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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2011年4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无意中发现广州岭南大学一批写于1939年至1941年间的学位论文（共40册），了解到岭大已在1952年并入广州中山大学后，该馆遂于2011年7月向中大图书馆表达了归还论文的意愿。两个月后，这批岭大论文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归中大图书馆收藏。
根据胡守为、黄永祥于1995年发表的《广州中山大学所藏岭南大学有关档案文献情况介绍》，中大图书馆保存了岭南大学1924年至1952年间共780余篇毕业论文，并于1987年编写了《岭南大学毕业论文目录》一册，论文作者所属院系主要是文理学院、工学院，其次是医学院、文学院，也有少数属农学院、神学院。日本此次归还的40册岭大论文中，18本是中大图书馆馆藏所没有的，其他22本与原有重复（这说明岭大毕业生至少要上交2份手抄的毕业论文）。
2015年6月9日，笔者在中大图书馆四楼特藏部见到其中的18本（图一），均为红色封皮，16开本，包背装。封面右上角贴有馆藏分类号圆形标签，书脊处写有论文名称及作者名字（图二）。封面内部则有岭大图书馆的藏书票（图三）和钢印以及造纸商“利兴行”的中英文商标。首页为“学生×××论文评定书”和学院院长、学系主任、指导教授的签字或者签章（图四）。正文用钢笔或毛笔书写，多数论文为竖写，少数为横写（图五）。笔者曾于2015年5月初致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询问这批岭大论文的收藏情况，得知它们与该馆的其他书籍混在一起，没有被重新编号、转移或借阅，也没有任何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那么，这批岭大学位论文缘何进了日本的图书馆？
二、日军占领广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中日战火并未蔓延到华南地区的广州市，位于广州河南康乐村的私立岭南大学弦歌不辍。1938年春夏之际，日军战机开始对广州实施狂轰，岭大因此不得不考虑应急方案，经过多方面的权衡（其中有学生来源的考虑，岭大学生寓居港澳者占百分之八十强），校方认为一旦广州沦陷，岭大应首先选择到香港大学避难。同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事打响。岭大暂停教学，疏散学生，并播迁香港。17日，岭大将校产归还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19日，岭大广州校址升起美国国旗。21日，日军占领广州，承认岭大广州校产为美国人所有，故无骚扰。
岭大图书馆原有17万余册的藏书，迁港之后，馆方将其中2万余册图书转至香港，分别保存于香港般若含道中国文化研究室、香港岭大分校和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其余的15万余册藏书交给该校美国基金会保管，仍存于广州校址的马丁堂图书馆内。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后占领由美国保护的广州岭大校址，不久将马丁堂的全部岭大藏书悉数搬到女生宿舍。1940年9月成立的伪省立广东大学迁至康乐村岭大校址后，岭大的藏书被搬回马丁堂，并移交给该校使用，其中部分书籍被送往其他伪立学校和日军机构使用。
从岭大毕业论文首页的藏书票（票面的分类号码可对照岭大图书馆于1936年印行的《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之《图书管理·中日文书分类法大纲》）及钢印中英文“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Canton Ling Nan University Library）可知，岭南大学学生的学位论文有长期置于学校图书馆的惯例，而被标注为“保存本”，说明只能供师生在馆内查阅。中山大学目前收藏的近千册旧岭大论文，其中一部分应是岭大在1938年离开广州时被留在马丁堂，另有少部分是1941年底岭大从香港搬回粤北后产生的毕业论文，抗战胜利后由岭大携带回广州。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写于1946年至1952年间。
三、岭大在港时期
1938年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后，借用香港大学校合，于当年11月14日正式复课。复课学生人数为563人，占先前广州时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文理工各学院一二三四级、农学院一年级、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均在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农学院二三四各年级生为便于实习，另在新界元朗租地办理；而医学院四年级学生随同港大医科四年级学生在玛丽医院上课，五六年级学生则在粤北曲江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实习。1940年11月，农学院三四年级迁至粤北坪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岭大在港全体师生迁回粤北。
1938年11月至1941年12月间，岭大在港毕业生有三届，分别是1939年、1940年和1941年。陈国钦和袁征整理的《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显示，岭大在港毕业生中1939年57人，1940年60人，1941年61人（《抗战期间的岭南》中载朱有光《三年来本校教务之设施与方针》的毕业生人数统计，1939年59人，1940年85人，与上述存在差异）。
日本归还的40册岭大学位论文中，1939年20本，1940年13本，1941年7本。作者中商学士20人，文学士14人，农学士4人，理学士1人，工学士1人。农学院有3人于1939年毕业，1人于1940年毕业。农学院高年级学生的上课和实习地点是在新界元朗，而该院的学位论文能够在这批论文中出现，说明岭大在港期间，各院虽然散在各处，但毕业论文仍呈送学校图书馆集中管理。当时的岭大图书馆迁至香港后，在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二楼办公，毕业论文即存放在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内。岭大师生除了可以阅读本校书籍之外，还可借阅香港大学西文图书馆与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原有的藏书。
40册论文的选题大都关涉宏旨，时事政治方面有余国瓒《中国共产党之研究》、林有燮《德意日防共协定之研究》、陈树堃《法西斯意大利之政治制度》、孙家钧《苏联外交的研究》、龙殿擎《慕尼克协定》、杜适彬《国社党治下之德国外交》、卢荣汉《西藏外交问题》、沈炳雄《国联研究新论》等；金融交通方面有陈国雄《香港之交通》、朱竹友《香港金融市场之研究》、徐启英《中国邮政储金之研究》、杨其赐《我国公路运输交通之研究》、苏一鹏《中国交通建设之趋势》等；社会调查方面有凌有凤《广东几府风俗的探讨》、陈雪晶《香港妇妻贩卖问题》、冯淑英《南洋华侨之研究》、李冬青《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之研究》等，另外还有直接以抗战为题的，如萧敦悌《我国抗战前后之农业金融措施》、黄德彰《我国抗战经济政策论》、蔡达芳《我国战时经济设施的检讨》等，除此之外，这些论文还有涉及社会思潮、诗词文学、日常消费品等方面的研究。 论文作者大都来自香港和广州的教会学校，少数从其他教会大学转学，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经过严格的甄选后进入岭大，成为“红灰儿女”（岭南校色为红与灰，即“殷红如血，深灰似铁”，象征坚强忠义——编者注）。岭大的学生对国家大事具有热情投入的强烈意愿。在抗战期间，他们或投身军旅，或以笔为戈。1939年，商学院毕业生卢荣汉前往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担任指导员，他的两位同门黄德彰、徐启英则进入军需学校计政班受训。
岭南大学具有浓厚的美国学校风格，倡导学生自治，由学生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因而有学生自治会等社团。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总会是岭大各种学生社团中的最高组织。该会自穗迁港后，总部设在香港大学钟楼的岭南大学办事处。1939年2月20日，该会在港复刊《岭南周报》，在《本刊复版小引》开头即控诉日本侵华：
慨自x寇南侵，烽烟迷遍百粤，黎民北顾，涕泪湿却万襟。吾校址在康乐之村，未离兵燹之地。每闻风鹤频唳，都觉七鬯互惊。弦诵之声既辍，藏修之处焉寻，于是桃李相将，杏坛飞渡。所幸虎口得庆安全，鹪枝更欣附记。
40册论文作者中，不少人在《岭南周报》任职。徐启英和余国瓒先后担任该刊出版委员会主席，蒋应江、张维持，孙家钧、李冬青、区锡龄、朱竹友、萧敦悌、方仲泽、梁子能等担任过这份刊物的委员、文书、编辑、特约撰稿员等职务。除此之外，他们还参加各自学院的学生会、学校社团，自行组织各类诸如游泳、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以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至于为何在抗战期间复刊《岭南周报》，《本刊复版小引》解释道：
盖亦借文会之旨，而收斐然之效，且以质正于大雅之林，抑或获他山之助也乎。乃当封豕侈张，哀鸿震响，铅椠共国魂而飘摇，述作同劫灰而黯淡。同人所衡实据，不禁欷歔。蒿目河山，泫然欲涕。勇愧终军，乌诣阙而请缨。志倾祖逖，辄临流而击楫。无如在学之年未满，待用之时尚悠，祗合借复刊之机缘，作敌忾之毛瑟，滤愤怒于笔端，透热情于纸背。同好诸子，其盍应缨！
香港大学图书馆至今仍藏有岭南大学学生自治总会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数十期《岭南周报》，其中不少抗日文章出自这批论文作者之手。由此可见，祖国山河遭此横祸，这些学业未满的岭大学生，虽一时无法仿效西汉的终军和东晋的祖逖，挺身报国，却相互砥砺，化悲愤为力量，以笔作戈，向日寇掷以匕首投枪。
四、日军占领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2月8日，日军进犯香港。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25日，日军占领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香港，随后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沦陷后，岭大再次停课，随后陆续撤离，学校转至粤北复课。因时间仓促，岭大存于港大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室和岭大香港分校的图书无法搬运，仍存原处。
日军在攻域略地的同时，还不忘抢掠和焚毁被占领地区的书籍。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抢走了该馆所存的部分图书，其中包括岭南大学的20箱、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暂存的数百箱书籍。这批书籍被运至日本，各箱上贴有“东京参谋本部御中”字样。此后，日军仍然对香港的藏书虎视眈眈。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原馆长陈君葆（1898-1982年）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本人频繁视察冯平山图书馆的情况：
1.（1942年2月28日）肥田队长今日带了《香港日报》的记者来参观圕（圕，“图书馆”三字的合并写法，音tuǎn，由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于1924年发明——编者注），跟着又来了一位岩村忍，闻为东京民族研究所员。
2.（1942年3月3日）今日市冈胜带一位中尉来参观圕。
3.（1942年3月23日）总督矾谷今日下午到围参观，他问图籍事甚详。
4.（1942年3月27日）肥田木今日又偕另一位中佐来参观图书馆。
5.（1942年7月14日）沼田与菅野今天来参观图书馆，我引他到各部分去参观，计费时间最长的是岭南图书与汉口图书两部分。
6.（1943年4月10日）下午崛内到馆，问我有无关于图书要和肥田木说的话，假如他有机会到广州去……我说，有的是这三点……（3）岭南大学的书存港的只一万册左右，是否应交还与广东大学。
7.（1943年10月29日）下午小川与李国馨到图来参观，先后按次视冯平山图书馆各部分、中文学院、港大英文图书馆。
8.（1944年2月2日）午前约十一时许文教课长偕山本到图书馆参观。在冯馆方面只略看看岭大的一批，及问些关于北平上海广州三处共有几间大学的话后便转到英文图书馆去（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判断，1942年2月2日被日军掠去的岭大20箱书包括岭大的40册论文。从《陈君葆日记》可知，日军对岭大的书籍饶有兴趣。根据时人的调查统计，岭大图书馆的藏书和管理在中国著名大学图书馆之中排行第五。对中国各地藏书极为关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来说，他们必然不会忽略岭大在香港的这批书籍。那么，这批书被运到日本后的情况又是怎样？陈君葆在194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的一百一拾一箱书籍，叙述很详细。“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馆。但最好陈君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Mombushio），更或由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为一九四四年夏季。文部省的Sekiguchi与Tanaka教授均知其事及书之所在。陈君可说我曾在东京目见此各批图书，能够作证。”
日军从香港抢掠的书籍运至日本后，1944年夏将其转移到隶属于文部省的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等地，1946年被发现。岭大的20箱书或在这时被搁置在帝国图书馆。
五、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岭南大学于同年10月10日在广州河南康乐村校址复学，并接收了伪省立广东大学图书馆的全部藏书，随后又从广州各地收回战争期间被日军挪至他处的书籍。1946年3月，岭大运回暂存在香港的藏书。从当时的调查情况来看，岭大图书馆存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图书馆全部散佚，寄存岭大香港分校也失去一部分珍贵图书。至于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之图书，因有人保管，损失甚微。
1945年12月27日，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由中、苏、美、英、法等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总部设在原日本的美国大使馆内，以制定归还战时被日军掠夺物资的原则和方法，驻日盟军总部具体经管劫物的归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赴日调查和追索被劫文物。在此背景下，岭南大学的部分被劫藏书得以运回国内。1949年3月1日，中国从日本运回两批在港被劫书籍，其中包括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分装6箱。由于盟军总部对收回劫物的严格规定、日本政府的不积极配合、美国对中日态度的转变等主客观因素，中国被日本劫掠的许多物资不能顺利收回，岭大毕业生的40册论文因而被遗留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1948年，帝国图书馆和贵族院众议院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国会图书馆。2011年，国立国会图书馆职员在清理原帝国图书馆藏书时，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论文，并将之送回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文化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许多文物、书籍被焚毁劫掠。广州岭南大学的40册学位论文也不幸落入日军之手。这批岭大论文的命运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屈辱岁月，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意图毁灭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
2011年4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无意中发现广州岭南大学一批写于1939年至1941年间的学位论文（共40册），了解到岭大已在1952年并入广州中山大学后，该馆遂于2011年7月向中大图书馆表达了归还论文的意愿。两个月后，这批岭大论文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归中大图书馆收藏。
根据胡守为、黄永祥于1995年发表的《广州中山大学所藏岭南大学有关档案文献情况介绍》，中大图书馆保存了岭南大学1924年至1952年间共780余篇毕业论文，并于1987年编写了《岭南大学毕业论文目录》一册，论文作者所属院系主要是文理学院、工学院，其次是医学院、文学院，也有少数属农学院、神学院。日本此次归还的40册岭大论文中，18本是中大图书馆馆藏所没有的，其他22本与原有重复（这说明岭大毕业生至少要上交2份手抄的毕业论文）。
2015年6月9日，笔者在中大图书馆四楼特藏部见到其中的18本（图一），均为红色封皮，16开本，包背装。封面右上角贴有馆藏分类号圆形标签，书脊处写有论文名称及作者名字（图二）。封面内部则有岭大图书馆的藏书票（图三）和钢印以及造纸商“利兴行”的中英文商标。首页为“学生×××论文评定书”和学院院长、学系主任、指导教授的签字或者签章（图四）。正文用钢笔或毛笔书写，多数论文为竖写，少数为横写（图五）。笔者曾于2015年5月初致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询问这批岭大论文的收藏情况，得知它们与该馆的其他书籍混在一起，没有被重新编号、转移或借阅，也没有任何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那么，这批岭大学位论文缘何进了日本的图书馆？
二、日军占领广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中日战火并未蔓延到华南地区的广州市，位于广州河南康乐村的私立岭南大学弦歌不辍。1938年春夏之际，日军战机开始对广州实施狂轰，岭大因此不得不考虑应急方案，经过多方面的权衡（其中有学生来源的考虑，岭大学生寓居港澳者占百分之八十强），校方认为一旦广州沦陷，岭大应首先选择到香港大学避难。同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事打响。岭大暂停教学，疏散学生，并播迁香港。17日，岭大将校产归还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19日，岭大广州校址升起美国国旗。21日，日军占领广州，承认岭大广州校产为美国人所有，故无骚扰。
岭大图书馆原有17万余册的藏书，迁港之后，馆方将其中2万余册图书转至香港，分别保存于香港般若含道中国文化研究室、香港岭大分校和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其余的15万余册藏书交给该校美国基金会保管，仍存于广州校址的马丁堂图书馆内。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后占领由美国保护的广州岭大校址，不久将马丁堂的全部岭大藏书悉数搬到女生宿舍。1940年9月成立的伪省立广东大学迁至康乐村岭大校址后，岭大的藏书被搬回马丁堂，并移交给该校使用，其中部分书籍被送往其他伪立学校和日军机构使用。
从岭大毕业论文首页的藏书票（票面的分类号码可对照岭大图书馆于1936年印行的《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之《图书管理·中日文书分类法大纲》）及钢印中英文“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Canton Ling Nan University Library）可知，岭南大学学生的学位论文有长期置于学校图书馆的惯例，而被标注为“保存本”，说明只能供师生在馆内查阅。中山大学目前收藏的近千册旧岭大论文，其中一部分应是岭大在1938年离开广州时被留在马丁堂，另有少部分是1941年底岭大从香港搬回粤北后产生的毕业论文，抗战胜利后由岭大携带回广州。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写于1946年至1952年间。
三、岭大在港时期
1938年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后，借用香港大学校合，于当年11月14日正式复课。复课学生人数为563人，占先前广州时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文理工各学院一二三四级、农学院一年级、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均在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农学院二三四各年级生为便于实习，另在新界元朗租地办理；而医学院四年级学生随同港大医科四年级学生在玛丽医院上课，五六年级学生则在粤北曲江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实习。1940年11月，农学院三四年级迁至粤北坪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岭大在港全体师生迁回粤北。
1938年11月至1941年12月间，岭大在港毕业生有三届，分别是1939年、1940年和1941年。陈国钦和袁征整理的《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显示，岭大在港毕业生中1939年57人，1940年60人，1941年61人（《抗战期间的岭南》中载朱有光《三年来本校教务之设施与方针》的毕业生人数统计，1939年59人，1940年85人，与上述存在差异）。
日本归还的40册岭大学位论文中，1939年20本，1940年13本，1941年7本。作者中商学士20人，文学士14人，农学士4人，理学士1人，工学士1人。农学院有3人于1939年毕业，1人于1940年毕业。农学院高年级学生的上课和实习地点是在新界元朗，而该院的学位论文能够在这批论文中出现，说明岭大在港期间，各院虽然散在各处，但毕业论文仍呈送学校图书馆集中管理。当时的岭大图书馆迁至香港后，在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二楼办公，毕业论文即存放在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内。岭大师生除了可以阅读本校书籍之外，还可借阅香港大学西文图书馆与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原有的藏书。
40册论文的选题大都关涉宏旨，时事政治方面有余国瓒《中国共产党之研究》、林有燮《德意日防共协定之研究》、陈树堃《法西斯意大利之政治制度》、孙家钧《苏联外交的研究》、龙殿擎《慕尼克协定》、杜适彬《国社党治下之德国外交》、卢荣汉《西藏外交问题》、沈炳雄《国联研究新论》等；金融交通方面有陈国雄《香港之交通》、朱竹友《香港金融市场之研究》、徐启英《中国邮政储金之研究》、杨其赐《我国公路运输交通之研究》、苏一鹏《中国交通建设之趋势》等；社会调查方面有凌有凤《广东几府风俗的探讨》、陈雪晶《香港妇妻贩卖问题》、冯淑英《南洋华侨之研究》、李冬青《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之研究》等，另外还有直接以抗战为题的，如萧敦悌《我国抗战前后之农业金融措施》、黄德彰《我国抗战经济政策论》、蔡达芳《我国战时经济设施的检讨》等，除此之外，这些论文还有涉及社会思潮、诗词文学、日常消费品等方面的研究。 论文作者大都来自香港和广州的教会学校，少数从其他教会大学转学，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经过严格的甄选后进入岭大，成为“红灰儿女”（岭南校色为红与灰，即“殷红如血，深灰似铁”，象征坚强忠义——编者注）。岭大的学生对国家大事具有热情投入的强烈意愿。在抗战期间，他们或投身军旅，或以笔为戈。1939年，商学院毕业生卢荣汉前往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担任指导员，他的两位同门黄德彰、徐启英则进入军需学校计政班受训。
岭南大学具有浓厚的美国学校风格，倡导学生自治，由学生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因而有学生自治会等社团。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总会是岭大各种学生社团中的最高组织。该会自穗迁港后，总部设在香港大学钟楼的岭南大学办事处。1939年2月20日，该会在港复刊《岭南周报》，在《本刊复版小引》开头即控诉日本侵华：
慨自x寇南侵，烽烟迷遍百粤，黎民北顾，涕泪湿却万襟。吾校址在康乐之村，未离兵燹之地。每闻风鹤频唳，都觉七鬯互惊。弦诵之声既辍，藏修之处焉寻，于是桃李相将，杏坛飞渡。所幸虎口得庆安全，鹪枝更欣附记。
40册论文作者中，不少人在《岭南周报》任职。徐启英和余国瓒先后担任该刊出版委员会主席，蒋应江、张维持，孙家钧、李冬青、区锡龄、朱竹友、萧敦悌、方仲泽、梁子能等担任过这份刊物的委员、文书、编辑、特约撰稿员等职务。除此之外，他们还参加各自学院的学生会、学校社团，自行组织各类诸如游泳、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以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至于为何在抗战期间复刊《岭南周报》，《本刊复版小引》解释道：
盖亦借文会之旨，而收斐然之效，且以质正于大雅之林，抑或获他山之助也乎。乃当封豕侈张，哀鸿震响，铅椠共国魂而飘摇，述作同劫灰而黯淡。同人所衡实据，不禁欷歔。蒿目河山，泫然欲涕。勇愧终军，乌诣阙而请缨。志倾祖逖，辄临流而击楫。无如在学之年未满，待用之时尚悠，祗合借复刊之机缘，作敌忾之毛瑟，滤愤怒于笔端，透热情于纸背。同好诸子，其盍应缨！
香港大学图书馆至今仍藏有岭南大学学生自治总会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数十期《岭南周报》，其中不少抗日文章出自这批论文作者之手。由此可见，祖国山河遭此横祸，这些学业未满的岭大学生，虽一时无法仿效西汉的终军和东晋的祖逖，挺身报国，却相互砥砺，化悲愤为力量，以笔作戈，向日寇掷以匕首投枪。
四、日军占领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2月8日，日军进犯香港。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25日，日军占领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香港，随后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沦陷后，岭大再次停课，随后陆续撤离，学校转至粤北复课。因时间仓促，岭大存于港大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室和岭大香港分校的图书无法搬运，仍存原处。
日军在攻域略地的同时，还不忘抢掠和焚毁被占领地区的书籍。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抢走了该馆所存的部分图书，其中包括岭南大学的20箱、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暂存的数百箱书籍。这批书籍被运至日本，各箱上贴有“东京参谋本部御中”字样。此后，日军仍然对香港的藏书虎视眈眈。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原馆长陈君葆（1898-1982年）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本人频繁视察冯平山图书馆的情况：
1.（1942年2月28日）肥田队长今日带了《香港日报》的记者来参观圕（圕，“图书馆”三字的合并写法，音tuǎn，由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于1924年发明——编者注），跟着又来了一位岩村忍，闻为东京民族研究所员。
2.（1942年3月3日）今日市冈胜带一位中尉来参观圕。
3.（1942年3月23日）总督矾谷今日下午到围参观，他问图籍事甚详。
4.（1942年3月27日）肥田木今日又偕另一位中佐来参观图书馆。
5.（1942年7月14日）沼田与菅野今天来参观图书馆，我引他到各部分去参观，计费时间最长的是岭南图书与汉口图书两部分。
6.（1943年4月10日）下午崛内到馆，问我有无关于图书要和肥田木说的话，假如他有机会到广州去……我说，有的是这三点……（3）岭南大学的书存港的只一万册左右，是否应交还与广东大学。
7.（1943年10月29日）下午小川与李国馨到图来参观，先后按次视冯平山图书馆各部分、中文学院、港大英文图书馆。
8.（1944年2月2日）午前约十一时许文教课长偕山本到图书馆参观。在冯馆方面只略看看岭大的一批，及问些关于北平上海广州三处共有几间大学的话后便转到英文图书馆去（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判断，1942年2月2日被日军掠去的岭大20箱书包括岭大的40册论文。从《陈君葆日记》可知，日军对岭大的书籍饶有兴趣。根据时人的调查统计，岭大图书馆的藏书和管理在中国著名大学图书馆之中排行第五。对中国各地藏书极为关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来说，他们必然不会忽略岭大在香港的这批书籍。那么，这批书被运到日本后的情况又是怎样？陈君葆在194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的一百一拾一箱书籍，叙述很详细。“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馆。但最好陈君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Mombushio），更或由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为一九四四年夏季。文部省的Sekiguchi与Tanaka教授均知其事及书之所在。陈君可说我曾在东京目见此各批图书，能够作证。”
日军从香港抢掠的书籍运至日本后，1944年夏将其转移到隶属于文部省的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等地，1946年被发现。岭大的20箱书或在这时被搁置在帝国图书馆。
五、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岭南大学于同年10月10日在广州河南康乐村校址复学，并接收了伪省立广东大学图书馆的全部藏书，随后又从广州各地收回战争期间被日军挪至他处的书籍。1946年3月，岭大运回暂存在香港的藏书。从当时的调查情况来看，岭大图书馆存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图书馆全部散佚，寄存岭大香港分校也失去一部分珍贵图书。至于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之图书，因有人保管，损失甚微。
1945年12月27日，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由中、苏、美、英、法等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总部设在原日本的美国大使馆内，以制定归还战时被日军掠夺物资的原则和方法，驻日盟军总部具体经管劫物的归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赴日调查和追索被劫文物。在此背景下，岭南大学的部分被劫藏书得以运回国内。1949年3月1日，中国从日本运回两批在港被劫书籍，其中包括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分装6箱。由于盟军总部对收回劫物的严格规定、日本政府的不积极配合、美国对中日态度的转变等主客观因素，中国被日本劫掠的许多物资不能顺利收回，岭大毕业生的40册论文因而被遗留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1948年，帝国图书馆和贵族院众议院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国会图书馆。2011年，国立国会图书馆职员在清理原帝国图书馆藏书时，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论文，并将之送回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文化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许多文物、书籍被焚毁劫掠。广州岭南大学的40册学位论文也不幸落入日军之手。这批岭大论文的命运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屈辱岁月，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意图毁灭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