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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人们忽然发现，在北京西长安街和白云路交汇处的全国总工会大楼的西面，一座新的首都博物馆拔地而起（图1）。
（1）首都博物馆巨大的展厅
这一年的12月16日凌晨，在寒风中，有人很早就赶到这座宏大的建筑门前，等待新首都博物馆开馆的那一刻。
“新首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守候了一夜，他们除了要保证开馆试运行的安全，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试运行首日的第一位观众。
上午9点，新首都博物馆迎来了它开馆首日的第一位观众，这位观众名叫林征，北京林业大学一年级学生。
这一天，72岁的退休职工刘运福，在开馆前就来到“新首博”，与常务副馆长韩永共同等待着与第一位观众见面。
刘运福能获得这样的待遇，是因为在24年前，寄居在北京国子监孔庙的老首都博物馆开馆时，他是买票参观的第一位观众(图2)。
（2）在新首博开馆的首日,这一老一少两个特殊观众共同见证了新首都博物馆开馆的历史性时刻
新首都博物馆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新首博”总面积达63390平方米，馆藏文物总数超过了12万件，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地区出土的。
这个让参观者感到强烈震撼的博物馆绝非凭空而降，假如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1981年首都博物馆老馆的正式开馆也并非是它的源头。
1953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访问前苏联归来，和中央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共同发出倡议，希望参照苏联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一座首都历史和城市建设博物馆。
这年4月，北京市政府召集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建设一个博物馆的动议进行了座谈。吴晗在座谈会上说，建设博物馆是为了明天，这个博物馆和北京没有关系的东西不陈列(图3)。
（3）建设首都博物馆的建议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同
10个月后，1954年春天，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海的天王殿。
1960年，因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筹备处被撤销。
1963年12月，筹备处恢复工作，并定名为“首都博物馆筹备处”。
1969年9月，筹备处再次被撤销。
1981年10月1日，首都博物馆在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之后，终于破壳而出，降生在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现在人们称之为“老首博”。
“新首博”的许多馆员都曾经在“老首博”工作过，那时，他们对生活充满着浪漫的看法。
1983年，孔庙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意味着从此孔庙必须保持它的历史原貌，这样的要求和首都博物馆的发展势必产生尖锐矛盾。
实际上，栖身孔庙的“老首博”能用于展出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米。由于场地和条件所限，许多珍贵文物得不到展示的机会。不仅不能满足博物馆的展陈需求，甚至连文物存放和保护都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为没有专门的文物库房，他们只能把一些碑亭和孔庙里的一些古建筑作为临时库房使用，但这些临时库房根本达到不标准。
在“老首博”的文物库房中，条件最好的就是崇圣寺，最娇贵的字画都存放在那里。
夏天最闷热的时候，早晨9点钟，工作人员就要把字画库里的抽湿机打开。
从1981年开馆的那一天起，“老首博”始终维持着馆庙合一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文物只得分散寄放在北京各区、县文物单位的简陋库房中(图4)。
（4）图组:当年老首博借住在国子监街的孔庙里，许多珍贵文物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
当“老首博”在孔庙里度过它10岁生日时，迎来了新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第二次高潮，涌现出了以陕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博物馆建筑。
“老首博”在困境和尴尬中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价值，1998年，北京市文物局连续向市政府递送了6份请求建设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立项报告。
1997年，43岁的梅宁华出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是首都城市建设的持续高涨和北京文物保护事业不断萎缩的严峻局面。
需不需要尽快建设一座首都博物馆新馆，是梅宁华必须作出的抉择。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包括“老首博”在内的北京文博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梅宁华认为，北京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3000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文脉连续不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价值。无论如何，北京都应该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博物馆。
1998年7月，北京市政府终于批准北京市文物局请求建设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立项报告，决定筹建首都博物馆新馆。
筹建工作随即启动，选址、调研几乎同时开始。
首都博物馆新馆选址方案最初有5个，最后，集中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北京古观象台南侧，因为那里的建筑空间太小而放弃了；另一个是在城市中轴线北端钟鼓楼北面的居民区一带。
梅宁华曾尝试引进房地产商合作开发，但由于面临巨额拆迁补偿费，建筑成本过高，众多的开发商最终畏难而退。
就在选址陷入僵局时，北京市规划局的一个电话打进了梅宁华办公室：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地址定在了北京西长安街与白云路的交汇处，全国总工会大楼的西侧。
1999年春天，首都博物馆新馆选址确定以后，撰写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前期调研工作就成为当务之急。
就在这年3月，韩永从北京石刻博物馆奉调出任首都博物馆第8任馆长。
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加大投资管理的力度，对工程标准的控制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精确。
2000年8月，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首博新馆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历时3天的质询。
那是韩永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场面，审查和质询非常严格，气氛令人窒息。
最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认为，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水平是迄今为止同类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最好的。
在首都博物馆建设可行性报告的编制期间，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协调办公室和建设业主委员会，正值退休当口的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秦德海出任业主委员会主任。
2000年8月16日，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向国内外10家建筑设计单位发出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邀请函。
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确定的新馆建设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以文物为本，为社会服务。
两个月后，陆续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10个设计方案。
经过两轮无记名投票，德国ABB建筑事务所、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3家单位的设计方案入围。
经过业主委员会多方征集意见，初步决定，采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方案，就当评审委员们即将在这份方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永再次提出一定要稳妥再稳妥，不要急于求成。
“新首博”建成后，将成为中国第一街——长安街上又一座标志性建筑，而且投资巨大，不能不让决策者慎之又慎。
就在这时，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安德鲁中标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赞同和反对的观点针锋相对，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
这些都进一步促使人们对“新首博”设计方案采取更加严谨的态度。
当2000年冬天到来时，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公布，第一轮建筑方案征集工作结束，他们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启动第二次方案征集。
人类进入21世纪，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既能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脉搏相呼应，又能与古都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地位相映衬呢？
有关人士在苦苦寻找答案。
2001年7月，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宣布启动第二轮首都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
这次他们吸取了第一轮方案征集的经验教训，没有广泛撒网，而是根据综合素质的评判，从参加第一轮竞标单位中选出4家，向他们发出设计邀请。
就在他们期待这些顶尖设计机构的精彩作品时，一位陌生的女士走进业主委员会的办公室，她叫于蓉，当时法国AREP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
于蓉是从法国大使馆经济参赞那儿得知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始第二轮建筑方案征集活动消息的。她立刻打电话给公司总裁杜迪阳。杜迪阳表示:他们愿意参加设计，如果不能中标，一分钱费用不要。
杜迪阳的公司和同样主动闯入的另一家法国公司被破例同意参加竞标。
杜迪阳和他的合伙人、AREP公司总经理铁凯歌很快飞到北京投入工作。
法国AREP公司是法国国家铁路总公司的设计公司，主要承担法国铁路公司的项目设计，同时也从事城市规划和大型公共建筑设计。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法国人并不陌生，2001年夏天，法国AREP公司正在和中国建筑设计院就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工程设计进行合作。
杜迪阳提议，希望和中国建筑设计院联手参加首都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竞标，中国建筑设计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当参加首都博物馆第二轮招标的单位陆续把作品送来时，业主委员会的人们为自己当初所作的决定感到庆幸。
新的设计方案充分体现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各有自己的风格， 如德国的严谨、实用、朴素；清华大学在设计中融入了众多中国古代建筑元素；而与杜迪阳同时被破例邀请的另一家法国公司则把博物馆设计成为像是装满财宝的一艘巨大沉船。
?就在人们为如何在这么多的优秀方案中做出选择感到为难时， 杜迪阳和他的合作团队最后一个送来的设计方案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评委们认为，杜迪阳的设计方案，圆形的青铜器象征了中国古代文明，既有古都众多建筑的特色、又不失现代建筑的理念，是一个可塑性极大的方案（图5）。
（5）突出象征中国古代文明青铜器的设计方案受到人们的青睐
很快，杜迪阳就接到通知，邀请他前往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阐述他们的方案。
杜迪阳向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和全体评委阐述了他们的设计思想：
这个21世纪的建筑，将大面积采用北京地区古建筑中常用的灰砖和木材元素来表达博物馆的历史性主题。用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和巨大钢架结构来展现现代时尚的风貌；有些夸张的悬挑大屋顶则寓意了传统中国建筑中的飞檐特色；广场的起坡，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烘托博物馆的恢宏气势；独特的下沉式楼层为参观博物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娱乐和休闲的敞开空间。
杜迪阳是在喝酸奶时得到灵感的：圆柱形杯中的液体缓慢地倾斜形成一个斜面，斜面与圆柱体之间构成一个美丽的形态。于是他对第一方案作了灵活的修改：圆形专题展厅向北倾斜，拔地而起并破墙而出，隐喻了中国古代文物出土的奇妙瞬间。
杜迪阳强调，一个城市应该有流露思想的地方，让这个城市的人们因为这座建筑感到骄傲。
馆长韩永有一种预感，杜迪阳应该会赢。
2001年10月，历时400天，首都博物馆新馆设计方案经过两轮征集后尘埃落定，由法国AREP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院提供的设计方案中标（图6）。
（6）具有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最终成为新首都博物馆的建筑蓝图
2001年12月25日，在一个低调的奠基仪式后，挖掘机的第一铲标志着这座新馆建设从蓝图到现实的转折，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工程揭开了序幕。
（1）首都博物馆巨大的展厅
这一年的12月16日凌晨，在寒风中，有人很早就赶到这座宏大的建筑门前，等待新首都博物馆开馆的那一刻。
“新首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守候了一夜，他们除了要保证开馆试运行的安全，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试运行首日的第一位观众。
上午9点，新首都博物馆迎来了它开馆首日的第一位观众，这位观众名叫林征，北京林业大学一年级学生。
这一天，72岁的退休职工刘运福，在开馆前就来到“新首博”，与常务副馆长韩永共同等待着与第一位观众见面。
刘运福能获得这样的待遇，是因为在24年前，寄居在北京国子监孔庙的老首都博物馆开馆时，他是买票参观的第一位观众(图2)。
（2）在新首博开馆的首日,这一老一少两个特殊观众共同见证了新首都博物馆开馆的历史性时刻
新首都博物馆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新首博”总面积达63390平方米，馆藏文物总数超过了12万件，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地区出土的。
这个让参观者感到强烈震撼的博物馆绝非凭空而降，假如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1981年首都博物馆老馆的正式开馆也并非是它的源头。
1953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访问前苏联归来，和中央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共同发出倡议，希望参照苏联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一座首都历史和城市建设博物馆。
这年4月，北京市政府召集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建设一个博物馆的动议进行了座谈。吴晗在座谈会上说，建设博物馆是为了明天，这个博物馆和北京没有关系的东西不陈列(图3)。
（3）建设首都博物馆的建议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同
10个月后，1954年春天，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海的天王殿。
1960年，因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筹备处被撤销。
1963年12月，筹备处恢复工作，并定名为“首都博物馆筹备处”。
1969年9月，筹备处再次被撤销。
1981年10月1日，首都博物馆在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之后，终于破壳而出，降生在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现在人们称之为“老首博”。
“新首博”的许多馆员都曾经在“老首博”工作过，那时，他们对生活充满着浪漫的看法。
1983年，孔庙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意味着从此孔庙必须保持它的历史原貌，这样的要求和首都博物馆的发展势必产生尖锐矛盾。
实际上，栖身孔庙的“老首博”能用于展出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米。由于场地和条件所限，许多珍贵文物得不到展示的机会。不仅不能满足博物馆的展陈需求，甚至连文物存放和保护都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为没有专门的文物库房，他们只能把一些碑亭和孔庙里的一些古建筑作为临时库房使用，但这些临时库房根本达到不标准。
在“老首博”的文物库房中，条件最好的就是崇圣寺，最娇贵的字画都存放在那里。
夏天最闷热的时候，早晨9点钟，工作人员就要把字画库里的抽湿机打开。
从1981年开馆的那一天起，“老首博”始终维持着馆庙合一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文物只得分散寄放在北京各区、县文物单位的简陋库房中(图4)。
（4）图组:当年老首博借住在国子监街的孔庙里，许多珍贵文物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
当“老首博”在孔庙里度过它10岁生日时，迎来了新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第二次高潮，涌现出了以陕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博物馆建筑。
“老首博”在困境和尴尬中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价值，1998年，北京市文物局连续向市政府递送了6份请求建设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立项报告。
1997年，43岁的梅宁华出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是首都城市建设的持续高涨和北京文物保护事业不断萎缩的严峻局面。
需不需要尽快建设一座首都博物馆新馆，是梅宁华必须作出的抉择。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包括“老首博”在内的北京文博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梅宁华认为，北京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3000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文脉连续不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价值。无论如何，北京都应该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博物馆。
1998年7月，北京市政府终于批准北京市文物局请求建设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立项报告，决定筹建首都博物馆新馆。
筹建工作随即启动，选址、调研几乎同时开始。
首都博物馆新馆选址方案最初有5个，最后，集中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北京古观象台南侧，因为那里的建筑空间太小而放弃了；另一个是在城市中轴线北端钟鼓楼北面的居民区一带。
梅宁华曾尝试引进房地产商合作开发，但由于面临巨额拆迁补偿费，建筑成本过高，众多的开发商最终畏难而退。
就在选址陷入僵局时，北京市规划局的一个电话打进了梅宁华办公室：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地址定在了北京西长安街与白云路的交汇处，全国总工会大楼的西侧。
1999年春天，首都博物馆新馆选址确定以后，撰写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前期调研工作就成为当务之急。
就在这年3月，韩永从北京石刻博物馆奉调出任首都博物馆第8任馆长。
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加大投资管理的力度，对工程标准的控制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精确。
2000年8月，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首博新馆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历时3天的质询。
那是韩永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场面，审查和质询非常严格，气氛令人窒息。
最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认为，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水平是迄今为止同类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最好的。
在首都博物馆建设可行性报告的编制期间，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协调办公室和建设业主委员会，正值退休当口的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秦德海出任业主委员会主任。
2000年8月16日，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向国内外10家建筑设计单位发出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邀请函。
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确定的新馆建设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以文物为本，为社会服务。
两个月后，陆续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10个设计方案。
经过两轮无记名投票，德国ABB建筑事务所、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3家单位的设计方案入围。
经过业主委员会多方征集意见，初步决定，采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方案，就当评审委员们即将在这份方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永再次提出一定要稳妥再稳妥，不要急于求成。
“新首博”建成后，将成为中国第一街——长安街上又一座标志性建筑，而且投资巨大，不能不让决策者慎之又慎。
就在这时，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安德鲁中标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赞同和反对的观点针锋相对，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
这些都进一步促使人们对“新首博”设计方案采取更加严谨的态度。
当2000年冬天到来时，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公布，第一轮建筑方案征集工作结束，他们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启动第二次方案征集。
人类进入21世纪，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既能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脉搏相呼应，又能与古都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地位相映衬呢？
有关人士在苦苦寻找答案。
2001年7月，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宣布启动第二轮首都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
这次他们吸取了第一轮方案征集的经验教训，没有广泛撒网，而是根据综合素质的评判，从参加第一轮竞标单位中选出4家，向他们发出设计邀请。
就在他们期待这些顶尖设计机构的精彩作品时，一位陌生的女士走进业主委员会的办公室，她叫于蓉，当时法国AREP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
于蓉是从法国大使馆经济参赞那儿得知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始第二轮建筑方案征集活动消息的。她立刻打电话给公司总裁杜迪阳。杜迪阳表示:他们愿意参加设计，如果不能中标，一分钱费用不要。
杜迪阳的公司和同样主动闯入的另一家法国公司被破例同意参加竞标。
杜迪阳和他的合伙人、AREP公司总经理铁凯歌很快飞到北京投入工作。
法国AREP公司是法国国家铁路总公司的设计公司，主要承担法国铁路公司的项目设计，同时也从事城市规划和大型公共建筑设计。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法国人并不陌生，2001年夏天，法国AREP公司正在和中国建筑设计院就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工程设计进行合作。
杜迪阳提议，希望和中国建筑设计院联手参加首都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竞标，中国建筑设计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当参加首都博物馆第二轮招标的单位陆续把作品送来时，业主委员会的人们为自己当初所作的决定感到庆幸。
新的设计方案充分体现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各有自己的风格， 如德国的严谨、实用、朴素；清华大学在设计中融入了众多中国古代建筑元素；而与杜迪阳同时被破例邀请的另一家法国公司则把博物馆设计成为像是装满财宝的一艘巨大沉船。
?就在人们为如何在这么多的优秀方案中做出选择感到为难时， 杜迪阳和他的合作团队最后一个送来的设计方案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评委们认为，杜迪阳的设计方案，圆形的青铜器象征了中国古代文明，既有古都众多建筑的特色、又不失现代建筑的理念，是一个可塑性极大的方案（图5）。
（5）突出象征中国古代文明青铜器的设计方案受到人们的青睐
很快，杜迪阳就接到通知，邀请他前往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阐述他们的方案。
杜迪阳向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和全体评委阐述了他们的设计思想：
这个21世纪的建筑，将大面积采用北京地区古建筑中常用的灰砖和木材元素来表达博物馆的历史性主题。用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和巨大钢架结构来展现现代时尚的风貌；有些夸张的悬挑大屋顶则寓意了传统中国建筑中的飞檐特色；广场的起坡，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烘托博物馆的恢宏气势；独特的下沉式楼层为参观博物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娱乐和休闲的敞开空间。
杜迪阳是在喝酸奶时得到灵感的：圆柱形杯中的液体缓慢地倾斜形成一个斜面，斜面与圆柱体之间构成一个美丽的形态。于是他对第一方案作了灵活的修改：圆形专题展厅向北倾斜，拔地而起并破墙而出，隐喻了中国古代文物出土的奇妙瞬间。
杜迪阳强调，一个城市应该有流露思想的地方，让这个城市的人们因为这座建筑感到骄傲。
馆长韩永有一种预感，杜迪阳应该会赢。
2001年10月，历时400天，首都博物馆新馆设计方案经过两轮征集后尘埃落定，由法国AREP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院提供的设计方案中标（图6）。
（6）具有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最终成为新首都博物馆的建筑蓝图
2001年12月25日，在一个低调的奠基仪式后，挖掘机的第一铲标志着这座新馆建设从蓝图到现实的转折，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工程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