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月圆 屏谊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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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清六百余年间,景德镇制瓷业一直有官、民窑之分。官窑拥有制瓷最好的原料、工匠、设备、技艺,不计工本的生产及严格的筛选以供皇宫贵族专用及外销。官窑的制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并最终以国家形式的制度得以确定。官窑的制作生产一直以来都有严格的把关,清代“臧窑”“郎窑”“年窑”“唐窑”均是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朝廷派员亲自督烧的结果。1911年清帝逊位,皇权专制落下帷幕,失去皇家专司的支持,景德镇御窑厂的辉煌也就随之终结。
  随着官窑制瓷制度的结束,景德镇步入无官、民窑之分的制瓷历史阶段,一大批御窑工匠纷纷汇于民间制瓷行列。同时受到晚清浅绛文人瓷绘艺术风格的影响,以及市场的追捧和认可,以古意山水、人物、折枝花鸟等题材的文人瓷绘大行其道,更由此而产生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景德镇瓷绘艺术。此精英阶层的诞生意味着在景德镇自御窑生产完结后,一个肩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之平台的崛起。与此同时,“珠山八友”还开启了景德镇瓷器绘画艺术独领瓷艺之巅的序幕,并一直影响至今。
  “珠山八友”作为景德镇近代瓷绘艺术最具影响的结社团体,自1928年发起成立直至最后曲终人散,在将近20年的雅集活动中,核心人物王琦无疑是这个团体最为重要的灵魂人物。因为他的个人魅力“珠山八友”得以成立,也因为他的慷慨,“珠山八友”得以延续。更因为他的离世“珠山八友”渐渐散去。作为一个以捏面人为生的普通艺人,王琦的出身和成功本身就具有着传奇般的色彩。1901年,17岁的王琦到景德镇谋生,初来乍到的王琦,通过自己的精心谋划很快就向邓碧珊学习到了陶瓷绘画艺术和九官格人像瓷画艺术。景德镇画瓷板像,自邓碧珊始,吸收借鉴了西画中人物头像或半身像的明暗写生技法,高度写实,惟妙惟肖。王琦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新意,极有声望,被称为“西法头子”,并由此成为景德镇瓷绘家中的领袖人物。历代品行高尚的出俗之士,一直是文学艺术所常见的表现题材。
  云南典藏7月31日“川滇聚珍”艺术品拍卖会将呈现的一组王琦绘人物瓷板,以古代高士隐者为题材寄以表达了王琦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图一)。此件瓷板作品四幅,单幅长73、宽19厘米,原配硬木框,所绘分别为严子陵隐钓、王羲之爱鹅、陶渊明赏菊、林和靖携鹤人物故事。四屏皆笔致细腻,设色秀雅,取边景构图,画面的构成都恰到好处。通过形象的提炼、剪裁与经营,令画面简洁洗练,虚实相应,构图饱满、神采飞扬。
  其人物比例准确(图二至图五),设色淡雅,头部用淡墨勾勒轮廓,面部以淡墨色烘染,笔简意赅,生动传神。人物五官用光影方法,明暗对比,人物须发、神情、眼睛炯炯有神,用笔枯劲,顿挫有致,配景山石树木,花草禽鸣既有扬州八怪之黄慎的笔意,又不失其个人风格,乃王琦1929年45岁时所创精心之作,也是其画风成熟时期的重要作品。于今整整84年,再次展现众人面前,仍让人不得不叹服其瓷绘人物一代大师的深厚功力。
  从其中最后一屏的款识(图六):“第六桥头雪乍晴.杖藜曾引鹤同行。诗成酒力都消尽,人与梅花一样清。龙集己巳仲夏月下瀚,耿光尊兄军长雅玩,弟姜松龄赠。(印文:松龄。)”可得知这件作品是由姜梅龄之族弟姜松龄(红河弥勒虹溪县志载姜梅龄与姜松龄为族兄弟),在1929年专门向王琦订烧后送给杨杰的。姜梅龄,字鼎和,云南红河高头甸人,出生于红河的名门望族。幼年随其伯祖父姜琼英(清末进士)攻研武功和诗文。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军事,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云南北伐军总参谋长。杨杰(1889-1949年),字耿光,云南大理人,白族,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认识了蒋介石,1909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新军阀混战中帮助蒋赢得决定性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因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级军官的必备读物。1949年因倾向中共民主建国,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香港暗杀。
  杨杰与姜梅龄和族弟姜松龄之间的往来,虽然现存没有太多的信件、笔记等资料的记录。但同是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云南籍学员,共同参加同盟会,回国后义共同参与了辛亥革命,同在云南执政军政府中担任军事要职。另外,1914年杨杰出任弥勒县县长,虽然当时姜梅龄因战事亡故,但作为当地望族又兼有I口交的姜氏,出任县长杨杰自然会与其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产生一定的交往和往来。再有经商出生的姜松龄一定也会利用族兄在军政界的关系和人脉发展自己与家族的事业。所以在1929年3月杨杰升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后,(参考谭延闿己巳年(1929)耿光上款书法四条屏)自然会准备礼品以示祝贺。
  众所周知,王琦绘制的瓷板一般都需要提前一到两年的时间订制,而杨杰是在1929年年初才升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的,从瓷板落款来看是在己巳年(1929年)夏月下擀也就是五月的月底创作完成的,所以单从时间上看,距离杨杰升任时间的间距不大送出,才可能发挥其时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这套瓷板人物绘画,特别是衣纹、配景方面的表现和处理方面,与王琦同时期作品相比,略显仓促的原因。但就整体绘画风格,尤其是人物面部的墨色写实表现上看,这套瓷板四屏的绘画技法的表现以及瓷质,确实是王琦的难得之作。更为有意义的是,瓷板记录了云南籍的一位爱国将领和故友之间的一段情缘,这才是瓷板在艺术之外最显珍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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