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是对模式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人。——马克·布坎南，理论物理学家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2002年前后，经济学家陈志武用他的书名提出这个问题。他谈的是勤劳与财富的关系。但这句话一再在我脑中涌现，却是因为总是发现“穷忙”现象甚多：重复解决同一个问题；每个人聪明的结果却是集体的愚蠢；问题和努力方向完全错位、不在同一个层面；剪箭疗伤甚至掩耳盗铃式行为盛行，等等。我们可以从一个切面看这个问题，就是制度化水平或模式化水平欠缺，无论从宏观与群体，还是微观与个体，都是如此。
　　唐代诗人杜牧有“丸之走盘”的妙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不可尽知。其比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往有边的盘上放丸，我们知“丸之不能出于盘”，而往无边的平桌上放丸，我们不知道它会滚落何处。在这里，有边的盘比无边的平桌制度化水平要高。
　　又假设，我们要把16颗玻璃球按九宫格的样子在平桌上摆好，横平竖直分布均匀。这还真是个难题，费心费力还不一定能完美地完成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在桌上预先按九宫格凿好16个槽，这个任务就变得非常简单了。盘的边框、桌上的槽，都分别是有效的自组织机制，它们减少了不必要的劳烦。
　　而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余英时先生曾用过的一个比喻“巨石走峻板”，巨石在下落的过程中积累巨大的冲力，非达到平地不能停止。让问题更糟的是，很多情形下并无现成的平地，下方是无尽深渊。最终极的平地是存在的。但那通常已经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情况了。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改造这个“峻板”，隔段距离建立一个平台，则是可行的缓解与预防机制。
　　制度化水平和我们密切相关，陈志武教授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证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制度有强依赖性，超过制造业。制度化水平也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比如每当产品开发项目出现延缓的问题时，甲骨文CEO埃里森会每周从项目中减少一个人手，直到项目完成。
　　7-11便利店创始人铃木敏文也采纳类似的机制和思维模式：工作变忙时增派了人手，只是让工作更加细化，导致效率更加低下、陷入恶性循环。如果不能改进工作方法，效率永远都不会提高，只是在做重复相同的工作。铃木敏文说：“动不动就增派人手其实是变相掠夺员工在工作中成长的机会。”蚂蚁是比人类智能低得多的动物，甚至可以说没有智能，但一群蚂蚁的智能可以超过一群人。仔细观察过蚂蚁觅食的人会同意这一点，几万只蚂蚁的蚁群，它们能有效地觅食，而一万个人，几乎没有有效的组织方式。蚂蚁之间传递信息也非常简单，就是两只蚂蚁“碰面”了这一点，蚁群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指挥者(领导者或管理者)。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戈登(Deborah Gordon)发现，蚂蚁的记忆大概只有10秒。因而蚁群出去觅食的机制就只有一条基本守则：如果以正确的时间间隔碰上正确数目的巡逻蚁，就出去找食物，否则先不要行动。毫无智能的单只蚂蚁，形成极有智能的蚁群，就是因为它们拥有这样一个简单规则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人类当然绝不像蚁群这样简单，但寻找事物发展的真实驱动力、根本机制，极度简单的蚂蚁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
　　说起制度化水平，不少人自然会把视线转向政策、经济等领域，那是一种狭窄的误读。制度化水平和很多方面有关，它可能涉及的是对事物本来运行机制的探究；它可能是对群体行为的分析；它可能是对由人组成的组织中的相互影响和决策行为的讨论；它可能是对个体心理和行动机制的分析；它可能是网络效应的思索；它也可能是对事物的持续反思、调整与改进，等等。
　　制度化水平或模式化水平，应该成为我们思索自身困境与寻求解决问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回到开始的比喻。用有边的盘子装玻璃珠、在桌上预先刻好槽，也就是从机制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它需要的智慧、耐心、能力其实相对更少。但效果要好得多，我们也因而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