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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物塑造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在短篇小说《色·戒》中，张爱玲用或繁或简的笔触塑造出了形形色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形象：无论是麻将桌边的太太们，还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青年学生、大小汉奸们，又或是连名字都不曾交代的男主角易先生，他们共同构建了作者笔下腐朽没落的“死亡国度”。王佳芝从迷茫到自我否定，到以生命为代价的逃遁揭示了女性自身的脆弱和悲哀;但她不甘于情欲客体身份，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出了某种自发的女性主义意识萌芽。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写于1950年。故事发生在日伪时期，一群爱国学生计划通过“美人计”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然而，“美人”王佳芝却在易先生低头为她挑选戒指的一霎那，感受到了所谓“真爱”，在紧要关头脱口而出的“快走”两个字，拯救了易先生，却葬送了自己。
这部小说深得张爱玲的喜爱，虽然在1950年她就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却经过近30年不断修改，直到1978年才将这篇小说和其他两个小故事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卷首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1]
《色·戒》只有短短一万余字，但却耗费了作者20多年心血;叙述的时间只有一天，故事时间的跨度却有两三年;主要人物只有两个：易先生和王佳芝，涉及的人物却各色各样，囊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背景。或繁或简，张爱玲笔下这群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共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由父权＼男权创造的“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死亡国度。王佳芝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研究者们对《色·戒》女主人公王佳芝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被动地位，以及青春期非理性的生命缺陷等[2]。但是，只有建立在对众人物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还原其心路历程，才能更真实地接近人物本质，才能更确切地反映社会现实。
一、《色·戒》中的男性世界
张爱玲对男性的批判向来是不留余地的。《色·戒》中的男主人公易先生是个连名字都没有交代的大汉奸，是个“生得苍白清秀”的矮子，长着一只“据说是主贵”的、有点“鼠相”的“长长的鼻子”。这种女性化、侏儒化、猥琐化的男性形象本身就蕴含着作者对男性世界的颠覆。易先生庸俗虚伪、心狠手辣，但偶尔也会有真性情的流露，对即将失去权势的恐惧使得他焦虑、恐惧又孤独。他老奸巨猾，疑心极重，狡兔三窟;他色欲熏心，“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方才能看牢他;他不懂得爱情，不相信爱情，也不能承担爱情。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名利才能俘获美色，“本来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面对王佳芝在最后关头流露的逼人的爱意，他毫不犹豫的退缩了，他“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为了权势，他选择杀害了王佳芝，却感叹于“他还是真爱她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希望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在他看来，男女之间就是“最终极的占有”。这种具有深刻人性洞察力的刻画，连同所塑造的丧失了传统男性英雄本色和血气方刚的、猥琐自私胆怯的形象，将笔触指向了男权霸权的没落，表现了作者对男性批判的深入。
王佳芝的同乡邝裕民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角色，对他的描述一直隐藏在字里行间。他是爱国同学里的一员，麦太太的表弟，美人计中的联络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未谈过恋爱的少女心中模糊的爱恋，他的乡音是她心中最后一丝温暖与依恋，他对“美人计”的默认是王佳芝甘做“美人”无数原因之一。全文中他唯一一次浮出文字却只有一句话：“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他的笑容和安慰就像是他给王佳芝的那瓶安眠药，让人安睡、忘却现实，但却有毒。
《色·戒》中出现的所有的男性，包括大大小小的汉奸，设计美人计、给美人“性培训”的，最后三言两语就招了供的“爱国的同学们”;用“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的旧爱邝裕民，“佯佯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的嫖过妓的梁闰生，最终只顾自己逃生的地下工作者吴某等等，都软弱滑稽，猥琐无力。他们是王佳芝悲剧命运背后的推手。这一幅男性的“群丑图”彻底解构了传统男性中心立场的崇高与地位。
二、《色·戒》中的女性世界
张爱玲是中国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全面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戕害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最早反思女性自身问题的女性之一。她的笔下没有所谓的女性英雄、女性神话;有的只是世俗生活里的一个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她以平静的写实作底子，在现实的家庭婚姻生活和都市生活场景中描绘出了真实的女性形象：“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绣在屏风上的鸟”，精神上、心理上的病态使她们失去了飞出去的愿望，或者是想飞也飞不动了，即使笼门洞开也无济于事[3]。
在《色·戒》的开篇，“白天也开着强光灯”的麻将桌，“光芒四射”的钻戒，“白的耀眼”的桌布，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闪亮而不真实的世界。“假”落地大窗的窗帘隔绝了外面的风雨飘摇，3个穿着黑斗篷、好像“一口钟”似的太太们，就像穿了寿衣似的坐在那儿笑叹怨尤。黄金、钻戒、牌桌、饭局，女人们在“不断地企图占有外界东西”的同时，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灵魂”[4]。女性世界只剩下空虚、无聊、攀比、猜忌，以及对男性的仰视和讨好。“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谁来请客、请客吃什么是最重要的话题。马太太前几日麻将桌边的缺席是因为“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是因为“吃醋，因为自从她（王佳芝）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脸上长着麻子的廖太太也是笑话的对象：“麻婆豆腐是要老豆腐嘛”，廖太太“白麻子都红了”，可大家仍然“都笑”;易太太对年华逝去的“摇摆不定”，在同伴看来“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青漂亮的女性簇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同伴丈夫的“纳宠”对马太太来说既是“讨好”的机会、偷乐的理由、“请酒”的托词，也是日后“搬嘴”的谈资;而对易太太来说，易先生只消日后“好好的吓唬吓唬”几下，便还会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麻将桌边的一日时光，打牌声不停，谈笑声不止，任凭什么都无法打断这浑浑噩噩的喧笑。 与太太们相比，年青的女同学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她们共同参与拟订了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色诱”的荒谬计划。可面对王佳芝的牺牲，身为同性的女同学们却没有任何同情，有的只是“沉默”“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躲着她，不正眼看她”“好奇的异样的眼光”“可憎的眼光”“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她们的冷漠、自私是王佳芝一步步走向深渊的重要原因。对女性世界的描绘越真实、越具体、越冷静，对女性神话的破除就越彻底，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就越坚决。
三、迷茫——自我否定——出逃：王佳芝的生命逃遁
芸芸众生、人性荒芜，王佳芝就是从这样一个“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死亡国度里成长起来的少女。在张爱玲看来“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她笔下的人物“是好的，也是不好的，是坏的，也是不坏的”[6]。王佳芝是以爱国锄奸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她是“美人计”中的美人，是热血的爱国学生之一。但在小说中的第一个镜头里，王佳芝也不过是男性世界里的典型女人罢了。“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几千年男权社会为女性建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心狱：依赖男性、自甘为奴。
“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对自己青春美丽的自信使得她对马太太的缺席不由得起了疑心，“是吃醋，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面对牌桌这个戒指展览会，她忍不住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在接下来的演戏过程中，小咖啡馆里的王佳芝久候易先生，而人迟迟不来。不免有些患得患失，“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甚至于“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无聊的等待中，“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好容易人来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看到粉红钻戒，“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片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入戏如此之深，恐怕连王佳芝都弄不清楚：麦太太、女学生，谁才是真正的自己。
王佳芝当然不仅仅是麦太太，她同时还是爱国锄奸活动的女主角。但是，她参与活动的冲动却不仅来自单纯的爱国心，也来自王佳芝作为女性的与生俱来的生命缺陷：虚荣。年青的王佳芝凭借着“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在现实世界里重新回到了舞台，再一次站在了她所恋恋“不舍”的舞台中央[7]，以女性身体作为性工具进入了民族斗争[8]。先是向自己素来讨厌的梁润生献出了自己的初贞，再以“美人”的身份向“四五十岁的矮子”投怀送抱。可是这之后迎接她的却是同学们的“嗤笑声”和“好奇、异样、可憎的眼光”。于是，王佳芝的“懊悔”也“不止一回”地随之而来“就我傻”。在从迷茫到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情窦初开的少女天然合理的对性爱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渴望战胜了民族大义，一枚有价无市的钻戒充分的满足了少女的虚荣，在粉色钻戒璀璨光芒粉饰的世界里，爱情翩然而至：“他是真的爱我的”，理智瞬间崩溃了。
张爱玲小说里很少写爱情， 她笔下的爱情完全褪去了那种卿卿我我的浪漫情调[9]。《倾城之恋》里，爱情跟利害打算纠缠在一起，女人通过谋爱来谋生。《色·戒》中，爱情再次变了味，跟物质和情欲紧紧联系起来。女人，尤其是美貌的女人，既不是战争的因，也不是战争的果，她只不过是想拥有一份所谓的“真爱”而已，即便这“真爱”不过是用钻石、金条和性愉悦证明起来的。可是，在这样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样一朵用金钱和肉欲浇灌的爱情之花又怎能逃过凋谢的命运？少女这个看似卑微的愿望，却注定不能实现。作为被统治者的王佳芝，只有在少女的想象里，才能够获得真爱;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在“正在死亡的国度”中成功逃遁。
王佳芝不是“娜拉”，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悲剧，也从未看透过这个由父权＼男权创造的“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更从未尝试过任何形式的逃离。同学们的冷漠只不过使她稍稍感到了一丝迷茫与怀疑，不知牺牲的价值究竟何在。可女性内心的积垢使得她来不及做出任何理性思索，就匆匆走向了自我否定：“就我傻”。可是王佳芝身上对爱情的向往、对情欲的追求、对生死的抉择，却那么天然合理，闪烁着最微弱的女性主义光辉。佳芝对身体欲望的沉醉、对“爱”的无畏与易先生对“色”的放纵、对乱世的恐惧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王佳芝来说，身体的苏醒不过是一剂催化剂，加速了思想上的觉醒：“美人”开始拥有了作为独立人的感情，有了开始思索整桩事件是否值得的意识，也有了反抗自己受人摆布命运的理由。最后关头低声说出的两个字“快走”，不仅讽刺了冠冕堂皇的“革命事业”，更对男权主义者施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色·戒》中的男男女女，无论是麻将桌边的太太们，还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青年学生、大小汉奸们，又或是连名字都不曾交代的男主角易先生，都和主要人物王佳芝一起共同构建了张爱玲笔下的腐朽没落的世俗社会。他们“苍凉”的生存状态就是对现存社会最深刻的控诉。《色·戒》中的王佳芝从迷茫到自我否定，再到以生命为代价的出逃揭示了女性自身的脆弱和悲哀。王佳芝的不幸“不是什么例外，也不是什么境况和魔鬼般的人物所导致的，它自动产生于人的行为和性格，或者说几乎是人的行为和性格的本质”[10]。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不应当“紧靠”着不幸。王佳芝不甘于情欲客体身份，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出了某种自发的女性主义意识萌芽。
张爱玲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其作品中所创造的形形色色有生命力的人物，以及人物塑造过程中显现的女性主义光辉却是永远不会落伍，而这才是作品流芳百世、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最大前提。
参考文献：
〔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惘然记序[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39.
〔2〕刘广涛.复杂的人物 丰富的内涵——张爱玲小说《色·戒》解读[J].现代文学，2008.44-46;杨璇.寻找女性主义的声音——解读《色·戒》中王佳芝形象[J].凯里学院学报，2013，31（4）：119-121;胡赤兵.对张爱玲.《色·戒》中王佳芝形象的解读[J].现代文学评论，2011，（4）：202-203.
〔3〕〔9〕刘思谦，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79-87.
〔4〕郭继德.奥尼尔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04.
〔5〕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谈女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2.
〔6〕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自己的文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3.
〔7〕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N].中国时报·人间，1978-11-27.
〔8〕刘思谦.以性别视角细读《色·戒》[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57-63.
〔10〕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8.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写于1950年。故事发生在日伪时期，一群爱国学生计划通过“美人计”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然而，“美人”王佳芝却在易先生低头为她挑选戒指的一霎那，感受到了所谓“真爱”，在紧要关头脱口而出的“快走”两个字，拯救了易先生，却葬送了自己。
这部小说深得张爱玲的喜爱，虽然在1950年她就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却经过近30年不断修改，直到1978年才将这篇小说和其他两个小故事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卷首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1]
《色·戒》只有短短一万余字，但却耗费了作者20多年心血;叙述的时间只有一天，故事时间的跨度却有两三年;主要人物只有两个：易先生和王佳芝，涉及的人物却各色各样，囊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背景。或繁或简，张爱玲笔下这群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共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由父权＼男权创造的“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死亡国度。王佳芝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研究者们对《色·戒》女主人公王佳芝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被动地位，以及青春期非理性的生命缺陷等[2]。但是，只有建立在对众人物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还原其心路历程，才能更真实地接近人物本质，才能更确切地反映社会现实。
一、《色·戒》中的男性世界
张爱玲对男性的批判向来是不留余地的。《色·戒》中的男主人公易先生是个连名字都没有交代的大汉奸，是个“生得苍白清秀”的矮子，长着一只“据说是主贵”的、有点“鼠相”的“长长的鼻子”。这种女性化、侏儒化、猥琐化的男性形象本身就蕴含着作者对男性世界的颠覆。易先生庸俗虚伪、心狠手辣，但偶尔也会有真性情的流露，对即将失去权势的恐惧使得他焦虑、恐惧又孤独。他老奸巨猾，疑心极重，狡兔三窟;他色欲熏心，“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方才能看牢他;他不懂得爱情，不相信爱情，也不能承担爱情。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名利才能俘获美色，“本来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面对王佳芝在最后关头流露的逼人的爱意，他毫不犹豫的退缩了，他“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为了权势，他选择杀害了王佳芝，却感叹于“他还是真爱她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希望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在他看来，男女之间就是“最终极的占有”。这种具有深刻人性洞察力的刻画，连同所塑造的丧失了传统男性英雄本色和血气方刚的、猥琐自私胆怯的形象，将笔触指向了男权霸权的没落，表现了作者对男性批判的深入。
王佳芝的同乡邝裕民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角色，对他的描述一直隐藏在字里行间。他是爱国同学里的一员，麦太太的表弟，美人计中的联络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未谈过恋爱的少女心中模糊的爱恋，他的乡音是她心中最后一丝温暖与依恋，他对“美人计”的默认是王佳芝甘做“美人”无数原因之一。全文中他唯一一次浮出文字却只有一句话：“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他的笑容和安慰就像是他给王佳芝的那瓶安眠药，让人安睡、忘却现实，但却有毒。
《色·戒》中出现的所有的男性，包括大大小小的汉奸，设计美人计、给美人“性培训”的，最后三言两语就招了供的“爱国的同学们”;用“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的旧爱邝裕民，“佯佯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的嫖过妓的梁闰生，最终只顾自己逃生的地下工作者吴某等等，都软弱滑稽，猥琐无力。他们是王佳芝悲剧命运背后的推手。这一幅男性的“群丑图”彻底解构了传统男性中心立场的崇高与地位。
二、《色·戒》中的女性世界
张爱玲是中国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全面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戕害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最早反思女性自身问题的女性之一。她的笔下没有所谓的女性英雄、女性神话;有的只是世俗生活里的一个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她以平静的写实作底子，在现实的家庭婚姻生活和都市生活场景中描绘出了真实的女性形象：“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绣在屏风上的鸟”，精神上、心理上的病态使她们失去了飞出去的愿望，或者是想飞也飞不动了，即使笼门洞开也无济于事[3]。
在《色·戒》的开篇，“白天也开着强光灯”的麻将桌，“光芒四射”的钻戒，“白的耀眼”的桌布，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闪亮而不真实的世界。“假”落地大窗的窗帘隔绝了外面的风雨飘摇，3个穿着黑斗篷、好像“一口钟”似的太太们，就像穿了寿衣似的坐在那儿笑叹怨尤。黄金、钻戒、牌桌、饭局，女人们在“不断地企图占有外界东西”的同时，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灵魂”[4]。女性世界只剩下空虚、无聊、攀比、猜忌，以及对男性的仰视和讨好。“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谁来请客、请客吃什么是最重要的话题。马太太前几日麻将桌边的缺席是因为“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是因为“吃醋，因为自从她（王佳芝）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脸上长着麻子的廖太太也是笑话的对象：“麻婆豆腐是要老豆腐嘛”，廖太太“白麻子都红了”，可大家仍然“都笑”;易太太对年华逝去的“摇摆不定”，在同伴看来“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青漂亮的女性簇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同伴丈夫的“纳宠”对马太太来说既是“讨好”的机会、偷乐的理由、“请酒”的托词，也是日后“搬嘴”的谈资;而对易太太来说，易先生只消日后“好好的吓唬吓唬”几下，便还会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麻将桌边的一日时光，打牌声不停，谈笑声不止，任凭什么都无法打断这浑浑噩噩的喧笑。 与太太们相比，年青的女同学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她们共同参与拟订了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色诱”的荒谬计划。可面对王佳芝的牺牲，身为同性的女同学们却没有任何同情，有的只是“沉默”“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躲着她，不正眼看她”“好奇的异样的眼光”“可憎的眼光”“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她们的冷漠、自私是王佳芝一步步走向深渊的重要原因。对女性世界的描绘越真实、越具体、越冷静，对女性神话的破除就越彻底，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就越坚决。
三、迷茫——自我否定——出逃：王佳芝的生命逃遁
芸芸众生、人性荒芜，王佳芝就是从这样一个“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死亡国度里成长起来的少女。在张爱玲看来“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她笔下的人物“是好的，也是不好的，是坏的，也是不坏的”[6]。王佳芝是以爱国锄奸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她是“美人计”中的美人，是热血的爱国学生之一。但在小说中的第一个镜头里，王佳芝也不过是男性世界里的典型女人罢了。“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几千年男权社会为女性建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心狱：依赖男性、自甘为奴。
“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对自己青春美丽的自信使得她对马太太的缺席不由得起了疑心，“是吃醋，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面对牌桌这个戒指展览会，她忍不住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在接下来的演戏过程中，小咖啡馆里的王佳芝久候易先生，而人迟迟不来。不免有些患得患失，“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甚至于“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无聊的等待中，“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好容易人来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看到粉红钻戒，“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片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入戏如此之深，恐怕连王佳芝都弄不清楚：麦太太、女学生，谁才是真正的自己。
王佳芝当然不仅仅是麦太太，她同时还是爱国锄奸活动的女主角。但是，她参与活动的冲动却不仅来自单纯的爱国心，也来自王佳芝作为女性的与生俱来的生命缺陷：虚荣。年青的王佳芝凭借着“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在现实世界里重新回到了舞台，再一次站在了她所恋恋“不舍”的舞台中央[7]，以女性身体作为性工具进入了民族斗争[8]。先是向自己素来讨厌的梁润生献出了自己的初贞，再以“美人”的身份向“四五十岁的矮子”投怀送抱。可是这之后迎接她的却是同学们的“嗤笑声”和“好奇、异样、可憎的眼光”。于是，王佳芝的“懊悔”也“不止一回”地随之而来“就我傻”。在从迷茫到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情窦初开的少女天然合理的对性爱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渴望战胜了民族大义，一枚有价无市的钻戒充分的满足了少女的虚荣，在粉色钻戒璀璨光芒粉饰的世界里，爱情翩然而至：“他是真的爱我的”，理智瞬间崩溃了。
张爱玲小说里很少写爱情， 她笔下的爱情完全褪去了那种卿卿我我的浪漫情调[9]。《倾城之恋》里，爱情跟利害打算纠缠在一起，女人通过谋爱来谋生。《色·戒》中，爱情再次变了味，跟物质和情欲紧紧联系起来。女人，尤其是美貌的女人，既不是战争的因，也不是战争的果，她只不过是想拥有一份所谓的“真爱”而已，即便这“真爱”不过是用钻石、金条和性愉悦证明起来的。可是，在这样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样一朵用金钱和肉欲浇灌的爱情之花又怎能逃过凋谢的命运？少女这个看似卑微的愿望，却注定不能实现。作为被统治者的王佳芝，只有在少女的想象里，才能够获得真爱;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在“正在死亡的国度”中成功逃遁。
王佳芝不是“娜拉”，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悲剧，也从未看透过这个由父权＼男权创造的“充满幽闭恐惧”气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更从未尝试过任何形式的逃离。同学们的冷漠只不过使她稍稍感到了一丝迷茫与怀疑，不知牺牲的价值究竟何在。可女性内心的积垢使得她来不及做出任何理性思索，就匆匆走向了自我否定：“就我傻”。可是王佳芝身上对爱情的向往、对情欲的追求、对生死的抉择，却那么天然合理，闪烁着最微弱的女性主义光辉。佳芝对身体欲望的沉醉、对“爱”的无畏与易先生对“色”的放纵、对乱世的恐惧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王佳芝来说，身体的苏醒不过是一剂催化剂，加速了思想上的觉醒：“美人”开始拥有了作为独立人的感情，有了开始思索整桩事件是否值得的意识，也有了反抗自己受人摆布命运的理由。最后关头低声说出的两个字“快走”，不仅讽刺了冠冕堂皇的“革命事业”，更对男权主义者施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色·戒》中的男男女女，无论是麻将桌边的太太们，还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青年学生、大小汉奸们，又或是连名字都不曾交代的男主角易先生，都和主要人物王佳芝一起共同构建了张爱玲笔下的腐朽没落的世俗社会。他们“苍凉”的生存状态就是对现存社会最深刻的控诉。《色·戒》中的王佳芝从迷茫到自我否定，再到以生命为代价的出逃揭示了女性自身的脆弱和悲哀。王佳芝的不幸“不是什么例外，也不是什么境况和魔鬼般的人物所导致的，它自动产生于人的行为和性格，或者说几乎是人的行为和性格的本质”[10]。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不应当“紧靠”着不幸。王佳芝不甘于情欲客体身份，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出了某种自发的女性主义意识萌芽。
张爱玲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其作品中所创造的形形色色有生命力的人物，以及人物塑造过程中显现的女性主义光辉却是永远不会落伍，而这才是作品流芳百世、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最大前提。
参考文献：
〔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惘然记序[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39.
〔2〕刘广涛.复杂的人物 丰富的内涵——张爱玲小说《色·戒》解读[J].现代文学，2008.44-46;杨璇.寻找女性主义的声音——解读《色·戒》中王佳芝形象[J].凯里学院学报，2013，31（4）：119-121;胡赤兵.对张爱玲.《色·戒》中王佳芝形象的解读[J].现代文学评论，2011，（4）：202-203.
〔3〕〔9〕刘思谦，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79-87.
〔4〕郭继德.奥尼尔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04.
〔5〕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谈女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2.
〔6〕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自己的文章[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3.
〔7〕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N].中国时报·人间，1978-11-27.
〔8〕刘思谦.以性别视角细读《色·戒》[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57-63.
〔10〕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