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9月21日傍晚，我炒了几个小菜，倒了一杯酒，乐在每晚一次的自斟自饮中。忽然，手机“滴”的一声，送来了一位朋友的短信：“微信群里看到消息，好像在说你老师沈泽宜去世了。”我吃了一惊。我知道这半年来沈先生身体不大好，但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端起的酒杯一下子就顿在了半空中。呆傻了好几秒钟之后，方才缓过神来。
　　那年我还没有开通微信，用的仍是一只非智能的老式诺基亚手机，微信圈里的传言我一概不知。而发我短信的朋友跟文化圈若即若离，即使被拉在群里她也是一个沉默的人，再说她跟沈先生到底不熟，提醒我是知道我跟沈先生的关系，也知道我没有微信，看不到相关的信息。谢谢她的好意，尽管她给我的短信用了不肯定的“好像”，但我知道，这次不会是“好像”了，天底下，谁会开一个八旬老人的死亡玩笑。
　　那么，沈先生是过世了。我沉默良久。自忖和沈先生终究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我想，或者有人会给我一个电话或一条短信通报一声的吧。
　　没有。
　　又过了一会儿，老友沈方来电话，确证了沈泽宜先生离世的消息。
　　在我们乡下，一个人去世了，主事的人会派出与主人家有自族关系的两个人专程去报告他们家远远近近的亲戚，千百年来，相沿成俗，我家乡把这个环节叫做“报老”。这“报老”的礼数，仅限于亲戚之间的丧事礼仪，朋友之间是不必的，师生也或者更在其次。我与沈先生非亲，不必有这么一个庄敬的“报老”仪式。但像我与沈先生这数十年来的关系，同行间也并非不知，若有个通报或提醒，我以为合乎朋友之道。遗憾的是，在他弥留之际，也始终没有消息传到我这里。
　　托实地讲，此前不久，我跟沈先生通过电话，我感觉他的声音不像原先那么邦邦硬、信心十足了，电话的那一头，他说话软白，有气无力。这是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有一种直觉告诉我，他这次住院，岁高而不妙，故我与沈方打电话时也常顺便问起沈先生的近况，可是，身在湖州的老友也不明所以。沈先生晚年，他与我的几个认真写诗的老友都若即若离了，跟我其实也不常走动。围绕他的，是一群牌友。当然，这是在住院之前吧。关于沈先生的身体状况，最清楚内情的应该是他的保姆，我与她有过一次照面，但终究不熟，也不曾与她有过交流。
　　晚餐喝了一点酒，当晚是不能开车赶过去了。一切静待明天。明天，我得放下手头的活，赶去湖州殡仪馆，给我的老师沈泽宜先生送个行。“沈先生一路走好！”我不出声地说了这么一句，索性一口喝完了杯中酒。真的，知道他走了，千言万语，于此俗世，即使像我这样，每天都在跟汉语打交道，可最终涌上心头的，也仍是这么一个俗烂的句子。
　　22日早上，我沿盐湖线开车去湖州。过炉头，在纸扎店买了一个花圈，顺便请我擅书法的大弟写了挽幛。一个半小时后，我与沈方汇合，由他指路，径去湖州殡仪馆。车到城南五一大桥，出乎意料，右道封道。此路不同，只好绕行。两人在车里忍不住开起了“右派”老师的玩笑。到了，看到沈先生安然躺在殡仪馆提供的棺木里，西装领带，黑色鸭舌帽，瘦瘦弱弱的一个人，就这么彻彻底底进入了黑甜之乡。旁边，一张四方桌上，湖州和嘉兴的几个牌友摆开了牌局，顺子，小二，俘虏，同花顺，炸弹……甩着熟悉的牌语声，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浪花一般飞溅，想必黑甜乡里的沈先生冥冥之中也会颔首微笑吧。牌局散场，我听到资深牌友露齿一笑，诡秘地对我说：我们这样打一次牌送沈老师，沈老师一定高兴的。
　　我是在湖州见到沈方和柯平之后，才知道跟沈先生素称密切的这两位老兄，其实也没有谁来告诉他们沈先生离世的消息。我不禁纳闷，到底有没有人在为他操办后事。沈先生是教授、诗人、诗歌评论家、《诗经》的研究者、堂堂的北大高材生，历史曾有那么几秒钟在他的身上流过，他一生不曾结婚，无后，但也不至于无人“经纪其丧”吧，沈先生可能是一个敏感词。但现在他死了，死者为大，也总应该有人来操办这后事。况且，沈先生又不是突然离世，难道他自己就没有一个后事的安排？似乎也不大可能，但我确实有所疑惑。
　　葬礼安排在明天上午。当晚，我入住在湖州城北的一家小宾馆。
　　23日早上，再一次绕道赶去殡仪馆。葬礼上，我听到柯平近乎在质问某人，那人眼光闪烁，支吾了一句“……都没有通知”，就走开了。好吧，沈先生一生，除了搬水泥、挖阴沟，从教时间超过四十年，学生人数少说也上千……而我也不过是沈先生这上千学生中的一个。好在我准时赶到了葬礼现场，来得及送他最后一程。人群中，我也见到了一些知道消息后特意赶来为他送行的其他学生以及一些诗友。
　　葬礼由湖师院出面。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默哀，三鞠躬后，前头有人开始回顾沈先生一再简略的生平。最后是伊甸作为学生代表致辞。伊甸走到前面，掏出一张打满了文字的A4纸，开始发言。人多，我站在最后一排，耳朵又一向不大好使，落在后面更听不分明。最后，伊甸代表大家对照顾沈先生的保姆一家表示了感谢，这一番话，我听清楚了。
　　脚步声杂沓，大家围绕沈先生的灵柩转了一圈之后，葬礼就结束了。沈先生漫长的八十二年人生，就浓缩在主持人最后的几句话以及这大家围转的最后一圈里了。无言的哀伤涌上每一个来为他送行的人。我挤在人群中，没有落泪，但心头发酸，眼眶微微湿润。忽然，我心头轰响起这么一句诗：“不要大理石，不用俗套话。”这是葉芝的诗句。随即，叶芝墓碑上的另三句话硬生生地插了进来： 　　对生活，对死亡
　　投上冷冷的一眼
　　骑士呵，向前！
　　中国恐怕没有骑士的称谓，尽管沈先生平素西装领带，看起来，也很有那么一点骑士的风度。
　　但向前是一条火化的路，一条灵魂净化的路。看到沈先生的遗体被推进去了，火化炉的小铁门张开又闭合。一篷赤红的火腾起，一个生动的、热力四射的诗人顷刻间就这样消失了。可是，沈先生富有激情的声音却不曾在我的记忆里灭绝。我是太熟悉了，这声音仍如洪钟一般，轰响在我的脑子里。除了这个熟悉的男中音，我的脑子其实一片空白。我站在窗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还有没有思维。我茫然地抬头，却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背影，呆呆地、孤零零站立着，面朝窗框的里面，眼光穿透玻璃的最里面，木然地面对殡仪馆的火化炉。她站了那么久，只留给我一个一动不动的背影——背后一根乌黑的长辫，像一个醒目的惊叹号，此刻也在垂手默哀。女孩是保姆張冬花的女儿。沈先生晚年，与保姆一家一起生活在他的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里，生活久了，产生了一家人的感情。女孩在上大学的时候据说也曾得沈先生的帮助。这个背影被我用相机拍摄了下来。
　　葬礼之后，大多数送行的人散去了，但沈先生的亲属及不少学生留了下来，等侯在火化室外。他们将继续护送沈先生的骨灰安葬到湖州城南沈先生自己选定的桂花山公墓里去。
　　火花时间似乎特别长。我蹲在外面，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蹲得两腿发麻。天阴沉沉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秋雨。我站起身来，头晕乎乎的，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一位经过我身旁的女士接口说：“骨头硬嘛！”我转身，看到她撑着伞，已经走远了。
　　我没有看清女士的脸。

二

　　沈先生每来嘉兴，必先到伊甸家，起先住伊甸家里，后来，老伊把他安顿在离自家不远的白云宾馆，白云宾馆关门大吉之后，就只好入住稍远的元顺宾馆了。知沈先生来嘉兴，伊甸早约好了牌友。通常是固定的几个。那时我刚调入嘉兴秀洲区文化馆，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落脚点，只好租住在城西北一户农家的屋子，吃饭在附近的高级中学食堂。饭后，约定某时，我骑一辆哗哗作响唯独铃声打不响的自行车，去三塔湾伊甸家里打牌。而沈先生来嘉兴，一般下午到，我就在这个点赶到伊甸家。一边聊天，一边打牌，顺便蹭一顿晚饭。伊甸的夫人俞亚蕾烧得一手好菜，记得有一道大菜是放着各种菌类和山药的鸡煲，这么一大窝端上来，揭盖，热气腾腾，用汤匙舀吃，味美至极。这滋味，这印象，至今还在。沈先生吃到好菜，表情也很丰富，先是“喔唷”一声，脱口而出一句湖州话，然后，眼睛发亮，额头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他不吝啬对俞亚蕾竖一竖大拇指。
　　我们打的是关牌，一块钱一张牌，娱情而已，也很小儿科。但沈先生偏不这么看，除诗歌外，他一生喜欢唱歌，其次就是打牌了，前者他已经把它提升到抒情诗的高度，后者，他更喜欢把它跟哲学挂起钩来。我知道这是他的狡辩，为自己沉湎于此道而不免为自己有所开脱。沈先生的好玩是，他每次跟我说这打关牌的哲学，总是振振有词，一副真理在握的表情，而最后，却嘿然一笑，露出晚年安装的那颗假牙。他不藏掖，但也不无托辞。即使这样，这“哲学”的关牌，他哪里是伊甸的对手。半夜下来，他常要输牌，有时候竟会输数百张牌之多。关于这打关牌，沈先生给自己找来的另一个借口是防老年痴呆，他还发明了一个打牌的习惯——常常是手抓一副纸牌，任其杂乱无章。抓牌的时候，他基本不看牌；抓在手里，也根本不去整理。通常的做法是，他边出牌边整理，他跟我说这样可以达到锻炼记忆力的效果。沈先生本来就有极好的记忆力，我一辈子认识的优秀脑袋中，也很少有他这样的记忆力的。即使到了晚年，他写的诗很多首他自己也都能够背诵，光这一点我们就望尘莫及。有了这所谓锻炼记忆力的托辞，大老远地，他赶来打牌，似乎就更理所当然了。就这样，一直到他卧床不起，他都以这固执己见的方式打牌。打牌的时候还不许别人置嘴，更不愿意有人在他背后指手画脚，甚或连观战他也讨厌。晚年，他把这一怪癖还写入了回忆录。
　　我曾多次发现，刚开始打牌，只要到手的牌不是很差，他一般不会输，可三四个小时之后，他就抵挡不住了。伊甸通常坐在他对面，摸到烂牌，故意哼几句，甩出牌来还特别有力。这时伊甸反倒要催他：“出牌呀！快出牌！”沈先生倒也不急，遇到难于决断的时候，他就习惯性地去摸烟，他抽的是上海红双喜，如果摸出中华来，那多半是别人送他的，可自带的烟终究有抽完的时候，他就两手一摊，头转向某人，讨根烟，横放在鼻下，很珍惜地闻一闻，微微一笑，吧嗒一下，用一小簇火苗头点上，可只抽了一口，就搁烟缸的那个缺口上了，任一支好烟袅袅婷婷，独自燃烧。偏偏伊甸最头疼的是抽烟，但沈先生是长辈，他也没有办法，这时候，伊甸高高大大地站起身来，只好抱怨一声：“这些家伙！”走去开窗户或开门通气。
　　不得不说，沈先生晚年，围绕他的是一群牌友，湖州有湖州的牌友，嘉兴有嘉兴的牌友，偏我后来不愿意做他的牌友了。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天性中我其实也很喜欢打牌，只是后来觉得打牌实在太浪费时间。我需要整块的时间查阅资料和写作。那么好吧，这似乎是一个拒绝打牌的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来嘉兴后不久，就有了房贷的压力。先在文化馆工作，后调入报社谋食。无论做群文工作，或是副刊编辑，我并不求升职，努力于做一个普通员工，工资奖金两项，自然就不高，但也总算勉强可以过活。而作为一个诗人，这年头，稿费的收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沈先生明白个中的滋味，他西装口袋里摸出一根上海红双喜，若有所思地告诉我：“诗歌的稿费，连一只鸟都养不活！”这不是虚言。诗的稿费不仅少，大多数诗刊还是自办的，不付作者稿酬；至于诗集的出版，还得自己掏腰包。老师就这样早早地给学生打了预防针。新世纪初，我不得不专力于写稿费稍高一点的散文和地方文史，其实还是为了赚一点可怜的稿费，以贴补家用。而地方文史的写作，一经开笔，又特别费时，不仅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还需要实地踏访，这样一来，我哪有闲工夫半天一夜地陪他打牌，故与他见面的机会就必然地比以前少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要躲他。不过，沈先生倒也不强迫我陪他打牌，是我自己厌倦了红五、红十、关牌、原子……这一类牌戏。 　　我很早就有撰写穆旦传记的计划，除收集资料外，那几年还上南入北开始了自费外出采访。2004年4月5日，伊甸深更半夜电话我，告诉我他也要写穆旦。伊甸那时还没有退休，有一个评副教授职称的机会，但需要有研究的成果，他想到了穆旦，觉得可以写一本评传。大概，他觉得对穆旦有话要说吧。诚然，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阅读，比一般的读者总有更多的心灵触动，何况穆旦祖籍海宁，伊甸跟他倒是真正的同乡。老伊大概怕我对他的突然决定有所意见，可我怎么会有意见呢？穆旦又不是我的承包对象，更何况我写不写得成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事出突然，又是晚上十点多的电话，我可能回老伊话的时候略有迟疑，正是这一迟疑，老伊想当然地认定我不大开心。一个星期后的4月12日，沈先生赶来嘉兴打牌，牌局上，他大概也跟沈先生说了此事，第二天上午，沈先生突然出现在东升路我的办公室门口，进门，仍旧笑嘻嘻的，这次来，似乎就为了這个事，事先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我查了当日日记：
　　上午沈泽宜老师来，气色与精神看起来都不错。他告诉我，昨晚上和伊甸打牌了，赢了五十元。他到我这里来，是问我我写穆旦，伊甸写穆旦，是否对他（伊甸）写穆旦有意见。我说没有。他连问了我好几次“真的没有意见”这句话。我都笑起来了，还是说“没有”。像穆旦这样的诗人，多一个人写是好事。不过，我向沈先生坦率地说，希望伊甸认真对待写穆旦这事。穆旦不是好写的。沈先生说，两本书，两个诗人写，结果注定是这样的，你的这本是面向全国的，他这本只能是地方性的，为弘扬地方名人做点贡献。我跟沈先生说，穆旦其实跟嘉兴无关。
　　“赢了五十元”，这对沈先生来说，称得上“战果辉煌”。他打牌过足了瘾，歇一夜，第二天，伊甸照例就不管他了。他吃好早餐，坐公交车到北站，自回湖州。我的老单位秀洲区文化馆离汽车北站不远，在他去北站必经的路上，他顺道来弯一下，几乎是专程来跟我说这事，一则，来打消我的顾虑（其实我压根儿没有顾虑），他的所谓“全国的”和“地方性”的，也吃准我爱听好话的脾气。我心想，嘿，批评家突然变成了表扬家啊。二则，当然，我们也有话可以放口一聊。
　　那天，沈先生坐在我办公室里，我掏出打印的近作给他看。其中有一首是两年前专门写给他的：
　　……请理解一个诗人的高烧
　　——如果你亲眼看到过
　　他在广场上的高烧能够煮沸一壶水
　　啊，那年可怕的美，一诞生就死去了
　　甚至他的理想，有没有在一行诗中固定下来？
　　他单身的放纵仅仅是一副纸牌
　　他的敌人多么强大，有着纸牌那样无限的军队
　　当他的激情被齿轮碾碎
　　他的美很快衰老了
　　这是一首长达六十一行的诗歌的第二节。很有意思，无意中我还是写到了他的打牌。沈先生读得激动，读完，一本正经地跟我说：有不少人都给他写过诗，但在所有写给他的诗中，这首最好。我也毫不谦虚，嘿嘿一笑，告诉他，我本来就比他们都好。这一首诗里，有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那些年，沈先生大概也习惯了我这样的口气。
　　中午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吃一瓶啤酒。沈先生看了一首《最近二十年》的诗作，针对此诗的最后一段，他说方向也曾这样写过。我不以为然。不过我没有告诉他，这诗与方向并不存在任何的影响。但由此很意外地谈到了方向的话题，谈到了诗人方向一九九〇年自杀的三个原因：贫穷、对现实的灰心以及爱情的背弃。我的日记中完整地记录了这场谈话，很遗憾，时至今日，似乎仍不便公开这种私底下的谈话。唯有最后一句，沈先生嘿嘿一笑，加强了语气告诉我：女人黑心起来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闻听之下，我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我知道，这句话是沈先生一生对女人的高度总结。
　　即使我强调不打牌了，遇到我这位老师，也未必就能够完全地戒绝牌戏。记得2006年12月16日，沈先生召集在湖州安吉开了一次竹乡首届现代诗研讨会，白天是一本正经地开会，会议依次安排五个人发言，一人点评。点评后还要分组讨论，再总结。一个诗会，搞得很有那么一点形式主义，我忍不住开起了他的玩笑，说你这是开政协人大会议啊。我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一个非常官方的套路。
　　到了晚上，他那股严肃、认真的劲儿忽然松懈下来，找到我、沈方和杨邪，他很开心，因为终于凑足四个可以打牌的人了。我看到一副全新的扑克牌已经紧紧地攥在他的手掌心里了。沈先生那年七十四岁，精神还很健旺，白天开诗会，西装领带，满口标准的国语，俨然一绅士，可打牌的时候，本性就不自觉流露出来。那晚他抓的牌很不理想，一手接一手，全是烂牌，且下一副比上一副只有更烂。起初，他微闭着眼睛，依旧笑眯眯，不出声，只摇摇头，牌反扑在桌上，人则远远地靠在椅子上，表示他的厌弃和无可奈何。一般情况下，沈先生输了牌，并不承认牌技不如人，常会来一句文绉绉的托辞，比如“天亡我也，非战之罪”。这晚他抓的牌实在太臭了，最后，连一向绅士的沈先生终于忍不住，脏词儿脱口而出，什么“王八蛋牌”“×牌”一类的词全迸出口来了。于是，我们笑称他为“老王八蛋”，他也不以为意，直骂我们一帮“小王八蛋”。我们就说，好吧，大伙儿来山里开王八蛋会来了。事后我想到，“王八蛋”一词，其实没少挂在沈先生口上的。回忆录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曾亲耳听到他的得意劲：“这批王八蛋压迫了我一辈子，我要翻个身。”可是，通常他口头的“王八蛋”到底是一个不及物（人）的词。
　　可是，牌桌上“王八蛋”抬眼及人，掷地有声。四个人“老王八蛋小王八蛋”了一会儿，到底嫌这“王八蛋”不雅，建议是否可以改称古雅一点的“王爷”，于是老爷子是“老王爷”，我们三位差不多年纪的诗人自然是“小王爷”。“王爷”了一会儿，一桌人笑倒。开开心心玩了半夜关牌。临了，到底谁赢了这牌局，好像谁都不记得了。
　　我原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与沈先生打牌，不是的，人的记忆并不可靠，十多年来，幸亏我断断续续记有日记，可以查实。在每年的日记文档中键入“沈泽宜”或“沈先生”，跳出来的沈泽宜往事，几乎全跟打牌有关，要么他来嘉兴，要么我与他一道正好在省内某地开诗会，晚上往往是陪他打牌： 　　2005年5月23日。沈先生自湖州来，晚上陪沈先生、伊甸等打关牌至次日凌晨一点。三年多没有打牌，牌技大为生疏，叨陪而已，惭愧。
　　2008年3月2日，周日。上午刚开手机，不到一秒，沈泽宜先生打来电话，说住在白云宾馆210，出了一本书，要带给我，在等我过去。匆忙起床，吃早饭，去白云宾馆。与沈先生闲聊。沈先生精神尚好，告诉我昨日大战六小时关牌，赢三刀（150元）。沈先生这回出版的是诗集《西塞娜十四行》，一本爱情诗集，漓江出版社的书号，自费。……
　　2008年10月6日，周一。上午去第一医院体检。沈泽宜老师来电话，原来他在白云宾馆211房间，他是老规矩，说难听一点，是老毛病犯，约了伊甸、费立新、李维伦四人打牌，沈先生输牌多，昨晚算幸运，输一刀，五十元；老伊赢，三刀，一百五十元。沈先生要办诗刊，要纪念远方诗社……
　　2008年12月7日，周日。伊甸电话，沈泽宜老师来嘉兴，他已写好《远方诗刊》的发刊词。一道吃饭，谈事。沈先生此来，其实谈事不过一个由头，他是要来打牌。……
　　2009年2月20日，周五。一连阴雨了十天，今天放晴了。与伊甸两人上午8：35分乘火车去萧山参加原远方同仁周立波女儿满月酒庆宴。立波开车来接站。住龙海酒店。午后沈泽宜等来，沈先生、我、老伊三人打关牌。我赢两刀一百大洋。呵呵，可以取消伊甸关牌高手的称号了。
　　2010年5月4日，周二。上午沈泽宜老师电话来，原来昨晚老爷子与伊甸他们打牌，赢了一百元，很高兴的样子。今天上午大概寂寞，想起我来了。电话来了，赶紧去吧。陪他说了一阵子的话，问他想吃什么？告诉我有个地方的自助餐好吃。去！走过红绿灯口，他说变样了。我知道他迷糊了。老头子说做梦一样。我说，你一生都在做梦。他就笑笑。不过，有梦总比没梦好。他说当然。两人午餐三十元，倒也便宜。
　　事实上，在嘉兴，要不是沈先生来，我早已不参与任何的牌局。到后来，即使省内开会，碰到沈先生，我也不附和他打牌了。当沈先生摆开牌局，阵阵厮杀的时候，我有时也在一旁观战。后来，连这观战的兴致也没有了。但沈先生的牌兴却不减。晚年，他常催促伊甸赶去湖州，不为别的，就为打一次关牌。
　　沈先生在湖州，据说每周都要打牌。我的老友沈方和柯平在湖州也曾陪沈先生打过关牌。不过，沈方与柯平还算不得沈先生的牌友。他在湖州的牌友是另一伙人。有次，柯平的一位上海诗友莅临湖州，酒足饭饱兼朗诵了一阵子抒情诗后，沈先生提议打牌。这位上海诗人倒不拒绝，当面对沈先生说，当官的不会对打牌、赌钱入迷，平头百姓则因自己的才智、谋略无处施展，需要在游戏中得到一种相似的满足。这个理由，沈先生听来，我想，一定会颔首连连的。难得沈方记录了这场牌局：
　　一个晚上下来，老诗人手中不时打出“顺子”“连对”之类一长串的牌，我戏称是抒情长诗。结果是我输了。分手时相约明天中午一起吃饭，然后继续打牌，老诗人执意让老桂推迟第二天回上海的时间，说难得一聚，手中的十三张纸牌奥妙无穷，象征着人生的变化多端。
　　“老诗人”即沈先生。现在看来，他那时是逮住机会就想要跟人打牌。这十三张纸牌的魅力到底何在？为此，沈方有过一次理论的总结，兹录如次：
　　作为纸牌的种种玩法之一，“关牌”这个形式几乎等同于陷入死地之后的生命突围。相同点数的两张牌是“对子”，连续的“对子”是“姐妹对”“三连对”“四连对”，五张以上的顺序牌是“顺子”，一个“对子”与三张同点的牌组合成“光照”，四张牌聚集为“炸弹”。简简单单，只要一副纸牌，让“大鬼”“小鬼”到一边去休息，游戏就可以宣布开始了。你必须纠集全部的实力，巧妙隐藏真实面目。欲擒故纵，笑里藏刀，暗渡陈仓，声东击西，隔山打牛，乃至守株待兔，正史上录入的或为春秋笔法所删去的，以及野史记载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只要是伎俩，都不妨拿来一试。不使出浑身解数，难于逃脱掏钱赎命的厄运。
　　无论我的朋友把关牌描写得如何神奇，如何曲尽其妙，看来，也无非是打牌人可以在牌戏里践行一点小小的阴谋而已。沈先生从本质上是一个光明的人，痛恨任何意义的“阴谋”（或“阳谋”），上文连续六个四字成语，事实上并不适合他的性格。再说，以沈先生北大高材生的智商，如此热衷于素无技术含量的关牌，确乎令人费解。不仅如此，他还屡次有意无意在口头上把这个游戏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这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了。我想，答案无非是两个字：寂寞。越是逢年过节，这种寂寞感就益发地在他身体上、灵魂里滋生出来。当晚年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跳舞，一副好歌喉难得一亮嗓门、诗也越来越少写、爱情和婚姻终究一场梦的时候，他就把全部的乐趣寄托在了手里的十三张关牌上。当然，任何的牌戏都会上瘾，我不怀疑沈先生的性格中有这“赌一把”的瘾头。

三

　　湖州师专南院教学楼底楼，我们八五〇一班的教室在进门右拐第一间。我不记得是什么時候了，只知道那次我从外面匆匆赶回教室上课，离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不到十步的地方，突然看到沈先生和一位比我稍稍大几岁的年轻人并排着走下台阶来。我叫了他一声“沈老师”。他立定了。我们交谈了几句。他给我介绍身旁的年轻人，说，某某某，一位诗人，《诗刊》上发表过诗。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年轻人是海宁人；《诗刊》发表诗，在那时是我们的一个遥远的梦想。
　　沈先生穿着浅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人瘦长，腰板笔挺，那时他的秃顶还不甚明显，头发乌黑（似乎他到老也未见白发，只是头发越发稀少而已），眼睛里有光——是那么一种意味深长的理想主义的光。沈先生的眼光很清亮，看上去，精纯而清澈，每每跟他的眼光对接，你总会感觉到一股诗歌的热情。诚然，那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但很奇怪，在我的记忆里，似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一个孤立的画面，多年以来，一直储存在我的大脑里，连各人的穿着、动作和神态，都鲜活地保存着。
　　师专三年，除了1985年下半年大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外，我都记有日记，这次为了好好地写一写他，我通查了一遍，很遗憾，日记多记班级破事以及我本人莫名其妙的情感，对老师上课所记无多。对上面这个画面无记。那么，难道时间正是缺记的1985年下半年？ 　　1986年，有两条日记与沈先生有关，其一：
　　1986年4月12日，周六。晚上有幸听沈泽宜老师主讲《新诗潮诗歌讲座》之后，我对现代派诗歌有了明显的好感。谁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古诗的人……
　　沈老师今晚的讲座着重分析了“今天派”诗人北岛、顾城、舒婷三人的诗作。他们的诗我读过一些，但没有完全领会所要表达的内容，我只感到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唯有惊奇而已。但一经老师分析，领会就深了一层，就自然对这类小诗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我想，明天我的兴趣一定会超过今天。
　　这是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沈先生的名字。当年的讲座怕也没有收红包的习惯，沈先生的这个讲座是公益性质的，讲座地点无记，好像是在湖州工人文化宫。我也不记得当晚的情景了。日记中“明天我的兴趣一定会超过今天”，倒早早地被自己预料着了。我后来的这种对现代诗的兴趣，实在要归功于沈先生的开导和启蒙。
　　另一条仍关于讲座：
　　1986年12月5日，周五。晚上在二楼大教室听沈泽宜老师讲《琼瑶与三毛》专题，时间近三个小时。
　　琼瑶和三毛，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很热门的两位台湾作家，毋庸讳言，我们都读过她们。沈先生以此做讲题，可知他洞悉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日记无记讲座内容，但时隔三十多年，我仍记得他讲到三毛《哭泣的骆驼》时的情状。他说，在所有三毛的作品中，他最喜欢这一篇。连讲三个钟头，也可以相见他的热情了。那一年，他虚岁五十三岁，精力旺盛。
　　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上半年，实足有一个学年，沈先生来给我们讲大二的当代文学课。说一句实话，师专的教师除了个别老师外，讲课大多很一般。沈先生讲的是大课，在阶梯式教室，八五届两个班级都参加，济济一堂，近百人。他从边门进来，西装领带，腰板笔挺，高高瘦瘦的一个人。不像其他老师，手上通常是一叠讲义，他空着手，笑眯眯的，神态自若。上课的铃声响过，他小步走上讲台，偌大的阶梯教室立即静定下来。甫一开口，他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沈先生的普通话太好了，音色朗润，思路清晰。他的当代文学课就讲两个大块，一是当代诗特别是刚刚冷却下来的朦胧诗；二是台湾诗歌。沈先生脱稿讲，兴之所至的发挥也不少，但始终围绕当代诗歌这个框定的领域。他发挥的时候无需记笔记，需要记笔记的时候，他的语速就慢下来，三尺讲台，方寸之地，他来回踱步，低头口授，我们坐在下面，运笔飞快，刷刷有声，将他的声音和思想记录在学校统一发下来的蓝墨水颜色封面的簿子上。偶尔，下面有学生不明白某个词，张着迷惘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明白过来，转身板书一下。他大概也是老师中板书最少的一个。他的课堂笔记也是最容易笔记的，哪些需记，哪些无需记，不用他提醒，凭他授课的语速我们就知道了。他的课堂笔记，我记得清清楚楚。沈先生长达一年的授课笔记，毕业后我仍舍不得丢弃，放置在石门通市新村住屋的小阁楼上，不料此屋后来出租，连同我的其他书籍和一大摞笔记本，统统被租客这混账东西自作主张卖给了废品站，殊为可惜。
　　似乎“今天派”诗歌这一部分就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这一部分他后来写成了论文《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两次跨越》，全文刊发在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的《湖州师专学报》（文科版）。这学报当年每个班级分发一册，先是我的同学在看，我也借来仔细阅读了一遍，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一直是，这就是沈先生授课的内容。不过，发表时插入了不少的引诗而已。
　　正是在沈先生的当代文学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忧患意识”“关照”“全方位”“参照系”……这些文学批评领域的词汇。我至今记得，甚至也还在使用。后来我发觉，诗人方向自杀前曾撰写论文《论北岛诗歌的忧患意识》，我本人毕业前也曾写下类似的批评长文，这些，无不受沈先生讲课的影响。
　　沈先生是1980年8月到湖州师专报到的。1986年给我们上当代文学那会儿，刚刚评上副教授。他讲朦胧诗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公民立场，也仍然担着一定的风险。但他已经直觉到这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诗歌。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说：
　　我在讲授当代诗歌时有意识地把他们的诗放在突出的地位，艰难倔强地对学生进行现代思维的道德启蒙。由于那样的诗并不好懂，加上我的教学理念与众不同，跟他们听惯了的说教不同，我并不指望所有的学生都能理解并且热爱，但我觉得即使广种薄收，即使十人几十人中只有一人听得进去、记在心里，事情还是值得做的，相信随着他们逐渐长大、入世渐深，他们迟迟早早会明白我的初衷的。
　　……每当我讲解这些作品和其他类似的文学作品小说和散文时，我都有一种把自己的血肉用指甲一条条抓下来喂我学生的强烈感受，但我乐此不疲。
　　沈先生确实是用整个身心在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点没有人怀疑。我本人就是其中最受教益者之一。受他的影響，特别是在他对新诗潮诗风的猛烈的鼓吹之下，我也开始了对于现代诗的阅读和写作。
　　一学期结束，通常需要闭卷考试。考试的时间到了，他来教室监考，奇怪，未见他带什么考卷。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样的题目。他来到黑板前，背过身去，以他潇洒的板书，默写下这样一首诗：
　　骆驼刺
　　梦洲
　　骆驼刺竟也结着甜甜的小果实
　　为你
　　我才浑身长满尖刺
　　守护着易于受伤的浆果
　　那在酷热和干旱里
　　以我全部的爱养育的
　　紫色的星
　　真盼我的枝头能结出
　　采摘不完的葡萄，奶酪
　　塞满你所有跋涉的口袋
　　可我只有这些小不点儿了
　　都拿去吧
　　哪怕往前再走一步
　　远行人！
　　他只要求我们每人就这首诗写一篇解析文章。好像还不做字数的要求。当他走到我身旁的时候，我悄悄地问他，“梦洲”是不是他的笔名。沈先生依旧笑眯眯的，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我那时对“梦洲”这个笔名很好奇。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他的某个女友的笔名。 　　这个寄托了诗人理想的“梦洲”，就是沈先生的笔名。2000年5月，沈先生将一册出版的《梦洲诗论》送给我做纪念，我这才恍然大悟。这首小诗当然也是他的作品。确切地说，一九八四年夏秋之际，他去兰州出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兰州会议，在去敦煌的途中，亲见这么一种坚贞的戈壁植物，他有所感而写下了它。诗虽短小却很有内涵。在骆驼刺这个意象上，也寄托了一名诗人的忠贞和执著。
　　我完全忘记了考场上我是怎么阐释这首诗的。那年我们怎么可能理解他的诗，他的内心？我们只知道他经历过磨难，却不知所以然。不过，不管阐释得好与不好，全班没有一个人补考。反正，大家都通过了。这是沈先生的仁慈。他不为难大家。
　　在大学二年级之前，说来惭愧，我并不知诗为何物。但此后突然写起了诗，这跟沈先生给我上当代诗歌课是有关的。我的诗的热情渐渐地被沈先生点燃了。大三那一年（1987），我勉强参加了由他担任顾问的学生社团“远方诗社”，大概有两期《远方》杂志刊载了我的习作。老实说，我并不出色。但因为参加诗社，沈先生由此注意到了我。
　　1987年12月30日，柯平带长春诗人邵春光来师专，远方诗社的几个同仁带两位成名的诗人在北院的一间画室里聊天。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柯平，第一次在阶梯式教室远远地听他讲座。这次是闲聊。很有意思，沈先生也在场。柯平那年风头正健，他瞪着两个令人吃惊的大眼睛神聊诗坛八卦的时候，沈先生却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人性、人道和人权。这三个掷地有声的“人”字，在沈先生的嘴里说出来，附带着他闪闪发光的眼神，显得特别神秘而有吸引力。而这个“标准”，我清楚地听到他的声明——出于谨慎，他说他并没有在课堂上讲过。
　　我是1988年的7月份毕业离开湖州师专的。毕业前，远方诗社主办了一次现代诗系列讲座，分两晚讲，第一晚由沈先生讲台湾现代诗，第二晚，诗社的三位成员（包括我本人）分讲三个选题。讲座前，我们去校内外张贴海报，学校的广播站也播报了通知。不过，说白了，讲座的内容无非拾沈先生的牙慧。而沈先生的这次讲台湾诗，倒是我去请来的。那是5月18日下午，沈先生在阶梯式教室讲完教书育人的专题后，我径直走到他跟前，告诉他，远方诗社想请他下周四做一次台湾诗的专题讲座。沈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于是，5月26日晚上，沈先生精神饱满地讲了近两个小时，整个阶梯式教室差不多坐满了听众，可知那个年代大学生对于诗歌的热情。第二天晚上，我最后一个上台讲座，站上讲台，抬头，发觉沈先生笑眯眯地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上正注视着我——这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沈澤宜老师是此生影响我最深也是最持久的一位老师，要不是他，我很可能不会去写诗，不会从事这文学的一生。但我也不得不说，整个大学期间，我与沈先生的关系算不上密切，相比于其他远方成员，我也远不是诗社的活跃分子。
　　师专三年，在听沈先生讲课的同时，也不断听到关于他的种种滑稽的轶事。沈先生一直单身，非常渴望得到女性的爱，但他似乎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人。他面对女生的眼光过于火辣辣了，在大多数女生的眼睛里，他是一个需要躲避的人物。最明显的是周末的班级舞会，每个周末，晚饭之后，他西装领带，头发一丝不苟，皮鞋锃亮，茕茕孑立，总是早早地来到布置一新的教室。当舞曲响起的时候，他一个人踏着节奏，试跳几步，然后，瞅准全场最漂亮的一位女生，右手心向上，微微前伸，左手扪摸自己的一颗心，风度翩翩地有节奏地踏步过去邀请舞伴，但那些女生，往往簇拥在一个墙角，见到沈先生慢慢过来的当儿，一个个像鱼一样向两边游走了。沈先生一无所获，他耸耸肩，微微一笑，风度依旧很好。每看到这一幕，我总为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三年里，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实在太多了。我甚至想过，一个诗人，如此敏感于世间万物，怎么会如此不顾及自己的尊严？沈先生在女生或女人面前的很多事，即使在当年未经世事的我们看来，也是有损于一个男人的自尊的。
　　其实，外传关于他的舞场风波甚至“绯闻”，在我们眼里，那也算不了什么。我们还巴望他闹出一点绯闻呢。毫无疑问，那些年，我们对沈老师确实是仰望和热爱的。

四

　　与沈先生的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在我一九八八年夏天离开师专之后。这种密切的师生或专业上的诗友关系，一直保持到他八十二岁高龄离世。
　　1989年4月20日，在桐乡安兴中学任教已经一个半学期的我收到一封寄自崇福镇桐乡二中的信函，一看信封的笔迹，就知道是沈先生所寄：
　　汉明：
　　你好！
　　你想不出我是在哪儿给你写这封信的：就在崇福，离你咫尺之遥。今天因公至二中，明天一早就回湖州，忙得真是连轴转。
　　信收到了，自费出集的主意很好，我以为水平已差不多了，已有保存的价值。《月亮》一诗就保留着吧，作为一种色彩，也好。这篇序是匆匆赶就的，但自问不是应付之作，或许有用。
　　我因至今没有好好爬一次山而深感痛苦，春天却正在悄悄地过去，转眼就是初夏时光了。
　　……
　　信写于4月18日下午。具名“泽宜草于崇福旅馆”。当年我对他“至今没有好好爬一次山”的说法想了许久，我以为这是他对女性的一个隐喻，所以，我一边暗笑，一边也为老师揪心。但上个月我读完他的回忆录第三部，突然读到这么一段：“几乎每年春天我都要去爬一次山，要是哪年没去，这一年肯定大俗。孔子说‘仁者乐山’。仁者我岂敢，但我的确爱山，它是母亲的肌体父亲的骨骼，对我有一种无声的呼唤。”始知信中所陈述，并非隐喻，而是实情。
　　随信附来他给我写的一篇一千两百字的小序。原来，已经升任中文系副主任的沈先生这年三月带师专学生在桐乡三中实习，我赶去濮院匆匆见了他一面。其间给他看了我的近作。当沈先生读到下面这首《超现实主义：牌》的时候，两眼放光，显然吸引了他：
　　某一晚上打出一张牌
　　许多年后我在一所遥远的屋子里
　　突然惨叫 　　整个城市尖叫如受鞭笞
　　毫无疑问
　　我被牌风杀死
　　牌的结果是交代罪行
　　牌手去向不明
　　这个世界总和我过不去
　　有一张牌始终隐藏着
　　构成对我的危险
　　据有关人士透露
　　红桃皇后泪洗无辜
　　王则侍女如云，卫士们
　　按剑守候每个意外的瞌睡
　　唯有老K杀机顿显
　　许多年以后
　　当我与世界握手言和
　　我想到老K的手
　　胸口隐隐作痛
　　今天看来，这首写于1989年1月的诗实在谈不上出色。换言之，我尚未找到自己。但沈先生却出于对我的鼓励，一边读，一边连连称赞。我乘机请他给这些诗写一篇序文，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信中所谓的“自费出集”，其实不过是请人打字，油印几本送送朋友而已。实际上，这些稿子交给了濮院桐乡三中的一位熟人，后来也并没有打印出来。连稿子后来有没有还我，我也根本记不得了。
　　我毕业分配在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同事们称之为“狗不拉屎”之地，我则戏称那地方连掐死一只跳蚤也是历史大事。这种境况，一定触动过沈先生的神经。当年他离开北大去陕北榆林的周硷中学和双湖峪中学（即今子洲中心）任教，何其相似乃尔。这种地理上的偏僻、文化的边缘性质以及青春期刻骨铭心的孤寂，在他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所以，这篇短序，沈先生能以饱蘸的情感笔触，独多对我生存境遇的描述：
　　上天从来不肯轻饶诗人。他先让你处处碰壁、泪流满面，然后借你之手，以一种躲在文字里的声音抚摸你。汉明，一个敏感而热忱的青年，先被丘比特的神矢洞穿肺腑，接着在穷乡僻壤痛饮孤独。生之旅，一何艰难！这当儿，男儿有泪不轻弹。泪都到哪儿去了呢？石块般沉入心底，揣摩得日见晶莹，于寂寂冬夜、盈盈春潮拱破躯壳。我们才得以分享他的欢乐，分担他的忧愁，在阅读时静静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倾听来自苍穹和大地的叮嘱。……失落中有寻求，伤心处有温暖。诗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你，又不让你真的看破红尘，躺倒不干。
　　整整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读讫沈先生六十多万字的三部回忆录，回过头来再细细辨味这段写给我的私房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之摹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沈先生不由自主地流露了他个人的心声。只是，我一时的艰难哪能跟他一生经历的苦难相比。
　　自然，沈先生在序文里谈到了上面那首《牌》，他特意标出此诗的“黑色幽默”。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许，冥冥之中，注定有这么一副超现实主义的牌在等着他吧。
　　1996年10月底，我收到小說家、时任《东海》主编王彪写来的发稿信。我的一个组诗将在《东海》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重点推出，需要配发一篇关于我的诗歌的评论。这篇评论，我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沈先生。11月3日，正值乡中放农忙假，我一路喜悦，赶去湖州见他，说明来意后，沈先生一口答应。我随手摸出小镇上给他买的几包上海双喜。先生笑嘻嘻地接过烟，拆开，他一根，递我一根，打火机点上，师徒两个很快就抽上了。在很多年里，五六块钱一包的上海双喜是我辈的最爱。而高档一点的烟，以当年微薄的薪水，我辈实在也舍不得抽。
　　评论的事定下来了。我向沈先生提出想去拜访一下柯平。我知道他们两人熟。
　　不记得沈先生是否电话了柯平。那时大家都还没有电话。他说柯平这段时间不出门，应该在家。于是我们一同去柯平家。沈先生那时新买了一辆赛车，赛车的轻巧与他瘦削的身材倒也般配。沈先生好动，也喜欢走动，骑上这辆赛车，费四个多小时，曾不止一次来我谋食的乡村中学。这一次，他提出用赛车带我去柯平家，叫我放心坐在后座，说这样可以快一点。我说，我来带你吧。沈先生不肯。那年他六十三岁，不见老。他也始终不服老。仪表依旧很讲究，常年一身灰黑西装，出门，必正正经经地打上一条精心挑选的领带。人虽瘦，精神兴头却好得很。我根本拗不过他，只好坐上他这辆轻巧赛车的后座。我两腿微微抬起，屁股稍稍碰着后座——其实我还是不大放心他的体力，随时准备跳下车来逃走。一路上，与其说我坐着沈先生的车，倒不如说我是用两只手撑着去柯平家的。阳光下，新筑的水泥路发白，好像是郊区，行人不多，路经一座水泥桥的上坡，我分明感到沈先生的微微喘气之声，便使劲一个前推，整个儿就迅速地脱离了赛车。只几秒钟，我两脚轻松落地，沈先生的车却因一个前冲的力而歪歪斜斜地来了一个趔趄。在十来米外，他再次扶正了车头。他嘴角微笑，兀自在说：喔唷，担心什么噢，根本不用下来！
　　第二天上午，学校正好有沈先生的课。像十年前一样，我重新做了一回他的学生。在老师专属的那一只阶梯教室，我悄悄坐在下面第一排，正中，再次聆听沈先生的一堂诗歌课。那次他讲余光中，讲《春天，遂想起》，讲“多莲的湖，多菱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讲到“那么多的表妹，走过柳堤/（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时，沈先生莞尔一笑，诗人的天真有如灵光乍现。虽然，他头发已日渐稀少，但依旧梳理得一丝不苟，风度一如既往的潇洒。那天，讲台上的他，反背着双手，斗室之间，仍旧小步来回，时而低头，时而平视着你，目光清亮，吐词清晰，每个词还都带着诗人固有的自信。沈先生嗓音有磁性，普通话好，加之天生的惊人的记忆力，这么一个年纪了，上课仍不看讲稿。他条理分明，有时眼光飘向窗外，如同在作他的诗。课快要结束的时候，还不忙向学生介绍一下我这个曾经的学生。学生们明白过来，欢然鼓起掌来，弄得我反倒有点不好意思。
　　1997年1月出刊的《东海》，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我的组诗，也附发了沈先生的简评《根系大地的飞行》。有意思的是，沈先生将我的日月“明”写成了人民的“民”。沈先生的诗歌观念中，为生民立命的诗观根深蒂固且一以贯之。这个笔误的“民”字，大概就是他毕生提倡的诗的“忧患意识”吧，也即简论所言的“寓终极关怀于现实关怀”。换言之，为了达至这一写作理想，诗人须得“根系大地的飞行”吧。承蒙谬赞，这组诗，他以“实现了一次不拿平衡杆的惊心动魄的凌空飞渡”而赞美有加，并且，以一句“开了一个不俗的头”的褒奖，从此对我的诗人生涯有所期待。 　　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浙江文坛照例会有一番总结，其中的诗歌部分的综述由沈先生撰写。浙江文学院第二年推出的《九七浙江文坛》一书，这回终于很慷慨地给了我大半个页码：
　　一九九七年，对邹汉明来说是重要的。这一年初，这位年轻的乡村教师的一个组诗在《东海》一月号上发表了；数月之后他夺得了有两千（按，据大赛侧记原文“近三千人”）多名角逐者参加的“诗神”杯诗歌大奖赛一等奖；数月之后他又参加了《诗刊》社中断多年的青春诗会。一连串的事发生在同一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十年前，当他从湖州师专中文系毕业踏上社会之时，还仅仅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回桐乡做乡村教师之后，在八九年的时间里写了八九百首诗，无一发表。他几乎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就这么坚持着，这是要有点毅力的。……
　　这之后，每个年度的浙江诗歌综述，他都会小小地提到我一下，真是与有荣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沈先生复出后，他在省外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参加每两年一次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其中的骨干成员比如谢冕、张炯、刘登翰等，都是他的北大学友。一九八六年的呼和浩特年会上，他被选为这个研究会的理事。他看重这个理事的身份。此后，无论作者简介还是他的名片上都写着这个虚衔。大概为了报答这个给他“打开了感受世界和横向交流的天地”的学术机构，2001年10月底11月初，他在湖州南太湖边的五星级宾馆哥伦布城堡举办了一次“二十一世纪中国首届现代诗研讨会”，他请来了谢冕、张炯、吴思敬、任洪渊、唐晓渡、程光炜等批评家，也请来了西川、王家新、臧棣等诗人。浙江的批评家和诗人也都邀请了。自然，他也叫了我。但反馈过来的消息，本省的诗人与会车旅费全部自理，而五星级酒店住宿实在不便宜，于是我就打消了参会的念头。有一点我没有告诉沈先生，两三个月前，通过商业贷款我刚刚装修好住房。装修到最后，我是等着单位发工资才去买最后安装的门锁的，如此拮据的情况下，要我费钱费时赶去参加一个即使名家云集的诗会，我觉得也似无必要。沈先生知道我不想去，会前，在忙于会务的间隙专门给我打来电话，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家里的小卫生间里接到了他的电话，但我仍支吾一番借故向他告了假。
　　这不是我第一次拒绝沈先生。还有一次是他要我去给他湖师院的学生作讲座，时在2009年6月5日，那天我正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接到他要我去做讲座的第一个电话，没有答应。五天后，他又打电话来。这次发脾气了：
　　六月十日。老师沈泽宜又来电，还是强求我作讲座。不答应，电话里发脾气了，说没人帮助他，他还生了病呢。唠唠叨叨。我说，我又不想出风头，有什么好讲的。你让黄亚洲讲不就行了？一定要让我违背心意干嘛？老头儿真是固执，真烦，又没有自知之明。罢了罢了，勉强答应，下不为例。听到这个话，他嗒的一声挂了电话。
　　在他晚年，我常要跟他抬抬杠。我没有像伊甸那样，凡事都顺从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年轻，不知道对老人的所谓孝顺其实就在一个“顺”字上。大约在2004年的春天，我与沈先生一道在宁波开诗会，晚上主办方请他讲座，我跟一帮诗友在房间里谈天，没有去听他讲。第二天，老爷子碰到我，脸色一沉，当面质问我：“昨天你一天没见，连我的讲座也不来听！”我看他真发脾气的样子了，赶紧投降。那次我忽然觉得，老爷子开始在乎我了，很在乎。他还开始在我面前耿耿于怀地搬来了一个迂腐的老观念，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他为一生无后而耿耿于怀。我则开导他，如此世道，留下后代徒然为之揪心，十分犯不着。当然我也忍不住开他玩笑，说沈先生你一生爱折腾。他哈哈大笑，回我：它們折腾我，我也要折腾折腾它们。否则，这批王八蛋，真是岂有此理！
　　沈先生晚年，有两桩事我没有拂他的意，一是在他的一名办实业的学生的资助下，决定恢复出刊《远方诗刊》。他几次来嘉兴商谈，决定让伊甸出任主编，沈健和我做副主编。有次在他的带领下，我和伊甸专程赶去临安的某个山庄商量此事。《远方诗刊》出刊了几期，实际上也只是我和伊甸在编辑，但在诗的观念上，我与老伊毕竟有很大的分歧，加上版式、校对等我也并不满意，编了几期后，也就兴味索然了。二是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沈泽宜诗选》的时候，沈先生来电要我给他写一篇评论。这次我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尽管我知道，给他一生的诗歌作论，并不轻松。现在，这篇近九千字的“沈泽宜论”以《天以诗人为木铎》为题附录在《沈泽宜诗选》中，占了十四个页码。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文中我对沈先生多有批评，有些句子似乎还有一点扎眼，比如这一句：“沈泽宜一生一再寻求‘梦中女孩’而不得圆满，这固然有他所处时代的不合理，但主要是他性格的因素所致……不独爱情问题上，在很多的问题上，沈泽宜缺乏严格反省自己的能力，他固执而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注定了要让他在包括爱情在内的重大问题上发生灾难。”这里，除了“梦中女孩”一词为沈先生所改外，九千字的全文也只改动了两三处几个词。文章发去后，他曾给我来信，告诉我“尊稿又读了一遍，整体上无可挑剔，而且越写到后来越好。我特别赞赏你对《致尤莉亚》一诗的解读。结尾点题的一段更是不可多得。卒章显志，如诗似哲”。我终于让七八十岁的老爷子交关开心了一回。
　　他晚年，我曾联系他在嘉兴电视台的一个学生想给他拍一个纪录片，那人也跟他沟通过；还曾想给他做一个长篇的访谈。但两桩事都没有完成。这里面是有一些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沈先生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我只能废然而罢。
　　人生总归是留有那么一点遗憾的。

五

　　在罹患直肠癌之前，大概在2002年，沈先生有过一次小小的中风。那次中风发生在武夷山开当代文学研究会期间。所以我写给他的诗中曾开门见山这样写：
　　一次山巅的放松，死亡差点儿追上了他
　　他的大脑甩了一下，第一次，他被人扶住了
　　幸好，记忆的芯片没有失去密码
　　非常幸运，他没有从此瘫痪。他恢复良好。此后除了走路步子略小一点、略有一点颤抖外，基本上也看不出什么。 　　又过了几年，2009年5月6日，因一连数月大便带血而去医院检查痔疮，结果查出了直肠癌。起初他以保守疗法坚持治疗，后来，他还是不得不动了手术。手术后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2013年9月20日中秋节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直肠癌复发，住在湖州医院，希望我去看看他。我乘中秋节恰好与柯平、沈方、商略、马鸣谦四位老友湖州聚会之际，在东站下车后挤上一辆公交车赶去湖州医院，到了，遍寻不见，打电话他又不接，很着急。后来才知道，他被干女儿一家接去过中秋节了。第二天上午，我在医院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香水百合，再次赶到病区。上了楼，一时找不到他所在的病床，来回走了好几次，蓦地，听得沈先生叫我“汉明……”，声音微弱，绵软。循声找去，终于找到了他。进门，见沈先生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正在挂盐水。我将花束放在他右手边的凳子上，突然，空荡荡的一个人的病房里顿时就有了生机，原先的灰色调因一束花的加入而有了些许改变。沈先生半躺在床上，吊着盐水，他开始跟我讲他的病情。讲着讲着，忽然跟我说，很想抽一支烟，他已经两个月零三天没有抽烟了。说完，做了一个抽烟的手势，还很天真地一笑。沈先生这样子的笑我太熟悉了，是很好玩很顽皮的一笑。我是否递给他烟了，不记得了，但我一直记得他的顽皮。我凑到他的耳朵边，问他：“想女人吗？”沈先生答：“想！”声音响亮而干脆。沈先生接着告诉我，多年前，他去看望湖州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作家，那个作家这么告诉他，很想抱一抱大姑娘——不是隔着衣服抱，是赤身裸体的那种抱。说完，他浅浅地做了一个搂抱的手势。我知道，这才是沈先生的心声。他強调着他生命中的这个本能。师徒两人如此对话，大概不多见。这个细节和这些想法，回来后我如实写入了一首诗中：
　　相见总有一个理由
　　比如生病——希望沈先生的病不重
　　仅限于这一张床的大小
　　我来看你，公交车吱嘎响
　　好像和你一样八十一岁
　　而你的心年方二八
　　“很想抽烟，
　　两个月零三天没得抽了。”——烟嘛无非红双喜
　　说完，天真一笑
　　允许我凑近了问你：
　　“想女人吗？”我是一脸严肃地问
　　“想！”你毫不含糊——
　　抱着她的裸体着想
　　先生之道一以贯之
　　这才是真的你，我印象中的你，非踏入了一只乱泥塘的你
　　谈到其他
　　我嘻嘻哈哈
　　此处一概帮你省略了吧……
　　——《癸巳中秋，在湖州看望病中的沈泽宜先生》
　　现在不需要省略了，直接地说吧，他跟我谈到了他的外甥、妹子；谈到了他的干女儿干女婿，不无遗憾地跟我说，可惜是个“干”字，去掉这个字就好了。说完，凄然一笑。
　　病房里的沈先生念念不忘《远方诗刊》。他还想继续出刊，要我支持。我说你找伊甸啊。我这是表明我的态度。沈先生还有一个想法，他终于说出来了，他很想出一套沈泽宜文集，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可以出六本。他的理由是文集可以保存时间长久一些。这个有那么一点儿近乎后事的交代，过于严肃了，我既不答应他，也不再像往常一样跟他抬杠，我点了点头。后来，我告辞走出病室的时候，沈先生伸出手来，连着握了两次，兹事体大，任重道远，我顿感有那么一点吃重。
　　不得不说，沈先生越来越见老了。那种多年以来的不败的活力，开始逃离他的身体。沈先生最后一次出场是2014年5月11日在湖师院召开的纪念远方诗社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事先，他怕我不愿去赶热闹的场子，八号专程给我打来电话，以近乎迟钝而绵软的声音问我：“汉明，你哪天到？”“十号下午到。”我回答。听到我的答话，他没有一句废话，嘟的一下，电话就挂断了。
　　远方诗社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沈先生带着鸭舌帽，难掩一脸的衰疲之相。脸上的雀斑越来越见深黑，手臂的青筋暴突在外，嶙峋的手指骨都出来，有点吓人。他整个人瘦得令人担忧。上午会议，下午朗诵，他就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静地倾听着，再没有了慷慨发言的热情，那一句诗是“开辟道路，抚慰心灵，完善和提升人性”的宣告再不曾从他的喉咙里迸出。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在伊甸发言之后，我也跟着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发言，回顾了我与远方诗社特别是与沈先生的不寻常的关系。我也终于学会了说一点儿好话。
　　庆典仅仅过去了四个月又十天，9月21日，周日的上午，我照例去范蠡湖喝茶。下午游泳，收到网购的《到芬兰车站》（埃德蒙·威尔逊）。老天不知不觉暗下来了。我举起酒杯，喝了没几口，就传到了沈先生去世的消息。
　　哀哉。
　　第二年的清明节，山水清亮，万物清丽，春天又一次艰难地来到人间。现在，沈先生再也不需要去爬山了，再也不需要为在春天没有爬一次山而独自懊悔，因为他就住在山上了。
　　湖俗，清明前三日或后四日，宜扫墓。2015年清明后第四日，天晴，风轻，水暖，山温。我从嘉兴开车赶去湖州，早约好柯平和沈方两位老友，专程去湖州南郊桂花山公墓给沈先生扫墓。除了带上三束花卉外，我还特意为沈先生准备了一副纸牌。纸牌是有人从北京大学带来送给我的，五十四张牌的图案全都关乎北大。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北大，那个年代屈指可数的北大诗人，我以为，这副正宗的北大纸牌一定顺乎沈先生的心意。
　　找到“诗人沈泽宜之墓”的墓碑，我把纸牌和鲜花一道放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遗像鞠躬致意。不过我忘了把大小鬼抽去。沈先生打关牌用不到这两个家伙。关牌分摊到每人手中，也就十三张纸牌，十三，意味深长的数字，这一生，已经足够让他思量再三了。
　　鞠躬致意的同时，我喃喃自语，希望沈先生在那边不仅有诗，有爱，还能找到美好的牌友和能够展示他才华的舞台。当然了，最好有一位年轻女性的牌友。这是沈先生喜欢的。
　　桂花山公墓旁的某个小酒馆吃了一顿小酒，回湖州城区。晚餐后跟两位老友辞行，开车径回嘉兴。我冲了一个热水澡，躺床上胡乱翻旧日记，见到这么一条（疑是前世所记），辑录如下：
　　2011年7月18日，周一。沈先生快八十岁了，上午来嘉兴，专程给我带来他的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部《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扉页有签名：汉明存念沈泽宜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钤“沈泽宜”白文印章。今天我刚好在上海。十二点四十分才匆忙赶到江南摩尔外婆家分店。我来此前，沈先生始终未动筷子，一直等我。伊甸和另一位朋友守着一条烧制精美的松子桂鱼，也只好陪着他未曾开吃。我赶到的时候，整个一桌菜全都冷了。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