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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日本经济腾飞和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之后，直到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东亚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东亚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一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国家竞争力形成的作用要素的讨论，对东亚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条件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关键词】东亚经济；国家竞争力；持续竞争力；高级要素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以“雁行模式”的蓬勃兴起，被称为“东亚奇迹”，并作了大量的专题研究。
然而，日本经济滞胀至今起色不明显；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更是给这些新兴经济体以沉重的打击；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也是困难重重。很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其中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4）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经济（日本除外）的发展成果主要是来自汗水（perspiration）而不是灵感（inspiration），宣称东亚经济（日本除外）只是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并以此创造GDP，不能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创新和国际品牌进而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东亚奇迹”。
克鲁格曼与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相近，但也受到了似乎更多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等（林毅夫、任若恩，2007）的批判。本文无意也无力介入是否存在“东亚奇迹”的论战，，但笔者从双方的论争中发现了很多大有闪光之处的论证思维和发人沉思的论点，因而就其中摘选一二对东亚经济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讨论。
二、理论分析
自从波特（Porter，1990a，1990b）于90年代初出“钻石模型”对国家竞争力的形成因素进行讨论以来，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波特是以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上升到国家产业问题的，因此他关注的是“持续竞争优势”。波特并不认为传统经济理论提到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方面的禀赋能长期使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在当代环境下真正能使一国知识密集型产品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是其高级要素如人力资本、风险资本和科学研究等的禀赋，这些要素难以被他国轻易模仿，因而更能创造国家持续竞争优势。不可否认的是，东亚地区（日本除外）市场化程度较欧美发达国家为低，其市场微观主体（主要是企业）在科技创新、管理营销等方面的能力较发达国家为弱。特别是中国，其主要品牌创新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当GDP不断上升时，利润却大量流失。
从经验数据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一国要素的利用率与其丰裕度成反向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东亚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要素的这种关系，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作一个简单的实证研究。
三、计量模型
我们选择的样本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朝鲜、菲律宾、泰国和越南（VN）等9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995-2005年，选取的指标为单位能源产值、人均能源产量、能源净进口率、净FDI流入比率、政府教育支出比重，分别用gdppu、eppc、nei、nfpg、eepg表示。并以gdppc为因变量，其他各变量为自变量用Eviews5.1工具作线性回归。我们用到的模型形式为：
我们通过不断地对模型进行调试来获取其中较好者。我们选取了三个模型。通过表1我们可以进行观察：第一组模型引入所有变量，可以看到其中nfpg变量没有通过t检验；第二组模型简单剔除nfpg变量，但eppc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第三组模型中，三个变量都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表格 1 三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从显著性检验上看三个模型中以模型3相对较优。模型3的R2值为0.496，排除变量影响因素而经调整后的R2值为0.471，作预测效果或许不是很好，但此处我们只需大致了解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还是较能令人满意。DW值0.195与2十分接近，说明各变量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关系。AIC值4.29和SC值4.43都在正常范围内。最后F-统计值也足够高，说明各自变量一起与因变量的值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我们的模型为
标准差 （0.394） （0.006） （0.331）
t-值 （-2.119） （5.089） （4.459）
四、模型分析与总结
在我们的模型中，主要考虑三个变量值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首先是滞后两期的人均能量产量值和一国能源净进口量占其能源总耗量的比例。虽然从模型值中看不出来它与人均能源产量之间的共线性关系，但事实上两者共同用来反映一国能源禀赋。能源净进口率越高的国家，其能源利用效率也相对较高。一国的人均能源产量与其能源利用效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更广义地说，一国的初级要素禀赋与其要素利用效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模型中我们用政府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来反映高级要素的积累作用。我们看到，以人均计，中国和日本的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差不多，但日本教育支出占其GDP的比例较中国稍高，考虑到日本教育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其GDP值远高于中国，因而其真实能利用好的教育经费支出量可能大大高于中国，从附表中我们也看到，日本能源利用效率大大高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高级要素的积累程度与一国要素利用效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到，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提高自己国家产品的持续竞争力，就不能靠传统的初级要素的禀赋，而是要加强高级要素的积累。东亚各国家和地区要持续发展，都要注重自身如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能力、市场运行机制、风险意思和企业家精神等高级要素的培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Krugman, Paul, 1994,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2]Porter, Michael E., 1990a,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pp73-93.
[3]Porter, Michael E., 1990b,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Free Press.
[4]林毅夫、任若恩，2007，《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讨论》，《经济研究》第8期
【关键词】东亚经济；国家竞争力；持续竞争力；高级要素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以“雁行模式”的蓬勃兴起，被称为“东亚奇迹”，并作了大量的专题研究。
然而，日本经济滞胀至今起色不明显；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更是给这些新兴经济体以沉重的打击；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也是困难重重。很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其中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4）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经济（日本除外）的发展成果主要是来自汗水（perspiration）而不是灵感（inspiration），宣称东亚经济（日本除外）只是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并以此创造GDP，不能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创新和国际品牌进而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东亚奇迹”。
克鲁格曼与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相近，但也受到了似乎更多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等（林毅夫、任若恩，2007）的批判。本文无意也无力介入是否存在“东亚奇迹”的论战，，但笔者从双方的论争中发现了很多大有闪光之处的论证思维和发人沉思的论点，因而就其中摘选一二对东亚经济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讨论。
二、理论分析
自从波特（Porter，1990a，1990b）于90年代初出“钻石模型”对国家竞争力的形成因素进行讨论以来，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波特是以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上升到国家产业问题的，因此他关注的是“持续竞争优势”。波特并不认为传统经济理论提到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方面的禀赋能长期使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在当代环境下真正能使一国知识密集型产品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是其高级要素如人力资本、风险资本和科学研究等的禀赋，这些要素难以被他国轻易模仿，因而更能创造国家持续竞争优势。不可否认的是，东亚地区（日本除外）市场化程度较欧美发达国家为低，其市场微观主体（主要是企业）在科技创新、管理营销等方面的能力较发达国家为弱。特别是中国，其主要品牌创新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当GDP不断上升时，利润却大量流失。
从经验数据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一国要素的利用率与其丰裕度成反向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东亚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要素的这种关系，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作一个简单的实证研究。
三、计量模型
我们选择的样本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朝鲜、菲律宾、泰国和越南（VN）等9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995-2005年，选取的指标为单位能源产值、人均能源产量、能源净进口率、净FDI流入比率、政府教育支出比重，分别用gdppu、eppc、nei、nfpg、eepg表示。并以gdppc为因变量，其他各变量为自变量用Eviews5.1工具作线性回归。我们用到的模型形式为：
我们通过不断地对模型进行调试来获取其中较好者。我们选取了三个模型。通过表1我们可以进行观察：第一组模型引入所有变量，可以看到其中nfpg变量没有通过t检验；第二组模型简单剔除nfpg变量，但eppc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第三组模型中，三个变量都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表格 1 三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从显著性检验上看三个模型中以模型3相对较优。模型3的R2值为0.496，排除变量影响因素而经调整后的R2值为0.471，作预测效果或许不是很好，但此处我们只需大致了解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还是较能令人满意。DW值0.195与2十分接近，说明各变量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关系。AIC值4.29和SC值4.43都在正常范围内。最后F-统计值也足够高，说明各自变量一起与因变量的值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我们的模型为
标准差 （0.394） （0.006） （0.331）
t-值 （-2.119） （5.089） （4.459）
四、模型分析与总结
在我们的模型中，主要考虑三个变量值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首先是滞后两期的人均能量产量值和一国能源净进口量占其能源总耗量的比例。虽然从模型值中看不出来它与人均能源产量之间的共线性关系，但事实上两者共同用来反映一国能源禀赋。能源净进口率越高的国家，其能源利用效率也相对较高。一国的人均能源产量与其能源利用效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更广义地说，一国的初级要素禀赋与其要素利用效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模型中我们用政府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来反映高级要素的积累作用。我们看到，以人均计，中国和日本的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差不多，但日本教育支出占其GDP的比例较中国稍高，考虑到日本教育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其GDP值远高于中国，因而其真实能利用好的教育经费支出量可能大大高于中国，从附表中我们也看到，日本能源利用效率大大高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高级要素的积累程度与一国要素利用效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到，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提高自己国家产品的持续竞争力，就不能靠传统的初级要素的禀赋，而是要加强高级要素的积累。东亚各国家和地区要持续发展，都要注重自身如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能力、市场运行机制、风险意思和企业家精神等高级要素的培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Krugman, Paul, 1994,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2]Porter, Michael E., 1990a,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pp73-93.
[3]Porter, Michael E., 1990b,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Free Press.
[4]林毅夫、任若恩，2007，《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讨论》，《经济研究》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