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期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对 以往创作革命战争英雄形象惯用的“高大全”准则进行了较为大胆的突破，从演员形象英武伟岸到平凡普通；从人物性格完满、顾全大局，到粗鲁暴烈、不拘小节巨大的转变，在颠覆过往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树立起一种平民化的新英雄观。
　　【关键词】革命英雄；性格刻画；转型突破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影视创作主要承担着政治宣教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影视创作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某种特定的创作规律。特别是在涉及到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片中，在如何塑造革命英雄、战斗英雄这个问题上有着严柯的标准，文革时期的“三突出”原则更是将这一标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新时期、新语境的大背景下，影视创作者们开始尝试着突破固有的“高大全”人物创作模式。这种突破不光是在人物形象上摒弃了过去一味只选高大威猛、英武刚毅的演员的做法，关键是在人物塑造上，开始重新从人性、人情、道德等多重角度出发立体性刻画英雄。在影视评论界曾一度有学者评论此种现象为：将传统英雄人物从“神坛”拉扯下来，英雄真正从神转变成了真实的人。本文试图通过浅析《高山下的花环》、《亮剑》、《永不磨灭的番号》几部作品中的“另类”英雄形象来对新时期革命英雄荧屏塑造的特点作一点粗浅的研究。
　　一
　　“高大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电影中革命英雄人物应具备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创作者在刻画英雄人物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创作准则。但那种高尚的政治觉悟、完满的个人性格、顾全大局的集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又使得那些英雄人物显得并非是真实的个体形象，而是集体主义群像的代言人，他们作为正常人的情感和欲望被人为的阉割掉了。因此，虽然这些革命英雄形象在传承和弘揚了伟大革命精神的同时也确实引领和鼓舞了几代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但也让观众觉得他们只是可敬而不可亲被神化了的人，而非真实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从心理上产生着不可逾越的隔断。同时，这种近乎禁锢式的创作准则也极大的束缚了创作者们的活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场空前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长期服务于时代政治的地位开始发生了转向，战争电影中革命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开始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向有情有意、血肉丰满、个性鲜活的“人”靠拢。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由著名导演谢晋创作的电影，其中的副连长靳开来应该算是新时期较早出现于荧幕上的“另类”英雄。影片中的靳开来是解放军某部一个普通的排长，此人性情耿直，说话和做事都不带拐弯，“爱发牢骚、爱挑刺”完全没有了传统革命英雄身上的那种识大体、顾大局的沉稳性格。
　　当他得知新来的连指导员赵蒙生临战前靠着家里的关系四处活动想要调离部队时，他甚至当面指着窗外疾步离去的指导员破口大骂“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时候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你看着，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去，我就不是靳开来。”
　　在战争即将打响前，上级领导提拔了这位“牢骚大王”担任副连长，可是靳开来在战友们祝贺他时，却说出了一句“战前赏了个我送死的官！”在连队战前的一次会议上更是口无遮拦的说“这个会根本不需要再开，查查我军历史上的战例，副连长带尖刀排，已是不成条文的章程，既然战前上级开恩提我为副连长，给了我个首先去死的官衔，那我靳开来就得‘知恩图报’。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甚至还要求部队的宣传干事在他“光荣”后，在报纸上给“吹吹”他的事迹。
　　牢骚满腹的靳开来颠覆了传统英雄顾大局、识大体、讲政治的形象但他的身上却体现出一般人应有的七情六欲，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鲜明个性的真英雄。这个带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物塑造的成功，使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有了别样的写法。
　　二
　　《亮剑》这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推出的影视作品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一度创造了10.3%的高收视率。该剧之所以能创下国产战争电视剧收视新高原因的不止是编排精彩的故事情节、壮观激烈的战斗场面，更关键的是剧中主人公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这一颠覆传统英雄形象的人物塑造，使他这一个另类的革命英雄成为该剧吸引观众眼球的最亮点。
　　李云龙这一英雄形象与传统英雄形象相比显得更为“另类”，剽悍好斗、桀骜不驯；侠肝义胆、有仇必报是这一人物形象最为鲜明的两个性格特征。
　　在八路军被日军合围在苍云岭时，上级命令李云龙率部撤至俞家岭进行突围，但杀性正浓的李云龙却以部队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由，坚持要率全团向坂田联队发起正面反冲锋。最终部队不仅突出了重围而且还一炮轰毙了坂田联队长，但李云龙也因阵前抗命而被上级降成了被服厂厂长。
　　李云龙的警卫员生死兄弟魏大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遭土匪暗算，被打死了，还被砍了头。像被人挖了心头肉一样的李云龙，怒不可遏。不顾这股土匪已被八路军收编的事实，绑了前来劝阻的丁团长，率部生擒并用刀生劈了凶手。李云龙性格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冲动和鲁莽性情刚烈和血性张扬，是以往那些英雄形象所不具备的。
　　李云龙的人物刻画一反常态，以既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气，又有凡人的七情六欲、暴烈刚直的个性脾气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拉近了与普通观众的心理距离。他的毛病和缺陷的存在不仅没有削弱人物身上的英雄气概，反而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和可信性，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是远在云端，让人仰望，而是血肉鲜明，近在眼前。这样的英雄形象更具有平民化的本色，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着一种新英雄观的出现。
　　三
　　靳开来、李云龙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果说只是在传统的英雄刻画手法上增加了更为饱满的性格补充，那么《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主人公李大本事则是在英雄人物的基础上被更多的“喜剧”化了。该剧导演徐纪周就曾明确表示，在给剧中人物的定位上他对每一个人物都有明确的分派。国军上尉孙成海是武生，吸铁石、大算盘属花脸，而李大本事却是正宗的“丑角”。如此的人物定位确实存在很大的“突破”之味。 　　李大本事喜吹嘘、好逞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报出老子的名号怕吓你一哆嗦，燕赵大地上响当当的八路军李大本事。到战场上报下老子的名号，能吓得鬼子、汉奸尿了裤子！”看似豪气干云实则不能不说多少有些绿林土匪的味儿，与传统的英雄人物实在相去甚远。然而，貌似没正形的这么一个“丑角”英雄，身上又确实存在一种英雄应有的勇猛、机智、刚毅。在发现化装成运粮队准备突袭八路军根据地的日军时，毅然带着一帮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引诱敌军向反方向追击，成功粉碎了日军的阴谋。凭着从纵队借来的只有一发炮弹的山炮，带着只有十几个人的“正规军”居然能把上百名伪军据守的炮楼给端掉。在日军大规模围剿抗日根据地时，上级要求李大本事的县大队暂时转移以保存力量时，他却宁愿放弃转移就能得到正式番号的机会，“抗命”留在武义县开展斗争，只为给当地百姓一个盼头。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大本事还有顾全大局的一面，为了团结抗日硬是将八路、国军、土匪这三股不同的武装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这也是他最大的本事。
　　李大本事的人物刻画脱离了传统的“严肃”套路，人为的增添了很多喜剧的色彩，特别是在表现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更是以一种搞笑幽默的气氛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突破还不如说是商业化模式下的必然选择。
　　四
　　传统的英雄塑造观念过度强化了人物伟大的一面，弱化了其作为普通人的平凡一面，致使英雄显得可敬但不可亲，无形中与观众的距离拉得很远。重视英雄人物性格刻画，展现其多面性、立体化的性格特征是新时期众多影视作品创作者突破英雄人物传统艺术表现模式的重要着力点，这种转变呈现出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些有着多面性、立体化鲜明个性的革命英雄形象，突破了以往的类型化、扁平化、甚至是脸谱化的革命英雄形象。传统英雄人物相比于新时期的英雄形象而言，最大的区别在于身上更多体现的是集体主义形象，集中了无数无名英雄身上的优点，摒弃了作为自然人所应有的情感需求和个性特征，过于完满、高大的英雄人物在那个需要传承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鼓舞新中国建设者们建设激情的年代是必要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英雄人物出现了脱离实际被“神”化的情况。新时期的影视创作者们更多的是要将这种神化的英雄注入人的本色，将英雄由神回归到人。
　　其次，将英雄由神回归人的转变，符合和展现了新时期大众平民化英雄观的心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期待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新时期观众，那些血肉丰满、有情有义，甚至有些小毛病的荧屏英雄更让其觉得真实可信、可敬可亲。在一定程度上，影视创作者在塑造新英雄人物的种种努力正好迎合了大众的这种观赏心理。
　　再次，这种英雄人物塑造的转变也出现了由突破传统桎梏到形成新的桎梏的尴尬。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大胆的突破了过往“高大全”的创作准则，大量的“问题英雄”出现荧屏，然而在打破了传统桎梏的同时，不得不注意到新的桎梏正在形成。“问题英雄”取代了“高大全”英雄成为一种定势，不骂脏话、不违抗军令、不具备点土匪气息似乎就不符合当下新英雄的标准，这种创作局限性不得不说是当下新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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