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曙。１９６１年生于上海，长年在福建生活。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１９９５年获大阪外国语大学东亚文化硕士学位。１９９５年起，在《花城》《大家》《人民文学》《芙蓉》等大中型杂志发表小说及诗歌、随笔等，作品被收入各种选本。主要作品为中短篇小说集《深度焦虑》（１９９９年海天出版社）。主要译著为川端康成创作回忆录《独影自命》（１９９６年中国社科出版社）。获１９９６年度刘丽安诗歌奖。大型话剧剧作《赵氏孤儿》２００３年４月由北京人艺于首都剧场首演。现居住北京。
　　
　　１９８９年５月，我到了东京，理由是留学，当然，目的肯定和留学没关系，但这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当时一个东京的朋友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为什么我会回答去，而不是不去呢？追溯起来理由可以找到一大堆，但没有一件是和日本有关系。总之，人活在一定的情境中，就会静极思动，至于去哪里，其实并无所谓。从福州坐４６次火车到了上海，然后搭乘国航班机在东京成田机场落地。我带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纸箱，牛仔裤牛仔服，一身民工装扮，纸箱里塞得满满当当，放了些啥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有一条男宝，这玩意和当时传说中的“１０１生发精”一样，都是馈赠亲友的好东西，很实用的。出机场时被海关拦住了，官员向我提问，用的是日语，我不知他在说些啥，就告诉他：“Ｎｏ！”官员又重复问了一遍，我想了想，这次告诉他：“Ｙｅｓ！”看得出这负责任的官员对我有点伤脑筋，他掏出笔来写了一个大大的汉字“药”，这次我明白了，点了点头，对他又说了“Ｎｏ，”这次我说得心平气和，很明确。他让我打开纸箱，搜出了男宝，官员得意地一手挥舞着男宝，一手指着那个汉字追问我，语速很快，讲了很多话，我猜测大概是在责问我：“你说Ｎｏ，可你这东西难道不是药吗？”当然，这是我猜测，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一般来说是个能够坚持的人，就跟他说：“Ｎｏ，兄弟，这是我们的保健品。”官员听得一愣，也不知他是否懂中文，他挥了挥手，让我赶紧Ｐａｓｓ过去。
　　我的留学生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漂亮的女教师，名叫高桥惠美，真的很漂亮，一个漂亮的女老师能让你学习进步快，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我的运气。当时她似乎刚离婚，有一个孩子，离婚后她考进了东京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去读书，正在念日本文学的大一，课余就到我所在的日本语学校来打工挣钱，养家缴学费，教教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对她来说是件轻松的活儿。每天下了课，我都磨磨蹭蹭，很想跟她沟通，但沟通不起来，我发挥聪明才智，尽我记忆所能在黑板上罗列了一排日本作家的名单，记得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她不停地追问我还知道谁，估计是想测试一下我的文学水平吧，可惜当年我比较熟悉的大多是欧美和俄罗斯作家，对日本作家所知不多，最后竟然连《追捕》和《望乡》都说出来了，她愣了半晌，不知道我在说些啥，只是对我能说得出三岛由纪夫表示了赞赏，认为一般中国兄弟是不知道这人的。
　　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看图说话，太阳早晨几点钟升起来，又几点钟落下去，以及吃早饭睡午觉等等，一屋子成年人，高声朗诵这些内容气氛很怪异，我发现，当一个人身处这类弱智的语言环境中，智力就会急剧退化，思维能力会在不知不觉中下降到和你说话的内容相适应，以至于让你的心智在短期内迅速回到幼儿园，在这种情况下，我体会有两种情绪比较容易冒头：一种是依恋，比如对我的高桥老师，我除了脑子里偶尔会有一点点暧昧念头外，确实慢慢产生了某种依恋之感，甚至荒谬地认为她的智力比我要发达许多；另一种情绪是容易生气，在同学之间，会因为一些小事吵起来。当时坐在我前排的是一个来自上海地区的女同学。一次不知为何她讥笑起我的生肖来，我属牛，她就说我是牛，大意是想嘲笑我比较笨的意思吧，正如俗话所说的“蠢牛木马”。当时我心血来潮，就回了她一句：“什么牛，你才牛，奶牛！”我这句话只是随口一说，并不是攻击性的，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有杀伤力，结果全班同学居然哄堂大笑起来，几个小伙子拍着桌子喊：“奶牛！奶牛！”女生一呆，就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
　　继续说我的这个女教师。高桥惠美不仅人漂亮，教书也相当得要领，脑子透气而有灵感，对中国学生也很好，因为她明知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并不是去念书，而且在１９８９年，中日间人均收入差距巨大，生存压力之沉重，非现在到日本的兄弟所能想象，举例而言，当时我在国内的月工资，大约只够在东京买两碗面。她理解这一点，所以对学生是不是来听课，就不是很在意，而根据日本政府入国管理局的规定，中国学生在日学校的出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七，没有相应的学校证明，政府将不给予签证延期。这样，教师上课时是不是点名给学生打钩，就成为一件对学生非常重要的事，在高桥任教职期间，学生无论是否来上课，她是一律打钩的，这等于给相当一部分学生放了一条生路。一天，下课后她把我留下来谈心，还问我要了一支烟，学校规定教师学生都不准在教室抽烟的，当时我的日文水平已经可以沟通一点了，但我也没有提醒她，跟她一起点了支烟。
　　“我要走了，明天起不来了。”
　　“为什么？”
　　“被学校开除了。”
　　“为什么？”
　　“有些学生向学校告状，说我给没来上课的学生也打钩。”
　　这次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中国学生里有一些人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他们看到一些同学没有来上课，而是去打工挣钱就眼红，于是他们就向学校当局告发了女教师高桥惠美。当时我确实被刺痛了，不仅因为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即将离去，还因为，我的同胞兄弟确实不好。但这种话，跟一个外国女人我是说不出口的，我能说啥呢？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这个女人很无辜，不完全是出于爱国心，我爱中国人民，这没有问题，但我一想到这个美丽的女人对中国兄弟的看法从此会变坏，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差劲，我同时还想到，这个女人其实也活得相当不容易。她给我留了一张照片，照片后面有一首日本古诗，我当然看不懂，她逐字讲解，成了我能记住的日本第一首诗，大意是说，溪水从山上潺潺流下来，山中的巨石让溪水彼此分开，但它们流啊流的，总有一天又会重新碰面了。
　　后来某一日，高桥抽空带我去逛了逛在原宿附近的某个东京美术馆，在美术馆的咖啡座里喝了杯咖啡。再后来，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已经回福岗老家去了，复归了她母亲的姓氏，叫加藤。福岗算偏僻的地方，和东京的繁华毫不相干，也不知她在东京的学业后来怎么样了。最后一次主动打电话给她是一个男人接的，她又结了婚，这次改姓叫橘田，我不大喜欢这个姓，不如高桥或加藤好听响亮，但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是比较柔和的那一种。“惠美，”他放下电话，在电话那头叫，“你的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踢沓踢沓地走过来，拿起电话对我说，“在洗澡呢，一会儿让她给你回电话吧。”
　　我认为，以上所述，应该就可以算是我的留学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