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50岁左右，肚腩肉似乎就会神奇地出现。甚至连阿诺·施瓦辛格这么有男子气慨的男人，也未能幸免。五年前，我在夏威夷看到他穿泳装的样子。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他的手臂和肚子看起来是软软的，跟我在大银幕上见过的任何“未来战士”截然不同。
　　以“中年发福”形容今天的债务危机，是十分厚道的。许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有如濒临心脏病发作的过重糖尿病人。但是，若全球决策当局能专注于结构性解决方案而非周期性金融方案，经济或可免于衰退，并出现新常态（New Normal）增长。
　　近几年，我和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已公开指出经济面对的一些结构性障碍：1.全球一体化淘空了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市场；2.科技发展淘汰了一些制造实体而非虚拟商品的产业──近年面临淘汰的包括书籍、唱片、信件邮递及数码光盘；3.因人口老龄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如今已进入重储蓄、轻消费的状态。
　　正是因为这三项结构性障碍，近数十年来，美国经济的六块腹肌逐渐变成了一块。经济全球化及技术创新对本地薪酬和就业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中国及虚拟经济降低了许多商品的成本，但对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就业十分不利──诚实的观察者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压低利率、减税、放宽管制及金融创新，这一切均有助于促进金融资产增长，结果是不切实际地透支了未来的赢利和消费力。我刚才批评当局的政策避重就轻，尽是那些周期性金融解决方案而忽略结构性政策方案，事实是：迄今为止，全球决策当局提出的方案，几乎全都是推动资本而非劳工。
　　当局显然是认为，只要银行能稳定下来，只要“市场”向先前的高点回升，只要利率低得足以诱使借款者上钩，就业市场自然就会复元。但它并没有。为什么呢？不能不提的一个原因，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若一者之繁荣是以牺牲另一者为代价，两者最终均可能衰败。
　　美国企业税前赢利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近30年来介乎于8％－13%：“资本”相对于“劳工”，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均显然占优势。若有人认为其中一者在政策与政治上必须获得优待，其理由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很多人认为，为了鼓励储蓄，资本的回报率应高于劳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一旦某个历史平均水平已形成，则这种回报率理应处于某种相对均衡状态。即使是保守派人士也必须承认，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模拟资本投资中，易变现的股票与债券的回报率，最终取决于劳工的回报水平（反映在职位与实质薪酬增长上）。若劳工大量失业且薪酬微薄，资本的回报率也不可能持续升高。
　　直到最近，相对于劳工，资本操作者的经济景况恢复得较好；后者能操作资本，是有赖劳工。即使最终需求疲弱，但因利率接近零，企业利润率仍得以扩大。此外，“生产力”也维持高水平，但只是因为企业裁员，以较少员工生产商品及提供服务。资本虽然得益，但劳工显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是，劳工与资本最终均将受损，因为家庭受失业型经济复苏（jobless recovery）之苦，致力减债，出于恐惧与“消费疲乏”，拒绝扮演它在资本体制中的传统角色。市场或“资本”应开始认识此一“劳工陷阱”现象：消费者因为害怕失业或薪酬实质萎缩、楼价下滑，或是对“美国梦”整体失去信心，努力撙节支出。除非劳工能获得同等的利益，长期而言，企业赢利终将无法增长。
　　华盛顿、伦敦、柏林，甚至是北京，必须承认此一常识式的事实，以及数种试图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结构型措施。美国尤其需要加强失业保障，直到经济回到几近全民就业的盛况。
　　若当局不推行结构性解决方案，六块腹肌的市场观察者应视股票和债券为肌肉松弛的虚弱者。因为多年的疏忽，以及可能因为贪求短期赢利而忽略长期均衡，身体状况变得很糟糕。
　　金融资产的投资者目前无论是在何处均看不到双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因为利率接近零，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接近零而非3％－4%的历史平均水平，债券、股票及房地产的价格事实上是过高了。未来数年，经济最好的景况也仅将是“新常态”，最糟则是全球衰退。
　　喝百威啤酒的现代马克思可能会这么说：“世界劳工兄弟姐妹联合起来！除了啤酒，你们已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他可能还会说：“投资者／世界决策者醒过来！你们正在杀死帮你们下金蛋的无产阶级母鹅。”
　　作者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