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拍卖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整个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画廊如春笋般涌现，拍卖槌声此起彼伏，书画、瓷器、玉器等往日用于怡情悦性的器物大量涌向市场，被收藏家和投资者们竞相购买，价位迅速向上攀升。仔细观察这十几年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变化，就会发现每一时期都有特别为人推崇的收藏热点，从书画、瓷器到邮品、钱币，都曾经是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对象。事实上，收藏风尚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收藏品种能永远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一些非常规的收藏品种，其价值为人们所了解、认可也总是需要一定的过程。于是，当市场中某些常规收藏品种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市场便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一些往常不为人所重的收藏品种由于种种原因就会更多地走进人们的收藏范围，成为市场的新宠。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拍卖市场来看，佛教艺术品，尤其是藏传佛教艺术品就是当前市场的新宠之一，无论是拍卖的数量还是价位，都较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
　　
　　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历程
　　
　　藏传佛教，指的是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始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受当地风俗文化影响演变成为极具西藏地方色彩的宗派，在修行方式、表达方式及仪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外，西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藏传佛教艺术还融汇了印度、尼泊尔等域外艺术风格，加之藏民族自身的审美情趣，形成了风格多样、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艺术。
　　藏传佛教艺术是为藏传佛教服务的，其发展兴衰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吐蕃时期处于佛教艺术的传入期，当时分别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于阗和中原内地等多种艺术形式传入藏区。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从尼泊尔和大唐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为妻，两位公主各自带去佛像、佛经等，并由此揭开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序幕，佛像、唐卡等艺术形式及宗教法器的制作均滥觞于此。吐蕃王朝末期，朗达玛灭佛给藏传佛教艺术带来了沉重打击，大批佛教经典、绘画、塑像被毁，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停滞了将近一个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从公元877年到1239年的360年间，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大的统一政权，西藏地区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化艺术发展十分迟缓。朗达玛灭佛使得佛教在西藏销声匿迹达百年之久，直至公元10世纪佛教才再度在西藏复兴，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各割据势力之间相对的独立性，既使艺术前进的步伐受限，也使各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由于阿里古格国王益西沃大力护法，印度高僧阿底峡受邀于1042年到阿里托林寺弘法，阿里一度成为西藏佛教的中心，同时印度、克什米尔艺术传入阿里。当时曾有32位克什米尔艺术家随古格高僧来到阿里，这些艺术家对藏西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底峡在阿里传教3年后于公元1045年前往藏中地区的聂塘寺传教，这里与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相邻，多种艺术风格并存。而萨迦派中心所在的后藏地区，由于宗教和地理的原因与尼泊尔有着密切的往来，尼泊尔风格显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元代开始到明清，内地与藏传佛教各派往来不断。出于民间供奉和安抚、笼络西藏的政治需要，朝廷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得到很大发展。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由于蒙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崇重，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八思巴将其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和西夏人杨琏真嘉等带到大都担任官职，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阿尼哥就曾为大都、上都等地皇宫、官府及佛寺塑造、绘制了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明代政府延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赐予西藏。同时，西藏也有许多精美的造像进贡给明朝政府。藏传佛教艺术也因此进入黄金时代，形成了藏中、藏西、藏南、藏东、北京等多种风格的艺术形式。清代皇家依然崇奉藏传佛教，宫廷中藏传佛教艺术品的制作仍在继续。同时清宫廷不断地将其制作或收藏的宗教艺术品赐给西藏。元明清时期不仅汉地的佛教艺术得到发展，藏地的佛教艺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15世纪初西藏格鲁派兴起，并在16世纪以拉萨为中心向周边及北方的蒙古等地发展，建造了大量格鲁派寺院，佛像、壁画、唐卡的制作大量增长。到17世纪五世达赖执掌了“甘丹颇章”政教大权后，藏传佛教艺术进入鼎盛时期，制作的精美造像、唐卡、壁画及法器等，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时期不仅许多艺人对雕塑、壁画、唐卡样样精通，而且一些寺院僧人甚至高僧，为显示自己为精通“五明”者，也参与唐卡、佛像等的绘制、制作。这些无论是出自汉地还是出自藏地的藏传佛教用品，都是宗教教义与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除作为供奉的对象供人膜拜以外，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在给人带来心理慰藉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藏传佛教艺术品的价值变迁
　　
　　最早认识到藏传佛教艺术品价值的是海外市场。由于国际藏学研究的兴盛，藏传佛教艺术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国际收藏界的重视，几乎成为一些大型拍卖会必不可少的拍品种类。而在国内，藏传佛教艺术品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各种藏品市场中才偶见一二。以拍卖市场为例，2004年以前，藏传佛教艺术品只是零星出现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中，不能形成一定规模，且缺少质量上乘的高档次拍品。但近几年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藏传佛教艺术品的价值，它们也从古董专场里的附带拍品逐渐成为一些拍卖会上的主流拍品。藏传佛教艺术品之所以能够得到市场青睐，除了其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历史文物价值以外，与国内对藏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和社会上的西藏热也不无关系。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在国内掀起了西藏旅游热，人们对神秘的西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藏传佛教艺术品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而学术界的研究活动和文博机构的展览宣传无疑也对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的藏传佛教艺术品主要是金铜造像和唐卡，还有一些宗教法器、护经板等。藏式金铜佛像在造型、姿态上与汉式佛像有很大差异，不仅题材广泛、造型优美，而且表情生动，形态各异，除具有丰富神奇的宗教内涵外，更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金铜造像的价格涨幅也较大，十多年前，一件品相较好的金铜佛像也不过数万元，而现在的价格至少已经上涨了十倍。2004年秋拍中国嘉德、北京翰海首次推出中国金铜佛像专场。当时北京翰海上拍了111件金铜佛像，其中80余件为藏式风格，占全部拍品的73%，成交价格最高的一件是15世纪名为药师佛的铜摆件，拍出了379.5万元。而2004年夺得中国佛像成交第一名的香港佳士得，在当年的秋拍中，一件高105.4厘米的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成交价高达1906.28万元。2005年金铜佛像拍卖也有不俗表现，北京翰海在秋拍中推出的一件高105.4厘米的明代铜药师佛坐像以1100万元成交。进入2006年，金铜佛像市场更是保持了上升的势头，无论市场占有量还是拍卖价位都有了新的突破。多家公司都在拍卖中推出了藏式金铜造像，成交率也普遍较高。而掀起2006年金铜佛像拍卖高潮的当属10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的“佛光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这次专拍推出了14件明永宣宫廷造像，成交的13件拍品总成交额高达3.4238亿港元，有五尊佛像刷新了世界范围内中国金铜佛像的成交记录。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的大型鎏金释迦牟尼坐像被厦门心和拍卖有限公司以1.166亿港元的价格拍得，加上佣金，这尊佛像的成交价高达1.23596亿港元，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贵的金铜佛像，也创下了香港及内地单件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新记录。而随后的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也在内地延续了香港苏富比的佳绩，金铜佛像的拍卖达到了90％以上的成交率。一件600多年前明代宫廷赐赠藏传佛教高僧的珍贵礼物——明永乐铜鎏金文殊菩萨像，经过激烈争夺，以924万元成交。另两尊明永乐时期的“铜鎏金金刚萨像”和“铜鎏金绿度母像”也分别拍出了418万元和324.5万元的高价。
　　
　　金铜佛像收藏热度的上升带动了整个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的升温。唐卡、法器、护经板等都被更多的藏家纳入了收藏范围。唐卡是刺绣或绘制在布、绸或纸上的彩色卷轴画，其名字源于藏文音译，是极具藏民族特色的一个画种。唐卡除具有宗教功能和艺术功能以外，还兼有史料、教义阐释和实用功能，被喻为“西藏的百科全书”。唐卡的研究也为西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近几年，唐卡收藏市场不断升温，尤其是明清唐卡屡屡在拍卖场上以天价成交，即使是最普通的当代唐卡价格也在1000元左右。1994年纽约佳士得曾以100万美元的高价拍出一幅明永乐御制的巨型“刺绣红夜魔唐卡”，2002年这件唐卡又出现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并最终以3087.41万港元成交，短短8年价格就增长了30倍。2004年，香港佳士得又以161.0935万元拍出“清佛教仪式用画唐卡”。相比之下，内地市场的价位要低得多，但从本世纪初至今价格也上涨了十多倍。2002年内地唐卡拍卖的最高记录是12月天津文物公司拍出的一幅“清普贤菩萨像”，成交价为5.5万元，而2004年北京翰海拍出的“清初五凤图唐卡（五件）”创造了当年的最高成交价17.6万元。至2005年,诚铭国际的“清御制刺绣释迦牟尼及二弟子唐卡”成交价已经达到了82.5万元。2006年唐卡市场仍然处于上升状态，市场热度虽不及金铜佛像，但在年末的时候还是火了一把。匡时国际在秋拍的佛教文物专场推出了76幅唐卡，达到了过半的成交率，成交价在数万到数十万元之间，最高的一件明“胜乐金刚曼荼罗唐卡”成交价达到了66万元。
　　法器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法器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每件法器各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有的则兼有数种用途。藏传佛教法器的材质也很丰富，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骨、石、象牙、海贝壳雕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造型奇特、构思巧妙，是藏传佛教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年藏传佛教法器也开始进入藏家视野，数量虽不多，但在各种拍卖会却也不时能够看到。2005年，诚铭国际在首届艺术品拍卖会的“宫廷遗珍”专场集中推出一批清代藏传佛教法器，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清御制金嵌七宝饰转经轮和清御制金嵌宝石莲花生大师金螺成交价均突破千万元大关，其他宝盒、佛龛等也都以不错的价位成交。匡时国际2006年的秋拍中也有几件法器，成交率也不错，其中明代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坛城和清代象牙镶银嵌宝石菩提塔均以198万元的高价落槌。除金铜造像、唐卡、法器以外，其他一些藏传佛教艺术品，如护经板、贲巴壶、擦擦等也都颇受人关注。此外，藏毯、藏族服饰等也因其浓郁的藏民族特色而逐渐引起收藏界关注，有的藏家已经着手这些品类的收藏。
　　
　　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前景
　　
　　藏传佛教艺术品走俏市场，是多种因素集结的结果。市场中的一些常规收藏品种，如书画、瓷器等，价位在经过连续的上涨之后，目前已进入调整阶段，市场需要新的收藏品种来填补市场份额，满足人们的收藏需要。而藏传佛教艺术品除却其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外，本身所蕴涵的宗教神秘感、历史性、民族性迎合了收藏家们日益提高的审美品味，是其得到市场认可的先决条件。早期藏传佛教艺术品在当时制作的数量就不多，又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毁坏，再加上吐蕃政权瓦解后的分裂割据、战乱等多种因素，能够保存至今的极为少见，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都是明清时期的制品，尤其是明代的永乐、宣德时期和清代的康熙、乾隆两朝。明清两代藏传佛教艺术品制作的数量较多，所以存世量较为可观，而且制作水平良莠不齐，对于高中低端市场的选择余地都较大，这也有利于收藏群体的扩大。
　　
　　2006年藏传佛教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喧嚣，将进一步加剧藏传佛教艺术品的收藏、投资热度。尤其是香港苏富比和北京匡时秋拍的成功，坚定了收藏家和投资者对藏传佛教艺术品的投资信心，也将会刺激更多拍卖公司加入对这一品类的开发。从2006年市场的成交结果来看，中国收藏家的审美标准和收藏理念较过去已经出现很大改观，从以前注重藏品的大小、材质、外观逐渐转变为注重藏品的内涵、历史文物价值及与同类藏品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藏家审美品味和收藏认知的提高，直接导致市场出现两极分化——高端品的价位和成交率普遍走高，而中低端拍品的价位和成交率较为一般。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市场上行情走高的主要是金铜造像和唐卡，法器、护经板等，无论是市场占有率、成交率还是拍卖价位，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与法器、护经板等相比较，雕塑或绘画艺术形式更为内地买家所熟悉，尽管题材、造型与汉地雕塑差异很大，但藏家在心理上还是比较容易被接受。随着市场的发展及藏家、投资者对藏传佛教艺术品价值认知的提高，法器等其他藏传佛教艺术形式也终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价位的提升也应在预料之中。
　　藏传佛教艺术是千百年来藏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重要文化遗产，它不仅是雪域高原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艺术之园的一朵奇葩。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当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带动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果造就了一批艺术品市场中的“弄潮儿”，许多人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艺术品的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培育，收藏者的鉴赏水平以及对于价格的承受力也在迅速提高。尤其是许多企业、团体介入收藏，使得大量资金注入艺术品市场，这不仅会对藏传佛教艺术品的投资和收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给中国古董板块未来的整体行情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与书画、瓷器等市场相比较，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只能算是刚刚开始，市场的高潮还远未来临。藏传佛教艺术品蕴藏的巨大的市场潜力，还有待于藏家、投资者的进一步发掘，来重新审视藏传佛教艺术品的价值。回顾近几年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藏传佛教艺术品市场会从现在的起步阶段，逐渐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并最终成为艺术品市场中举足轻重的藏品种类。
　　（许丽丽：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