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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
金岩石：今天我们来探讨两个词，一个是中国影响力，一个是中国价值。这里面一定有东西，所以你们这些跨国公司才会冲到中国来。金融海啸来了，别人都往外跑，你们还在这儿，你们为什么不跑？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
高群耀：不管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谈中国价值都是非常必要的。
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改革。科技，具体讲是数字化的科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场科技革命的受益者。而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没有中国就谈不到全球化，只要全球化，就不能不涵盖中国。科技、全球化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就业机会，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受益者。
林正刚：有观点说跨国公司互相之间是竞争、挑战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要改了。我们现在是要找合作的机会。合作的机会比挑战的机会多得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挑战呢？挑战是内耗，所以我们要合作。
张亚勤：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叫全球化，那么外国企业进到中国就应该叫做中国化。这个过程中，外企要主动、积极地调整身段，要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里去。
什么是中国价值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在全球金融风暴这个大的环境下，但中国还是最有前景的国家。
跨国企业到中国不仅仅是看前景，还看重中国是个创新的人才基地。微软在中国做很多的研发，其实最终也都是走向世界。微软中国的研发集团有一个理念：中国“智”造，“慧”及全球。所以，中国呈现出了极大的价值。
关志华：首先，巴斯夫来中国是为了交朋友。其实，巴斯夫在中国已经营了120多年了。此外，巴斯夫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传统的文化，而且有很大的包容力。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带动者。
陈锦亚：中国在全球是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过去都说中国和全球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如果把中国和世界分得很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另外，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特别重要。比如说铝制的东西是高消耗、环境污染很厉害，但是如果可以把铝制的产品做好，在生产中排出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氧气，那么这种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就大了。中国人必须成为狼，不能是羊，羊是要被狼吃掉的，中国人应该站起来和人家打，打赢了才是真正的英雄。
闵毅达：我娶了一个印度太太，但是生了一个中国孩子，我现在跟我的女儿学中文。我说的“印度太太”是指我太太的护照是印度的，“中国孩子”是指她的出生地是中国。所以，我拥有一个国际家庭。过去戴尔看重的是美国本土之外的成本——中国便宜，现在戴尔看重的是创新——创新的潜力中国更大。
全球共融
金岩石：现在，我们大家都被三个屏幕控制了：大屏幕电视、中屏幕电脑、小屏幕手机。这是幸福还是危险？
张亚勤：确实，技术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们不能变成技术的奴隶，我们要控制它们，让技术成为工具。比如，我的手机从来不开声音，我觉得手机不能有声音，手机是用来发E-Mail的，不是用来打电话的。
这三个屏幕是没有错的，他们是高科技公司不断创新的结果。而控制这些高科技公司的是在座的各位用户。所以，我相信人是比机器聪明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人把机器作为工具，而不能被机器控制。
高群耀：这三个荧光屏的势力真的很大，这是IT、互联网、电信、传媒四大产业融合的结果。但是，我不同意这三个荧光屏是被技术所控制的，这里面传递的中心是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是内容本身。
张亚勤：如果一定要刻意强调某个国家化，那么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共融。今天，全世界的核心词是和谐，而不是哪一个主义战胜哪一个主义。
在过去30年中，我们最大的错误概念就是世界是平的。现在，世界其实不是平的，以后也不会。技术和人才可能已经跨越了国界，但是文化、产品、市场、服务却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个性化。互联网是全球的技术，所以互联网在全球都能够成功，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成功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技术，而是从文化到商业模式都要做到最佳。
陈锦亚：我理解张亚勤的意思：全球化的意思不是说中国要把全球都中国化，而是全球在融合、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能把其他文化中好的东西也融入进来，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更加全球化，而全球也更加认识中国。
闵毅达：这三个屏幕跟我们原来的传统消费需求——吃饭、睡觉是两种层次的需求。以前是关注实际的需求，现在则进入了人们高端的需求。
技术就是超越身体的需求而满足脑子的需求。当你的脑子有了需求，技术会让你的需求更加强大、更加有力，当人们用脑子来创造东西的时候，创造力会更多。所以，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头脑中的东西，通过现代的技术，能够给世界更多的影响力。
林正刚：如何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领先全世界——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其实，无论推什么技术、什么内容，用户不接受还是没有用。比如上网，如果没有网民的需求，最终就不会有网络的发展，也就没有这么多的网民出现。所以，技术只是手段，最后能否成为趋势，完全是市场的需要。
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所有的公司都会受影响，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降低成本。思科降低成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安装一个视频系统，一年中思科大概节省了1亿美元的会议往来交通费。
关志华：有两个很简单的词：一个是生命周期，一个是生活方式。我们看一个产品要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发明、制造、使用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综合来看，有些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第二个是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我们要反思生活的需求。我们告诉所有的生产商，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制度创新
高群耀：外企进入中国分为好几个阶段。原来讲引进，与之对应的是冲向中国。今天讲走出去，所以，已经在外企工作和即将工作的人，他们即将是中国走出去的力量。外企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现在中国走出去最难的也是人。
外企在中国做事，常常得益于政策的变化和制度创新。我想请几位老板谈一谈，你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你在什么地方曾经做过制度创新？
林正刚：过去几年来，我没去特别追求创新，没去追求在美国没有做过的东西，只是根据需要，想了一些方法，自然就变成了一种创新。这代表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市场是很大的，所以有很多机会创新。
张亚勤：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很多的优秀人才都希望得到博士后学位。但是，博士后本身是外企或者是跨国企业所没有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限制，微软就很难吸引这样的人才。最后，我们和有关部门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微软研究院做了一个试点，成立了跨国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通过这个机制，我们吸引了400多个最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的制度创新。
关志华：制度创新不是关着门自己创新，创新是一门学问，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国外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都有研发，而这些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在这种交流上，重要的一点是外资公司能够带动创新。
科技本身可以带动很多，但是这种科技不是我们一家独有，还要看市场。我们更希望跟国内的品牌合作，共同寻找未来的商机。
陈锦亚：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追求什么？到底全球在中国追求什么？中国在全球追求什么？
我不能说我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我最近在看老子的《道德经》，我发现观念转换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妄自菲薄是不可取的，目空一切也是不行的。30年的改革和开放，最重要的是把中国人的观念给改变了。所以，技术创新最终改变的还是观念——中国人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国中之国，全世界也不要把中国看成负面形象。
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其实人们的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中国人的特点是社会的变化可以被接受，中国人的包容性比谁都强。
闵毅达：中国要取得成功，最大的风险是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当中的保护主义和封闭。中国的成功要依靠全球一体化，在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才能够看清中国的位置。
全球化是好的、技术是好的，这是大家接受的观念。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所以，当中国接受了全球化是好的、技术创新是好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中国就接受了这两个东西的核心——融合、共融是好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时候，创新最大的益处就是它带来了长期的利益。
金岩石：和谐社会的“和谐”一定是超越国界的，而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给我们带来了和谐的利益。所以，什么是中国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各个不同的角度都能够看到的东西。
(文字整理｜周莉)
金岩石：今天我们来探讨两个词，一个是中国影响力，一个是中国价值。这里面一定有东西，所以你们这些跨国公司才会冲到中国来。金融海啸来了，别人都往外跑，你们还在这儿，你们为什么不跑？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
高群耀：不管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谈中国价值都是非常必要的。
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改革。科技，具体讲是数字化的科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场科技革命的受益者。而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没有中国就谈不到全球化，只要全球化，就不能不涵盖中国。科技、全球化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就业机会，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受益者。
林正刚：有观点说跨国公司互相之间是竞争、挑战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要改了。我们现在是要找合作的机会。合作的机会比挑战的机会多得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挑战呢？挑战是内耗，所以我们要合作。
张亚勤：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叫全球化，那么外国企业进到中国就应该叫做中国化。这个过程中，外企要主动、积极地调整身段，要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里去。
什么是中国价值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在全球金融风暴这个大的环境下，但中国还是最有前景的国家。
跨国企业到中国不仅仅是看前景，还看重中国是个创新的人才基地。微软在中国做很多的研发，其实最终也都是走向世界。微软中国的研发集团有一个理念：中国“智”造，“慧”及全球。所以，中国呈现出了极大的价值。
关志华：首先，巴斯夫来中国是为了交朋友。其实，巴斯夫在中国已经营了120多年了。此外，巴斯夫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传统的文化，而且有很大的包容力。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带动者。
陈锦亚：中国在全球是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过去都说中国和全球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如果把中国和世界分得很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另外，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特别重要。比如说铝制的东西是高消耗、环境污染很厉害，但是如果可以把铝制的产品做好，在生产中排出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氧气，那么这种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就大了。中国人必须成为狼，不能是羊，羊是要被狼吃掉的，中国人应该站起来和人家打，打赢了才是真正的英雄。
闵毅达：我娶了一个印度太太，但是生了一个中国孩子，我现在跟我的女儿学中文。我说的“印度太太”是指我太太的护照是印度的，“中国孩子”是指她的出生地是中国。所以，我拥有一个国际家庭。过去戴尔看重的是美国本土之外的成本——中国便宜，现在戴尔看重的是创新——创新的潜力中国更大。
全球共融
金岩石：现在，我们大家都被三个屏幕控制了：大屏幕电视、中屏幕电脑、小屏幕手机。这是幸福还是危险？
张亚勤：确实，技术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们不能变成技术的奴隶，我们要控制它们，让技术成为工具。比如，我的手机从来不开声音，我觉得手机不能有声音，手机是用来发E-Mail的，不是用来打电话的。
这三个屏幕是没有错的，他们是高科技公司不断创新的结果。而控制这些高科技公司的是在座的各位用户。所以，我相信人是比机器聪明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人把机器作为工具，而不能被机器控制。
高群耀：这三个荧光屏的势力真的很大，这是IT、互联网、电信、传媒四大产业融合的结果。但是，我不同意这三个荧光屏是被技术所控制的，这里面传递的中心是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是内容本身。
张亚勤：如果一定要刻意强调某个国家化，那么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共融。今天，全世界的核心词是和谐，而不是哪一个主义战胜哪一个主义。
在过去30年中，我们最大的错误概念就是世界是平的。现在，世界其实不是平的，以后也不会。技术和人才可能已经跨越了国界，但是文化、产品、市场、服务却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个性化。互联网是全球的技术，所以互联网在全球都能够成功，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成功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技术，而是从文化到商业模式都要做到最佳。
陈锦亚：我理解张亚勤的意思：全球化的意思不是说中国要把全球都中国化，而是全球在融合、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能把其他文化中好的东西也融入进来，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更加全球化，而全球也更加认识中国。
闵毅达：这三个屏幕跟我们原来的传统消费需求——吃饭、睡觉是两种层次的需求。以前是关注实际的需求，现在则进入了人们高端的需求。
技术就是超越身体的需求而满足脑子的需求。当你的脑子有了需求，技术会让你的需求更加强大、更加有力，当人们用脑子来创造东西的时候，创造力会更多。所以，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头脑中的东西，通过现代的技术，能够给世界更多的影响力。
林正刚：如何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领先全世界——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其实，无论推什么技术、什么内容，用户不接受还是没有用。比如上网，如果没有网民的需求，最终就不会有网络的发展，也就没有这么多的网民出现。所以，技术只是手段，最后能否成为趋势，完全是市场的需要。
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所有的公司都会受影响，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降低成本。思科降低成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安装一个视频系统，一年中思科大概节省了1亿美元的会议往来交通费。
关志华：有两个很简单的词：一个是生命周期，一个是生活方式。我们看一个产品要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发明、制造、使用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综合来看，有些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第二个是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我们要反思生活的需求。我们告诉所有的生产商，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制度创新
高群耀：外企进入中国分为好几个阶段。原来讲引进，与之对应的是冲向中国。今天讲走出去，所以，已经在外企工作和即将工作的人，他们即将是中国走出去的力量。外企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现在中国走出去最难的也是人。
外企在中国做事，常常得益于政策的变化和制度创新。我想请几位老板谈一谈，你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你在什么地方曾经做过制度创新？
林正刚：过去几年来，我没去特别追求创新，没去追求在美国没有做过的东西，只是根据需要，想了一些方法，自然就变成了一种创新。这代表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市场是很大的，所以有很多机会创新。
张亚勤：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很多的优秀人才都希望得到博士后学位。但是，博士后本身是外企或者是跨国企业所没有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限制，微软就很难吸引这样的人才。最后，我们和有关部门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微软研究院做了一个试点，成立了跨国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通过这个机制，我们吸引了400多个最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的制度创新。
关志华：制度创新不是关着门自己创新，创新是一门学问，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国外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都有研发，而这些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在这种交流上，重要的一点是外资公司能够带动创新。
科技本身可以带动很多，但是这种科技不是我们一家独有，还要看市场。我们更希望跟国内的品牌合作，共同寻找未来的商机。
陈锦亚：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追求什么？到底全球在中国追求什么？中国在全球追求什么？
我不能说我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我最近在看老子的《道德经》，我发现观念转换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妄自菲薄是不可取的，目空一切也是不行的。30年的改革和开放，最重要的是把中国人的观念给改变了。所以，技术创新最终改变的还是观念——中国人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国中之国，全世界也不要把中国看成负面形象。
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其实人们的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中国人的特点是社会的变化可以被接受，中国人的包容性比谁都强。
闵毅达：中国要取得成功，最大的风险是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当中的保护主义和封闭。中国的成功要依靠全球一体化，在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才能够看清中国的位置。
全球化是好的、技术是好的，这是大家接受的观念。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所以，当中国接受了全球化是好的、技术创新是好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中国就接受了这两个东西的核心——融合、共融是好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时候，创新最大的益处就是它带来了长期的利益。
金岩石：和谐社会的“和谐”一定是超越国界的，而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给我们带来了和谐的利益。所以，什么是中国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各个不同的角度都能够看到的东西。
(文字整理｜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