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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东是“80后”一代中有突出写作特色的作家，其写作跳出城市文学的惯常书写，呈现出开阔的气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以其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为中心来进行考察，其小说美学主要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从写作题材的展现上看，其小说体现出一种残酷与温情交织的美学;从写作技巧的表现上看，其小说体现出一种精细的美学;从写作风格的呈现上看，其小说体现出一种古典婉曲的美学。
关健词：蔡东;小说美学;诗性文化;意境美;《我想要的一天》
蔡东是“80后”一代中有突出写作特色的作家。她写作十几年，作品并不多，但在质量上非常可观。小说集《木兰辞》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品《往生》获得《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2016年又凭借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其作品“不仅明显区别于以‘打工文学’为一时风尚的深圳书写模式，还跳出了城市文学惯有的抽象表现套数，更区别于以往‘底层书写’为特质的阶级代言习惯”[1]，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尤其在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上，抵达了八零后一代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深度。”[2]蔡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写作的渊源以及对写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她自认“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3]。这造就了她写作的深度。而她对写作所表现出的慎之又慎的态度，则使其写作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气象。这一方面体现为她对每一篇作品都精雕细琢的精神上，同时也体现出她对写作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使她反过来非常虔诚地对待和审视写作，既注重对作品思想内涵和形式结构的精心谋划，又看重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等因素对作品的无形造就，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张清华指出：“因为归根结底小说是一种艺术品，叙事是一种艺术与审美活动，……研究叙事，最终必须指向对美学内容的揭示。”[4]为此，本文以蔡东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她的小说作品。
一、残酷和温情交织的美学
就写作题材而言，蔡东的小说脱离出传统“80后”青年作家写作的主流，一反施战军所指出的青年作家最擅長的“成长和婚恋题材”，开始探求“以家为基本人际关系的深度依托和心灵希求”[5]，在城市文学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蔡东的很多作品确实是以“家”为背景来展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家是一个人最直接也最简单的生存体验根植之所，另一方面也因为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看似最不复杂而又最能考验一个人在写作空间上的处置能力。蔡东的写作从情节上来讲不复杂，但从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度上来讲，却是深刻的。尽管她很少直接对现代大都市的快节奏、杂乱无章、激情场面以及对城市中人的异化、茫然和充满欲望进行刻画，但她所写的现实依然有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从人的生存角度而言，生活从一个如影随形的对象到被看作一个分化对立的对象，很快变成了人的敌对力量，它时刻在瓦解人们业已形成的生活秩序和精神抵抗力。蔡东正是在对这一伟大“敌人”的深入中，让人看到了抗争的力量，当然也有凄凉和绝望。
以具体的作品来看，《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作为一个对生命觉醒了的人，下定决心辞职离乡，到异乡去写作，然而其选择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被误解并成为嘲讽的对象。而现实中的春莉确实也因很多缘由无法在世俗生活和艺术世界中自处，最后只能留下一个“不知去往何处”的结局。小说中的麦思和高羽夫妇也是如此，“他们身处异乡渴求安稳，当异乡变成久居之地后，又开始怀疑铁板一块的安稳和机械性的工作秩序”[6]，以至于精神苦闷，内心空虚。高羽最后也只能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消除精神上的困局，然而最终仍要回到生活的牢笼之中。《无岸》中的故事同样令人悲悯，主人公柳萍在45岁的时候宣告自己人生失败，其原因竟是因为收到了女儿的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五万美元的学费。“有家底的人”突然沦落到了卖房筹钱和另寻所居的境地。为了争取单位的周转房，柳萍夫妇模拟“受辱训练”，最后竟然“爱上了训练”“爱上了何主任”。“人的悲剧，人的扭曲，人的变形，人的不得已”[7]在作品中被作者展现得淋漓尽致。《往生》中的主人公——六十多岁的儿媳康莲，尽心尽力照顾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濒临精神崩溃。《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和潘舒墨分别在事业和形貌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形体/婚姻和事业中两人却败得一塌糊涂。尽管二人最终结成了伴侣，然而毕竟是现实的残酷造就了他们。就叙述的轻重缓急上看，蔡东的描写不十分压抑也不十分激烈，有时候还不时地带上一点冷冷的幽默或嘲讽，然而正是其或明或暗、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对人发挥作用的“烘焙”魔力。这其中的残酷，不是用多少语言文字能够说得清的。
然而蔡东的写作目的，并非完全在于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呈现生活的残酷性。从其作品中我们每每可以发现温情之美。这也许是蔡东常以“家”为小说切入点所形成的一个值得探寻的“佳处”。《我想要的一天》中，麦思和高羽在“无抵抗的腐烂”中相互抗拒，在“充满痛苦的坚守”崩溃后，高羽离家出走，麦思用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小说的结尾，麦思打开高羽“并不具备实质的防护作用”而是带有“某种拒绝窥探的表态”的抽屉，看到了一把仿真枪和一台望远镜。这把枪是“青春期少年们的最爱”，而望远镜则“小小的，小得让人心疼，让人想流泪”[8]。这时的麦思在心底或许一下子理解了高羽，理解了自己离家出走的丈夫。《无岸》中的结尾亦是如此，柳萍、童家羽夫妇为了女儿的学业前程甘愿“受辱”，而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害怕”，某个夜晚，当他们戳破了这层神经兮兮的“纸”，“慢慢地，轻手轻脚地，她把他拥入怀中”[9]。两个人的心最后带着恐惧合而为一。《往生》中的康莲，虽有“我恨不得他死，或者我死”这样的狠话，然而其与丈夫之间的相互体恤，与公公之间由于生活所迫所重建的新型“关系”——“她是老头跟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在他斑驳的记忆和狂野的虚构中，有时，她是初恋情人，在老家土墙上写情书示爱的热烈女孩;有时，她是姐姐，省下自己的半勺麻汁浇到他面碗里的姐姐;更多时候，她是他的娘”[10]——总还是让人感觉到人间的温情，并且形成了一股情感上的暖流，时刻在故事中涌动着。蔡东总是在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这样一种温情的写作，她擅长用某些感人的瞬间将生活的残酷融化掉。蔡东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总是“怀有深切的同情和体恤”，因为她对她们充满了深切的理解：“她们的命运里，充斥着全面的牺牲，她们的庸俗，无趣，大煞风景，实在是情非所愿。”[11]这是她温情写作的情感基础。施战军还指出：“心碎和心软是蔡东小说中的两种滋味。……心碎缘于难以为继的窘迫和痛失依靠的离散，这就是生活的底细。心软则缘于对生活抱着有情有义的信念。”[12]我觉得，正是这种“有情有义的信念”，使得蔡东的小说在正视生活的残忍的同时，也抓住了“幻灭过程中的撼人心魄的惨伤的美”[13]，从而使作品充满了“不忍之心”。 二、精细的美学
蔡东的小说除了残酷与温情交织的一面，还带有精细处理的特征。她讲求行文布局和语言文字，对艺术上的虚化、留白等技巧多有参酌。这使得其写作给人留下了一种讲求考究的印象。当然，此所谓“考究”并非指其小说有“雕镂气”，而主要是指她对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影响到了她对小说的创作。蔡东曾说：“我理想的写作生活，是写作来到生活中时，宛若液体渗入液体，宛如浓墨徐徐滴入水中，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缓慢地洇了开来，试探着容纳了对方，终至浑然一色，无分彼此。”[14]可见，她一直尝试着将写作与生活融为一体。而实际上她也一直实践着艺术化和有品质的生活。
在蔡东的写作中，精细化描写一直是一个特色。如《我想要的一天》中第三节，麦思和春莉周五见面，麦思为春莉泡茶，指出“青螺比尖削的龙井耐看，更有韵味”，春莉接不住话，把视线落在餐桌旁的搁板上。接下来，蔡东对搁板及其上面的器具进行了一番非常独特的描摹：“一排雪白的搁板，码着精巧可爱的小碗、蕉叶形状的碟子、驯鹿雪花图案的彩绘盘，款型别致，色彩浓艳，散发出生活的丰盛感和宽裕感。”[15]蔡东必然是对生活场景有过细密的观察，或者曾亲自实践过这样的生活。也许在生活中，她确实这样艺术过：“我是生活的信徒，从没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收集貌美的杯盘，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时刻，哪怕有些做作，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常态。茶几下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闲置的烤盘，阳台角落蒙尘的方盆，是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也是我努力生活的痕迹。”[16]
类似如此精细的描写，还体现在蔡东对日常生活烟火味的描摹上，如小说《净尘山》中对晚餐时段“家家户户的饭菜香味”的铺排：“不知谁家蒸了新米，被水汽唤醒的新米散发出稻花的清香。楼上的四川少妇又做回锅肉了，先用花生油爆炒辣椒，生辣椒有股四下窜动的冲劲儿，接着，五花肉从锅边溜进滚油里，白滑如玉的脂肪痛苦而欢快地皱缩起来，逼出一股来自动物油脂的、悠久的地老天荒的香味。”[17]这样的描写对于小说勾勒环境、烘托人物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蔡东小说中最为精致的部分。蔡东小说中“精细美学”的最独到之处，乃在于她对小说中人物行为的凝神性“加诸”。最典型的二例，一是《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在单位聚餐时，作者对于餐桌上斑斓盛宴和倩女饕餮大餐情形的描摹：“餐桌托举起斑斓的感官盛宴，金红色的化皮乳猪，粉艳的腊肠，洁白的鱼肚儿，鹅黄的芝士焗生蚝。酥脆，柔韧，甘美，滑嫩，果木香，柴火香，鲜香，焦香。胡椒，豆蔻，豉汁，月桂叶，芫荽籽。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食道里伸出一只手，充满绝望感的手，没命地往下拽。”[18]二是《木兰辞》中作者对邵琴吃蟹的风度化刻摹：“她先把毛茸茸的蟹腿折下，随即翘起两根手指轻巧地一掀背甲，露出油亮的蟹黄。趁还冒着热气，她拿起长勺，一刮一挑，蟹黄抖抖搂搂地立在勺子里。她弯下脖颈，慢慢地吸吮着。……她又沿着蟹脚方向，拆出蟹肉。吃罢，她把蟹身合拢，背甲重新盖回。接着用剪刀剪下蟹腿，分成几截，拿起签针，灵巧地一捅，雪白的蟹腿肉倏地落在碟子上。就这样，邵琴的蟹吃完了，吃得斯文、秀气、得趣。她又端起温热的黄酒，慢悠悠地送到嘴边，啜了一小口。桌上一片狼藉，残破的蟹壳，骨裂的蟹脚，而她的盘中，拼回一只完整的蟹，泛着金黄色的光泽，在灯下熠熠闪烁。”[19]作者这样的精细化处理，无论是对张倩女的率真性呈现，还是对邵琴的伪饰性表演，都是入木三分的，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
类似的描写，还有《往生》中对外婆缝制寿衣的描写，以及《木兰辞》中对“月下草庐”的细磨，其精细的程度，同样是令人惊异的。蔡东比较推崇现代小说大师汪曾祺，同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倾心有加[20]，在谈及自己的写作体验时她也常论及《红楼梦》和汪曾祺。[21]她曾这样赞美《红楼梦》：“《红楼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它落笔于俗常，作家那么郑重其事地面对日常生活，又用如此精妙的方式完成了这日常生活之书，想起来就觉得感动，《红楼梦》哪里是传奇，它的诗意是平实日子里缓缓渗出的。”[22]汪曾祺小说和《红楼梦》被公认为以精细性的刻画著称。汪曾祺的小说受到其师沈从文的影响，他深刻地掌握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精髓：“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内涵：“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23]读蔡东的作品，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首先蔡东重视人物，她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有典型人物出现，她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是不遗余力的;其次她也把握了“贴到人物来写”的精髓，她的小说中，没有哪一个人物在故事中是“飘”着的，是“不协调”的。前面所举的春莉、康莲、张倩女、邵琴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对于《红楼梦》，周汝昌曾称：“雪芹写《红楼梦》，是建造了一座千门万户的建章宫。但这宏伟的大宫殿组群的‘七宝楼台’分拆开看，又每一个小构件也都是精巧无比的艺术品。”[24]蔡东的作品从整体到细节也多有类似的关系皴染，不再赘述。总之，蔡东小说的此类精细化描写应当受到了汪曾祺和《红楼梦》的深远影响。
蔡东小说精细化的一面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同特定细节的描写上。这些描写或精准地刻画出人物所处的环境，或者非常细腻地传达出对人物梦想的烘托，或者将人物与环境巧妙地衔接，使小说具有了某种诗化的效果。例如《无岸》中，柳萍梦想着有一天能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然后想去黄石公园看看。去黄石公园似乎是她内心的一个隐秘。于是，紧接着作者便对黄石公园进行了一处近四百字的诗意化描写，以衬托现实中人之命运的不堪和心怀梦想的滑稽性。[25]《净尘山》的某一次叙述中，母亲的语调将张倩女拉回到留州老家，紧接着作者亦对其老家以及她曾经的生活场景进行了一处长达三百余字的追叙[26]，将生活在深圳的张倩女的人生窘境通过美好的渲染进行了对比。当然，某些简短的细节也写得异常动人，如：“咖啡厅细长的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株洁白的姜花，当张倩女从姜花旁走过时，正好有几片花瓣簌簌落下。她一愣，魂飞魄散，急忙快步离开。”[27]（《净尘山》）作者只簌簌几笔，便将张倩女相亲受到打击的情事，再次安插上了一个巧妙的隐喻。《福地》中傅源见到凤婶子后对凤婶子的描写，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文字：“她的模样令傅源悚然一惊，凋残的花朵远不能比拟她的衰老，她曾经像一条清蒸鱼，雪白，水嫩，却被岁月狠命戳了几筷子，那破败和狼藉，叫人一看心就凉了，日子没混头了。”[28]清蒸鱼的比喻在此处真是既准又狠，将凤婶子被岁月和生活剥蚀的惨状锻造得炉火纯青。 蔡东对作品的精细化裁处，不仅仅表现于对作品及其细节的饱满化经营，同样也体现在对作品的“虚实”处理上。对于如何处理作品的“虚实”问题，蔡东曾有一番经验之谈：“刚写作的时候，容易把小说写成个人自传或回忆录，不懂剪裁和萃取，也不讲艺术处理和审美距离，急于倾诉，挤得满满的，作品没有韵味，不微妙，不耐读。而对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作者来说，技术上过关了，小说写得虚一点、空灵一点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质感，是结实的品质，再虚构也要有打底的东西，一味用纯熟的技艺去运作一个作品，不肯下笨功夫， 出来的东西并不就是艺术的。”[29]多年来，蔡东对于写作技艺已经驾轻就熟。其很多作品，既体现出质实、饱满的一面，同时也写得含蓄、空灵和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净尘山》即是这方面的典范。小说中的“净尘山”实际上并非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只是一片没有名字的荒山，作者借之以喻生长在人之内心的一座山，这座山遗落在尘世之外，然而又让很多人心存无限遐想。所谓“净尘”，其实是除去人内心的尘滓。作者的构想可谓别具匠心。此外，蔡东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或情节，也都采取了“留白化”处理，如《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天地如此宽广阔大，可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30]。《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最后踏上人生的旅途，“世界在向她敞开着”[31]，但最终亦不知何往。作者正是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开放的视角处理人物和故事，从而也使得作品有了更广阔的美学空间。
三、古典婉曲的美学
蔡东在《净尘山》中描写岭南四月的梅雨天气时，用了一句非常精妙的话：“将现代世界笼罩在它古典婉曲的气质里”。我以为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容蔡东小说的风格特征。这一表述，一方面指小说弥漫着一股古典的诗意，另一方面也指小说在手法上有一种回环纡徐的美。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有“委曲”一品，剖析诗之委婉曲折的格调。蔡东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古典气质，近于“翠绕羊肠”“水流花香”“羌笛婉转”“漩涡风翔”之类的婉曲之美和语言上的诗性表述一直在其行文中汩汩流动着，带给人一种要眇雅致的美好感受。曹文轩曾说：“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一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32]而蔡东的小说带上明显的古典气质，一方面与上述时代症候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本人浸染古典传统文化以及作者的日常审美密切有关。
蔡东的很多小说，从篇目上看就带有明显的古典气息，并且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无岸》《净尘山》《往生》《木兰辞》《断指》《出入》《布衣之诗》等，皆是如此。在具体写作上，蔡东喜欢在作品中设置对比性人物，以体现传统操守与被现代社会异化了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如《无岸》中的童家羽，《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木兰辞》中的陈江流，他们的身上大都保有传统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气节，带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同时，他们的身上还多有某种艺术类型罩身，如童家羽练习瑜伽已六七年，对于道教和佛教亦有所倾心。张亭轩则会唱昆曲，教曲儿的时候，“穿松身的白色麻纱上衣，前襟绣着细细的银色竹叶，裤子是拷绸，烟灰色，那颜色真显干净”，“站起来，像一绺雾升起，坐下去，是慢慢卷起的一幅水墨画”[33]。陈江流醉心丹青，画作“笔势灵动，水墨淋漓，线条的浓淡和疏密都臻于理想的境界”;有时还打坐参禅，“书架上几排佛经，佛龛前供养着鲜花水果。他燃起三炷香，靠窗而坐，身后是缓缓落下的大雪”[34]，俨然一位流落于尘世的世外高人。其实，《木兰辞》全篇都氤氲着古典艺术的气息，小说中的邵琴虽不是作者刻画的理想人物，但骨子里迷恋好东西，“多少也算明灭着些希望”[35]。小说的整个叙事围绕在陈江流、邵琴和李燕之间，绘画、食蟹、品茶等活动穿插其中，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整部小说的“古意”也翩翩起舞了。
前文已经说到，蔡东常常想将写作与生活融合到一起，这从其《月圆之夜》后记的一段文字中可见其气息：“写作是自处的最精致神秘的一种方式。写作时可以有聲音，刮风下雨的声音是最好的，或是经由严格选定的音乐曲目，张继青的《皂罗袍》、黄耀明的《暗涌》、电影《青蛇》的一段配乐《流水浮灯》，常常在文档打开前就开始循环播放。多少年了，没有变过，音量调到最小，蜿蜒、断续。”[36]这种既古典又诗意的创作方式，无疑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小说的内容建构。在创作谈中，她还经常流露自己青少年时期读古典名篇《黄冈竹楼记》《箜篌引》等篇目的感慨，深深为经典之中所塑造的那种清幽孤寂或悲壮的氛围所感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显然也影响着她对生活的审美态度。
任何写作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上。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而言，语言有时候是致命的。而读蔡东的作品，很少有人不被她语言的精准和韵致所击中。蔡东的语言一直保持着简洁、遒劲、含蓄、蕴藉的特点，处处映照出古典诗学的征象，常常“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7]。她曾经至为精辟地分析汪曾琪小说的语言：“他语言的简约，是带着个人审美的修剪，是看起来自然罢了。这自然和简约，其实来自于处处留心的积累 、经年累月的训练和不厌其烦地修改，路数看似清淡朴讷，实则暗藏劲道，多年的内功踏雪无痕，多年在技艺上的用功方能进入大巧无术的境界。”这段话恰可以用来形容她自己对语言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蔡东的小说语言带有“古典语言”的某些特质，这些语言字字珠玑，并无冗赘的语义，但它们串联在一起，不仅起到连接和表意的作用，而且还可传达出一种因连续而带来的“意图链”效果。比如《木兰辞》中某处对于邵琴的描写：“邵琴不喝酒，不调笑，不讲段子，她仪态万方地吃蟹，宛若惊鸿一剑，削铁如泥，满座皆惊。”[38]这样的语言读起来干脆、直接、响亮、有力，简简单单的几个词语排列就把人物吃蟹的气势形象地传达了出来。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象，使人物和文本都沾染上一层诗性文化的气息，从而创造出一种小说的意境美。这也是蔡东小说具备古典婉曲之美的一个根源。 综上所述，蔡东的小说从日常生活生发，借助对日常平庸生活的切割和凝结建构出了一个个既残酷又温情的家庭世界。在這些看似悖反无伦、秩序堪忧的世界中，蔡东通过塑造凡俗世界里的女性主人公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作为陪衬的男性主人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困兽犹斗”的悲伤故事，将他们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精心地呈现出来，表现出极具个性的美学风范。蔡东小说还因其本人浸润古典文化传统以及平时诗意化的生活，而带上了一种深厚的古典婉曲气质。评论家孟繁华称：“蔡东是一位仍然坚持‘传统’写作的‘80后’作家。”[39]张艳梅称：“她的心里，终是有所依怙……”[40]但愿蔡东能遵循着自己独特的小说美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场域。
[注释]
[1][12]施战军：《生活底细上的光斑》，见蔡东著《木兰辞》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第1-2页。
[2]饶翔：《追摹本色，赋到沧桑：论蔡东的小说创作》，《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
[3][11][13][35] 蔡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收入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第208页、第211页、第213页、第212页。
[4]张清华：《存在之境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施战军：《生活底细上的光斑》，见蔡东著《木兰辞》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6][14][16]蔡东：《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我想要的一天〉创作手记》，见《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第218-219页、第219页。
[7]蔡东：《写生活，写生老病死，写人心的幽密和不确定》，《晶报》，2016年12月17日B05版。
[8][9][10][15][17][18][19][25][26][27][28][30][31][33][34][38]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第69页、第151页、第23页、第77-78页、第75页、第156页、第68-69页、第79-80页、第88页、第196-197页、第119页、第33页、第72页、第160-163页、第161页。
[20][29] 蔡东：《“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小说”——八○后作家访谈录之五》，《芳草》，2017年第5期。
[21] 例如在晶报的访谈《写生活，写生老病死，写人心的幽密和不确定》（20161217B05版）中，她将《红楼梦》列为“反复阅读的”书的第一部。在《“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小说”》的访谈中她还这样评价《红楼梦》和汪曾琪：“大幻灭的作品，大梦一场，哲学层面上是这样的。但在一字一句的叙述上，《红楼梦》太有生活热情了，作者是最热烈的那个人，他太懂生活了，太想活着了，也太懂得欣赏一些东西的好了。”“他对风物的描写，那个精准度，太准确了，而且是有骨有肉的。”
[22][36][40]蔡东：《月圆之夜》后记，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269页、第267页、第264页。
[23]陶方宣：《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24]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2]曹文轩：《永远的古典（代后记）》，见其所著《红瓦》，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37] 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9] 孟繁华：《幻灭处的悲伤与悲悯——评蔡东的小说》，《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项目（编号：SZ2018B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
关健词：蔡东;小说美学;诗性文化;意境美;《我想要的一天》
蔡东是“80后”一代中有突出写作特色的作家。她写作十几年，作品并不多，但在质量上非常可观。小说集《木兰辞》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品《往生》获得《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2016年又凭借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其作品“不仅明显区别于以‘打工文学’为一时风尚的深圳书写模式，还跳出了城市文学惯有的抽象表现套数，更区别于以往‘底层书写’为特质的阶级代言习惯”[1]，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尤其在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上，抵达了八零后一代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深度。”[2]蔡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写作的渊源以及对写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她自认“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3]。这造就了她写作的深度。而她对写作所表现出的慎之又慎的态度，则使其写作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气象。这一方面体现为她对每一篇作品都精雕细琢的精神上，同时也体现出她对写作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使她反过来非常虔诚地对待和审视写作，既注重对作品思想内涵和形式结构的精心谋划，又看重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等因素对作品的无形造就，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张清华指出：“因为归根结底小说是一种艺术品，叙事是一种艺术与审美活动，……研究叙事，最终必须指向对美学内容的揭示。”[4]为此，本文以蔡东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她的小说作品。
一、残酷和温情交织的美学
就写作题材而言，蔡东的小说脱离出传统“80后”青年作家写作的主流，一反施战军所指出的青年作家最擅長的“成长和婚恋题材”，开始探求“以家为基本人际关系的深度依托和心灵希求”[5]，在城市文学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蔡东的很多作品确实是以“家”为背景来展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家是一个人最直接也最简单的生存体验根植之所，另一方面也因为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看似最不复杂而又最能考验一个人在写作空间上的处置能力。蔡东的写作从情节上来讲不复杂，但从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度上来讲，却是深刻的。尽管她很少直接对现代大都市的快节奏、杂乱无章、激情场面以及对城市中人的异化、茫然和充满欲望进行刻画，但她所写的现实依然有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从人的生存角度而言，生活从一个如影随形的对象到被看作一个分化对立的对象，很快变成了人的敌对力量，它时刻在瓦解人们业已形成的生活秩序和精神抵抗力。蔡东正是在对这一伟大“敌人”的深入中，让人看到了抗争的力量，当然也有凄凉和绝望。
以具体的作品来看，《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作为一个对生命觉醒了的人，下定决心辞职离乡，到异乡去写作，然而其选择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被误解并成为嘲讽的对象。而现实中的春莉确实也因很多缘由无法在世俗生活和艺术世界中自处，最后只能留下一个“不知去往何处”的结局。小说中的麦思和高羽夫妇也是如此，“他们身处异乡渴求安稳，当异乡变成久居之地后，又开始怀疑铁板一块的安稳和机械性的工作秩序”[6]，以至于精神苦闷，内心空虚。高羽最后也只能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消除精神上的困局，然而最终仍要回到生活的牢笼之中。《无岸》中的故事同样令人悲悯，主人公柳萍在45岁的时候宣告自己人生失败，其原因竟是因为收到了女儿的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五万美元的学费。“有家底的人”突然沦落到了卖房筹钱和另寻所居的境地。为了争取单位的周转房，柳萍夫妇模拟“受辱训练”，最后竟然“爱上了训练”“爱上了何主任”。“人的悲剧，人的扭曲，人的变形，人的不得已”[7]在作品中被作者展现得淋漓尽致。《往生》中的主人公——六十多岁的儿媳康莲，尽心尽力照顾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濒临精神崩溃。《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和潘舒墨分别在事业和形貌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形体/婚姻和事业中两人却败得一塌糊涂。尽管二人最终结成了伴侣，然而毕竟是现实的残酷造就了他们。就叙述的轻重缓急上看，蔡东的描写不十分压抑也不十分激烈，有时候还不时地带上一点冷冷的幽默或嘲讽，然而正是其或明或暗、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对人发挥作用的“烘焙”魔力。这其中的残酷，不是用多少语言文字能够说得清的。
然而蔡东的写作目的，并非完全在于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呈现生活的残酷性。从其作品中我们每每可以发现温情之美。这也许是蔡东常以“家”为小说切入点所形成的一个值得探寻的“佳处”。《我想要的一天》中，麦思和高羽在“无抵抗的腐烂”中相互抗拒，在“充满痛苦的坚守”崩溃后，高羽离家出走，麦思用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小说的结尾，麦思打开高羽“并不具备实质的防护作用”而是带有“某种拒绝窥探的表态”的抽屉，看到了一把仿真枪和一台望远镜。这把枪是“青春期少年们的最爱”，而望远镜则“小小的，小得让人心疼，让人想流泪”[8]。这时的麦思在心底或许一下子理解了高羽，理解了自己离家出走的丈夫。《无岸》中的结尾亦是如此，柳萍、童家羽夫妇为了女儿的学业前程甘愿“受辱”，而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害怕”，某个夜晚，当他们戳破了这层神经兮兮的“纸”，“慢慢地，轻手轻脚地，她把他拥入怀中”[9]。两个人的心最后带着恐惧合而为一。《往生》中的康莲，虽有“我恨不得他死，或者我死”这样的狠话，然而其与丈夫之间的相互体恤，与公公之间由于生活所迫所重建的新型“关系”——“她是老头跟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在他斑驳的记忆和狂野的虚构中，有时，她是初恋情人，在老家土墙上写情书示爱的热烈女孩;有时，她是姐姐，省下自己的半勺麻汁浇到他面碗里的姐姐;更多时候，她是他的娘”[10]——总还是让人感觉到人间的温情，并且形成了一股情感上的暖流，时刻在故事中涌动着。蔡东总是在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这样一种温情的写作，她擅长用某些感人的瞬间将生活的残酷融化掉。蔡东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总是“怀有深切的同情和体恤”，因为她对她们充满了深切的理解：“她们的命运里，充斥着全面的牺牲，她们的庸俗，无趣，大煞风景，实在是情非所愿。”[11]这是她温情写作的情感基础。施战军还指出：“心碎和心软是蔡东小说中的两种滋味。……心碎缘于难以为继的窘迫和痛失依靠的离散，这就是生活的底细。心软则缘于对生活抱着有情有义的信念。”[12]我觉得，正是这种“有情有义的信念”，使得蔡东的小说在正视生活的残忍的同时，也抓住了“幻灭过程中的撼人心魄的惨伤的美”[13]，从而使作品充满了“不忍之心”。 二、精细的美学
蔡东的小说除了残酷与温情交织的一面，还带有精细处理的特征。她讲求行文布局和语言文字，对艺术上的虚化、留白等技巧多有参酌。这使得其写作给人留下了一种讲求考究的印象。当然，此所谓“考究”并非指其小说有“雕镂气”，而主要是指她对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影响到了她对小说的创作。蔡东曾说：“我理想的写作生活，是写作来到生活中时，宛若液体渗入液体，宛如浓墨徐徐滴入水中，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缓慢地洇了开来，试探着容纳了对方，终至浑然一色，无分彼此。”[14]可见，她一直尝试着将写作与生活融为一体。而实际上她也一直实践着艺术化和有品质的生活。
在蔡东的写作中，精细化描写一直是一个特色。如《我想要的一天》中第三节，麦思和春莉周五见面，麦思为春莉泡茶，指出“青螺比尖削的龙井耐看，更有韵味”，春莉接不住话，把视线落在餐桌旁的搁板上。接下来，蔡东对搁板及其上面的器具进行了一番非常独特的描摹：“一排雪白的搁板，码着精巧可爱的小碗、蕉叶形状的碟子、驯鹿雪花图案的彩绘盘，款型别致，色彩浓艳，散发出生活的丰盛感和宽裕感。”[15]蔡东必然是对生活场景有过细密的观察，或者曾亲自实践过这样的生活。也许在生活中，她确实这样艺术过：“我是生活的信徒，从没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收集貌美的杯盘，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时刻，哪怕有些做作，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常态。茶几下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闲置的烤盘，阳台角落蒙尘的方盆，是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也是我努力生活的痕迹。”[16]
类似如此精细的描写，还体现在蔡东对日常生活烟火味的描摹上，如小说《净尘山》中对晚餐时段“家家户户的饭菜香味”的铺排：“不知谁家蒸了新米，被水汽唤醒的新米散发出稻花的清香。楼上的四川少妇又做回锅肉了，先用花生油爆炒辣椒，生辣椒有股四下窜动的冲劲儿，接着，五花肉从锅边溜进滚油里，白滑如玉的脂肪痛苦而欢快地皱缩起来，逼出一股来自动物油脂的、悠久的地老天荒的香味。”[17]这样的描写对于小说勾勒环境、烘托人物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蔡东小说中最为精致的部分。蔡东小说中“精细美学”的最独到之处，乃在于她对小说中人物行为的凝神性“加诸”。最典型的二例，一是《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在单位聚餐时，作者对于餐桌上斑斓盛宴和倩女饕餮大餐情形的描摹：“餐桌托举起斑斓的感官盛宴，金红色的化皮乳猪，粉艳的腊肠，洁白的鱼肚儿，鹅黄的芝士焗生蚝。酥脆，柔韧，甘美，滑嫩，果木香，柴火香，鲜香，焦香。胡椒，豆蔻，豉汁，月桂叶，芫荽籽。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食道里伸出一只手，充满绝望感的手，没命地往下拽。”[18]二是《木兰辞》中作者对邵琴吃蟹的风度化刻摹：“她先把毛茸茸的蟹腿折下，随即翘起两根手指轻巧地一掀背甲，露出油亮的蟹黄。趁还冒着热气，她拿起长勺，一刮一挑，蟹黄抖抖搂搂地立在勺子里。她弯下脖颈，慢慢地吸吮着。……她又沿着蟹脚方向，拆出蟹肉。吃罢，她把蟹身合拢，背甲重新盖回。接着用剪刀剪下蟹腿，分成几截，拿起签针，灵巧地一捅，雪白的蟹腿肉倏地落在碟子上。就这样，邵琴的蟹吃完了，吃得斯文、秀气、得趣。她又端起温热的黄酒，慢悠悠地送到嘴边，啜了一小口。桌上一片狼藉，残破的蟹壳，骨裂的蟹脚，而她的盘中，拼回一只完整的蟹，泛着金黄色的光泽，在灯下熠熠闪烁。”[19]作者这样的精细化处理，无论是对张倩女的率真性呈现，还是对邵琴的伪饰性表演，都是入木三分的，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
类似的描写，还有《往生》中对外婆缝制寿衣的描写，以及《木兰辞》中对“月下草庐”的细磨，其精细的程度，同样是令人惊异的。蔡东比较推崇现代小说大师汪曾祺，同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倾心有加[20]，在谈及自己的写作体验时她也常论及《红楼梦》和汪曾祺。[21]她曾这样赞美《红楼梦》：“《红楼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它落笔于俗常，作家那么郑重其事地面对日常生活，又用如此精妙的方式完成了这日常生活之书，想起来就觉得感动，《红楼梦》哪里是传奇，它的诗意是平实日子里缓缓渗出的。”[22]汪曾祺小说和《红楼梦》被公认为以精细性的刻画著称。汪曾祺的小说受到其师沈从文的影响，他深刻地掌握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精髓：“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内涵：“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23]读蔡东的作品，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首先蔡东重视人物，她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有典型人物出现，她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是不遗余力的;其次她也把握了“贴到人物来写”的精髓，她的小说中，没有哪一个人物在故事中是“飘”着的，是“不协调”的。前面所举的春莉、康莲、张倩女、邵琴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对于《红楼梦》，周汝昌曾称：“雪芹写《红楼梦》，是建造了一座千门万户的建章宫。但这宏伟的大宫殿组群的‘七宝楼台’分拆开看，又每一个小构件也都是精巧无比的艺术品。”[24]蔡东的作品从整体到细节也多有类似的关系皴染，不再赘述。总之，蔡东小说的此类精细化描写应当受到了汪曾祺和《红楼梦》的深远影响。
蔡东小说精细化的一面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同特定细节的描写上。这些描写或精准地刻画出人物所处的环境，或者非常细腻地传达出对人物梦想的烘托，或者将人物与环境巧妙地衔接，使小说具有了某种诗化的效果。例如《无岸》中，柳萍梦想着有一天能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然后想去黄石公园看看。去黄石公园似乎是她内心的一个隐秘。于是，紧接着作者便对黄石公园进行了一处近四百字的诗意化描写，以衬托现实中人之命运的不堪和心怀梦想的滑稽性。[25]《净尘山》的某一次叙述中，母亲的语调将张倩女拉回到留州老家，紧接着作者亦对其老家以及她曾经的生活场景进行了一处长达三百余字的追叙[26]，将生活在深圳的张倩女的人生窘境通过美好的渲染进行了对比。当然，某些简短的细节也写得异常动人，如：“咖啡厅细长的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株洁白的姜花，当张倩女从姜花旁走过时，正好有几片花瓣簌簌落下。她一愣，魂飞魄散，急忙快步离开。”[27]（《净尘山》）作者只簌簌几笔，便将张倩女相亲受到打击的情事，再次安插上了一个巧妙的隐喻。《福地》中傅源见到凤婶子后对凤婶子的描写，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文字：“她的模样令傅源悚然一惊，凋残的花朵远不能比拟她的衰老，她曾经像一条清蒸鱼，雪白，水嫩，却被岁月狠命戳了几筷子，那破败和狼藉，叫人一看心就凉了，日子没混头了。”[28]清蒸鱼的比喻在此处真是既准又狠，将凤婶子被岁月和生活剥蚀的惨状锻造得炉火纯青。 蔡东对作品的精细化裁处，不仅仅表现于对作品及其细节的饱满化经营，同样也体现在对作品的“虚实”处理上。对于如何处理作品的“虚实”问题，蔡东曾有一番经验之谈：“刚写作的时候，容易把小说写成个人自传或回忆录，不懂剪裁和萃取，也不讲艺术处理和审美距离，急于倾诉，挤得满满的，作品没有韵味，不微妙，不耐读。而对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作者来说，技术上过关了，小说写得虚一点、空灵一点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质感，是结实的品质，再虚构也要有打底的东西，一味用纯熟的技艺去运作一个作品，不肯下笨功夫， 出来的东西并不就是艺术的。”[29]多年来，蔡东对于写作技艺已经驾轻就熟。其很多作品，既体现出质实、饱满的一面，同时也写得含蓄、空灵和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净尘山》即是这方面的典范。小说中的“净尘山”实际上并非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只是一片没有名字的荒山，作者借之以喻生长在人之内心的一座山，这座山遗落在尘世之外，然而又让很多人心存无限遐想。所谓“净尘”，其实是除去人内心的尘滓。作者的构想可谓别具匠心。此外，蔡东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或情节，也都采取了“留白化”处理，如《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天地如此宽广阔大，可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30]。《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最后踏上人生的旅途，“世界在向她敞开着”[31]，但最终亦不知何往。作者正是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开放的视角处理人物和故事，从而也使得作品有了更广阔的美学空间。
三、古典婉曲的美学
蔡东在《净尘山》中描写岭南四月的梅雨天气时，用了一句非常精妙的话：“将现代世界笼罩在它古典婉曲的气质里”。我以为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容蔡东小说的风格特征。这一表述，一方面指小说弥漫着一股古典的诗意，另一方面也指小说在手法上有一种回环纡徐的美。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有“委曲”一品，剖析诗之委婉曲折的格调。蔡东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古典气质，近于“翠绕羊肠”“水流花香”“羌笛婉转”“漩涡风翔”之类的婉曲之美和语言上的诗性表述一直在其行文中汩汩流动着，带给人一种要眇雅致的美好感受。曹文轩曾说：“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一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32]而蔡东的小说带上明显的古典气质，一方面与上述时代症候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本人浸染古典传统文化以及作者的日常审美密切有关。
蔡东的很多小说，从篇目上看就带有明显的古典气息，并且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无岸》《净尘山》《往生》《木兰辞》《断指》《出入》《布衣之诗》等，皆是如此。在具体写作上，蔡东喜欢在作品中设置对比性人物，以体现传统操守与被现代社会异化了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如《无岸》中的童家羽，《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木兰辞》中的陈江流，他们的身上大都保有传统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气节，带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同时，他们的身上还多有某种艺术类型罩身，如童家羽练习瑜伽已六七年，对于道教和佛教亦有所倾心。张亭轩则会唱昆曲，教曲儿的时候，“穿松身的白色麻纱上衣，前襟绣着细细的银色竹叶，裤子是拷绸，烟灰色，那颜色真显干净”，“站起来，像一绺雾升起，坐下去，是慢慢卷起的一幅水墨画”[33]。陈江流醉心丹青，画作“笔势灵动，水墨淋漓，线条的浓淡和疏密都臻于理想的境界”;有时还打坐参禅，“书架上几排佛经，佛龛前供养着鲜花水果。他燃起三炷香，靠窗而坐，身后是缓缓落下的大雪”[34]，俨然一位流落于尘世的世外高人。其实，《木兰辞》全篇都氤氲着古典艺术的气息，小说中的邵琴虽不是作者刻画的理想人物，但骨子里迷恋好东西，“多少也算明灭着些希望”[35]。小说的整个叙事围绕在陈江流、邵琴和李燕之间，绘画、食蟹、品茶等活动穿插其中，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整部小说的“古意”也翩翩起舞了。
前文已经说到，蔡东常常想将写作与生活融合到一起，这从其《月圆之夜》后记的一段文字中可见其气息：“写作是自处的最精致神秘的一种方式。写作时可以有聲音，刮风下雨的声音是最好的，或是经由严格选定的音乐曲目，张继青的《皂罗袍》、黄耀明的《暗涌》、电影《青蛇》的一段配乐《流水浮灯》，常常在文档打开前就开始循环播放。多少年了，没有变过，音量调到最小，蜿蜒、断续。”[36]这种既古典又诗意的创作方式，无疑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小说的内容建构。在创作谈中，她还经常流露自己青少年时期读古典名篇《黄冈竹楼记》《箜篌引》等篇目的感慨，深深为经典之中所塑造的那种清幽孤寂或悲壮的氛围所感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显然也影响着她对生活的审美态度。
任何写作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上。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而言，语言有时候是致命的。而读蔡东的作品，很少有人不被她语言的精准和韵致所击中。蔡东的语言一直保持着简洁、遒劲、含蓄、蕴藉的特点，处处映照出古典诗学的征象，常常“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7]。她曾经至为精辟地分析汪曾琪小说的语言：“他语言的简约，是带着个人审美的修剪，是看起来自然罢了。这自然和简约，其实来自于处处留心的积累 、经年累月的训练和不厌其烦地修改，路数看似清淡朴讷，实则暗藏劲道，多年的内功踏雪无痕，多年在技艺上的用功方能进入大巧无术的境界。”这段话恰可以用来形容她自己对语言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蔡东的小说语言带有“古典语言”的某些特质，这些语言字字珠玑，并无冗赘的语义，但它们串联在一起，不仅起到连接和表意的作用，而且还可传达出一种因连续而带来的“意图链”效果。比如《木兰辞》中某处对于邵琴的描写：“邵琴不喝酒，不调笑，不讲段子，她仪态万方地吃蟹，宛若惊鸿一剑，削铁如泥，满座皆惊。”[38]这样的语言读起来干脆、直接、响亮、有力，简简单单的几个词语排列就把人物吃蟹的气势形象地传达了出来。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象，使人物和文本都沾染上一层诗性文化的气息，从而创造出一种小说的意境美。这也是蔡东小说具备古典婉曲之美的一个根源。 综上所述，蔡东的小说从日常生活生发，借助对日常平庸生活的切割和凝结建构出了一个个既残酷又温情的家庭世界。在這些看似悖反无伦、秩序堪忧的世界中，蔡东通过塑造凡俗世界里的女性主人公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作为陪衬的男性主人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困兽犹斗”的悲伤故事，将他们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精心地呈现出来，表现出极具个性的美学风范。蔡东小说还因其本人浸润古典文化传统以及平时诗意化的生活，而带上了一种深厚的古典婉曲气质。评论家孟繁华称：“蔡东是一位仍然坚持‘传统’写作的‘80后’作家。”[39]张艳梅称：“她的心里，终是有所依怙……”[40]但愿蔡东能遵循着自己独特的小说美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场域。
[注释]
[1][12]施战军：《生活底细上的光斑》，见蔡东著《木兰辞》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第1-2页。
[2]饶翔：《追摹本色，赋到沧桑：论蔡东的小说创作》，《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
[3][11][13][35] 蔡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收入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第208页、第211页、第213页、第212页。
[4]张清华：《存在之境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施战军：《生活底细上的光斑》，见蔡东著《木兰辞》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6][14][16]蔡东：《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我想要的一天〉创作手记》，见《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第218-219页、第219页。
[7]蔡东：《写生活，写生老病死，写人心的幽密和不确定》，《晶报》，2016年12月17日B05版。
[8][9][10][15][17][18][19][25][26][27][28][30][31][33][34][38]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第69页、第151页、第23页、第77-78页、第75页、第156页、第68-69页、第79-80页、第88页、第196-197页、第119页、第33页、第72页、第160-163页、第161页。
[20][29] 蔡东：《“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小说”——八○后作家访谈录之五》，《芳草》，2017年第5期。
[21] 例如在晶报的访谈《写生活，写生老病死，写人心的幽密和不确定》（20161217B05版）中，她将《红楼梦》列为“反复阅读的”书的第一部。在《“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小说”》的访谈中她还这样评价《红楼梦》和汪曾琪：“大幻灭的作品，大梦一场，哲学层面上是这样的。但在一字一句的叙述上，《红楼梦》太有生活热情了，作者是最热烈的那个人，他太懂生活了，太想活着了，也太懂得欣赏一些东西的好了。”“他对风物的描写，那个精准度，太准确了，而且是有骨有肉的。”
[22][36][40]蔡东：《月圆之夜》后记，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269页、第267页、第264页。
[23]陶方宣：《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24]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2]曹文轩：《永远的古典（代后记）》，见其所著《红瓦》，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37] 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9] 孟繁华：《幻灭处的悲伤与悲悯——评蔡东的小说》，《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项目（编号：SZ2018B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