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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王书庭老人在世时交游甚广，尤其与各地藏界友人互动频繁，远及海外，彼此探讨学术，分享鉴赏心得，始终致力于中华文化遗产的弘传事业。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华大地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凌，家父那一代士人阅尽世事沧桑，亲历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
九·一八倭寇侵略东北，仅三个月，关外大部沦陷，各界对当时北方主政者已无奢望，马君武先生一首“哀沈阳”诗作道尽民众心声。是时，家父在南方的多位故旧或致函或来电问候，关切时局。先父焦虑山河沦丧，更为文化重镇的遗产安危伤神，遂计划南行，一是探望江南文化界藏友，二是借机考察南方形势，以备如若平津不守时，举家南徙。
关于这次南行经历，先父有详尽笔记，只可惜“文革”时被闯进家门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了。好在动乱前夕，我整理先父遗物时曾大致浏览过，现凭记忆所及追述梗概，与当今藏界同道分享峥嵘岁月中的藏界轶事，以此作为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
1932年元旦过后，家父即动身前往天津，拜会在津学人，因事延误，直至中旬方启程南下，中途经停山东时，赴德州老家短暂逗留，又耽搁了些时日，到南京已是下旬，拜访友人，游览名胜。此间，于南京夫子庙古玩店购得明初洪武时期青花缠枝牡丹纹水丞一件，束颈丰肩，收腹敛足，造型亭亭玉立，口底大小相若，浑然天成，加之流畅的笔触使得缠枝纹饰洒脱大气，器物整体极富质感与张力，虽为文人把玩之文房小品，但小中见大，精雅中亦不失开国大方气象，实为旅程中的意外之喜！
转眼月末，友人为家父订好上海之行的客票，未及出行，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倭寇侵略北方未已，又寻衅南国，先父辗转南来却仍遭遇日军侵华炮火的袭扰，遂临时决定中途至苏州暂避，以观大局。甫至姑苏，即惊闻日寇炮击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正所谓国将不国，何以家为！逡巡多日，淞沪战事方炽，鉴于时局险恶，家父决计北返，临行前特向当地友好辞行。道别宴上，大家议论时政，借酒浇愁，藏友同好们无不为山河破碎扼腕叹息。席间，家父听闻到一则重要讯息：淞沪战事惨烈，闸北、宝山路废墟一片，商务书馆等文化重地已成灰烬，上海藏界人心惶惶，不少藏家急于出货，沪估叶叔重等人正在苏州运作买家接手。闻知此事，家父临时决定延后再回北平。不日，即通过苏州友人联络到叶氏。此君经常往返南北古玩圈，与家父是旧识，上世纪50年代，家父还曾引荐其向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大量文物，这是后话。叔重介绍了上海的险恶局势，有些日本军官指使士兵着便服入室盗抢，一旦被发现竟举枪行凶，列强租界外的市区更无保障，天上日本军机对民用设施不加区分，随意投弹，许多民宅、店面惨遭涂炭！更有甚者，某些对中华古物觊觎已久的日本“学者”尾随来沪，唆使浪人公然劫掠文玩书画，从藏家到古董店莫不风声鹤唳，有些沪上世家心灰意冷，希望出手祖传宝物，以免被毁或落入魔掌。随即他向家父出示了几件嘉定世家“謏闻斋”后人所藏的文房小品，都是真且精的佳作。例如清乾隆错银螭龙纹镂空香熏，造型精美别致，错银纹样细密，镂刻极为工巧，是清中期金属工艺的上乘之作，解放后家父携我将之化私为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张陈典竹刻笔筒，通景满工，镂刻深雕，款识采用同时期吴之璠“薄地阳文”刻法，笔锋沉着，与其墨迹互映。张氏早年刻竹名动乡里，本为嘉定煊赫一时的高手，然其后博取功名，从政惠学，反倒抑制了其竹刻艺名。对于此类名家所出的文房佳器，先父当然感兴趣，但作为老辈藏家，最心仪的还是先秦礼器和宋元名品。攀谈间，叔重提及有件宋小濂旧藏的《临安八景图册》，小濂逝世后转归湖州“八牛”人家，现因战事日亟，藏家正欲寻售。当月中旬，叔重即引家父于吴兴一掮客处获见此八开册页，民初重装，依次为“吴山大观”“理安寺”“云林寺”“小有天园”“敖文书院”“湖山春社”“浙江秋涛”“蕉石鸣琴”，均为杭州一时盛景，其中在“云林寺”页面左下角山石间隐现“监画院臣刘松年恭绘”，小濂在其拖尾跋文中有言：当年购得时“绢色灰暗不辨款识…及命工装褫加以洗涤”后，始见真貌，因而感叹名物“困顿于风尘者不知凡几”。画家将古代杭州地区的自然风姿及人文景观融会笔端，描摹细腻，分毫毕现，其典雅的设色，工致的笔触，展阅玄览，气韵舒朗，一派小家碧玉的江南格调宛在眼前，南宋院本独具的精巧特质跃然纸上。虽或有补配，然笔精墨妙，各开景物均有所本，仍不失为自宋元以降一脉相承之南宗山水佳构。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家族颁发的捐赠证书中所评：捐献的历代书画中……《临安八景图册》，对于体察时代风情，尤具历史研究价值。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
是次湖州之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家父于当地客栈中偶遇了来自上海的钱姓人家，全家老小从沪至湖州避难，不幸所带盘缠于途中被盗，其时上海又因战事而汇兑不畅，一家只得寄居旅合，典衣为食。家父一向乐于行善，虽萍水相逢，仍毅然资之。就是这不经意的邂逅，却成就了日后的收藏传奇。原来，钱家本是江浙地区的名门望族，世受皇恩，家道显赫。尤其是在靖康之难时，赵宋皇室渡江初期，立足未稳，钱氏祖上竭尽所能出资报效，鼎力护持，与南迁小朝廷共度时艰，结下患难之盟。局势安定后，屡次得到皇家重赏，奖掖其家族乱世兴国的功勋。时代变换，尽管钱氏家族在江浙各地开枝散叶，分支众多，但累世所庋皇家御赐珍宝仍多有递存，传承不辍。几年之后，日寇在上海发动八·一三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时局日益动荡，钱家陆续向先父让渡或引介转让了散存于其支脉内的多件秘藏至宝。因当年家父援手施助的义举，从而维系了南北两地的一段藏缘，所以父亲时常教诲我要与人方便，助人行道，广结善缘。这也成为我们的家风和待人处事的准则。
回到苏州，已是二月下旬，上海战事尤烈，姑苏一带屡有日寇增兵偷袭传言，市面不宁，人心惶惑，家父将不易远途运输之物暂厝当地友人处，仅随身携带了是次集藏到的若干心仪小品，匆匆北返。临行时，挚友顾公可专程前来送别，互道珍重的同时，公可告知家父，在北平寡居的徐树铮将军遗孀因北方时局紧张，有意内迁，正寻机秘密出手一批珍藏，但并未对外声张。听说有些是徐氏当年得自外蒙的珍宝，其子嗣与公可同好昆曲，无话不谈，遂托付他代为物色买主。公可特意透露此讯息，建议家父持其名片拜访，以便接洽。 家父返抵北平不久，公可即电告已与徐府联络，可择日登门谒见。公可先生考虑周全，预先做了详尽的沟通，他就是这样一位既爽快又热心的名士。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我家一直住在东皇城根沙滩附近，距离徐府不远。当年舂，家父即前往拜会，其实只是礼节性的初识而已，并未涉及任何实质交易。其后数度接触，彼此愈加熟识。家父致力学术研究，国故根基很深，特别是文玩方面的造诣，徐氏家人都很感佩，加之有顾公可与徐家公子同为曲友的关系，自然又近一层。通过多次交往，徐家间或出示若干私藏珍玩，家父则应询阐述己见，主客间由此连带了不少艺事掌故话题，更为投缘。即便如此，相互之间并未谈论过藏品转让之事。那时大户人家忌谈买卖物件，主人不提转让，来客是不能轻易开口的，客随主便，这是规矩。徐将军生前虽身在行伍，但饱读诗书，喜好笔墨，从政之余信手搜藏，颇具眼光，确实罗致了很多有品位的书画和雅玩，当然也是地位使然。
转眼年余，长城抗战结束后，一天徐府差人来请家父到府上面谈。上世纪60年代初，家父曾向我谈起过是次会面往事，迄今记忆犹新。据家父回忆，老夫人在家人陪同下亲自出面接待，约谈时气氛严肃，态度郑重。当时共出示了三件藏品：一为尺把高的和阗白玉秋山狩猎摆件，山前人马，林木葱茏，山背崖壁之上，掌心大小的一块黄色玉皮处镌刻乾隆皇帝御制诗；二为半米高宣德款金铜佛祖造像，宝相庄严，体量宏伟，鎏金保存完好，光彩夺目，品相全美；三为“枢府”款游龙戏珠纹瓷碗，迎光胎骨呈肉粉色，釉子白中闪青现卵白色，精光内蕴，制作极为工巧。
据老夫人介绍，当年徐树铮率军北上，挥师塞外，兵出大漠，刀锋横扫分离势力，兵不血刃进库伦，使广袤的外蒙大地和富饶的唐努乌梁海得以重回我中华怀抱，举国为之欢腾！在库仑期间，外蒙古上层莫不听命归顺，咸与投诚。树铮在保境安民之外，更是积极整饬国防，对上怀柔安抚，对下体恤民情，克勤政务，兴修民生设施，惠及外蒙民众。徐夫人表示，这三件珍藏均为将军返程时外蒙王公所赠，玉山子是清朝乾隆帝在平定新疆回乱后，为表彰蒙古贵族协助戡乱有功，特选上等和阗白玉，背面摹勒记功诗，赐予蒙族头领。鎏金佛是明朝皇帝御赐给觐见的蒙古宗教领袖之物，允称汉地宫廷造像的代表。而枢府龙碗则是元朝蒙族入主中原时代供御名品，将军回京前，蒙古王公饯行，歃血为盟，誓言汉蒙一家，故此碗被将军称作“血盟碗”。今倭寇肆虐口外，内犯意图昭然若揭，夫人感叹国运多舛，时政艰困，执事五族共和的遗愿迄今难遂，举家南迁势在必行。徐夫人有两个出让条件，一要奇货善价，二是永存吾土。家父当即承诺“人在物存”，但筹措三珍的资金却有些犯难。老夫人虽并未强求价款确数，但直言：徐树铮健在时，日本古董商就探知了这批珍品，透过将军在东瀛的同窗等多种管道，日商福田、茧山都曾持巨款上门索购，均被主人婉拒。随后数月间，家父倾力筹资，并设法以出让自有藏品济急。但因塘沽协议甫签，日军兵谋华北，倭寇全面侵华已如箭在弦，平津市面人心浮动，藏品转手不易，因而延宕了很长时间。直到转年春，陆续出手了若干私藏，其中较贵重的有明永乐雕漆团龙纹大捧盒、明黄花梨罗汉床、多件四僧、八怪精品，先后共筹集了十多条“大黄鱼”，但由于来源纷杂，“黄鱼”成色不一，家父本来决计再卖掉安定门内的铺面房，而徐夫人深明大义，委人传话：生逢乱世，瑰宝无价，只要物得其所，发扬传承，就不计较了。这批珍宝顺利入藏后，倭寇凭陵华北日亟，先父遂将三珍连同部分家藏精品转往山东故乡隐匿。徐夫人内迁前，还曾特地差人送来一条精美的蒙古喇嘛教丝带，以作留念。家父深知，徐夫人借物抒怀，期许这批外蒙遗珍永保平安。
有因就有果，宝藏得于战乱年代，亦必有其归宿。抗战胜利，秘藏多年的外蒙三珍及各类精品得以完璧运返北平。20世纪50年代，除部分文玩小品和近现代名家书画外，我追随先父将家藏的商周礼器、汉唐文物及历代名人书画等古物重宝，无偿捐献国家。徐宅旧藏的这批民族遗珍，既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承载了我国近代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家父则希望留待最后时刻再做安排。不料，1958年突如其来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打破了他老人家的预想，上级组织的干部携街道负责人人户动员，把各家所有金属物都搜罗了去熔铁炼钢，他们一眼就看上了那尊大佛，家父不便亦不能阻拦，就说正打算捐给博物馆，竟然招致一顿“说教”：这是宣扬迷信的反动神龛，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耗费了这么多材料，在这里当废物摆着，却不主动交上去支持国家建设，还要把这封资修的东西送博物馆，哪个博物馆敢要？！就先从它开始吧……。一尊递藏了五百多年的宫廷佛造像终于感化不了那个狂热的年代，最终被一群无知者不由分说化成了铜水。
此事对家父触动很大，在那之后就彻底打消了再向博物馆捐献的念头。1966年春，政治风向日趋严峻，一日晚饭后，我陪家父到筒子河边散步，他似不经意间指着对面的宫墙说：你看历代帝王搜集珍宝无数，都还在那里，全是身外物，人是最可贵的，东西能留则留，不能留则去，钱财亦然，凡事看得淡些，也就看开了。他又说：有时你愈想保住、愈想得到，失去的可能更多，事与愿违，过犹不及嘛。人和人、人和物，相遇是缘分，有聚有散，这是自然规律，不必太刻意……几天后，先父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没有留下遗言。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河边夜话应该就是他最后的嘱咐。那尊佛像幻化于无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看清了社会现实，在特定时期真正达成心无挂碍。佛像虽不能言，但合身入灭，以身示教，点化人心，这亦可视作佛陀的大智慧、大慈悲、大功德！反观“文革”中有多少学者、收藏家舍命护宝，保卫民族文化，勇气固然可敬，结局却令人神伤！
先父是个细致的人，整理他的遗物，书信手札、学术文稿、鉴赏心得、藏品编目，分门别类，安置得井井有条。先父对于中外艺术比较、民俗文化及宗教艺术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我知道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发表出来惠及民众，可那时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社会氛围不允许，更不具备自由表达的环境。谁知就在几个月后，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把这些经年累积起来的文脉遗产革除殆尽！
同年八月，红卫兵进驻我家后，家藏的近现代名人书画、古籍善本、先父遗稿悉遭焚毁，明代弥勒祖师瓷塑被砸得稀烂，乾隆记功诗文玉山摆件和其他文玩陈设也被抄走不知所终。相较于文玩珍宝而言，先父遗稿文书的损毁最令人痛惜，学问的断层、文化的丧失，永难弥合！稍感庆幸的是，我事先将枢府瓷碗混杂在一摞日用碗盘中，逃过此劫，成为三珍中硕果仅存的一件。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而家父生前曾评价：元朝卵白器常见，且不乏有字者，然类此件至精至美者却极罕，更何况是民族血盟和国家一统的见证。
一·二八战事的硝烟已然散尽，荒诞、疯狂的年代也成为了历史，往事不堪回首，却并未远离，选择性遗忘就不会有前途！今天重拾这些过往记忆，期盼当今藏友们能从中体悟到人生的价值和收藏的真谛。尽管历经蹉跎岁月，家族旧藏大多星散不存，许多民族瑰宝更成明日黄花，云烟过眼！然而，时代挽歌，精神不死；碎金有魂，铁血传藏。但愿这些文字公诸于世，能如同“暮鼓晨钟”一般，警醒世人，教育后辈！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华大地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凌，家父那一代士人阅尽世事沧桑，亲历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
九·一八倭寇侵略东北，仅三个月，关外大部沦陷，各界对当时北方主政者已无奢望，马君武先生一首“哀沈阳”诗作道尽民众心声。是时，家父在南方的多位故旧或致函或来电问候，关切时局。先父焦虑山河沦丧，更为文化重镇的遗产安危伤神，遂计划南行，一是探望江南文化界藏友，二是借机考察南方形势，以备如若平津不守时，举家南徙。
关于这次南行经历，先父有详尽笔记，只可惜“文革”时被闯进家门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了。好在动乱前夕，我整理先父遗物时曾大致浏览过，现凭记忆所及追述梗概，与当今藏界同道分享峥嵘岁月中的藏界轶事，以此作为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
1932年元旦过后，家父即动身前往天津，拜会在津学人，因事延误，直至中旬方启程南下，中途经停山东时，赴德州老家短暂逗留，又耽搁了些时日，到南京已是下旬，拜访友人，游览名胜。此间，于南京夫子庙古玩店购得明初洪武时期青花缠枝牡丹纹水丞一件，束颈丰肩，收腹敛足，造型亭亭玉立，口底大小相若，浑然天成，加之流畅的笔触使得缠枝纹饰洒脱大气，器物整体极富质感与张力，虽为文人把玩之文房小品，但小中见大，精雅中亦不失开国大方气象，实为旅程中的意外之喜！
转眼月末，友人为家父订好上海之行的客票，未及出行，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倭寇侵略北方未已，又寻衅南国，先父辗转南来却仍遭遇日军侵华炮火的袭扰，遂临时决定中途至苏州暂避，以观大局。甫至姑苏，即惊闻日寇炮击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正所谓国将不国，何以家为！逡巡多日，淞沪战事方炽，鉴于时局险恶，家父决计北返，临行前特向当地友好辞行。道别宴上，大家议论时政，借酒浇愁，藏友同好们无不为山河破碎扼腕叹息。席间，家父听闻到一则重要讯息：淞沪战事惨烈，闸北、宝山路废墟一片，商务书馆等文化重地已成灰烬，上海藏界人心惶惶，不少藏家急于出货，沪估叶叔重等人正在苏州运作买家接手。闻知此事，家父临时决定延后再回北平。不日，即通过苏州友人联络到叶氏。此君经常往返南北古玩圈，与家父是旧识，上世纪50年代，家父还曾引荐其向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大量文物，这是后话。叔重介绍了上海的险恶局势，有些日本军官指使士兵着便服入室盗抢，一旦被发现竟举枪行凶，列强租界外的市区更无保障，天上日本军机对民用设施不加区分，随意投弹，许多民宅、店面惨遭涂炭！更有甚者，某些对中华古物觊觎已久的日本“学者”尾随来沪，唆使浪人公然劫掠文玩书画，从藏家到古董店莫不风声鹤唳，有些沪上世家心灰意冷，希望出手祖传宝物，以免被毁或落入魔掌。随即他向家父出示了几件嘉定世家“謏闻斋”后人所藏的文房小品，都是真且精的佳作。例如清乾隆错银螭龙纹镂空香熏，造型精美别致，错银纹样细密，镂刻极为工巧，是清中期金属工艺的上乘之作，解放后家父携我将之化私为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张陈典竹刻笔筒，通景满工，镂刻深雕，款识采用同时期吴之璠“薄地阳文”刻法，笔锋沉着，与其墨迹互映。张氏早年刻竹名动乡里，本为嘉定煊赫一时的高手，然其后博取功名，从政惠学，反倒抑制了其竹刻艺名。对于此类名家所出的文房佳器，先父当然感兴趣，但作为老辈藏家，最心仪的还是先秦礼器和宋元名品。攀谈间，叔重提及有件宋小濂旧藏的《临安八景图册》，小濂逝世后转归湖州“八牛”人家，现因战事日亟，藏家正欲寻售。当月中旬，叔重即引家父于吴兴一掮客处获见此八开册页，民初重装，依次为“吴山大观”“理安寺”“云林寺”“小有天园”“敖文书院”“湖山春社”“浙江秋涛”“蕉石鸣琴”，均为杭州一时盛景，其中在“云林寺”页面左下角山石间隐现“监画院臣刘松年恭绘”，小濂在其拖尾跋文中有言：当年购得时“绢色灰暗不辨款识…及命工装褫加以洗涤”后，始见真貌，因而感叹名物“困顿于风尘者不知凡几”。画家将古代杭州地区的自然风姿及人文景观融会笔端，描摹细腻，分毫毕现，其典雅的设色，工致的笔触，展阅玄览，气韵舒朗，一派小家碧玉的江南格调宛在眼前，南宋院本独具的精巧特质跃然纸上。虽或有补配，然笔精墨妙，各开景物均有所本，仍不失为自宋元以降一脉相承之南宗山水佳构。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家族颁发的捐赠证书中所评：捐献的历代书画中……《临安八景图册》，对于体察时代风情，尤具历史研究价值。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
是次湖州之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家父于当地客栈中偶遇了来自上海的钱姓人家，全家老小从沪至湖州避难，不幸所带盘缠于途中被盗，其时上海又因战事而汇兑不畅，一家只得寄居旅合，典衣为食。家父一向乐于行善，虽萍水相逢，仍毅然资之。就是这不经意的邂逅，却成就了日后的收藏传奇。原来，钱家本是江浙地区的名门望族，世受皇恩，家道显赫。尤其是在靖康之难时，赵宋皇室渡江初期，立足未稳，钱氏祖上竭尽所能出资报效，鼎力护持，与南迁小朝廷共度时艰，结下患难之盟。局势安定后，屡次得到皇家重赏，奖掖其家族乱世兴国的功勋。时代变换，尽管钱氏家族在江浙各地开枝散叶，分支众多，但累世所庋皇家御赐珍宝仍多有递存，传承不辍。几年之后，日寇在上海发动八·一三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时局日益动荡，钱家陆续向先父让渡或引介转让了散存于其支脉内的多件秘藏至宝。因当年家父援手施助的义举，从而维系了南北两地的一段藏缘，所以父亲时常教诲我要与人方便，助人行道，广结善缘。这也成为我们的家风和待人处事的准则。
回到苏州，已是二月下旬，上海战事尤烈，姑苏一带屡有日寇增兵偷袭传言，市面不宁，人心惶惑，家父将不易远途运输之物暂厝当地友人处，仅随身携带了是次集藏到的若干心仪小品，匆匆北返。临行时，挚友顾公可专程前来送别，互道珍重的同时，公可告知家父，在北平寡居的徐树铮将军遗孀因北方时局紧张，有意内迁，正寻机秘密出手一批珍藏，但并未对外声张。听说有些是徐氏当年得自外蒙的珍宝，其子嗣与公可同好昆曲，无话不谈，遂托付他代为物色买主。公可特意透露此讯息，建议家父持其名片拜访，以便接洽。 家父返抵北平不久，公可即电告已与徐府联络，可择日登门谒见。公可先生考虑周全，预先做了详尽的沟通，他就是这样一位既爽快又热心的名士。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我家一直住在东皇城根沙滩附近，距离徐府不远。当年舂，家父即前往拜会，其实只是礼节性的初识而已，并未涉及任何实质交易。其后数度接触，彼此愈加熟识。家父致力学术研究，国故根基很深，特别是文玩方面的造诣，徐氏家人都很感佩，加之有顾公可与徐家公子同为曲友的关系，自然又近一层。通过多次交往，徐家间或出示若干私藏珍玩，家父则应询阐述己见，主客间由此连带了不少艺事掌故话题，更为投缘。即便如此，相互之间并未谈论过藏品转让之事。那时大户人家忌谈买卖物件，主人不提转让，来客是不能轻易开口的，客随主便，这是规矩。徐将军生前虽身在行伍，但饱读诗书，喜好笔墨，从政之余信手搜藏，颇具眼光，确实罗致了很多有品位的书画和雅玩，当然也是地位使然。
转眼年余，长城抗战结束后，一天徐府差人来请家父到府上面谈。上世纪60年代初，家父曾向我谈起过是次会面往事，迄今记忆犹新。据家父回忆，老夫人在家人陪同下亲自出面接待，约谈时气氛严肃，态度郑重。当时共出示了三件藏品：一为尺把高的和阗白玉秋山狩猎摆件，山前人马，林木葱茏，山背崖壁之上，掌心大小的一块黄色玉皮处镌刻乾隆皇帝御制诗；二为半米高宣德款金铜佛祖造像，宝相庄严，体量宏伟，鎏金保存完好，光彩夺目，品相全美；三为“枢府”款游龙戏珠纹瓷碗，迎光胎骨呈肉粉色，釉子白中闪青现卵白色，精光内蕴，制作极为工巧。
据老夫人介绍，当年徐树铮率军北上，挥师塞外，兵出大漠，刀锋横扫分离势力，兵不血刃进库伦，使广袤的外蒙大地和富饶的唐努乌梁海得以重回我中华怀抱，举国为之欢腾！在库仑期间，外蒙古上层莫不听命归顺，咸与投诚。树铮在保境安民之外，更是积极整饬国防，对上怀柔安抚，对下体恤民情，克勤政务，兴修民生设施，惠及外蒙民众。徐夫人表示，这三件珍藏均为将军返程时外蒙王公所赠，玉山子是清朝乾隆帝在平定新疆回乱后，为表彰蒙古贵族协助戡乱有功，特选上等和阗白玉，背面摹勒记功诗，赐予蒙族头领。鎏金佛是明朝皇帝御赐给觐见的蒙古宗教领袖之物，允称汉地宫廷造像的代表。而枢府龙碗则是元朝蒙族入主中原时代供御名品，将军回京前，蒙古王公饯行，歃血为盟，誓言汉蒙一家，故此碗被将军称作“血盟碗”。今倭寇肆虐口外，内犯意图昭然若揭，夫人感叹国运多舛，时政艰困，执事五族共和的遗愿迄今难遂，举家南迁势在必行。徐夫人有两个出让条件，一要奇货善价，二是永存吾土。家父当即承诺“人在物存”，但筹措三珍的资金却有些犯难。老夫人虽并未强求价款确数，但直言：徐树铮健在时，日本古董商就探知了这批珍品，透过将军在东瀛的同窗等多种管道，日商福田、茧山都曾持巨款上门索购，均被主人婉拒。随后数月间，家父倾力筹资，并设法以出让自有藏品济急。但因塘沽协议甫签，日军兵谋华北，倭寇全面侵华已如箭在弦，平津市面人心浮动，藏品转手不易，因而延宕了很长时间。直到转年春，陆续出手了若干私藏，其中较贵重的有明永乐雕漆团龙纹大捧盒、明黄花梨罗汉床、多件四僧、八怪精品，先后共筹集了十多条“大黄鱼”，但由于来源纷杂，“黄鱼”成色不一，家父本来决计再卖掉安定门内的铺面房，而徐夫人深明大义，委人传话：生逢乱世，瑰宝无价，只要物得其所，发扬传承，就不计较了。这批珍宝顺利入藏后，倭寇凭陵华北日亟，先父遂将三珍连同部分家藏精品转往山东故乡隐匿。徐夫人内迁前，还曾特地差人送来一条精美的蒙古喇嘛教丝带，以作留念。家父深知，徐夫人借物抒怀，期许这批外蒙遗珍永保平安。
有因就有果，宝藏得于战乱年代，亦必有其归宿。抗战胜利，秘藏多年的外蒙三珍及各类精品得以完璧运返北平。20世纪50年代，除部分文玩小品和近现代名家书画外，我追随先父将家藏的商周礼器、汉唐文物及历代名人书画等古物重宝，无偿捐献国家。徐宅旧藏的这批民族遗珍，既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承载了我国近代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家父则希望留待最后时刻再做安排。不料，1958年突如其来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打破了他老人家的预想，上级组织的干部携街道负责人人户动员，把各家所有金属物都搜罗了去熔铁炼钢，他们一眼就看上了那尊大佛，家父不便亦不能阻拦，就说正打算捐给博物馆，竟然招致一顿“说教”：这是宣扬迷信的反动神龛，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耗费了这么多材料，在这里当废物摆着，却不主动交上去支持国家建设，还要把这封资修的东西送博物馆，哪个博物馆敢要？！就先从它开始吧……。一尊递藏了五百多年的宫廷佛造像终于感化不了那个狂热的年代，最终被一群无知者不由分说化成了铜水。
此事对家父触动很大，在那之后就彻底打消了再向博物馆捐献的念头。1966年春，政治风向日趋严峻，一日晚饭后，我陪家父到筒子河边散步，他似不经意间指着对面的宫墙说：你看历代帝王搜集珍宝无数，都还在那里，全是身外物，人是最可贵的，东西能留则留，不能留则去，钱财亦然，凡事看得淡些，也就看开了。他又说：有时你愈想保住、愈想得到，失去的可能更多，事与愿违，过犹不及嘛。人和人、人和物，相遇是缘分，有聚有散，这是自然规律，不必太刻意……几天后，先父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没有留下遗言。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河边夜话应该就是他最后的嘱咐。那尊佛像幻化于无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看清了社会现实，在特定时期真正达成心无挂碍。佛像虽不能言，但合身入灭，以身示教，点化人心，这亦可视作佛陀的大智慧、大慈悲、大功德！反观“文革”中有多少学者、收藏家舍命护宝，保卫民族文化，勇气固然可敬，结局却令人神伤！
先父是个细致的人，整理他的遗物，书信手札、学术文稿、鉴赏心得、藏品编目，分门别类，安置得井井有条。先父对于中外艺术比较、民俗文化及宗教艺术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我知道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发表出来惠及民众，可那时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社会氛围不允许，更不具备自由表达的环境。谁知就在几个月后，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把这些经年累积起来的文脉遗产革除殆尽！
同年八月，红卫兵进驻我家后，家藏的近现代名人书画、古籍善本、先父遗稿悉遭焚毁，明代弥勒祖师瓷塑被砸得稀烂，乾隆记功诗文玉山摆件和其他文玩陈设也被抄走不知所终。相较于文玩珍宝而言，先父遗稿文书的损毁最令人痛惜，学问的断层、文化的丧失，永难弥合！稍感庆幸的是，我事先将枢府瓷碗混杂在一摞日用碗盘中，逃过此劫，成为三珍中硕果仅存的一件。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而家父生前曾评价：元朝卵白器常见，且不乏有字者，然类此件至精至美者却极罕，更何况是民族血盟和国家一统的见证。
一·二八战事的硝烟已然散尽，荒诞、疯狂的年代也成为了历史，往事不堪回首，却并未远离，选择性遗忘就不会有前途！今天重拾这些过往记忆，期盼当今藏友们能从中体悟到人生的价值和收藏的真谛。尽管历经蹉跎岁月，家族旧藏大多星散不存，许多民族瑰宝更成明日黄花，云烟过眼！然而，时代挽歌，精神不死；碎金有魂，铁血传藏。但愿这些文字公诸于世，能如同“暮鼓晨钟”一般，警醒世人，教育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