陈岩用身体挡住造反派的拳打脚踢，被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薛少卿在近两年的审查和批斗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始终秉持当年参加革命时的信念，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令人敬佩的风骨。
余晖尽染夕阳红
1969年薛少卿经历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政治“解放”，1970年重新回到空军副司令员领导岗位。“9·13”事件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因与林彪、吴法宪无牵连，薛少卿被周总理指定为空军五人领导小组成员。
1972年为了抓空军装备质量，薛少卿深入420厂对工厂进行全面整顿，调整班子，保证了该厂当年500台发动机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他发现当时军工企业普遍存在产品质量不好，飞机生产不配套，零备件不足问题，马上向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周总理报告了实际情况，引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在他主持的生产型号定型会上，确定了歼8当年生产出厂完成定型，同时继续研制生产全天候飞机、发动机：确定了无线电配套任务、运7的生产定型、轰6发动机研制、轰5飞机试飞的具体实施方案。科研上，要求继续做好短程3000米导弹、霹雳5的研制及导弹3、645型雷达的定型工作，以装备歼5、歼6、歼7飞机。
1975年8月，薛少卿已65岁，为了响应邓小平的“老同志让贤的倡导”，他提出退居二线的申请被批准，成为第一个空军的顾问。粉碎“四人帮”后，他以顾问身份深入空军工厂基层，进行广泛调研，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对院校建设、空军机务工作、飞行安全保障、培养年轻干部等问题都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他还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红二方面军军史的审定上，担任了《贺龙传》、《任弼时传》、《关向应传》的顾问工作，让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传统青史流芳。
薛少卿于1991年10月23日因病逝世，享年81岁。他一生命运多蹇，坎坷沧桑，但却以平凡而富于魅力的人格力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书写了不同的精彩。他为新中国的解放、为人民空军、为航空教育特别是为航空工业的创立、建设和发展的历程，已经书写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开创的缩影。
材料来源：《让昨天告诉今天》——记薛少卿将军与陈岩女士，陈兴良 薛晓辉著，航空工业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与党的事业共成长
1910年11月16日，薛少卿出生在湖北省监利县尺八镇薛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的农民，虽有三四亩地、四间草房，但遇上灾荒年全家还是食不果腹，靠借贷度日。薛少卿从懂事起，就随父母、哥哥、姐姐下地干活。他秉性聪明，刻苦好学，勤劳懂事，深得家人疼爱。父母都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使家里过上好日子，于是家里人节衣缩食供他去念私塾，两年下来他已经能读书写字了。
可是好景不长，12岁那年，父母双双因病撒手人寰，大哥为了还债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土地，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薛少卿沦为地主的小长工，年幼就承担起了成年人同样强度的劳动。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薛少卿过早地尝到了世间的冷暖炎凉，在逆境中形成了好学、多思、坚韧、自强的性格。
薛少卿十七八岁的时候，受到湖北农民黄麻起义和鄂南暴动的影响，阶级反抗的意识日益加深。1929年，贺龙在监利县洪湖地区组成了湘鄂西红军队伍，在大哥的鼓励下，薛少卿投身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解放劳苦大众的武装革命之路，当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31年3月，在地方进行革命工作的薛少卿，为了支援红军，在区委授意下，带领一部分农民参加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二方面军红三军九师，步入军旅生涯。
1932年中央苏区“富田事变”开始后，在左倾路线领导的组织下，湘鄂西苏区也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由于薛少卿在地方政权当过乡团支书，又带领群众参军，被诬为投机钻进红军队伍，受到严刑逼供信，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打入自己人的监狱，几近处死，最终在贺龙、关向应的过问下，他才获得平反。
1935年11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会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踏上长征之路，薛少卿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他率部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措物资经费，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做出贡献。在路过横断山脉和川藏高原时，他们翻越四五座雪山，数百名战友牺牲在山上。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汇合后，又爬过荒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的水草地，没有吃的喝的，就吃皮带、喝马尿。因为饥寒交迫，薛少卿已瘦得皮包骨头。终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于1936年以比红一方面军晚一年的时间到达陕北完成长征。
在抗日烽火中，薛少卿先是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武装动员科科长、民运部部长，开辟了以兴县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他又调任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代理政治部主任。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与红军时期“肃反运动”的“被整”不同，他是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整风和审干具体工作的，面对“抢救运动”愈演愈烈的被冤屈同志，引发了他当年肃反时自己遭遇的很多思索。所以在甄别错案过程中，薛少卿在贺龙领导下，120师纠正“抢救运动”错误行动迅速，甄别工作做得比较彻底，保护了大批干部。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才干，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表扬。创办东北航校的“粘合剂”
1944年，薛少卿与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宁波籍知识女青年、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的陈岩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抗战胜利后，一家人随晋绥干部奔赴东北工作。1 947年夏，身为嫩江省委组织部长的薛少卿调任刚刚组建的、我军培养空军人才的东北航校担任航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党委书记。交代任务时，他的老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秘书长高岗介绍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非常重视航校工作，现在对办航校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将来办空军就指望这些人了。但是目前常乾坤副校长和王弼副政委一开会就吵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他们是苏联留学生，参加革命早，资格老。对他们你可要尊重，那是党的宝贝，选你去就是解决团结问题，用红军的传统把学校带出来，为将来建立空军创造条件。
薛少卿到达东北边陲小城东安（今密山市）航校驻地后，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航校中有一批当年在新疆我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军指战员中培养出来航空干部，还有延安原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国民党航校和起义过来的人，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韩籍的业务技术留用人员。经过调研和比较，他对解决航校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
关于常乾坤和王弼的矛盾，薛少卿认为他俩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受党培养在俄罗斯学习工作长达十二年，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已融入到俄罗斯文化之中，说话一着急就不自觉地讲上俄语。虽然工作中常常挣得面红耳赤，但其实是一种俄罗斯民族文化习惯，他俩互相批评，从来都光明磊落，没有个人恩怨。他们回国时间不长，对党内斗争和中国革命艰辛历程了解较少，且一直在首脑机关工作，处理问题比较简单和局限，是很正常的，在工作上应给他们以充分的理解。对于40多名当年成建制的选拔和培养的身经百战的红军出身的航空人才，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航校依靠的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应把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放在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起义人员和日韩籍留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上。
航校初创，学校航空器材十分匮乏，大部分飞机是被击落的日本飞机，学校基本上是靠“修理破烂航材保证飞行”。飞机补丁打补丁，有的甚至没有风挡玻璃，发动机滑油管到处漏油：一些机轮被老百姓装在马车上搞运输，航校不得不循着车辙追回那些机轮。由于机轮数量少，常常几架飞机共用一对机轮和一副螺旋桨：飞机起飞前人们排队给轮胎打气，排队摇螺旋桨起动发动机：没有汽油就用甲醇代替，没有初教机就直接飞高教机：修理厂车间用铁炉取暖，到处冒烟，呛得人喘不上气来保障维修工作的必要器材非常缺乏，连蒙布、铝皮、锉刀、锯条、油漆、辛那水都没有。由于环境封锁，连采购都找不到地亢飞机修好后要用马车拉到东安机场试飞。尽管条件艰苦，航校党委采取了一系列团结和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的方针，加之班子带头人薛少卿以身作则、作风深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讲求实际、踏实苦干，深得同志们认可，他像“粘合剂”一样，弥合了班子和学校的团结裂痕，使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大大提高，为常乾坤、王弼两位专家全身心投入教学训练创造了良好条件。 无情风雨备受摧残
薛少卿是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对基层官兵的疾苦十分理解。在空军工程部部长任职期间，他看到机务人员日日夜夜在飞机旁工作，有时为了排除故障，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冬季呵气成冰，夏季热浪蒸人，机务人员常常要脱掉工作服钻入飞机狭窄的进气道和发动机尾喷管内检修排故。在空军机务工作会议上，针对基层反映的一些认为领导对机务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关心不够的问题，薛少卿在会议简报的形式上向空军领导作了汇报，希望这种情况能得到从上而下的改善。如果这些问题当时得到正确处理，必然推动空军建设，然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意见被空军主要领导看成是工程机务干部普遍的“闹独立、闹特殊、闹待遇，想坐第二把交椅”，受到严厉批评。并把此与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结合起来，对薛少卿进行了5次大范围的批判，最后给他定性为“政治上、组织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在两年半的漫长批判过程中，尽管承受很大压力，但薛少卿不唯上、不气馁，严格要求自己，一如既往做好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和坚持原则的品格。
“文革”开始后，正值薛少卿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当院长，军队院校被中央列为开展“四大”单位，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接见空军工程学院造反派时煽动说“薛少卿是贺龙120师的组织部长，是贺龙的爪牙”，揭批薛少卿的大字报马上铺天盖地，造反派对他轮番批斗，还抄了他的家，全家被扫地出门。被抄家的那个晚上，薛少卿和小女儿就在锅炉房冰冷的石灰地上挤在一起和衣而睡。在“专政”、“管教”期间，他还常常受到训斥、批斗、侮辱，被戴着高帽子在院内游街示众。有一次，在批斗会上因薛少卿不肯承认“错误”，还被一群造反派殴打，致使11根肋骨断裂，被送医院急救。半个月后，他刚刚出院返回家中，又被一帮造反派揪走。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扭住薛少卿坐“喷气式”，让他低头认罪，儿子想去制止遭到谩骂和殴打：爱人陈岩用身体挡住造反派的拳打脚踢，被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薛少卿在近两年的审查和批斗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始终秉持当年参加革命时的信念，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令人敬佩的风骨。
余晖尽染夕阳红
1969年薛少卿经历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政治“解放”，1970年重新回到空军副司令员领导岗位。“9·13”事件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因与林彪、吴法宪无牵连，薛少卿被周总理指定为空军五人领导小组成员。
1972年为了抓空军装备质量，薛少卿深入420厂对工厂进行全面整顿，调整班子，保证了该厂当年500台发动机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他发现当时军工企业普遍存在产品质量不好，飞机生产不配套，零备件不足问题，马上向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周总理报告了实际情况，引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在他主持的生产型号定型会上，确定了歼8当年生产出厂完成定型，同时继续研制生产全天候飞机、发动机：确定了无线电配套任务、运7的生产定型、轰6发动机研制、轰5飞机试飞的具体实施方案。科研上，要求继续做好短程3000米导弹、霹雳5的研制及导弹3、645型雷达的定型工作，以装备歼5、歼6、歼7飞机。
1975年8月，薛少卿已65岁，为了响应邓小平的“老同志让贤的倡导”，他提出退居二线的申请被批准，成为第一个空军的顾问。粉碎“四人帮”后，他以顾问身份深入空军工厂基层，进行广泛调研，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对院校建设、空军机务工作、飞行安全保障、培养年轻干部等问题都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他还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红二方面军军史的审定上，担任了《贺龙传》、《任弼时传》、《关向应传》的顾问工作，让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传统青史流芳。
薛少卿于1991年10月23日因病逝世，享年81岁。他一生命运多蹇，坎坷沧桑，但却以平凡而富于魅力的人格力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书写了不同的精彩。他为新中国的解放、为人民空军、为航空教育特别是为航空工业的创立、建设和发展的历程，已经书写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开创的缩影。
材料来源：《让昨天告诉今天》——记薛少卿将军与陈岩女士，陈兴良 薛晓辉著，航空工业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