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联储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QE3），与之前两次操作的最大不同在于，此次伯南克并非被迫采取行动以减少“尾端风险”，而是决意将失业率（或名义GDP）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全力支持美国经济复苏。
　　如果将运用政策调整以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比作安全行车，以前的QE1和QE2都是为了防止汽车急剧失速时可能出现侧翻而猛踩油门，这一次的重点则是，驾驶员决意要把脚踩在油门上，车子不加速到目标水平就不把脚挪开。
　　一国央行明确地以就业作为政策目标，实际上是隐含接纳了就业和经济复苏/通胀之间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滞胀蔓延以后，理论界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质疑大于支持。人们一般相信，就业状况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正相关的，如果经济增速回升，则势必推动更多企业扩大产能、增加雇工。
　　但就业往往滞后于增速回升，即使经济已走出衰退，企业的信心仍然较弱，对就业的推动不足，比如美国经历的“无就业复苏”。同样，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如果企业预期调整缓慢，就业状况也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剧烈恶化。
　　中国今年经济增速下行，但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较弱，主要是因为就业状况良好。虽然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但企业裁员现象并不普遍，尚未出现大规模民工返乡潮。这就意味着，在看到投资和出口下行造成的总需求减弱后，经济学家们据此预测的失业率上升，进而政府进行更强有力的调控的情况并未成为现实。甚至可以说，市场中对就业形势的错判，直接导致了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政策调整的预测失误。
　　预测就业形势很难做到精准，今年比往年更加困难，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现有就业数据提供的可用信息仍然较少，失业率数据迟迟未出。一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局限性都比较大，存在着涵盖范围有限（不包括农村户口的广大民工）、失业登记不完整等缺陷。而最近八个季度以来，该数据稳定在4。1%的水平，而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从过热到增速放缓，很难令人相信失业状况没有发生变化。
　　几年前，国家统计局就已经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失业率调查。与登记失业率相比，调查失业率的涵盖范围更广，准确度也应更高，应该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官方并未如期在2011年将此项数据公布，而目前的就业状况判断只能依靠公司层面调研和总结媒体报道。
　　其次，不少企業虽然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裁员渡过难关，却担心重蹈2009年的覆辙，一旦裁员，那么等到经济形势扭转的时候将很难重新招人。为了避免三年前招工难的状况重演，今年企业利润率下降之时，企业纷纷选择用休假、减少加班等措施降低成本、避免裁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不同行业、地区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掩盖了周期性的就业压力。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短缺仍未得到缓解，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餐饮、家庭服务员等进入障碍较低的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工资快速上涨，招工难的状况仍在延续。
　　从地区分布看，自工业向中西部转移以来，生产制造业对技术工人、市场营销、销售等专业人员的需求上升很快，内陆地区也出现了一定的劳动力短缺，市场对生产制造业用工缓降的敏感程度自然比较低。
　　有些学者解释，中国人口增速正在放缓，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和到达刘易斯拐点造成了最近这些变化。但是这样的说法恐怕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力人口增速虽然在下降，但其变化应该是非常缓慢的。第二，我国人口与工业分布一直不均衡，在一些沿海地区多年前就出现了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迹象，而其后都是靠中西部各省的农民工来补充其劳动力供给。而目前，即使中西部人口大省仍有外输劳动力，劳动力的短缺仍四处可见。
　　我们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开始于2008年危机之后，当时中国经济开始从外需驱动向内需推动调整。自2009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外需转向内需，这既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影响下外需疲软的被动选择，也是加快城镇化、开发中西部政策引导的必然结果。
　　最近出现了一些宏观数据部分好转迹象，上半年采取的稳增长措施开始发力，经济增长正在企稳并可能回暖。如果外需加速可以延续，总需求强度在四季度会略有提高，春节后民工返城期间将不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政府将很难作出加大政策逆周期调整的决定。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