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对生命的这种定义,缘于自身对生命的感悟与总结,作为读者来看,也算是张爱玲一生的写照。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笔下所虚构的世界,是作家们往往逃脱不了的陈式,其实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很少有作家能够成功地塑造出超越自己观念判断的人物。无疑,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们的生存环境大多是她所熟悉的,这些人物与张爱玲关于生命的看法也是基本一致的。
关键词: 张爱玲 生命体验 华袍 虱子
一、华袍虽秀美,虱子奈共存
张爱玲出生名门,她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父亲是旧社会的遗少,却也风雅能文,母亲是新式女性,留洋海外。张爱玲家族的文化背景是令人欣羡的,可是命运给了她一袭华美的袍子后又繁衍了一群恼人的虱子在上面,生活上总是遭遇各种各样的烦恼与困惑。一个孤标傲世的女子,“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1]不染红尘焦火气的传奇,她像一颗流星,横贯天际满世繁华,却经历一个父母离异的童年与两次并不美满的婚姻,奔波辗转国内国外,最后在异乡的公寓里寂默地辞世。当我们提起张爱玲时,都惊羡于她的盛名,而我们又何曾叹息过爬在华袍上的虱子?
张爱玲所塑造的人物也是拥有了华袍,却忍受着虱子噬咬的人。例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有姣好的外形,“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凭着这种小巧可人的、岁月赋予的成熟韵味,加上一些机缘巧合,在男女的爱情功心计中,白流苏取得了众人所羡慕的阔少爷范柳原太太的皇冠。然而在未成功取得范柳原太太身份,白流苏还在家的时候,兄弟姑嫂对她冷嘲热讽,连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成为范柳原太太后,“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即使白流苏穿上了华丽的袍子,也不得不忍受华袍本身带来的虱子嗜血的瘙痒。再如《琉璃瓦》,姚先生有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好似七仙女下凡,真是羡煞旁人。可是大女儿嫁给姚先生上司的儿子后为了避“卖身”之嫌,和家人疏远,且阻拦让父亲升迁。次女爱情至上,让姚先生倒贴不少。三女儿虽温顺听话,在相亲的时候却看上了同桌的另一位先生并欲跟他去异地……女儿们的婚事让姚先生气得病倒了,无奈生活就是这样,享受美好一面的同时也得默默承受另一面的伤害。张爱玲笔下大多数身置洋场传奇与簪缨世家中的人们在外表上有着华丽的身份与装饰,以及与之俱来的烦恼;少数描写普通底层的人即使没有华丽的外在,在内部也一直守着华丽的灵魂,和生命遇到的诸多或细琐或强劲的撞击。
二、外在的华丽,内在的朴素
张爱玲是桀骜不驯的,也是追求穿着与众不同的,“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套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轰动了……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2]
张爱玲自己以及笔下的人物,就像她喜欢穿奇装异服一样,看起来都是这般或那般华丽的。然而华美的是外在,朴实的是生活、是实质。张爱玲不是生活在月宫里的蝉娥,她笔下人物们住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辉煌仙宫,亦不是隐居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他们过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扎根于欲望大地的、饮食男女的生活。[3]
至于像“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牡丹,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之类的景物工笔,又像“白色的天,水阴阴地;洋梧桐巴掌大的秋叶,黄翠透明,就在玻璃窗外。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巷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只看见它黑色的背,连着尾巴像一条蛇,徐徐波动着。不一会,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之类的叙述,只不过是张爱玲华丽的遮蔽,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尘世间平凡的东西。
摒弃一切生命之外的装饰,张爱玲自己与笔下的人们回归到了朴素的世俗生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可以更准确地说成张爱玲潜意识里认识到却没来得及加以补充表述的“生命是一种朴素,外面披了一袭华美的袍,袍上爬满了虱子”。
三、众人皆独行,人性生虱子
张爱玲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的青春正值大红大紫,却爱上了年龄可以当她父亲的汉奸;离婚移居洛杉矶后平静地写作生活,再次的结婚对象却是年迈花甲的老人;她曾经如玉树银花照彻上海天际,最后无声逝于异乡公寓。也正是张爱玲的种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才在矛盾的潮起潮落中最大程度地看到了风景,对于人性、社会的本质等有了深刻把握。从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或事中,张爱玲看到了人性最真实的存在,她怕深交。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澧。张爱玲向往君子之交,只有淡然的交往,才不至于发生利益的冲突,才尽可能发挥好的品质,避免伤害。因此,张爱玲和朋友、编辑之间只是多数谈作品的书信往来。1980年她的编辑朋友柯灵也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4]和读者之间,更加是张爱玲向想象中的读者的倾诉,而中断了向真实读者聆听的过程,例如张爱玲一次在写给夏志清的信里讲到晚年的小说创作时曾说:“《皇冠》给的稿费比别处多,有些文艺刊物我也觉得坏。一般读者的反应我如果关心的话,早气死了”,[5]可见张爱玲是不大倾听广大读者言论的。张爱玲这种几乎隔绝人群的举动,给世人挥就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看待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没有满腹激情,她很平静、冷峻,平静得易让人悲观,冷峻得易使人消极。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们由此也一个个带有了她自身看世界的特点。这些故事中,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亲密无间关系的,即使是父母与儿女、妻子与丈夫、兄弟姐妹、好朋友之间,每一个个体都像一个张爱玲,独立经营着寂寞的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心经》中父不父,女不女,女儿仇视母亲;《相见欢》里既是表姐妹又是朋友的两太太谈家事又常想掩饰真实,话题还常彼此不对胃口;《十八春》里相爱的人阴差阳错地分道扬镳,与不爱的人结婚同床异梦,旧情人重逢即使心中仍爱着彼此,只怅然遵循着既定的轨迹;《封锁》中被乏味生活封闭的一男一女电车里的暧昧幻想,一下电车又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色戒》中欲行刺汉奸的女大学生恍惚间觉得汉奸爱上了自己,放走了对方,对方回赠给她的却是枪毙了策划行动的所有人;《年轻的时候》文艺书生对热情俄国女人产生了好感,俄国女人却最后邀请他参加自己婚礼……张爱玲笔下的所有人物之间都有着冲突,做不到推心置腹。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推心置腹”的情况最多也只能维持一时,有时甚至连一时的“推心置腹”人们也很难做到。生命中的种种不如意,都是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和过量需求与他人发生冲突或暂无获取条件,因此人性需求是滋养华袍上虱子的营养物质。
四、华袍或虱子,正视或转移
我们常用的诸如同心同德、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等之类的关系形容词,只不过是人们乐观主义放大的结果;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瓦解了许多人的“亲密”、“崇高”、“无私”之类的神话,这是她苍凉世界观的写照,而这种苍凉是强调人性弱点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忽视了人性的弱点,将更多的注意力放于人性的优点与人与人相处的美好,这就成了类似冰心、雨果等关注人道主义的生命态度,相当于注重生命的华袍;也有一部分人在清醒地认识、深刻地挖掘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冲突,不愿麻痹痛的神经,而要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形成了类似鲁迅、张爱玲等的冷峻现世的生命态度,[6]相当于关注生命的虱子。当然,鲁迅与张爱玲的冷峻现世的生命态度也有所不同,鲁迅是为了找出国人的劣根性从而唤醒民众,带有更多国家职责与任重道远意识,张爱玲则是揭露人性的本源意识,只是想写出生存的状态,并未有什么唤醒崇高品质的目的。对于华袍与虱子,遗忘或铭记,转移或正视,没有孰是孰非,有的只是每个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每个人都念念不忘着弱点与烦恼,那么势必世界没有太多欢声笑语,但如果每个人都沉浸在一厢情愿的美好,那么又忽视了人性规律成了很傻很天真的幻想者。
张爱玲用笔下的人物们诠释了自己一生对于生命的经验总结,新的时代赋予了人们更丰富的生活体验,不管别的作家或是什么人有许多其他关于生命的理解,张爱玲的定义还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没有了张爱玲的那个时代以及张爱玲笔下的传奇,生命仍然是朴素外穿着的华袍,爬满了虱子。华袍虽美,虱子纵恼,都需知道这是生命的必然,与其单单沉浸在华袍的泡沫中或虱子的噬咬里,还不如摆正心态。淡然处之,人生自有一番美妙风景。
参考文献:
[1]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
[2]潘柳黛.记张爱玲,1975.
[3]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
[4]柯灵.遥寄张爱玲.香港文学,1985,2.2.
[5]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
[6]冷寂及虚无——从文本看张爱玲和鲁迅精神世界的相似.论文服务中心.
关键词: 张爱玲 生命体验 华袍 虱子
一、华袍虽秀美,虱子奈共存
张爱玲出生名门,她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父亲是旧社会的遗少,却也风雅能文,母亲是新式女性,留洋海外。张爱玲家族的文化背景是令人欣羡的,可是命运给了她一袭华美的袍子后又繁衍了一群恼人的虱子在上面,生活上总是遭遇各种各样的烦恼与困惑。一个孤标傲世的女子,“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1]不染红尘焦火气的传奇,她像一颗流星,横贯天际满世繁华,却经历一个父母离异的童年与两次并不美满的婚姻,奔波辗转国内国外,最后在异乡的公寓里寂默地辞世。当我们提起张爱玲时,都惊羡于她的盛名,而我们又何曾叹息过爬在华袍上的虱子?
张爱玲所塑造的人物也是拥有了华袍,却忍受着虱子噬咬的人。例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有姣好的外形,“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凭着这种小巧可人的、岁月赋予的成熟韵味,加上一些机缘巧合,在男女的爱情功心计中,白流苏取得了众人所羡慕的阔少爷范柳原太太的皇冠。然而在未成功取得范柳原太太身份,白流苏还在家的时候,兄弟姑嫂对她冷嘲热讽,连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成为范柳原太太后,“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即使白流苏穿上了华丽的袍子,也不得不忍受华袍本身带来的虱子嗜血的瘙痒。再如《琉璃瓦》,姚先生有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好似七仙女下凡,真是羡煞旁人。可是大女儿嫁给姚先生上司的儿子后为了避“卖身”之嫌,和家人疏远,且阻拦让父亲升迁。次女爱情至上,让姚先生倒贴不少。三女儿虽温顺听话,在相亲的时候却看上了同桌的另一位先生并欲跟他去异地……女儿们的婚事让姚先生气得病倒了,无奈生活就是这样,享受美好一面的同时也得默默承受另一面的伤害。张爱玲笔下大多数身置洋场传奇与簪缨世家中的人们在外表上有着华丽的身份与装饰,以及与之俱来的烦恼;少数描写普通底层的人即使没有华丽的外在,在内部也一直守着华丽的灵魂,和生命遇到的诸多或细琐或强劲的撞击。
二、外在的华丽,内在的朴素
张爱玲是桀骜不驯的,也是追求穿着与众不同的,“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套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轰动了……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2]
张爱玲自己以及笔下的人物,就像她喜欢穿奇装异服一样,看起来都是这般或那般华丽的。然而华美的是外在,朴实的是生活、是实质。张爱玲不是生活在月宫里的蝉娥,她笔下人物们住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辉煌仙宫,亦不是隐居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他们过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扎根于欲望大地的、饮食男女的生活。[3]
至于像“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牡丹,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之类的景物工笔,又像“白色的天,水阴阴地;洋梧桐巴掌大的秋叶,黄翠透明,就在玻璃窗外。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巷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只看见它黑色的背,连着尾巴像一条蛇,徐徐波动着。不一会,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之类的叙述,只不过是张爱玲华丽的遮蔽,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尘世间平凡的东西。
摒弃一切生命之外的装饰,张爱玲自己与笔下的人们回归到了朴素的世俗生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可以更准确地说成张爱玲潜意识里认识到却没来得及加以补充表述的“生命是一种朴素,外面披了一袭华美的袍,袍上爬满了虱子”。
三、众人皆独行,人性生虱子
张爱玲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的青春正值大红大紫,却爱上了年龄可以当她父亲的汉奸;离婚移居洛杉矶后平静地写作生活,再次的结婚对象却是年迈花甲的老人;她曾经如玉树银花照彻上海天际,最后无声逝于异乡公寓。也正是张爱玲的种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才在矛盾的潮起潮落中最大程度地看到了风景,对于人性、社会的本质等有了深刻把握。从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或事中,张爱玲看到了人性最真实的存在,她怕深交。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澧。张爱玲向往君子之交,只有淡然的交往,才不至于发生利益的冲突,才尽可能发挥好的品质,避免伤害。因此,张爱玲和朋友、编辑之间只是多数谈作品的书信往来。1980年她的编辑朋友柯灵也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4]和读者之间,更加是张爱玲向想象中的读者的倾诉,而中断了向真实读者聆听的过程,例如张爱玲一次在写给夏志清的信里讲到晚年的小说创作时曾说:“《皇冠》给的稿费比别处多,有些文艺刊物我也觉得坏。一般读者的反应我如果关心的话,早气死了”,[5]可见张爱玲是不大倾听广大读者言论的。张爱玲这种几乎隔绝人群的举动,给世人挥就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看待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没有满腹激情,她很平静、冷峻,平静得易让人悲观,冷峻得易使人消极。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们由此也一个个带有了她自身看世界的特点。这些故事中,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亲密无间关系的,即使是父母与儿女、妻子与丈夫、兄弟姐妹、好朋友之间,每一个个体都像一个张爱玲,独立经营着寂寞的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心经》中父不父,女不女,女儿仇视母亲;《相见欢》里既是表姐妹又是朋友的两太太谈家事又常想掩饰真实,话题还常彼此不对胃口;《十八春》里相爱的人阴差阳错地分道扬镳,与不爱的人结婚同床异梦,旧情人重逢即使心中仍爱着彼此,只怅然遵循着既定的轨迹;《封锁》中被乏味生活封闭的一男一女电车里的暧昧幻想,一下电车又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色戒》中欲行刺汉奸的女大学生恍惚间觉得汉奸爱上了自己,放走了对方,对方回赠给她的却是枪毙了策划行动的所有人;《年轻的时候》文艺书生对热情俄国女人产生了好感,俄国女人却最后邀请他参加自己婚礼……张爱玲笔下的所有人物之间都有着冲突,做不到推心置腹。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推心置腹”的情况最多也只能维持一时,有时甚至连一时的“推心置腹”人们也很难做到。生命中的种种不如意,都是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和过量需求与他人发生冲突或暂无获取条件,因此人性需求是滋养华袍上虱子的营养物质。
四、华袍或虱子,正视或转移
我们常用的诸如同心同德、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等之类的关系形容词,只不过是人们乐观主义放大的结果;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瓦解了许多人的“亲密”、“崇高”、“无私”之类的神话,这是她苍凉世界观的写照,而这种苍凉是强调人性弱点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忽视了人性的弱点,将更多的注意力放于人性的优点与人与人相处的美好,这就成了类似冰心、雨果等关注人道主义的生命态度,相当于注重生命的华袍;也有一部分人在清醒地认识、深刻地挖掘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冲突,不愿麻痹痛的神经,而要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形成了类似鲁迅、张爱玲等的冷峻现世的生命态度,[6]相当于关注生命的虱子。当然,鲁迅与张爱玲的冷峻现世的生命态度也有所不同,鲁迅是为了找出国人的劣根性从而唤醒民众,带有更多国家职责与任重道远意识,张爱玲则是揭露人性的本源意识,只是想写出生存的状态,并未有什么唤醒崇高品质的目的。对于华袍与虱子,遗忘或铭记,转移或正视,没有孰是孰非,有的只是每个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每个人都念念不忘着弱点与烦恼,那么势必世界没有太多欢声笑语,但如果每个人都沉浸在一厢情愿的美好,那么又忽视了人性规律成了很傻很天真的幻想者。
张爱玲用笔下的人物们诠释了自己一生对于生命的经验总结,新的时代赋予了人们更丰富的生活体验,不管别的作家或是什么人有许多其他关于生命的理解,张爱玲的定义还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没有了张爱玲的那个时代以及张爱玲笔下的传奇,生命仍然是朴素外穿着的华袍,爬满了虱子。华袍虽美,虱子纵恼,都需知道这是生命的必然,与其单单沉浸在华袍的泡沫中或虱子的噬咬里,还不如摆正心态。淡然处之,人生自有一番美妙风景。
参考文献:
[1]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
[2]潘柳黛.记张爱玲,1975.
[3]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
[4]柯灵.遥寄张爱玲.香港文学,1985,2.2.
[5]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
[6]冷寂及虚无——从文本看张爱玲和鲁迅精神世界的相似.论文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