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说：“流亡是我的美学”，木心借此叹道：“美学是我的流亡。”漫漫艺术之路，何尝不是一条流亡之途？
　　中国有一条梅岭古驿道，蜿蜒曲折的古道逶迤蛇行，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一块块历经千年步履磨砺的石板，在炽白的阳光下，泛着幽幽的青光。这原先是一条为了发展经济而开通的古道，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条古驿道上，除了活跃着大批商贾的身影之外，还走来了一个个被贬岭南的文人。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苏轼、陆凯、宋之问、刘长卿、苏轼、朱熹、汤显祖等人。他们大多因官场失势，被朝廷贬往岭南任职而路过梅岭古道。到了梅岭古道，他们往往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情不自禁，舞文弄墨，留下诗文来，艺术就这样产生于流亡。
　　流亡之途是一条成长、升华、顿悟之途。我要提的正是那位“中国人听了总是亲切一笑的”苏东坡。苏东坡的生命轨迹其实是一条希望与失望往复、热切与凄冷交叠，轩冕与布衣轮番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这循环的曲径中不乏无休止的流亡，他自己曾说：“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每一次流亡放逐的背后，都是苏轼思想的一次飞跃。他也曾在被贬后感慨“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净过眼能须臾？”失望一次次冲击他的希望，怀疑、不安随之而生。但是善与天地对话的苏东坡，徜徉山水的苏东坡，渐渐悟出人生的真谛。他在《定风波》里写道：“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乡。”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但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他都会积极地去思考人生。流亡中的苏东坡似草芥，但又不是，他像一块被遗弃的石头，听蝉噪蛙鸣、风声鸟声，也看日月轮转，人事纷纷。就像被女娲遗弃的那块顽石一样，阅尽人间沧桑，却又依然爱着这个世界。他从名满京城、人人皆识到流亡乡野、无人问津，面对这样的巨变，他却说：“自喜渐为人不识”，这样的话语如清风拂面，自然悠然。最为可喜的是，苏轼在这流亡之路上不仅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升华，还留下了很多灿若星辰的诗词，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启迪了一代代的后人，而这些都是流亡给他的。
　　萨义德在《流亡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中谈到“流亡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史。”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更有生气。说白了，流亡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放逐，是一次追求自由的过程，但同时，正是这种四海为家颠沛失所的状态，使得艺术工作者获得了处于边缘的不被周遭所容的孤独与自由，也使其保持思想的活力与张力。甚至可以说，流亡之途是一位优秀艺术者的必修课，懈怠不得，亦退缩不得。
　　流亡之途还是一条叛逆、反抗、战斗之路。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并奉拜伦为摩罗诗派的宗主。摩罗相当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撒旦，是佛教中的恶魔，而摩罗精神的实质是反抗、是战斗。拜伦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以四海为家。在意大利，他参与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在希腊，他变卖资产，亲赴战场，为希腊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拜伦那种“欲自强而抗强”的精神在他塑造的该隐、唐璜等人身上都有极大的体现。正是这种“有我所不愿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愿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的摩罗精神、反抗精神为鲁迅所看重。“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鲁迅争的、抗的、叛的正是那个愚昧又充斥着奴性的社会。鲁迅希望借拜伦的一把火，烧掉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东西，从而唤醒在铁屋子里沉睡好久的国人。拜伦在他的流亡之途，渐渐找到了自己，正如他在《普罗米修斯》中高呼：“他骄傲，他敢于反抗到底，他会把死亡变成胜利”。所以，后人读拜伦的作品，常常觉得心里有一团热情的火在燃烧。
　　流亡之途意味着寻觅、求索与孤独。再来说说木心，他曾被人们被称为“流亡纽约的贵族”。出身世家的木心，本可安心生活读书，但他却一直苦苦地追寻，像修道士一样“甘愿为艺术占有”，他总说“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我要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于是，木心这一生就一直在艺术中流亡。文革中的他被关押18个月，折断了几根手指，但他依然写诗、写散文、作画，要不就画上黑白琴键，想象着弹出莫扎特和巴赫。他说“白天我是一个奴隶，晚上我是一个王子”。文革之后的木心，生活安定，但他自费留学纽约，清贫的日子里，有艺术为伴，灵魂才得以安放。他心思空明，一辈子在艺术中流亡，疯狂而痴迷，孤独却又高贵。
　　流亡的路上，有风有雨，有歌有哭，伴随流亡而产生的不仅有动人的故事，还有不朽的艺术，人间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