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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家几乎都不知道在“洪宪飞龙拾圆金币样币”中尚有刻款者存世。故这枚大珍品只是作为无款的金币铜样收入。当晚，我在观察这数十枚钱币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枚铜样币的左边刻有细小的英文“L·GIORGI”的款志。这一闻所未闻的重大发现，顿时使我雀跃而起，欣喜欲狂……
中国钱币，珍品济济。古钱中有“天显通宝”、“大齐通宝”、“建国通宝”、“靖国通宝”等；银币中有“吉字一两”、“湖南”、“陕西”、“福建光绪壹圆”等；铜圆中有“江西辛亥大汉”、“安徽九星十文”、“江南甲辰二十文”、“四川当三十”等；纸币中有“中统宝钞”、“甘肃司钞”、“湖北壹大元祖票”等，不胜枚举。对于这些久享盛名的大珍品，也许人们已悉。然而，在这精英荟萃的钱币珍品大家族中，还有一枚足以力压群芳的珍品，或为世人所鲜知。其情犹如古代隐居山林的高士，深居“吉斋”(注：马定祥之别署)而不出，自今已近半个世纪。它便是“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 “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重4.4克。厚1.5毫米，直径21毫米，齿边。质为红铜。币面铸袁世凯侧面半身像，背面中间铸有一条带有双翼的龙(俗称飞龙)，上端有“中华帝国”四字，下端为“洪宪纪元”和“拾圆”二字，分列左右，字亦略小，在龙的前爪左边铸有“L·GIORGI”英文刻款，汉文译音为“爱尔乔奇”或“鲁乔治”。
依本人所知该币存世至今仅二品，且均为笔者所得。忆及这两枚珍品之往事时，仍使我心潮难平。早在1946年，铜币大收藏家许小鹤先生来到我所设立的祥和钱币社，将数十枚钱币割爱与我，其中包括图中所示的这枚铜样币。当时，大家几乎都不知道在“洪宪飞龙拾圆金币样币”中尚有刻款者存世。故这枚大珍品只是作为无款的金币铜样收入。当晚，我在观察这数十枚钱币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枚铜样币的左边刻有细小的英文“L·GIORGI”的款志。这一闻所未闻的重大发现，顿时使我雀跃而起，欣喜欲狂。为此，我曾度过几个不眠之夜。这是第一枚获得之过程；另一枚获得之经过是：约在1948年，我去天津时在一宋姓人士(闻此人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处，竟又幸运地发现了这第二枚的稀世之宝。其实，我虽未向宋某道出此币的特异之处，但我还是以适当的代价收为己藏。此品与以前所得者同出一模，唯有不同的是，后者币身有鎏金痕迹。
直到现在每一叙及这第二枚鎏金样币时，笔者不禁即有一种伤感之情。因为，在1966年间，中国大陆开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祖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均被视为“四旧”。就在那场动乱中，我所珍藏的这枚鎏金铜样币，连同吉林戊申“吉字一两”银币等十数枚珍稀钱币，都意外地散失了。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我最初获得的那一枚(见附图)幸免劫难，安然无恙地定居于“吉斋”，继续受到我的保养和倍加珍爱。
笔者对于“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之异常珍视，其稀见程度只是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或者说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国钱币的研究中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好们也许知道，有关壹圆型的“洪宪飞龙币”是否属于正式铸币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壹圆型“洪宪飞龙币”系袁世凯称帝时所铸造的纪念币。持这一观点者，以往在钱币界中占有绝对优势。这里，我们权且以已故银币收藏家施嘉干先生为代表，他在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中写道：“民国五年(1916)春，袁世凯僭称帝号，改元洪宪……前后八十三日，失败而卒。帝制筹备既久，洪宪纪元银币，早已铸成。……背面为飞龙图案，精美可观……”。显然，施氏认为此币系正式铸造之纪念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壹圆型“洪宪飞龙币”是造币厂中的戏作品，并非正式铸造的纪念币。持这种观点的有李伯琦先生和造币厂的一些人，后来本人和张璜、汪啸麟先生亦先后赞同李氏此说。李伯琦先生曾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之职，故他亦是惟能道出使人信服之论据者，他在《中国纪念币考》一文中，关于袁世凯飞龙壹圆型银币的“诞生”过程，有较详细的介绍，并披露了当时的真实内情。现转引原文中的有关片断如下： “洪宪壹圆银纪念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壹圆共和纪念币旧模，背飞龙，同洪宪金纪念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刻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姓)学生，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书模舍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毁，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诈财已多，为所欺者，终不知也”(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载《永安月刊》第七十六期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庆祝胜利号)。观此文后，可以说，对于确定壹圆型“洪宪飞龙币”为戏作品这一问题已是毋庸置疑了。因此，对于壹圆型“洪宪飞龙币”是否属于正式铸币的悬案，可于现在本文所首次披露的这枚“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中，对于李氏文章的可靠性，作出明显的佐证，因为，此币所铸的英文“L·GIORGI”刻款，与李氏文章中所说，洪宪飞龙拾圆金币之铸模，为意大利雕版师爱尔乔奇所刻不谋而合，从而证实李伯琦先生文章中有关叙述的可信性。因此，确定壹圆型“洪宪飞龙币”为造币厂中的戏作之物，可说已有充分有力和合理的依据了。从而对于这枚“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一点来说，也许大家亦会易于接受的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今天来披露这枚珍品，那是因为不适宜请出这位“隐士”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同时，在中国，或说是在全世界，收藏钱币的热潮方兴未艾。这种情况与时间，可认为是这枚钱币珍品中的“隐士”出山亮相的大好机缘。诚如古人所云：“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此文写于1987年)
中国钱币，珍品济济。古钱中有“天显通宝”、“大齐通宝”、“建国通宝”、“靖国通宝”等；银币中有“吉字一两”、“湖南”、“陕西”、“福建光绪壹圆”等；铜圆中有“江西辛亥大汉”、“安徽九星十文”、“江南甲辰二十文”、“四川当三十”等；纸币中有“中统宝钞”、“甘肃司钞”、“湖北壹大元祖票”等，不胜枚举。对于这些久享盛名的大珍品，也许人们已悉。然而，在这精英荟萃的钱币珍品大家族中，还有一枚足以力压群芳的珍品，或为世人所鲜知。其情犹如古代隐居山林的高士，深居“吉斋”(注：马定祥之别署)而不出，自今已近半个世纪。它便是“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 “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重4.4克。厚1.5毫米，直径21毫米，齿边。质为红铜。币面铸袁世凯侧面半身像，背面中间铸有一条带有双翼的龙(俗称飞龙)，上端有“中华帝国”四字，下端为“洪宪纪元”和“拾圆”二字，分列左右，字亦略小，在龙的前爪左边铸有“L·GIORGI”英文刻款，汉文译音为“爱尔乔奇”或“鲁乔治”。
依本人所知该币存世至今仅二品，且均为笔者所得。忆及这两枚珍品之往事时，仍使我心潮难平。早在1946年，铜币大收藏家许小鹤先生来到我所设立的祥和钱币社，将数十枚钱币割爱与我，其中包括图中所示的这枚铜样币。当时，大家几乎都不知道在“洪宪飞龙拾圆金币样币”中尚有刻款者存世。故这枚大珍品只是作为无款的金币铜样收入。当晚，我在观察这数十枚钱币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枚铜样币的左边刻有细小的英文“L·GIORGI”的款志。这一闻所未闻的重大发现，顿时使我雀跃而起，欣喜欲狂。为此，我曾度过几个不眠之夜。这是第一枚获得之过程；另一枚获得之经过是：约在1948年，我去天津时在一宋姓人士(闻此人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处，竟又幸运地发现了这第二枚的稀世之宝。其实，我虽未向宋某道出此币的特异之处，但我还是以适当的代价收为己藏。此品与以前所得者同出一模，唯有不同的是，后者币身有鎏金痕迹。
直到现在每一叙及这第二枚鎏金样币时，笔者不禁即有一种伤感之情。因为，在1966年间，中国大陆开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祖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均被视为“四旧”。就在那场动乱中，我所珍藏的这枚鎏金铜样币，连同吉林戊申“吉字一两”银币等十数枚珍稀钱币，都意外地散失了。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我最初获得的那一枚(见附图)幸免劫难，安然无恙地定居于“吉斋”，继续受到我的保养和倍加珍爱。
笔者对于“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之异常珍视，其稀见程度只是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或者说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国钱币的研究中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好们也许知道，有关壹圆型的“洪宪飞龙币”是否属于正式铸币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壹圆型“洪宪飞龙币”系袁世凯称帝时所铸造的纪念币。持这一观点者，以往在钱币界中占有绝对优势。这里，我们权且以已故银币收藏家施嘉干先生为代表，他在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中写道：“民国五年(1916)春，袁世凯僭称帝号，改元洪宪……前后八十三日，失败而卒。帝制筹备既久，洪宪纪元银币，早已铸成。……背面为飞龙图案，精美可观……”。显然，施氏认为此币系正式铸造之纪念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壹圆型“洪宪飞龙币”是造币厂中的戏作品，并非正式铸造的纪念币。持这种观点的有李伯琦先生和造币厂的一些人，后来本人和张璜、汪啸麟先生亦先后赞同李氏此说。李伯琦先生曾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之职，故他亦是惟能道出使人信服之论据者，他在《中国纪念币考》一文中，关于袁世凯飞龙壹圆型银币的“诞生”过程，有较详细的介绍，并披露了当时的真实内情。现转引原文中的有关片断如下： “洪宪壹圆银纪念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壹圆共和纪念币旧模，背飞龙，同洪宪金纪念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刻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姓)学生，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书模舍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毁，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诈财已多，为所欺者，终不知也”(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载《永安月刊》第七十六期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庆祝胜利号)。观此文后，可以说，对于确定壹圆型“洪宪飞龙币”为戏作品这一问题已是毋庸置疑了。因此，对于壹圆型“洪宪飞龙币”是否属于正式铸币的悬案，可于现在本文所首次披露的这枚“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中，对于李氏文章的可靠性，作出明显的佐证，因为，此币所铸的英文“L·GIORGI”刻款，与李氏文章中所说，洪宪飞龙拾圆金币之铸模，为意大利雕版师爱尔乔奇所刻不谋而合，从而证实李伯琦先生文章中有关叙述的可信性。因此，确定壹圆型“洪宪飞龙币”为造币厂中的戏作之物，可说已有充分有力和合理的依据了。从而对于这枚“洪宪飞龙拾圆金币签字版铜样”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一点来说，也许大家亦会易于接受的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今天来披露这枚珍品，那是因为不适宜请出这位“隐士”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同时，在中国，或说是在全世界，收藏钱币的热潮方兴未艾。这种情况与时间，可认为是这枚钱币珍品中的“隐士”出山亮相的大好机缘。诚如古人所云：“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此文写于1987年)