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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夏天，何训田的新作《一訸上歌》公开发行。他在专辑的内页中写道：一日梦中/在绵绵起伏的山谷上飘飞/靠近一座山峰时/我遭遇了天音/那是今生今世/闻所未闻的天外之音/它透过层层光也如同光一般向我阵阵耀来/至上/至美/至纯
四年前的某个早晨，何训田醒了。但是梦中的这一切却历历在目。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梦中听到音乐，稍后，他记录下了那“感觉像上帝之声”的吟唱，还有山谷的名字：一訸。如今回想起这一切，何训田依然难掩兴奋，他自言曾在作品的署名问题上思量再三，拿不准“这名字到底是该写我还是上帝”。
音乐的新语言
许多人知道何训田的名字是因为90年代早期的一张音乐专辑《阿姐鼓》，一个迄今国内唱片界无法复制的商业奇迹。
发行之前，唱片公司曾让何训田预测一下市场反应。他的回答是，只要你有能力发行，到哪里都会红。后来到欧洲巡回推广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话挺傲慢的。当时全球唱片市场几乎都掌握在华纳等五大公司手中，每年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会提供无数的唱片让总部挑选。而《阿姐鼓》是第一个被这五大公司选中做世界发行的中国音乐专辑，一卖就是80多个国家。此前，何训田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商业体系，他只管写，甚至不太关心谁来唱，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是民族唱法的，不是美声唱法的，不是通俗唱法的，而是一种从没出现过的声音”。
《阿姐鼓》的制作费高达百万，唱片公司优先保证了何训田的稿费，其他人则要视销量而定。恰恰因为这样，到头来何训田的收入反而是最少的。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桶金，他添置了设备和器材，并请美国人设计了工作室。
《阿姐鼓》之所以获得成功，何训田认为，是由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良的制作所决定的。
80年代初，何训田创立了“RD作曲法”，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和创作理念。他提出音乐“三时说”，将人类为了交流便利而制定出的十二平均律视为“第二时”。几百年来，十二平均律几乎是构成音乐的全部语言材料，其组合方式已然穷尽，无形之中也禁锢了音乐的发展。而RD作曲法就是“第三时”的产物。何训田打了个简单的比方，就像黑白相机，无论怎么拍都是黑白影像。RD作曲法相当于发明了彩色相机（当然也涵盖黑白色）。然而，现今所有乐器几乎都是依据“黑白相机”的原理制作的，一旦改变律制，就都没用了。为此，何训田曾用近一年时间，制作了二三十件乐器来演奏他用RD作曲法完成的首部作品《天籁》。之后，《天籁》在上海、北京、美国以及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进行了巡演和演播。国际音乐界对其评价是：从这里开始，人类的音乐有了新的语言，新的篇章。可是，他不可能又作曲又做乐器还教人演奏，这样一种全新的作曲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来提供“彩色相机”式的乐器。他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等待，但并不妨碍先把理念提出来。“我想让后人知道，第一次这样的音乐实践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虽然去不去创新取决于个人，不做点火者，还可以做传薪者；但我倾向于点火，要为人类做出点新东西。”
何训田的作品中，《天籁》、《声音图案》、《一訸上歌》可以算作一个大系列，都在呈现“非人类的声音”。人们进行评价时，总不免将作品乃至何训田与宗教或哲学联系起来。何训田喜欢西藏，他迄今出版的些作品，都跟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说，去西藏不是去找狭义上的音乐，而是去寻找自己——一个排除干扰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状态，那就是自己。西藏冥冥之中确实改变了何训田身上的一些东西，但只是他的窗口之一。他也曾扎进哲学书堆，但现在不愿听见这两个字，在他看来，哲学、美学已经被用滥了。
对于《声音图案》为什么是“献给所有物种”的音乐，《一訸上歌》为什么是关于“前意识”的音乐；他的解释是：“将一个实在的时空呈现给过去没有感知到这个时空的人（或物种）。”听起来似乎很像电影《黑客帝国》或者《盗梦空间》。
何训田说，有人很专，比如只写古典音乐，甚至只写钢琴或小提琴，他的音乐是包括所有的声音。宇宙浩瀚，人类只是发声体之一。我们的教育也告诉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主体。可是，其他物种也是宇宙的成员，也许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体，“其实是互为主体，互为次体”，这取决于看待事物的视角。《声音图案》中，声音不仅可以听见，还可以看见，是立体的多维空间，有无数可能，无数视角，“而我在用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创造音乐。”
前意识，则是“存在却又未被感知到的”一种状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不必理会音乐本身，然后就不是被动地听音乐了，而是音乐让你进入了一种状态。所以《一訸上歌》2008年完成之后，何训田曾试图寻找发行唱片之外的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比如在山上建一座房子来播放，大家可以免费去听，“哪怕是在某一刹那清空自己的头脑、脱离尘世去感受这个状态”。他对现今听音乐的方式颇有微词：“总有一些评论家自作主张地告诉人们要怎么听，其实每个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听。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对同一个音乐作品即便跟别人的感受完全相反也很正常。这就是音乐的妙处。”
“那个年代，
太浪漫了”
何训田出生在四川遂宁，那是一座非常平静的小城。他家隔壁有一座基督教堂，附近的人们都在钟声里开始和结束一天的时光。教堂里有很多书，而他和牧师的孙子非常要好，于是得以自由进出，看书，学琴。那些书，都来自西洋，基本都是音乐书、乐谱。8岁时，何训田也开始学着在纸上排列音符，并自己用竹子学做短笛，有一次边跑边吹，结果栽倒在地，半截短笛生生插进了上腭。
不久之后的一个梦，促成了何训田音乐生涯的第一件大事。那一次，他梦见自己抱住了一把小提琴。可睁开眼睛之后，怀中空空如也。也难怪，当时他刚刚学会拉小提琴，非常渴望能有一把。但何训田心知肚明，大人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钱的。母亲为了照顾6个子女已经辞去了数学教师一职，独立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而一把小提琴当时的售价，足以抵得上何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后来，他的大姐随文艺团体进驻西藏。那8年，她不仅会在每封家书讲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给何训田寄来了很多当地民歌。而第一封信，是在入藏的路上、翻越二郎山的时候写的，一个月以后才到何训田手中。大姐说一路上太艰难了，大概这就是下地狱的感觉。西藏与何训田之间的缘分，说起来就是由此开始的。 没过多久，何训田的父亲被下放农村。因为邮路不畅，他只得每个月步行去看望父亲，并取回工资转交给母亲。到父亲的住处时已是晚上，他想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返回。但父亲坚持晚上赶路比白天凉快，并执意要他弃大路而走小道。第一次行夜路的那晚，父亲拿了火把在路口一照，告诉他要翻过这座山再拐进那座山，到了那个垭口，再如何如何……今天何训田再提及这些不禁莞尔：“他全然不顾我小小年纪能不能记得下来。”
黑灯瞎火的夜里，在荒山之间行走，一路上，何训田都处于惊恐状态。山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又冷不丁传出各种动静——风声、树丛树叶的摩挲、野兽鸟禽的低鸣嘶叫……还有鬼火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他不得不走得飞快。有一次，他忽然发现前方有团黑影，心里害怕，却又必须故作镇静。等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老同学，当时是知青。同学拉着板车要去城里，车上是一具尸体。正是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进城机会，他才接受了这样的差事。
后来，何训田学会了把沿途的恐怖声响“转化”成别的可以接受的声音，但是自幼多梦的他此后更是噩梦不断。而对自然界的异常敏感也因此养成，这也是他写《天籁》的一个重要原因。
童年虽然物质贫乏，但给了他许多美好回忆甚至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他几乎不上课，到学校主要就为两件事，一是写黑板报，二是帮一位老师代课，教小学的音乐、语文、算术。大一点才知道，老师去谈恋爱了。“那个年代，太浪漫了。”靠着自学，他的成绩很好。“有一次去医院看个亲戚，我带了两本书，一本莎士比亚，一本希腊神话，都是从教堂借的。人家都很奇怪地看着我。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我才13岁，那书摸上去像草纸一样。”
进入音乐学院，是何训田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之一。但入学后他发现，学校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能教给他什么新东西，恰巧此时现代音乐进入中国，他又开始自学。“没有人可以问，因为这对老师而言也是新事物，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弯路是难免的。比如《基本乐理》，他看完之后问自己，我真的理解正确吗？之后三五年里，他一直在通过其他方式来验证。
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何训田常常感叹现在的学生非常被动，教什么学什么。“这样的教育体制可能会培养出学问很高的人，但肯定不是最伟大的人。”上大学期间，中国刚开始举办音乐作品比赛，何训田就获了一等奖，后来又在国际上获奖，有老师说：“我们学校怎么能培养出这种学生？”的确，“那时候大家头脑还比较僵化，他觉得只有某一种东西才是正常的。而中国其实太缺乏奇谈怪论了”。
何训田对他的学生说，你可以听音乐，但不要从音乐里面去学音乐，这是很糟糕的，还不如向美术去学。你可以把图画转化成声音，甚至把电冰箱转化成声音。画家也可以把鸡叫、猫叫、狗叫变成视觉的，必须跨领域去转化各种东西为你所用。
“这正是我希望的”
20年前，何训田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当时，他手头拮据，陕西南路上一辆30块钱的二手自行车，也是一笔大开销。不过，在他眼里“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城市，上海则是另一个城市”。当然，上海的录音制作水平和态度也令他印象深刻。何训田很少去闹市，这些年来南京路也不过踏足过两三次。他说，作曲家，呆在哪里都无所谓。
10年前，何训田在上海松江一带另外买了房子。环境对他而言越来越重要，“人每天跟环境打交道，天长日久，就会潜移默化。”新家周围的环境很好，一湾溪水正好蜿蜒而过。
除了音乐，其他的何训田都不在乎，所以也没什么爱好。
他已经不再主动旅行。一是以前走了太多地方，每到一处之前他都会想象那里是什么样子，但除了西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让他非常失望。他尤其喜欢纳木措，而当湖边开始有可乐瓶之后便再没去过。再则，他也不想浪费时间。时光荏苒中，何训田已届花甲之年。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有浪费时间之嫌。
比如健身。他说自己前半辈子已经完成任务了。小时候，他水性极好，可以靠着双臂划动，在逆水中原地保持2小时。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衣服还在岸上，不能离得太远。游泳锻炼出来的耐力，使他受益匪浅。
比如抽烟。别看他坐下说话时烟不离手，不一会儿工夫半包告罄；可是作曲时他烟酒不沾，嫌它们占住了手指妨碍工作。
有时他也会把授课地点选在上海音乐学院周边汾阳路、复兴中路一带老洋房改建的咖啡馆里。
有关个人感情生活的话题，何训田似乎不愿涉及。不过，从他的神情和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很平静，也很满足。不过，何训田却比以往格外珍惜时间，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作曲，他还想写点东西，拍拍电影。尤其最近3年，几乎每天他都是从早上8点工作到夜里1点。“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无所谓工作无所谓休息，进入了一个自己运行的状态。”
四年前的某个早晨，何训田醒了。但是梦中的这一切却历历在目。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梦中听到音乐，稍后，他记录下了那“感觉像上帝之声”的吟唱，还有山谷的名字：一訸。如今回想起这一切，何训田依然难掩兴奋，他自言曾在作品的署名问题上思量再三，拿不准“这名字到底是该写我还是上帝”。
音乐的新语言
许多人知道何训田的名字是因为90年代早期的一张音乐专辑《阿姐鼓》，一个迄今国内唱片界无法复制的商业奇迹。
发行之前，唱片公司曾让何训田预测一下市场反应。他的回答是，只要你有能力发行，到哪里都会红。后来到欧洲巡回推广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话挺傲慢的。当时全球唱片市场几乎都掌握在华纳等五大公司手中，每年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会提供无数的唱片让总部挑选。而《阿姐鼓》是第一个被这五大公司选中做世界发行的中国音乐专辑，一卖就是80多个国家。此前，何训田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商业体系，他只管写，甚至不太关心谁来唱，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是民族唱法的，不是美声唱法的，不是通俗唱法的，而是一种从没出现过的声音”。
《阿姐鼓》的制作费高达百万，唱片公司优先保证了何训田的稿费，其他人则要视销量而定。恰恰因为这样，到头来何训田的收入反而是最少的。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桶金，他添置了设备和器材，并请美国人设计了工作室。
《阿姐鼓》之所以获得成功，何训田认为，是由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良的制作所决定的。
80年代初，何训田创立了“RD作曲法”，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和创作理念。他提出音乐“三时说”，将人类为了交流便利而制定出的十二平均律视为“第二时”。几百年来，十二平均律几乎是构成音乐的全部语言材料，其组合方式已然穷尽，无形之中也禁锢了音乐的发展。而RD作曲法就是“第三时”的产物。何训田打了个简单的比方，就像黑白相机，无论怎么拍都是黑白影像。RD作曲法相当于发明了彩色相机（当然也涵盖黑白色）。然而，现今所有乐器几乎都是依据“黑白相机”的原理制作的，一旦改变律制，就都没用了。为此，何训田曾用近一年时间，制作了二三十件乐器来演奏他用RD作曲法完成的首部作品《天籁》。之后，《天籁》在上海、北京、美国以及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进行了巡演和演播。国际音乐界对其评价是：从这里开始，人类的音乐有了新的语言，新的篇章。可是，他不可能又作曲又做乐器还教人演奏，这样一种全新的作曲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来提供“彩色相机”式的乐器。他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等待，但并不妨碍先把理念提出来。“我想让后人知道，第一次这样的音乐实践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虽然去不去创新取决于个人，不做点火者，还可以做传薪者；但我倾向于点火，要为人类做出点新东西。”
何训田的作品中，《天籁》、《声音图案》、《一訸上歌》可以算作一个大系列，都在呈现“非人类的声音”。人们进行评价时，总不免将作品乃至何训田与宗教或哲学联系起来。何训田喜欢西藏，他迄今出版的些作品，都跟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说，去西藏不是去找狭义上的音乐，而是去寻找自己——一个排除干扰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状态，那就是自己。西藏冥冥之中确实改变了何训田身上的一些东西，但只是他的窗口之一。他也曾扎进哲学书堆，但现在不愿听见这两个字，在他看来，哲学、美学已经被用滥了。
对于《声音图案》为什么是“献给所有物种”的音乐，《一訸上歌》为什么是关于“前意识”的音乐；他的解释是：“将一个实在的时空呈现给过去没有感知到这个时空的人（或物种）。”听起来似乎很像电影《黑客帝国》或者《盗梦空间》。
何训田说，有人很专，比如只写古典音乐，甚至只写钢琴或小提琴，他的音乐是包括所有的声音。宇宙浩瀚，人类只是发声体之一。我们的教育也告诉我们，人类是宇宙的主体。可是，其他物种也是宇宙的成员，也许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体，“其实是互为主体，互为次体”，这取决于看待事物的视角。《声音图案》中，声音不仅可以听见，还可以看见，是立体的多维空间，有无数可能，无数视角，“而我在用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创造音乐。”
前意识，则是“存在却又未被感知到的”一种状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不必理会音乐本身，然后就不是被动地听音乐了，而是音乐让你进入了一种状态。所以《一訸上歌》2008年完成之后，何训田曾试图寻找发行唱片之外的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比如在山上建一座房子来播放，大家可以免费去听，“哪怕是在某一刹那清空自己的头脑、脱离尘世去感受这个状态”。他对现今听音乐的方式颇有微词：“总有一些评论家自作主张地告诉人们要怎么听，其实每个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听。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对同一个音乐作品即便跟别人的感受完全相反也很正常。这就是音乐的妙处。”
“那个年代，
太浪漫了”
何训田出生在四川遂宁，那是一座非常平静的小城。他家隔壁有一座基督教堂，附近的人们都在钟声里开始和结束一天的时光。教堂里有很多书，而他和牧师的孙子非常要好，于是得以自由进出，看书，学琴。那些书，都来自西洋，基本都是音乐书、乐谱。8岁时，何训田也开始学着在纸上排列音符，并自己用竹子学做短笛，有一次边跑边吹，结果栽倒在地，半截短笛生生插进了上腭。
不久之后的一个梦，促成了何训田音乐生涯的第一件大事。那一次，他梦见自己抱住了一把小提琴。可睁开眼睛之后，怀中空空如也。也难怪，当时他刚刚学会拉小提琴，非常渴望能有一把。但何训田心知肚明，大人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钱的。母亲为了照顾6个子女已经辞去了数学教师一职，独立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而一把小提琴当时的售价，足以抵得上何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后来，他的大姐随文艺团体进驻西藏。那8年，她不仅会在每封家书讲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给何训田寄来了很多当地民歌。而第一封信，是在入藏的路上、翻越二郎山的时候写的，一个月以后才到何训田手中。大姐说一路上太艰难了，大概这就是下地狱的感觉。西藏与何训田之间的缘分，说起来就是由此开始的。 没过多久，何训田的父亲被下放农村。因为邮路不畅，他只得每个月步行去看望父亲，并取回工资转交给母亲。到父亲的住处时已是晚上，他想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返回。但父亲坚持晚上赶路比白天凉快，并执意要他弃大路而走小道。第一次行夜路的那晚，父亲拿了火把在路口一照，告诉他要翻过这座山再拐进那座山，到了那个垭口，再如何如何……今天何训田再提及这些不禁莞尔：“他全然不顾我小小年纪能不能记得下来。”
黑灯瞎火的夜里，在荒山之间行走，一路上，何训田都处于惊恐状态。山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又冷不丁传出各种动静——风声、树丛树叶的摩挲、野兽鸟禽的低鸣嘶叫……还有鬼火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他不得不走得飞快。有一次，他忽然发现前方有团黑影，心里害怕，却又必须故作镇静。等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老同学，当时是知青。同学拉着板车要去城里，车上是一具尸体。正是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进城机会，他才接受了这样的差事。
后来，何训田学会了把沿途的恐怖声响“转化”成别的可以接受的声音，但是自幼多梦的他此后更是噩梦不断。而对自然界的异常敏感也因此养成，这也是他写《天籁》的一个重要原因。
童年虽然物质贫乏，但给了他许多美好回忆甚至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他几乎不上课，到学校主要就为两件事，一是写黑板报，二是帮一位老师代课，教小学的音乐、语文、算术。大一点才知道，老师去谈恋爱了。“那个年代，太浪漫了。”靠着自学，他的成绩很好。“有一次去医院看个亲戚，我带了两本书，一本莎士比亚，一本希腊神话，都是从教堂借的。人家都很奇怪地看着我。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我才13岁，那书摸上去像草纸一样。”
进入音乐学院，是何训田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之一。但入学后他发现，学校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能教给他什么新东西，恰巧此时现代音乐进入中国，他又开始自学。“没有人可以问，因为这对老师而言也是新事物，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弯路是难免的。比如《基本乐理》，他看完之后问自己，我真的理解正确吗？之后三五年里，他一直在通过其他方式来验证。
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何训田常常感叹现在的学生非常被动，教什么学什么。“这样的教育体制可能会培养出学问很高的人，但肯定不是最伟大的人。”上大学期间，中国刚开始举办音乐作品比赛，何训田就获了一等奖，后来又在国际上获奖，有老师说：“我们学校怎么能培养出这种学生？”的确，“那时候大家头脑还比较僵化，他觉得只有某一种东西才是正常的。而中国其实太缺乏奇谈怪论了”。
何训田对他的学生说，你可以听音乐，但不要从音乐里面去学音乐，这是很糟糕的，还不如向美术去学。你可以把图画转化成声音，甚至把电冰箱转化成声音。画家也可以把鸡叫、猫叫、狗叫变成视觉的，必须跨领域去转化各种东西为你所用。
“这正是我希望的”
20年前，何训田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当时，他手头拮据，陕西南路上一辆30块钱的二手自行车，也是一笔大开销。不过，在他眼里“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城市，上海则是另一个城市”。当然，上海的录音制作水平和态度也令他印象深刻。何训田很少去闹市，这些年来南京路也不过踏足过两三次。他说，作曲家，呆在哪里都无所谓。
10年前，何训田在上海松江一带另外买了房子。环境对他而言越来越重要，“人每天跟环境打交道，天长日久，就会潜移默化。”新家周围的环境很好，一湾溪水正好蜿蜒而过。
除了音乐，其他的何训田都不在乎，所以也没什么爱好。
他已经不再主动旅行。一是以前走了太多地方，每到一处之前他都会想象那里是什么样子，但除了西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让他非常失望。他尤其喜欢纳木措，而当湖边开始有可乐瓶之后便再没去过。再则，他也不想浪费时间。时光荏苒中，何训田已届花甲之年。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有浪费时间之嫌。
比如健身。他说自己前半辈子已经完成任务了。小时候，他水性极好，可以靠着双臂划动，在逆水中原地保持2小时。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衣服还在岸上，不能离得太远。游泳锻炼出来的耐力，使他受益匪浅。
比如抽烟。别看他坐下说话时烟不离手，不一会儿工夫半包告罄；可是作曲时他烟酒不沾，嫌它们占住了手指妨碍工作。
有时他也会把授课地点选在上海音乐学院周边汾阳路、复兴中路一带老洋房改建的咖啡馆里。
有关个人感情生活的话题，何训田似乎不愿涉及。不过，从他的神情和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很平静，也很满足。不过，何训田却比以往格外珍惜时间，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作曲，他还想写点东西，拍拍电影。尤其最近3年，几乎每天他都是从早上8点工作到夜里1点。“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无所谓工作无所谓休息，进入了一个自己运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