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汉语修辞的两大分野体系自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凡》中提出就收到广泛关注，其中积极修辞更是汉语修辞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从传统文化角度探析传统思维对汉语积极修辞38辞格的影响，为研究积极修辞辞格表达效果的理解提供文化理论基础。
关键词 积极修辞;传统文化;辞格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等研究兴起的，最早可追溯到摩尔根、泰勒等。最早把中国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如高本汉等。中国学者开始注重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罗香林、徐松石等人为代表。在当今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下，修辞学界开始逐步重视修辞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的研究。陈炯先生就指出，从文化角度研究修辞学，可以从地域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审美意识等各个方面来考察、解释汉语中的各类修辞现象。
语言是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总结出的生活经验积淀的成果。思维决定着语言表达的方式，而语言表达又反作用于思维。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相对隔绝的广阔大陆环境。地理条件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外部的相对隔绝造成了整个汉族文明的完整性，没有因异族入侵而中断。农耕文明致使汉族人民对自然的依赖性尤其重要，从而造成了汉民族“天人合一”观念的形成。农民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区域性小社会造成了人们安于现状，守旧的特点，并且宗教不发达。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将个人纳入集体中，个性被压抑，强调整体平衡的特点导致了民族思维的整体性、全局性特点。而传统中庸思想与儒家重人伦的思想浸染下，辩证统一的思维特点和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产生。在对于积极修辞进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时，可以从传统思维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与西方理性的逻辑思维不同，汉族的思维方式有着具象化直观性特点，不注重抽象的分析而是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通过主观以经验为依据进行类比感悟。因此，受这种直观性、主观体悟性的影响，汉语修辞明显表现出重具象化，重感悟的特点。通过具象的感官感悟入手，加以联想、类比，达到对客体内质的描述。并且，由于强烈的主观经验性，表达又带有模糊、含蓄等特点，这同时也受到了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的影响。在修辞格中，比喻、仿词、夸张、比拟、通感、借代、象征等辞格，都是以直观感官感受为基础，根据事物相联系的特征特点进行联想关联的活动。比喻修辞例如：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篇）
黄、廖版的《现代汉语》中提出：“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去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这种辞格叫做比喻。”这正是先通过直观感官感受分析观察事物性状、形态，然后进行联想类比的一个过程。比喻修辞最为明显，将间接抽象事物具体形象化，正是由抽象向具象直观的转变，正体现了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如上例中，君子与小人两种人的交往感悟，比作味觉可感知的经验型体悟。这两例都是将抽象物态具象化、直观化的表现。
借代修辞格，例如：
①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杜康，人名，代酒。伊士珍《琅嬛记》中卷说：“杜康造酒，因称酒为杜康。”）
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对于借代的定义是：“借代，就是借彼代此，舍去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不用，而借用与它相关的人或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如①中，借代事物的作家，或产地;②中以资料或工具相借。无论是哪一种借代，都体现相关性的联想，仍是直观具象思维的体现。
传统中国思维哲学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要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界尤其普遍的规律，人应遵循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法则与自然规律应一致。因此，传统汉民族的最高理想即为天人和谐统一。这与汉族所在的地域、农业经济形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由此而形成的辩证统一的传统思维在修辞学上表现在对照、互文、倒反等修辞格上。例如对照修辞：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
对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两个对立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如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虽然互为对立的两个事物在表现上截然不同，但运用对照的修辞后，共同深化出同一问题，这正是传统辩证统一哲学的体现。
表现在互文修辞中则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互文，古诗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上下两部分看似分离却是互相呼应，互相说明，同指一事。如上例中“日月之行”和“星汉灿烂”互文。这种形式上的两分而意义上又整合的方式正是辩证而又统一的体现。
中华文明发源于农耕文明，数千年来对于大自然的被动依赖，使汉族人形成了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心理特点。再加上长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制度的传承，使个人被纳入宗法集体中，个人被完全纳入群体。在极度重视群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的同时，个人个性被压抑，自觉调节到符合群体利益的模式，因此形成了中庸平和，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在修辞中，表现在对偶、回文、顶真、析字、等修辞格上。
对偶修辞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杜甫）
对偶修辞，即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相排列，以达到整齐和谐的视觉效果。这种对称，整齐的形式结构在传统建筑上也有所体现，正是传统中庸和谐思想的完美体現。
回文修辞格例如：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以暮，醒时以暮赏花归。
回文手法的运用，使句子结构上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效果，体现了整体的和谐性。
综上所述，汉族传统思维文化对于修辞学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它们之间又互相浸染，相互作用。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直接导致了汉语修辞的具象化特征，外在表现为譬喻、比拟、仿词等修辞格的运用;含蓄中庸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导致了修辞表达上的含蓄委婉，外在变现为对偶、回文、析字等修辞格的运用;而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直接致使修辞应用上的对立与统一，表现为对照、互文等修辞格的使用。探究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对修辞学的影响，能够为修辞格的应用找到相对的哲学思维基础，为更好地理解运用修辞格提供便利，同时也为更好地划分界定各类修辞格特供纯语言学外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黄伯荣 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
【3】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1
【4】高觉敏.中国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王希杰.现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
关键词 积极修辞;传统文化;辞格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等研究兴起的，最早可追溯到摩尔根、泰勒等。最早把中国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如高本汉等。中国学者开始注重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罗香林、徐松石等人为代表。在当今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下，修辞学界开始逐步重视修辞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的研究。陈炯先生就指出，从文化角度研究修辞学，可以从地域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审美意识等各个方面来考察、解释汉语中的各类修辞现象。
语言是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总结出的生活经验积淀的成果。思维决定着语言表达的方式，而语言表达又反作用于思维。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相对隔绝的广阔大陆环境。地理条件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外部的相对隔绝造成了整个汉族文明的完整性，没有因异族入侵而中断。农耕文明致使汉族人民对自然的依赖性尤其重要，从而造成了汉民族“天人合一”观念的形成。农民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区域性小社会造成了人们安于现状，守旧的特点，并且宗教不发达。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将个人纳入集体中，个性被压抑，强调整体平衡的特点导致了民族思维的整体性、全局性特点。而传统中庸思想与儒家重人伦的思想浸染下，辩证统一的思维特点和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产生。在对于积极修辞进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时，可以从传统思维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 直观整体思维对辞格的影响
与西方理性的逻辑思维不同，汉族的思维方式有着具象化直观性特点，不注重抽象的分析而是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通过主观以经验为依据进行类比感悟。因此，受这种直观性、主观体悟性的影响，汉语修辞明显表现出重具象化，重感悟的特点。通过具象的感官感悟入手，加以联想、类比，达到对客体内质的描述。并且，由于强烈的主观经验性，表达又带有模糊、含蓄等特点，这同时也受到了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的影响。在修辞格中，比喻、仿词、夸张、比拟、通感、借代、象征等辞格，都是以直观感官感受为基础，根据事物相联系的特征特点进行联想关联的活动。比喻修辞例如：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篇）
黄、廖版的《现代汉语》中提出：“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去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这种辞格叫做比喻。”这正是先通过直观感官感受分析观察事物性状、形态，然后进行联想类比的一个过程。比喻修辞最为明显，将间接抽象事物具体形象化，正是由抽象向具象直观的转变，正体现了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如上例中，君子与小人两种人的交往感悟，比作味觉可感知的经验型体悟。这两例都是将抽象物态具象化、直观化的表现。
借代修辞格，例如：
①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杜康，人名，代酒。伊士珍《琅嬛记》中卷说：“杜康造酒，因称酒为杜康。”）
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对于借代的定义是：“借代，就是借彼代此，舍去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不用，而借用与它相关的人或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如①中，借代事物的作家，或产地;②中以资料或工具相借。无论是哪一种借代，都体现相关性的联想，仍是直观具象思维的体现。
- 辩证思维对辞格的影响
传统中国思维哲学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要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界尤其普遍的规律，人应遵循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法则与自然规律应一致。因此，传统汉民族的最高理想即为天人和谐统一。这与汉族所在的地域、农业经济形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由此而形成的辩证统一的传统思维在修辞学上表现在对照、互文、倒反等修辞格上。例如对照修辞：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
对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两个对立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如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虽然互为对立的两个事物在表现上截然不同，但运用对照的修辞后，共同深化出同一问题，这正是传统辩证统一哲学的体现。
表现在互文修辞中则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互文，古诗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上下两部分看似分离却是互相呼应，互相说明，同指一事。如上例中“日月之行”和“星汉灿烂”互文。这种形式上的两分而意义上又整合的方式正是辩证而又统一的体现。
- 含蓄内敛性格特征对修辞格的影响
中华文明发源于农耕文明，数千年来对于大自然的被动依赖，使汉族人形成了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心理特点。再加上长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制度的传承，使个人被纳入宗法集体中，个人被完全纳入群体。在极度重视群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的同时，个人个性被压抑，自觉调节到符合群体利益的模式，因此形成了中庸平和，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在修辞中，表现在对偶、回文、顶真、析字、等修辞格上。
对偶修辞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杜甫）
对偶修辞，即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相排列，以达到整齐和谐的视觉效果。这种对称，整齐的形式结构在传统建筑上也有所体现，正是传统中庸和谐思想的完美体現。
回文修辞格例如：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以暮，醒时以暮赏花归。
回文手法的运用，使句子结构上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效果，体现了整体的和谐性。
综上所述，汉族传统思维文化对于修辞学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它们之间又互相浸染，相互作用。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直接导致了汉语修辞的具象化特征，外在表现为譬喻、比拟、仿词等修辞格的运用;含蓄中庸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导致了修辞表达上的含蓄委婉，外在变现为对偶、回文、析字等修辞格的运用;而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直接致使修辞应用上的对立与统一，表现为对照、互文等修辞格的使用。探究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对修辞学的影响，能够为修辞格的应用找到相对的哲学思维基础，为更好地理解运用修辞格提供便利，同时也为更好地划分界定各类修辞格特供纯语言学外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黄伯荣 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
【3】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1
【4】高觉敏.中国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王希杰.现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