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有一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钱纹壶。该壶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其器身饰有一圈钱形纹。近些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并不算少，但像这样绘有钱形纹的陶器前所未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钱纹壶是一件孤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钱纹壶;天圆地方;纺轮;玉璧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钱纹壶，该壶出土于茌平尚庄遗址，高15.4厘米，口径7.2厘米，腹径11.5厘米，重0.38千克。其工艺精湛，造型典雅，形制规整，推测为一件礼器，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图1）。
该壶口沿处绘有一周弦纹，颈部饰赭、白彩圈点纹，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其器身飾有一圈钱形纹。之所以称之为“钱形纹”，是因为它外圆内方，颇似后世的圆形方孔钱。这种纹饰由赭、白双色绘制，共有8个，围成一周，上有一条弦纹将其连缀起来，十分精美。近些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并不算少，但像这样绘有“钱形纹”的陶器前所未见。目前，运博馆藏的这件钱纹壶是一件孤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今天，人们习惯上称其为钱纹壶。可这种极似后世圆形方孔钱的纹饰究竟是何含义，绘画这种纹饰的先民究竟是何意图，是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遗憾的是，前人研究阙如。笔者不揣浅陋，就在该馆见习时对该壶做的一些考释加之近期学习的几点心得，在此略抒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考虑到货币的发展史，这种外圆内方的纹饰显然不是后世的圆形方孔钱。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商代即有了货币，河南郑州商早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贝，在商晚期的殷墟墓葬中，贝作为陪葬品变得更为普遍，数量较多。但这终归只是实物货币，金属铸币的出现要到西周至春秋时期。至于陶壶纹饰所类似的圆形方孔钱，则要到战国时期才铸造使用。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是不会出现这种圆形方孔钱的[1]。
那么，钱纹不是指钱币，该当作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大汶口文化的文化特征及大汶口先民的生产生活，做出三点推测：一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二是对生产工具纺轮的艺术加工;三是由礼器玉璧的外形演变而来。
中国先民很早就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对世界最直观的观察。“黄河流域的初民观察太阳于早晨从东方升起，到中午则偏向南方，及傍晚则从西方下落。东西南代表了太阳整个白天运动的三个点……古人认为，太阳西落后便与白天空中相反的方向——地底运动，于是便有了与天空正端‘南’相对应的另一个方位词‘北’的出现。北者，背也。这样一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就全齐了。”[2]诚哉斯言，先民通过观察太阳的运动轨迹，再结合方位四至，形成“天圆地方”的观念，并将它进行艺术处理运用于陶器上，应当是有道理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已屡有体现。红山文化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便是代表，它“建筑形式具有特定风格，与居住址明显有别，是文化内涵较单纯的祭祀遗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排列为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3]。于此我们可以窥见红山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此外，我们注意到，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众多遗址中出土的玉璧、玉琮，同样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藏有一件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的八角星纹彩陶豆，该豆八角星中央绘有一矩形，矩形的四边各向外延展出两角，由此形成八角星。整个纹饰看起来十分像一个闪耀着光芒的太阳。八角星纹的“太阳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浩瀚的天空，而矩形则象征着大地。我们认为，这也是大汶口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无独有偶，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新沂棋盘镇小徐庄遗址出土了一个八角星纹纺轮，上面的纹饰与上述陶豆上的纹饰高度类似，而这样的纹饰也出现在了凌家滩遗址中[4]。可见，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综上，将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红陶钱纹壶的纹饰理解成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似无扞格之处。
纺轮是远古时期人类重要的纺纱工具。它的使用，让人们更高效率地获得高质量的纱线，从而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人认为，纺轮很可能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猎物系挂扣、器盖、刮削器、塞子、棋子、弓钻垫片、玩具、纽扣等[5]。资料显示，目前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纺轮有410多枚[6]。如此庞大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大汶口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之一。也正因如此，大汶口初民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对纺轮进行艺术加工，并将之绘制在陶器上，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钱形纹图案。
玉璧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的品种之一。迄今为止，在众多考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璧，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都有制作精美、玉质精良的玉璧出土。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了联璧、琮、琮形管等玉器[7]。关于玉璧的用途，在《周礼·大宗伯》中有这样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无疑，玉璧具有祭祀的性质。玉璧为圆形，用以祭天，暗含“天圆”之意;玉琮为方形，用以祭地，暗含“地方”之意。笔者之所以认为该纹饰是由玉璧的形式演变而来，除了二者极高的相似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基于对该壶为礼器的推测。不难发现，该纹饰已经远远超过装饰的作用，绘制人应该有他的特殊意图。考虑到该陶壶无论是制造水平还是纹饰精美程度都远高于该遗址的其他器物，更加坚定了笔者认为其为礼器的信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推测之间并非毫无联系，无论是纺轮还是玉璧，都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至于纺轮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在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玉璧“形似纺轮，显然是从纺轮演变而来的”，并认为有些纺轮在某种情况下“当是原始先民祭祀天神的法器”[8]。如果真是这样，那原始先民绘制这种纹饰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将含有“天圆地方”之意且用于祭祀的纺轮或玉璧绘制在陶器上，实则表现了原始先民的天体崇拜。另外，将绘有礼器的礼器用于祭祀，似乎更具诚意。这是先民对其赖以生存的世界的一种本初的情感。
以上便是笔者对钱纹壶纹饰含义及先民绘制意图做出的回答。当然，考镜如此，所有结论中均有推演成分，这些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检验。不过，从大处言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件陶壶是大汶口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美的追求、对天地的思考……而这一切，无疑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探索而来的。
参考文献
[1]唐石父.中国古钱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
[3]刘国详.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4]肖湾.中国史前八角星纹的图像分析与阐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7.
[5]王迪.是不是纺轮——人类学视角下纺轮状器物的多种用途[J].民俗研究，2014（1）：89-92.
[6]王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山东地区纺轮浅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9.
[7]孙研.大汶口文化玉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8]蔡运章.屈家岭文化的天体崇拜——兼谈纺轮向玉璧的演变[J].中原文物，1996（2）：47-49.
关键词：钱纹壶;天圆地方;纺轮;玉璧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钱纹壶，该壶出土于茌平尚庄遗址，高15.4厘米，口径7.2厘米，腹径11.5厘米，重0.38千克。其工艺精湛，造型典雅，形制规整，推测为一件礼器，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图1）。
该壶口沿处绘有一周弦纹，颈部饰赭、白彩圈点纹，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其器身飾有一圈钱形纹。之所以称之为“钱形纹”，是因为它外圆内方，颇似后世的圆形方孔钱。这种纹饰由赭、白双色绘制，共有8个，围成一周，上有一条弦纹将其连缀起来，十分精美。近些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并不算少，但像这样绘有“钱形纹”的陶器前所未见。目前，运博馆藏的这件钱纹壶是一件孤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今天，人们习惯上称其为钱纹壶。可这种极似后世圆形方孔钱的纹饰究竟是何含义，绘画这种纹饰的先民究竟是何意图，是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遗憾的是，前人研究阙如。笔者不揣浅陋，就在该馆见习时对该壶做的一些考释加之近期学习的几点心得，在此略抒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考虑到货币的发展史，这种外圆内方的纹饰显然不是后世的圆形方孔钱。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商代即有了货币，河南郑州商早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贝，在商晚期的殷墟墓葬中，贝作为陪葬品变得更为普遍，数量较多。但这终归只是实物货币，金属铸币的出现要到西周至春秋时期。至于陶壶纹饰所类似的圆形方孔钱，则要到战国时期才铸造使用。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是不会出现这种圆形方孔钱的[1]。
那么，钱纹不是指钱币，该当作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大汶口文化的文化特征及大汶口先民的生产生活，做出三点推测：一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二是对生产工具纺轮的艺术加工;三是由礼器玉璧的外形演变而来。
中国先民很早就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对世界最直观的观察。“黄河流域的初民观察太阳于早晨从东方升起，到中午则偏向南方，及傍晚则从西方下落。东西南代表了太阳整个白天运动的三个点……古人认为，太阳西落后便与白天空中相反的方向——地底运动，于是便有了与天空正端‘南’相对应的另一个方位词‘北’的出现。北者，背也。这样一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就全齐了。”[2]诚哉斯言，先民通过观察太阳的运动轨迹，再结合方位四至，形成“天圆地方”的观念，并将它进行艺术处理运用于陶器上，应当是有道理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已屡有体现。红山文化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便是代表，它“建筑形式具有特定风格，与居住址明显有别，是文化内涵较单纯的祭祀遗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排列为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3]。于此我们可以窥见红山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此外，我们注意到，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众多遗址中出土的玉璧、玉琮，同样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藏有一件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的八角星纹彩陶豆，该豆八角星中央绘有一矩形，矩形的四边各向外延展出两角，由此形成八角星。整个纹饰看起来十分像一个闪耀着光芒的太阳。八角星纹的“太阳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浩瀚的天空，而矩形则象征着大地。我们认为，这也是大汶口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无独有偶，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新沂棋盘镇小徐庄遗址出土了一个八角星纹纺轮，上面的纹饰与上述陶豆上的纹饰高度类似，而这样的纹饰也出现在了凌家滩遗址中[4]。可见，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综上，将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红陶钱纹壶的纹饰理解成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似无扞格之处。
纺轮是远古时期人类重要的纺纱工具。它的使用，让人们更高效率地获得高质量的纱线，从而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人认为，纺轮很可能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猎物系挂扣、器盖、刮削器、塞子、棋子、弓钻垫片、玩具、纽扣等[5]。资料显示，目前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纺轮有410多枚[6]。如此庞大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大汶口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之一。也正因如此，大汶口初民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对纺轮进行艺术加工，并将之绘制在陶器上，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钱形纹图案。
玉璧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的品种之一。迄今为止，在众多考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璧，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都有制作精美、玉质精良的玉璧出土。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了联璧、琮、琮形管等玉器[7]。关于玉璧的用途，在《周礼·大宗伯》中有这样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无疑，玉璧具有祭祀的性质。玉璧为圆形，用以祭天，暗含“天圆”之意;玉琮为方形，用以祭地，暗含“地方”之意。笔者之所以认为该纹饰是由玉璧的形式演变而来，除了二者极高的相似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基于对该壶为礼器的推测。不难发现，该纹饰已经远远超过装饰的作用，绘制人应该有他的特殊意图。考虑到该陶壶无论是制造水平还是纹饰精美程度都远高于该遗址的其他器物，更加坚定了笔者认为其为礼器的信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推测之间并非毫无联系，无论是纺轮还是玉璧，都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至于纺轮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在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玉璧“形似纺轮，显然是从纺轮演变而来的”，并认为有些纺轮在某种情况下“当是原始先民祭祀天神的法器”[8]。如果真是这样，那原始先民绘制这种纹饰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将含有“天圆地方”之意且用于祭祀的纺轮或玉璧绘制在陶器上，实则表现了原始先民的天体崇拜。另外，将绘有礼器的礼器用于祭祀，似乎更具诚意。这是先民对其赖以生存的世界的一种本初的情感。
以上便是笔者对钱纹壶纹饰含义及先民绘制意图做出的回答。当然，考镜如此，所有结论中均有推演成分，这些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检验。不过，从大处言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件陶壶是大汶口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美的追求、对天地的思考……而这一切，无疑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探索而来的。
参考文献
[1]唐石父.中国古钱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
[3]刘国详.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4]肖湾.中国史前八角星纹的图像分析与阐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7.
[5]王迪.是不是纺轮——人类学视角下纺轮状器物的多种用途[J].民俗研究，2014（1）：89-92.
[6]王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山东地区纺轮浅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9.
[7]孙研.大汶口文化玉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8]蔡运章.屈家岭文化的天体崇拜——兼谈纺轮向玉璧的演变[J].中原文物，1996（2）：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