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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安排呢？当你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从外交角度来看，要学会去斡旋，学会同NGO打交道，学会处理像人权、宗教自由保护、少数群体保护这样一些议题——这些恰恰是我们过去举国体制或者说威权主义国家的短板所在。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正以生机勃勃的势头进入全球视野。同时，中国财富伴随劳工、商人、游人流向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已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社会。
南海问题、非洲新殖民主义争端、人民币汇率、全球碳减排等等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议题显示出，中国需要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与责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如何在全球事务中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如何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如何均衡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王逸舟在他的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从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中提取出多个案例，回击有关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所发挥作用的各种质疑。作为资深的外交学者，他鼓励中国的外交官用更具想象力的方式“创造性介入”全球治理。
针对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就中国的利益与责任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王逸舟教授认为，引导国际变化朝积极方向演进，既保障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也促进国际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创造性介入”的本质。
中国外交跃上新高地
中国财富：你9月出版的新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提出，中国外交转型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中国外交已然跃上新高地，如何理解这块“新高地”？
王逸舟：过去的中国，即30年前，6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洼地的状态下的——那时的中国是比较贫困的。
100年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60年前，毛泽东解决了政治独立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贫困问题；30年前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求民主、富裕、自由、人权的道路，中国由洼地慢慢走上半山腰，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大的全球性国家。中国不只要担心本国的利益，还要负起全球责任，为全球人类谋福利。
高地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中国从孤立大国变成地区性强国再变成全球性大国的同时，面临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洼地的任务，最早是政治独立，经济富足。高地上的任务，则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进步，来引导人类的进步，通过积极的作为，在保证国内和海外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和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于高地，我还有一些隐约的担忧——高处不胜寒，越往高处走问题越多，甚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当，爬得越高摔得越狠，被攻击指责的目标就越大。
中国财富：中国不只要担心本国的利益，还要负起全球责任，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
王逸舟：一方面是中国自己在变，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态，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金融危机等等，我的看法是，世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化进程在高歌猛进一段时间之后，面临一个调整和改造的新时期，各种行为体，不管发达不发达，不管国家非国家，都发生了自己的不适应，都得面对新的调整，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公众甚至领导人都没有完全想清楚怎么去评估、看待，到现在争论还十分激烈。
在我上一本书《中国外交新高地》之后，我在想中国要怎么做。
过去中国的利益还很小，没有多少经济能量，和世界的接触点并不多。但是现在，中国和世界息息相关——我们的能源越来越多地取自外部世界，我们的船队、钻井队、劳工、商人都在大量地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作为。如果这种作为既能让自己受益，也能让外部感受到你是负责任的，你的成长进步是福音而不是祸音。
希望中国加大作为力度，放弃过去孤立自己的姿态；同时也要谦虚谨慎，这个要坚持很长时间。创造性介入更鼓励的是，用一种创造性的办法、建设性的姿态去作为，提供我们的公共产品。
全球性公共产品缺失
中国财富：什么是公共产品？中国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切入点在哪里？
王逸舟：举个例子，比如美国人创造联合国就是最典型的。
虽然说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联合国创立之初，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美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国际安排还是超级大国缔造的。
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曾经有过海上制度的安排、英语世界的法律安排等，提供了很多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宪政、工业化的模式，这在18-19世纪是引风气之先的。
接下来，美国提供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人推动的国际贸易制度、国际政治制度，这些则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的进步。
中国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安排呢？当你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从外交角度来看，要学会去斡旋，学会同NGO打交道，学会处理像人权、宗教自由保护、少数群体保护这样一些议题——这些恰恰是我们过去举国体制或者说威权主义国家的短板所在，现在还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
实际上，未来中国如何在国际上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还需要去塑造、设计、创造性想象的东西。外交人自己需要学习、适应、提高，另外我们要鼓励他们去创造、提高，创造一种制度性的环境。
中国财富：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现状怎样？
王逸舟：公共产品有很多缺失！我们整个外援还是处在商务部的框架下，由商务部的思维主导。商务部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据市场原则等价交换，这时候就往往缺少战略眼光，缺少超出商务范畴的考量，可能更多考虑对外的投入产出比。像维和、对外医疗队，他们起的作用不是钱能够计算的。
举个例子，比如团中央发起的青年志愿者赴非项目，这是很好的一个设计，也是中国提供的很好的一个全球公共产品，让中国的青年人去最贫困地区贡献力量。报名的人很多，但是，能去的人很少，因为团中央得到的经费很少，一年就只能去几十个人。我问过团中央的一位领导，他说没办法，只有这么多钱，虽然报了很多人，但能去的人少。
这就是商务援外的缺失。
而这笔钱，像美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肯尼迪政府曾经大规模地推出一个和平队计划，美国不仅在海外大兴军事基地，不仅向全球提供各种军事、经济援助，而且也让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到外国去教英语，宣传美国价值观，帮助人们做一些实事，比如管理技巧、农业示范、医生。这个和平队恰恰是软实力，是一个真正大国的魅力之所在。
而中国这方面的软实力还是不够的，即使我们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
比如政府推进孔子学院的建设，其实其中有很多资源浪费，而且说实话效率并不高。
再比如我们的青年志愿者，跟别国的青年志愿者很不一样。国外志愿者完全依靠自己去筹资，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设计地去做公益，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当地，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了，和原来的国家似乎关系不大。而我们的年轻人出去，很多还是国家“包养”、家长喂大的那种：特定的两三个月时间，给你买好机票，安排好住宿，到哪个地方上课，赶紧回来，安全、生活都很担心。孩子回国，就像镀金了，猎奇了，多少人能把自己融入到最贫困的地区？！有些外国青年志愿者为了儿童、伤残者，或者稀缺物种，长年累月地扎根当地去做这些事，并且不依靠国家政府，做的事情也很细致。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有很多不适应，有国家体制的不适应，也有志愿者自身的不适应。
中国财富：你可有更多的实例分析？
王逸舟：再举个例子，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提供维和部队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我们的维和部队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守纪律，不喝酒，在当地干活很多是工兵部队，特别能吃苦——中国的工兵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兵部队。
但是，当各国媒体去了解他们的心中世界时，他们就以纪律和“无可奉告”拒绝了！
实际上他们也不会说，不知道说什么！一方面外语能力比较差，另一方面，他们走出去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任务，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人生价值可能就是回来立功提干。而法国、西班牙指挥官，并没有我们的部队这么吃苦能干活，但是他们在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维和部队为世界和平、贫困地区带来了什么什么”。中国的维和部队来干活，外国的指挥官来宣传——我们没有话语权！
看上去我们做得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不会说，外语、国际法、国际公关的训练，都不行，所以显得比较简单。维和部队训练基地的课程太多的是技能训练，但是这种软知识的训练很少。
我们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总体上数量不多，商务部援外的数字也是保密的，很多时候公众并不了解我们每年到底有多大比例用于援外，研究者也很难发现！援外的情况，我觉得完全可以定期公布，让公众知道我们为世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占了多大财政份额，什么时候向哪个国家投放了什么项目——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我觉得这不合适，而且总的外援份额还是偏小。联合国规定外援可占GDP的百分之零点七，我们可以对自己要求再低一点，但不能说是千分之零点七甚至连这个数字都不到。
我觉得未来可以增加外援的投入，包括增加在联合国的会费，增加全球维和兵员，增加青年志愿者，增加全球方案、决议、公约。
像姚明一样强大而亲和
中国财富：增加外援的投入考虑到民意，中国对外援助往往面临国内民众的质疑，在国内需求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大量援助国外，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订单外交，常常引发民众的不满。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一定是以国内的变革、生机勃勃的国内状态为前提的。假设国内充满对抗、冲突、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对立，创造性介入是做不好的。中国国内的变革发展和她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是成正比的，中国内部的发展是中国在外部世界发挥作用的前提——打铁先要本身硬。
就像姚明，他是一个强大而有亲和力、学习能力、不断自我改进的巨人。
有人说，我们自己还有下岗工人，还有贫困地区，凭什么拿那么多东西去援助？我有两点回应。
第一，确实对外援助不可能是竭泽而渔，“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世界革命的兄弟感到中国对他们的推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当然要不得。援助一定是量力而行的。
第二，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如北欧、加拿大等外援做得比较多且有效的国家，他们也有下岗、失业、贫富差距，国内都面临改善生活的局面，但这些国家的国民整体而言，国际意识比较强，他们意识到对外援助并非可有可无的，外部发展也是自身的一部分，邻居不安全了，你自己也不能有真正的安全。在利益上讲，他们把国际社会的安全、发展和脱贫看成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看成是国民义务的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提供特别多的外援；另一方面，中国要有意识地扩大外援投入比例。
其实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外交上的创造性介入指的是用心去作为，有一些制度性障碍的突破。比如说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她在担任驻英国大使等重要职位时，最重要的创造性在于，她改变了中国过去外交上的一个短板。我们的传统把外交看成国家政府对政府的大事情，与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企业的关系则可有可无。傅莹大胆地突破了这些传统的束缚，大大拓展了想象，启示大家，原来外交可以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NGO作为，改变了原来比较笨拙、粗暴的外交处理方式。
中国财富：你上一本书提到，真正强大的中国应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同时，又应该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善于解决和舒缓矛盾的大国。刚才讲的也是内政和外交的平衡？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变革中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的一种积极姿态，而现在外部看到的中国只顾赚钱、民众被捆缚、国家看似庞大因而担心中国就像担心一个怪兽一样！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为世界做贡献的国家，中国在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带动世界稳定、和平、繁荣、进步。
另外，创造性介入要求有好的国内基础，不断变革的节奏，国内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不断进步，国家有一个自我鞭策、改造、主动适应时代挑战和变化的意识。中国自身的进步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积极作为的前提。
我们的体制、观念、做法都需要认真的评估、反思、调整和完善，没有这样一种反省意识，可能会面临很糟糕的局面：一方面视而不见国内存在的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外面加大港口吞吐量，获取矿物、股份，然后在外交、军事上继续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让人觉得一个霸权国家来了！这个霸权国家内部事务的紧张就会变成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动力。历史上很多大国就是如此，伴随着一系列国际体系的碰撞、战争、动荡。
中国的发展是对国强地霸这种逻辑的否定。中国的发展一定是世界之福，而不是祸！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用一种开放、积极、正面的变革去迎接挑战、质疑。
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需要忧患意识，包括改造、革新的意识。
中国财富：《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写给外交官看的。
王逸舟：我的初衷是这样，但我希望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等处在位高权重位置的这些人们，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思考怎么去更好地作为。
我对中国的发展持49%的乐观和51%的悲观，因为中国现存的问题很严重，麻烦和矛盾很多，粉饰太平的人也很多，我心里的焦虑比这本书表达的还要多！
王逸舟
1957年生于武汉市，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正以生机勃勃的势头进入全球视野。同时，中国财富伴随劳工、商人、游人流向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已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社会。
南海问题、非洲新殖民主义争端、人民币汇率、全球碳减排等等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议题显示出，中国需要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与责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如何在全球事务中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如何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如何均衡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王逸舟在他的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从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中提取出多个案例，回击有关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所发挥作用的各种质疑。作为资深的外交学者，他鼓励中国的外交官用更具想象力的方式“创造性介入”全球治理。
针对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就中国的利益与责任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王逸舟教授认为，引导国际变化朝积极方向演进，既保障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也促进国际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创造性介入”的本质。
中国外交跃上新高地
中国财富：你9月出版的新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提出，中国外交转型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中国外交已然跃上新高地，如何理解这块“新高地”？
王逸舟：过去的中国，即30年前，6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洼地的状态下的——那时的中国是比较贫困的。
100年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60年前，毛泽东解决了政治独立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贫困问题；30年前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求民主、富裕、自由、人权的道路，中国由洼地慢慢走上半山腰，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大的全球性国家。中国不只要担心本国的利益，还要负起全球责任，为全球人类谋福利。
高地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中国从孤立大国变成地区性强国再变成全球性大国的同时，面临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洼地的任务，最早是政治独立，经济富足。高地上的任务，则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进步，来引导人类的进步，通过积极的作为，在保证国内和海外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和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于高地，我还有一些隐约的担忧——高处不胜寒，越往高处走问题越多，甚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当，爬得越高摔得越狠，被攻击指责的目标就越大。
中国财富：中国不只要担心本国的利益，还要负起全球责任，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
王逸舟：一方面是中国自己在变，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态，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金融危机等等，我的看法是，世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化进程在高歌猛进一段时间之后，面临一个调整和改造的新时期，各种行为体，不管发达不发达，不管国家非国家，都发生了自己的不适应，都得面对新的调整，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公众甚至领导人都没有完全想清楚怎么去评估、看待，到现在争论还十分激烈。
在我上一本书《中国外交新高地》之后，我在想中国要怎么做。
过去中国的利益还很小，没有多少经济能量，和世界的接触点并不多。但是现在，中国和世界息息相关——我们的能源越来越多地取自外部世界，我们的船队、钻井队、劳工、商人都在大量地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作为。如果这种作为既能让自己受益，也能让外部感受到你是负责任的，你的成长进步是福音而不是祸音。
希望中国加大作为力度，放弃过去孤立自己的姿态；同时也要谦虚谨慎，这个要坚持很长时间。创造性介入更鼓励的是，用一种创造性的办法、建设性的姿态去作为，提供我们的公共产品。
全球性公共产品缺失
中国财富：什么是公共产品？中国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切入点在哪里？
王逸舟：举个例子，比如美国人创造联合国就是最典型的。
虽然说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联合国创立之初，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美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国际安排还是超级大国缔造的。
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曾经有过海上制度的安排、英语世界的法律安排等，提供了很多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宪政、工业化的模式，这在18-19世纪是引风气之先的。
接下来，美国提供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人推动的国际贸易制度、国际政治制度，这些则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的进步。
中国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安排呢？当你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从外交角度来看，要学会去斡旋，学会同NGO打交道，学会处理像人权、宗教自由保护、少数群体保护这样一些议题——这些恰恰是我们过去举国体制或者说威权主义国家的短板所在，现在还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
实际上，未来中国如何在国际上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还需要去塑造、设计、创造性想象的东西。外交人自己需要学习、适应、提高，另外我们要鼓励他们去创造、提高，创造一种制度性的环境。
中国财富：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现状怎样？
王逸舟：公共产品有很多缺失！我们整个外援还是处在商务部的框架下，由商务部的思维主导。商务部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据市场原则等价交换，这时候就往往缺少战略眼光，缺少超出商务范畴的考量，可能更多考虑对外的投入产出比。像维和、对外医疗队，他们起的作用不是钱能够计算的。
举个例子，比如团中央发起的青年志愿者赴非项目，这是很好的一个设计，也是中国提供的很好的一个全球公共产品，让中国的青年人去最贫困地区贡献力量。报名的人很多，但是，能去的人很少，因为团中央得到的经费很少，一年就只能去几十个人。我问过团中央的一位领导，他说没办法，只有这么多钱，虽然报了很多人，但能去的人少。
这就是商务援外的缺失。
而这笔钱，像美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肯尼迪政府曾经大规模地推出一个和平队计划，美国不仅在海外大兴军事基地，不仅向全球提供各种军事、经济援助，而且也让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到外国去教英语，宣传美国价值观，帮助人们做一些实事，比如管理技巧、农业示范、医生。这个和平队恰恰是软实力，是一个真正大国的魅力之所在。
而中国这方面的软实力还是不够的，即使我们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
比如政府推进孔子学院的建设，其实其中有很多资源浪费，而且说实话效率并不高。
再比如我们的青年志愿者，跟别国的青年志愿者很不一样。国外志愿者完全依靠自己去筹资，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设计地去做公益，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当地，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了，和原来的国家似乎关系不大。而我们的年轻人出去，很多还是国家“包养”、家长喂大的那种：特定的两三个月时间，给你买好机票，安排好住宿，到哪个地方上课，赶紧回来，安全、生活都很担心。孩子回国，就像镀金了，猎奇了，多少人能把自己融入到最贫困的地区？！有些外国青年志愿者为了儿童、伤残者，或者稀缺物种，长年累月地扎根当地去做这些事，并且不依靠国家政府，做的事情也很细致。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有很多不适应，有国家体制的不适应，也有志愿者自身的不适应。
中国财富：你可有更多的实例分析？
王逸舟：再举个例子，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提供维和部队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我们的维和部队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守纪律，不喝酒，在当地干活很多是工兵部队，特别能吃苦——中国的工兵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兵部队。
但是，当各国媒体去了解他们的心中世界时，他们就以纪律和“无可奉告”拒绝了！
实际上他们也不会说，不知道说什么！一方面外语能力比较差，另一方面，他们走出去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任务，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人生价值可能就是回来立功提干。而法国、西班牙指挥官，并没有我们的部队这么吃苦能干活，但是他们在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维和部队为世界和平、贫困地区带来了什么什么”。中国的维和部队来干活，外国的指挥官来宣传——我们没有话语权！
看上去我们做得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不会说，外语、国际法、国际公关的训练，都不行，所以显得比较简单。维和部队训练基地的课程太多的是技能训练，但是这种软知识的训练很少。
我们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总体上数量不多，商务部援外的数字也是保密的，很多时候公众并不了解我们每年到底有多大比例用于援外，研究者也很难发现！援外的情况，我觉得完全可以定期公布，让公众知道我们为世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占了多大财政份额，什么时候向哪个国家投放了什么项目——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我觉得这不合适，而且总的外援份额还是偏小。联合国规定外援可占GDP的百分之零点七，我们可以对自己要求再低一点，但不能说是千分之零点七甚至连这个数字都不到。
我觉得未来可以增加外援的投入，包括增加在联合国的会费，增加全球维和兵员，增加青年志愿者，增加全球方案、决议、公约。
像姚明一样强大而亲和
中国财富：增加外援的投入考虑到民意，中国对外援助往往面临国内民众的质疑，在国内需求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大量援助国外，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订单外交，常常引发民众的不满。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一定是以国内的变革、生机勃勃的国内状态为前提的。假设国内充满对抗、冲突、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对立，创造性介入是做不好的。中国国内的变革发展和她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是成正比的，中国内部的发展是中国在外部世界发挥作用的前提——打铁先要本身硬。
就像姚明，他是一个强大而有亲和力、学习能力、不断自我改进的巨人。
有人说，我们自己还有下岗工人，还有贫困地区，凭什么拿那么多东西去援助？我有两点回应。
第一，确实对外援助不可能是竭泽而渔，“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世界革命的兄弟感到中国对他们的推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当然要不得。援助一定是量力而行的。
第二，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如北欧、加拿大等外援做得比较多且有效的国家，他们也有下岗、失业、贫富差距，国内都面临改善生活的局面，但这些国家的国民整体而言，国际意识比较强，他们意识到对外援助并非可有可无的，外部发展也是自身的一部分，邻居不安全了，你自己也不能有真正的安全。在利益上讲，他们把国际社会的安全、发展和脱贫看成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看成是国民义务的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提供特别多的外援；另一方面，中国要有意识地扩大外援投入比例。
其实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外交上的创造性介入指的是用心去作为，有一些制度性障碍的突破。比如说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她在担任驻英国大使等重要职位时，最重要的创造性在于，她改变了中国过去外交上的一个短板。我们的传统把外交看成国家政府对政府的大事情，与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企业的关系则可有可无。傅莹大胆地突破了这些传统的束缚，大大拓展了想象，启示大家，原来外交可以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NGO作为，改变了原来比较笨拙、粗暴的外交处理方式。
中国财富：你上一本书提到，真正强大的中国应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同时，又应该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善于解决和舒缓矛盾的大国。刚才讲的也是内政和外交的平衡？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变革中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的一种积极姿态，而现在外部看到的中国只顾赚钱、民众被捆缚、国家看似庞大因而担心中国就像担心一个怪兽一样！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为世界做贡献的国家，中国在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带动世界稳定、和平、繁荣、进步。
另外，创造性介入要求有好的国内基础，不断变革的节奏，国内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不断进步，国家有一个自我鞭策、改造、主动适应时代挑战和变化的意识。中国自身的进步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积极作为的前提。
我们的体制、观念、做法都需要认真的评估、反思、调整和完善，没有这样一种反省意识，可能会面临很糟糕的局面：一方面视而不见国内存在的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外面加大港口吞吐量，获取矿物、股份，然后在外交、军事上继续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让人觉得一个霸权国家来了！这个霸权国家内部事务的紧张就会变成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动力。历史上很多大国就是如此，伴随着一系列国际体系的碰撞、战争、动荡。
中国的发展是对国强地霸这种逻辑的否定。中国的发展一定是世界之福，而不是祸！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用一种开放、积极、正面的变革去迎接挑战、质疑。
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需要忧患意识，包括改造、革新的意识。
中国财富：《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写给外交官看的。
王逸舟：我的初衷是这样，但我希望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等处在位高权重位置的这些人们，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思考怎么去更好地作为。
我对中国的发展持49%的乐观和51%的悲观，因为中国现存的问题很严重，麻烦和矛盾很多，粉饰太平的人也很多，我心里的焦虑比这本书表达的还要多！
王逸舟
1957年生于武汉市，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