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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女性主义视域下，女性人物意识的觉醒和主体的建构一直是热点的研究话题。本研究从以上两个角度切入，主要分析和阐述剧中人物贝丝的女性主体意识迷失与觉醒。研究发现“好妻子”的枷锁始终压抑着贝丝的女性主体意识，而贝丝的复仇促使她完成了女性主体的建构。
关键词：后女性主义 女性意识 《致命女人》 主体建构
凭借高调的剧情以及华丽的拍摄和剪辑技巧，《致命女人》成为2019年夏天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该剧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呈现了三个年代的女主人公对待婚姻中不忠行为的故事。故事情节围绕着她们不同时期居住的同一座宅邸展开。它不仅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而且承载了后女性主义文化语境下女性该何去何从的哲学思考。除却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以及女性角色所面临的意识觉醒历程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同伴间的关心与互助是女性觉醒的重要因素，而寻求美好生活则是剧中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诠释，体现了后女性主义精神。
一、后女性主义思想概述
历经两次女性主义浪潮后，后女性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发源，顾名思义，它是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称，但不能简单将其看作是二者的联姻，其实质是女性主义的复杂产物。a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建立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b；摒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倡导女性归于自然，回归本我；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肯定性别差异，强调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種族、阶级、文化的差异，主张在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应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目标c；强调女性主体意识，肯定差异，从关注政治转向关注个人体验，倡导多元化的方式追求平等。d可以说，后女性主义旨在解构男女的二元对立逻辑，把女性置于历史、民族、种族的真实环境中，构建一个多元差异的女性世界，以此为基础终结男性中心主义，实现男女社会地位平等。e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进入男性领域，要求女性权益，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解放，而是女性以自己的标准努力做一个好女人。f这些理论思想既是女性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也为被压迫妇女的个体追求和选择提供了新的启示。
近年来，女性的自我意识形成与主体建构一直是后女性主义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谈道：“一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g。因此，本文将以美剧《致命女人》中的女性人物贝丝为案例，具体分析后女性主义在剧中女性人物的意识觉醒和主体建构上是如何体现的。
二、 《致命女人》简介
该剧讲述了三个时代的女主角，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安·斯坦顿、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名流席梦·格罗夫和2019年的律师泰勒·哈丁。正如英文剧名Why women kill，全剧最具冲突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就是“谋杀”，三位不同时代的女性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不忠。1963年，贝丝满足于做一名家庭主妇，直到她发现丈夫发生婚外情。1984年，席梦发现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是同性恋，并与一名年轻男子有染。2019年，泰勒与丈夫维持了一段开放性婚姻，当她和丈夫迷恋上同一个女人时，婚姻开始陷入危机。该剧展现了女性的社会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她们对背叛婚姻的态度却丝毫未改。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女性人物主体的多元化，除了贝丝是典型的白人女性外，席梦是一名黄皮肤的亚裔女性，而泰勒则是一名黑人女性。本文将着重分析后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身上的体现。
三、《致命女人》中人物的后女性主义分析
（一）“好妻子”的枷锁——女性主体意识迷失 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一直相信着丈夫罗布的一句话：爱照顾人的女孩最性感。沉浸在“好妻子”角色中的她，为了婚姻，连自己最喜欢的钢琴都因为丈夫的一句话而放弃了。深不知，“好妻子”这个角色却是丈夫赋予她的精神枷锁。在男权主义者罗布的眼里，妻子不需要风情万种，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能履行妻子的职责就行了，甚至是他死去后，她只能沦为“我的寡妇”。这种婚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让男权主义越来越高高在上，让弱势的女性更加没有自我主体意识。罗布提供的否定她自我存在的“他者”与她的主体构建形成一种否定关系，贝丝的女性主体意识被极度压抑，几近泯灭。
贝丝在这种男权主义的统治下，完全丧失女性主体意识，一心甘为丈夫的“女佣”。其中一个情节是罗布喊贝丝给自己添茶，他不是用说的，而是用手指轻轻在杯身叩了一下，贝丝听到“叮”后就自觉给他添水了。这件事情在贝丝眼里无比正常，而在她的女邻居席拉看来却简直无法忍受，直接质问罗布“你不应该像对待女仆一样对你的妻子”。在20世纪60世纪的美国，像席拉这样穿裤装、将自身权利与丈夫放置于平等地位的女性是较早一批的女性平权主义者。只可惜面对指责，同为女性的贝丝仍在维护着丈夫，而对于罗布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妻子不过是一位不用支付薪水的女佣。彼时的贝丝意识中还残留着男权至上的观点，对自己的价值毫无清晰的认识。事事围绕着丈夫的贝丝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和女性主体意识，导致了她悲惨的处境——她像冰箱里的速冻食品，仅为半夜回家充饥之用，却逊色于蛋糕店诱人的甜品。这不禁引人沉思：一个仅在家庭范围内有参与权，实则无经济地位的女性如何避免沦为婚姻的附庸，又该如何寻求自我价值？
（二）贝丝的复仇——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霍伊曾说道：“对于福柯，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h后女性主义强调话语的重要性，认为话语即权力，二者密不可分。话语是权力斗争的手段和武器，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掌握了话语，就拥有了权力。贝丝是典型的毫无话语权的家庭主妇，发现丈夫出轨的她把这一切归咎于是自己的过错，她试图靠穿衣打扮来提升品位，甚至接受女邻居席拉的意见，研究起夫妻之间的性技巧来挽回丈夫的心。剧情发展到这里，她依然塑造着男权主义下被压抑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后女性主义 女性意识 《致命女人》 主体建构
凭借高调的剧情以及华丽的拍摄和剪辑技巧，《致命女人》成为2019年夏天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该剧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呈现了三个年代的女主人公对待婚姻中不忠行为的故事。故事情节围绕着她们不同时期居住的同一座宅邸展开。它不仅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而且承载了后女性主义文化语境下女性该何去何从的哲学思考。除却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以及女性角色所面临的意识觉醒历程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同伴间的关心与互助是女性觉醒的重要因素，而寻求美好生活则是剧中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诠释，体现了后女性主义精神。
一、后女性主义思想概述
历经两次女性主义浪潮后，后女性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发源，顾名思义，它是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称，但不能简单将其看作是二者的联姻，其实质是女性主义的复杂产物。a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建立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b；摒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倡导女性归于自然，回归本我；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肯定性别差异，强调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種族、阶级、文化的差异，主张在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应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目标c；强调女性主体意识，肯定差异，从关注政治转向关注个人体验，倡导多元化的方式追求平等。d可以说，后女性主义旨在解构男女的二元对立逻辑，把女性置于历史、民族、种族的真实环境中，构建一个多元差异的女性世界，以此为基础终结男性中心主义，实现男女社会地位平等。e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进入男性领域，要求女性权益，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解放，而是女性以自己的标准努力做一个好女人。f这些理论思想既是女性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也为被压迫妇女的个体追求和选择提供了新的启示。
近年来，女性的自我意识形成与主体建构一直是后女性主义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谈道：“一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g。因此，本文将以美剧《致命女人》中的女性人物贝丝为案例，具体分析后女性主义在剧中女性人物的意识觉醒和主体建构上是如何体现的。
二、 《致命女人》简介
该剧讲述了三个时代的女主角，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安·斯坦顿、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名流席梦·格罗夫和2019年的律师泰勒·哈丁。正如英文剧名Why women kill，全剧最具冲突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就是“谋杀”，三位不同时代的女性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不忠。1963年，贝丝满足于做一名家庭主妇，直到她发现丈夫发生婚外情。1984年，席梦发现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是同性恋，并与一名年轻男子有染。2019年，泰勒与丈夫维持了一段开放性婚姻，当她和丈夫迷恋上同一个女人时，婚姻开始陷入危机。该剧展现了女性的社会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她们对背叛婚姻的态度却丝毫未改。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女性人物主体的多元化，除了贝丝是典型的白人女性外，席梦是一名黄皮肤的亚裔女性，而泰勒则是一名黑人女性。本文将着重分析后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身上的体现。
三、《致命女人》中人物的后女性主义分析
（一）“好妻子”的枷锁——女性主体意识迷失 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一直相信着丈夫罗布的一句话：爱照顾人的女孩最性感。沉浸在“好妻子”角色中的她，为了婚姻，连自己最喜欢的钢琴都因为丈夫的一句话而放弃了。深不知，“好妻子”这个角色却是丈夫赋予她的精神枷锁。在男权主义者罗布的眼里，妻子不需要风情万种，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能履行妻子的职责就行了，甚至是他死去后，她只能沦为“我的寡妇”。这种婚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让男权主义越来越高高在上，让弱势的女性更加没有自我主体意识。罗布提供的否定她自我存在的“他者”与她的主体构建形成一种否定关系，贝丝的女性主体意识被极度压抑，几近泯灭。
贝丝在这种男权主义的统治下，完全丧失女性主体意识，一心甘为丈夫的“女佣”。其中一个情节是罗布喊贝丝给自己添茶，他不是用说的，而是用手指轻轻在杯身叩了一下，贝丝听到“叮”后就自觉给他添水了。这件事情在贝丝眼里无比正常，而在她的女邻居席拉看来却简直无法忍受，直接质问罗布“你不应该像对待女仆一样对你的妻子”。在20世纪60世纪的美国，像席拉这样穿裤装、将自身权利与丈夫放置于平等地位的女性是较早一批的女性平权主义者。只可惜面对指责，同为女性的贝丝仍在维护着丈夫，而对于罗布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妻子不过是一位不用支付薪水的女佣。彼时的贝丝意识中还残留着男权至上的观点，对自己的价值毫无清晰的认识。事事围绕着丈夫的贝丝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和女性主体意识，导致了她悲惨的处境——她像冰箱里的速冻食品，仅为半夜回家充饥之用，却逊色于蛋糕店诱人的甜品。这不禁引人沉思：一个仅在家庭范围内有参与权，实则无经济地位的女性如何避免沦为婚姻的附庸，又该如何寻求自我价值？
（二）贝丝的复仇——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霍伊曾说道：“对于福柯，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h后女性主义强调话语的重要性，认为话语即权力，二者密不可分。话语是权力斗争的手段和武器，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掌握了话语，就拥有了权力。贝丝是典型的毫无话语权的家庭主妇，发现丈夫出轨的她把这一切归咎于是自己的过错，她试图靠穿衣打扮来提升品位，甚至接受女邻居席拉的意见，研究起夫妻之间的性技巧来挽回丈夫的心。剧情发展到这里，她依然塑造着男权主义下被压抑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