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突然打电话来，说他可能会迟到一会。果真迟到了，一身唐装背着个大包、风尘仆仆得好像刚从外地回来。
　　这一天的行程是如此安排的：一大早赶往凤凰卫视，以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身份出现，每天要制作一档深夜播出的节目《有网天天上》，有点类似《有报天天读》，不过是把信息来源由报纸杂志换成了网络。
　　中午，当天下午香港知识界有一个座谈会，谈论香港的城市文化，梁文道聆听，发言，之后再匆匆赶回到位于九龙土瓜湾的“革命根据地”——牛棚书院，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种强度的脑力及体力劳动，对于梁文道来说，却其实很平常。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他说：“我觉得我会死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要想清楚地向大陆读者介绍梁文道其人其事，并非易事。一般人知道他，多是通过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他、主持人窦文涛，以及大学教授许子东，每天坐在一起调侃，闲聊，“KILL”掉半小时光阴，轻松愉快，博人一乐，却也仅止于此，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挺能侃的”。
　　这是他暴露在大陆观众面前的一面。而在香港，他有多重身份，是一个集评论家、组织者、社会行动者三位于一体的多元角色，他跨越的界别之广，参与的领域之多，几乎可以和1930、1940年代北京、上海那些活跃的前辈文化人相媲美。
　　他是传媒人，除了主持电视节目，还曾做过香港电台台长（香港著名的电台时事评论节目《茶杯里的风波》，就由该台制作），也主持电台节目，有香港“名嘴”之称；
　　他是专栏作家，在几家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报纸上开设专栏；
　　他是活跃的读书人，书评杂志《读好书》的主编，经常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新书新知；
　　他是艺评人、影评人，经常撰写艺术、电影评论，出任多个电影评选活动的评委；
　　他是香港一些戏剧、影像、前卫艺术、展览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以及理论支持者。香港文化团体“进念——四十面体”主办的艺术杂志《E+E》，其编辑部就设在梁文道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还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些进步社会活动背后，往往有他的影子。
　　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青年文化人，还只有34岁。
　　梁文道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和道义担当，他有幽默感，能讲轻松的小段子，但当谈到大陆的某些不良现状时，这个惯常以轻松和不动声色的调侃示人的香港青年，忽然中断了自己的流利表达，闭着嘴唇，目光投向他处，严肃着，沉默不语，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现。
　　
　　知识分子的传统
　　
　　人物周刊：一般理解香港人，会觉得他们不关心现实，不关心政治，埋头赚钱，享受生活，而你为什么会选择过现在的生活？
　　梁文道：我不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很大的考验。我觉得我今天能说这些话是个很大的奢侈，如果成长在别的环境里，我未必可以坐在这儿说这样的话。但正因为你知道幸运，你就要分析自己为什么那么幸运，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负罪感。
　　比如说，你在香港居然能够念上大学，你要想想社会资源多么稀少，有多少跟你同样大年纪的人没有机会念大学，对于那些人你是欠了他们的。我还没受到什么“考验”，因为在香港根本不需要受到那种考验。你能够自己舒舒服服坐在这，你难道不愧疚吗？对我来讲，这是有种原罪在里面。
　　
　　人物周刊：你这种道德感是怎么形成的？你对“士”的价值观很认同，过去你也是这样的吗？
　　梁文道：你能做的，是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最后会不会成功，这个局势对你好不好，这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孔子困于陈国，仍然很快乐，弹琴唱歌。
　　对“士”的认同，我越大才越认识到这个。大学对我的影响很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在香港是新儒学的阵地，就是唐君毅（新儒学代表人物）他们，我大学的时候看不起这些人的，觉得老先生，老古板，没什么趣味。那时候觉得看一些新潮的东西，法国的东西，那才像话。
　　回想起来，新儒家很多东西我不能赞成，但它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什么叫“儒家”？什么叫“君子”？对我来讲，儒家是中国几个传统哲学中最强悍的一种思想传统，另一面它有根深蒂固的抗议传统，异见分子传统。
　　像《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易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不是说“你学到什么东西常常温习”之类的，那样就太无聊了。 “学”就是一种君子之学，学了之后还要能够实践出来，要能够介入社会、引导社会、改变社会。学而能够在一个时代之中展现出来，发挥出来。如果一个君子，他能够做到这样，真是太快乐的一件事。
　　新儒家解释出来的这样一套儒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他们喜欢讲黄宗羲，这都是中国民间的异见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我而言是很可贵的。
　　
　　凤凰卫视的梁文道
　　
　　人物周刊：大陆读者知道你，是通过凤凰卫视。
　　梁文道：从1998年开始做窦文涛那个节目，做到现在。去年我曾经在香港的商业电台当台长，自己也做节目，那个时候断过一阵子。一开始做得少，后来是他们不大想我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说错话了。
　　电台有个节目，每天晚上要两个嘉宾，有一天晚上没有人凑数，就把我拉过去了。
　　人物周刊：当时是什么机缘去做这档节目的？
　　梁文道：其实也很好笑。当时和窦文涛搭档的马家辉和我是好朋友。后来窦文涛还跟马家辉埋怨，你怎么给我找了个这样的人，你看长得那个样子，怎么能上电视？后来觉得这个人样子虽然长得怪，但怪得有特色，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
　　人物周刊 ：你现在开新栏目了——《有网天天上》，你自己觉得办得怎样？
　　梁文道：也很困难。因为这个节目是在走一条边缘路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节目，最开始是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那不如我也来个《有网天天上》。很快就发现，上网这件事比读报困难多了。它有时很危险，危险就在于网上的一些观点，你天天都在打擦边球。但我们要申明：这不是我们说的，是网友说的。
　　人物周刊：你先在香港媒体任职，写文章，开放度很大，现在又在凤凰，要适应它的言论尺度，你怎么能适应这个转化过程呢？
　　梁文道：我曾经考虑过，像我这么向往自由，不喜欢别人限制我的言论，我到了凤凰就有太多规定。但是我有责任在大陆做點事情，你就必须有这个限制。我的任务、我的使命就是希望中国，包括香港在内越来越解放，社会越来越平等、理性、民主。
　　反过来，如果觉得你这样限制我的言论、不让我说这个说那个，我就不做的话，那就很自私，那我只是在享受我拥有的自由而已。我比较欣赏在大陆的媒体干事的人。香港这几年有个很坏的现象，就是做媒体的人现在是越来越保守。他们都在想怎么样去做最安全。
　　
　　社会行动
　　
　　人物周刊：你写文章外，还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是街头政治，为什么“坐而论道”之外，还要“起而行”呢？
　　梁文道：现在写文章对我来说已经很累了，但有时候别人叫我写，我还是要写。比如说过去香港的城市规划都是政府和财团规定的，最近湾仔有一批居民——老先生老太太们，起来反抗，自己提出怎么规划他们那个区域，他们说我们自己有想法，我们不要像你们的那样。他们自己弄了个规划，然后我就去负责帮他们策划，他们的公关行动是什么；介绍他们认识不同政党的人；找一些立法会议员帮他们；怎么跟政府打交道；帮他们借助传媒报道。
　　现在香港有一批性工作者，他们想组织一个工会，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去找一些妓女，自己拿照相机去拍自己的工作环境，自己的日常生活。她们要搞个摄影展，就要找我去说话，现在要出一本书，要写个序言。以前关于她们的事情，都是别人拍她们，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她们生活得要么很糜烂，要么很苦，被社会压迫的。但有没有人去想想她们自己是怎么看的。我第一次看那些照片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她们很多人养宠物，就拍她们养的狗。过去从来没想过，她们也养宠物。有些人还拍了她们的儿子，原来她们也是有孩子的人。
　　我觉得那些性工作者告诉我们，她们也可以有这样正常生活的时候，这就让我们去反省，也让我们去掌握正常是什么。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还会上街游行，你家里人担心过你吗？
　　梁文道：有时候也会担心。比如我母亲就经常说，别碰政治。我曾经在示威游行时脱裤子抗议，搞行为艺术，下面都脱光了。后来警察来抓我，把我带到警察局，结果第二天很多报纸都登了出来，拍了一张我脱裤子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刚过18岁。结果有一天，我母亲在跟别人打牌时，她朋友说，你看看报纸上你儿子出来了。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很担心。
　　我现在在凤凰当主持，别人就会很介意，凤凰也会很尴尬，有时候拍游行就会拍到我，所以画面就会很尴尬。但有时候他们也是很喜欢的，我记得那是美国打阿富汗、伊拉克，我们搞反战游行，那时候拍到，就很欢迎。
　　人物周刊：在香港像你这样写文章，对社会问题发言，甚至去参加活动的人多不多？
　　梁文道：有很多文化人，他们是参与政治、社会行动，但没有在大众媒体中有那么高曝光率的。我在香港应该算是少数。
　　我一直想，我本来就不是那么严肃的人，喜欢看烂电影，听烂音乐，看很烂的漫画，我是个很世俗的人。我现在在凤凰就很奇怪：名片上是凤凰的时事评论员，但是我做的这个节目又不同于很严肃的那种，很活泼。你是个关心社会的人，但是你可以笑，可以开玩笑，不是说一谈到国家大事，我们总想象这个人很悲苦。其实不用那个样子，有使命感，同时又很入世很好玩，这应该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一做痞子，你就不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可以是个痞子。
　　人物周刊：你这么忙，有没有觉得累？
　　梁文道：我没有机会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太忙，而且是越来越忙。我觉得我会很早死，每天睡5个小时。有时候到了别的地方，一帮子朋友，说晚上出去玩吧，我是真没空。他们就以为我很清高。每天不管有多忙，都会有一段时间看书、写东西。所以没办法再去野了。
　　
　　成长经历
　　
　　人物周刊：你的普通话讲得不错呢，在电视上都听不出你是香港人。
　　梁文道：小时候我在台湾生活，到中学才回香港的。我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差点加入黑社会，那时候我觉得做黑社会很爽，很羡慕他们。我的成绩太差了，老师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小混混。那时在台湾，我是根本找不到学校念了，我父母实在看不下去，说那你就回香港，回香港可以假装你的历史是清白的。
　　我还记得我离开台湾的前几天，有个竹联帮的头目跑来跟我说：梁文道啊，你要出来混，很容易啊！想找我入帮，我那时候还真的想。
　　我在电视节目里对大陆的一些說法、用语很熟悉，是通过看书看报。在台湾看过很多国民党的宣传电影，回香港之后就拼命地找一些《地道战》啊什么的看。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去大陆了，一有假期就去。广州，北京，上海，到处去看，很大的兴趣，而且喜欢装大陆人，因为那个时候没钱。你去故宫如果让人知道你是香港的，你就是外宾价格，于是就得装大陆人，而且我装得很像。香港人来了都很规矩的，都要排队什么的，我就不排队，把人拨开吼“一张”，就五毛钱递进去。
　　人物周刊：你现在觉得幸福吗？
　　梁文道：我太幸福了！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还可以靠这些工作养活自己，想想看这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